亦俗亦雅　亦真亦幻

申霞艳

摘要：论文对肖建国的《海底捞月》进行细读，分析女主角的命运与历史跌宕之间的关联，认为“海底捞月”隐含着作家的历史观，与之相匹配的是作家边缘叙事态度、对主题意象的选择以及对方言的运用。随着全球化深入，方言在文学创作中颇受青睐，方言通向童年、母亲和故乡。方言能够抵达记忆最深的部分，呈现全球化永远不能够同质化的部分。

关键词：海底捞月;方言;地方性

人类文明、文化、文学的历史充溢着雅俗之辩、真幻之争，肖建国的新作《海底捞月》是他对小说雅俗与真幻的认真思索，字里行间流淌着他对故乡深挚的感情，土语方言能够迅速地铺垫出家乡的氛围。在叙事过程中，作家敞开了个人的人生道路，也对新中国历史进行回望。作家选择边缘性的叙事立场：以无固定职业的女性为主角，她以个人的、非常民间的方式介入公共空间，一定程度上，小小的麻将局就是妇女们的公共空间。《海底捞月》以麻将这种“恶习”为叙事线索，生命的重要时刻均与打麻将相连。那些在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节和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情趣被他编织进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大历史叙事中：新中国成立、政权与政策变化、饥荒、知识青年下乡、改革开放，这些国家层面的重大变化以权力的毛细血管通向小县城的千家万户，也波及细姥婢的命运，这位以唱伴嫁歌闻名四方的少女，也是一位追随真爱、捍卫自我的母亲，更是一位守诺言、重情谊的女人。细姥婢身上亦有作家的自我确认。

一、神话、梦想与麻将

古人说：人无癖，不可交。神性虽然诱人，但人身上顽固地保持着动物性，这是几千年人类文明也无法消除的，这就让人生千姿百态。人类对娱乐的追求至死不渝，娱乐甚至被认为是文艺起源的要素。幻觉引导着真实。思与梦，孰真孰幻？将远古的神话和今天的科技发展比照，会发现是梦想诱惑人类砥砺前行。

在文坛，肖建国的麻将声名远播，麻将于他几乎可以和篮球、小说相提并论。毕生所爱的麻将成就了长篇小说《海底捞月》，海底捞月这个成语故事比较正统的解释是去做做不到的事白费力气，在湖南麻将中指绝处逢生的巨大反转。水中捞月本身暗含反转，猴子像人类一样追求镜花水月的美。事后看，很多事情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但是，捞月求美的过程自有其意义。人生必然包含无用的部分，理解无用之美、无用之用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

作为中国人重要的娱乐方式，麻将常常跟赌博连在一起，在世俗生活中颇受青睐，却在文学作品中不受待见，麻将比打扑克、杀人游戏更加不能登台。许多作家明明中意麻将却不愿在作品中张扬，觉得这是文学的政治正确。现代文学作品中，迷恋赌博与道德水准低下划等号，如《色戒》中汉奸的太太们迷恋麻将。中国文学以其无形的方式强加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迷麻将的人似乎必定有道德瑕疵。儒雅的士人们称道的是琴棋书画，觉得这些娱乐可以涵养性情、升华品格。当代文学中，阿城的《棋王》非常受称道。储福金的《棋语搏杀》、双雪涛的《大师》都写到下棋这件雅事。麻将与琴棋在文学作品中享受的待遇有云泥之别。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谈道：“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只应该充当它的秘书。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表现，刻画性格，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做到了这些，笔者或许就能够写出一部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那种历史，也就是风俗史”。“恶习”和“美德”并无明晰的边界，私人的恶习可能驯化为公共的美德。同为游戏，琴、棋被视为“修身”之美德，而麻将则为恶习，因为赌博会分泌巨量的多巴胺，多巴胺使人沉迷其中，人类惧怕过量的多巴胺，害怕自己被欲望和激情淹没，于是迁怒于麻将。麻将本身不过是人类赌博欲望的载体，与其他游戏本质一致。人性的复杂就在于无论文明如何驯化依然保留着本能。所以伯恩斯坦告诫道：“我们永远也不要低估我们基本冲动和本能的力量和能量，也不要低估精神矛盾的深度。我们永远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的本能性破坏能力可以被完全驯服或控制住。我们永远也不要忘了，所有不可预期的偶然状况都可能释放‘野蛮的攻击性和毁灭性能量。”[1]尽管哲人明确地警告我们深渊不可凝视，但深渊依然魅力四射，总有人要掉进去。文艺负责描述并不负责悲剧的结果。

昆德拉曾告诫大家小说是“道德被悬置”的领域。在我国漫长的文化传统中，道德居于首位，成为文章的前缀，以至于我们在想象中将事情和感情混为一谈。社会主义文艺“三突出”的要求使得宏大叙事一脉走向概念化、模式化，当典型人物越来越纯洁、越来越接近神时也就失真了，失去人性丰富内涵的同时失去读者的信赖与共情。这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们纷纷另辟蹊径去寻求新的表达方式的原因。与新中国同龄的肖建国于此心有戚戚，他是本色派作家，手忠于心，书写自己热爱的事物，比如篮球、麻将、唱歌。新作《海底捞月》为麻将袪魅，去除过往笼罩着麻将的道德贬抑色彩，还原麻将本来游戏的面目，同时呈现人性的复杂性，弱点与光辉并不截然，小说中麻将的“恶习”并未遮蔽细姥婢内心的高尚。主角细姥婢来自普通的小手工艺家庭，受母亲影响爱唱歌。开篇是她在为大地主李家的小姐出嫁时唱伴嫁歌的场景，伴嫁歌的热闹程度亦是主人家地位的表征。待嫁的翠玉小姐躲在闺房打麻将，楼也没下，人有三急时还让细姥婢为她“担土”。打到兴致最高处，“海底捞月”的“月”字尚未出口，新娘子的手就被子弹打中了，鲜血染红了白板。飞来的子弹正是解放的枪声，由长工水旺打响。新中国到来了，李家的长工们得了自由，一无所有的水旺成功地通过自由恋爱娶到了女主角细姥婢。闺房内是麻将，房屋外却是翻天覆地的革命：这边是翠玉小姐掉入命运的谷底;那边是水旺翻身做了主人。小说的标题海底捞月和开篇包含着作家对于大历史的理解，日常生活并不能够独立于历史之外。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对时代传播形式造成小说与故事、史诗的形式差别进行分析，他指出：“成长小说一点也不偏离小说的基本结构。它将社会生活进程与个人发展融为一体，仅仅为决定这种形式的秩序提供了最脆弱的理由。它所提供的合理性与现实截然相左，特别在成长小说，实际烘托出來的正是这种残缺不全。”[2]小说将唱伴嫁歌的细姥婢的人生融入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李家大地主遭判决后，翠玉小姐偷偷地将一副象牙麻将交给了细姥婢。这个细节值得反复玩味，小姐翠玉在大历史面前已经认命，只想将父亲千里迢迢带回来的麻将托付给可靠之人。而细姥婢虽说出身普通手艺人家，却是一个有胆识、有魄力、有魅力的女子。她对翠玉的象牙麻将爱不释手，像对待信物一样小心翼翼，为了躲避搜索出来的可能，她将麻将起到墙壁缝隙里掩藏起来。从开篇与疤眼皮争夺李家火盆的细节展示了细姥婢的个性，她既不贪婪，也不畏权威，敢给十里八乡的老乡们唱伴嫁歌，也敢跟着欧土保去对着陌生的余同志歌唱新时代，后来又跟着文化馆的干部段碧池一起到乡下去继续唱歌。段碧池对收集民歌感兴趣，却发现细姥婢因为自己没生男孩而不受乡亲欢迎，于是借助政府官员的身份带细姥婢重返婚宴现场，让她可以施展唱伴嫁歌的才华，从中获得认同的快乐。好景不长，喜爱民歌的段碧池不久也受到打压成为戴罪之身。

细姥婢是独生女，在家备受宠爱，因为自由婚恋而不被母亲承认，父亲无能为力。事实上，父亲秉承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认同具体切实的劳动。而水旺自幼为李家长工，多少见识过李家积聚财富的商业方式，所以认同商业;又因机缘巧合在李家开了解放的第一枪，让这位贫苦的年青人对历史产生出幻觉。但归根结底李水旺的想法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一路，他对自己漂亮的妻子十分满意，只想以自己的智慧和手艺养好老婆孩子。已经生下三个女孩的细姥婢如愿生下儿子，夫妻心满意足。可惜乐极生悲，饥荒年月水旺为了给老婆发奶去水库炸鱼，结果挨抓捕，坐了五年牢。应了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李水旺因为会炒菜在监狱备受欢迎，还在狱中学会了阉猪的手艺。只是苦了细姥婢，为了养活四个孩子做了无数的苦活，为了给儿子发点奶水不惜喝用坏死的动物熬的汤。

伴随革命延展的饥饿书写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主题，亦是作家的兴趣所在，这既是他们的成长记忆，也是抹不去的民族无意识。柔石、萧红、张爱玲、阿成、莫言、余华、苏童等作家都详细地写过饥饿。在漫长的农业文明中，我们一直处在半饥不饱的状态，所以会养成“吃了吗”的问候语，口头禅是无意识的反射，城市化终于解决了饥饿问题，这问候语在都市年轻一代终于销声匿迹。饥饿书写能够展示民族的生活状态以及文本的历史感。麻将既可为富家提供休闲娱乐，也可为穷人提供“海底捞月”的精神幻念。对麻将所具有的双重性的珍视让肖建国将自己钟爱的麻将作为小说的隐线。地主小姐的象牙麻将是身份的象征，也是有闲阶层（凡勃伦）的标识。细姥婢对待这托付的麻将视同身家性命，先是好好珍藏，她还好心为翠玉小姐牵线婚姻渴望以此改变地主身份获得平安，可惜最终翠玉小姐还是无法忍受身份原罪带来的歧视和孤独而自杀。改革开放后这副象牙麻将被做古董生意的老公拿去卖了，完全不顾自己从未出过远门，山长水远追到福建将麻将赎了回来。别看细姥婢一介妇女可是坚守信念，她将翠玉小姐对她的信任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市场放开，细姥婢也开起了麻将馆，既可以赚点钱，又可以和老熟人一起打麻将。小说将人生的道理隐喻在麻将中，尽管伴随着打麻将的必然会是带颜色的段子，但谁又能说段子中没有包含真实的人性？细姥婢为女儿三姥婢看对象就是将准女婿约到家中来打麻将，从这个游戏中考察对方的性情和为人处世的能力。这也是民间以小见大的生存智慧。一副象牙麻将的暗无天日和重新作为古董在社会上高价流通，物的这种起落侧面印证社会的沉浮和包容。宗教、革命无不对人的欲望进行规训约束，而改革开放首当其冲的就是对人类欲望的开放。这种开放既让水旺获得了广阔的生意空间，内心的恶和诸多的妄念也渐行渐生。在细姥婢的麻将馆中发生的一切纠葛微妙地反映出乡村的权力结构和政治之外的暴力。贫穷让人卑下甚至猥琐，富裕却并不一定会带来尊严。

小说无声地歌颂了细姥婢这位爱唱伴嫁歌的普通女子，在她嘹亮的歌声中有一颗清亮的心，迸发出健旺的生命力。受新婚姻法的鼓励，细姥婢坚持自由恋爱的新式婚姻，不被父母承认亦在所不惜;连续生了三个女儿而受到邻里的歧视;细姥婢好不容易怀了男孩，却在麻将桌边动了胎气，是麻将姐妹含田婆让丈夫欧土保他们赶紧送到路途遥远的大医院去才保住母子性命。细姥婢尝尽世间千般苦却不抱怨，半个世纪以来，她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也蜿蜒地通向大历史。政治改革就像石头投进湖心，水波纹的层层涟漪最终会波及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可喜的是细姥婢身上有一种看不见的韧性，一诺千金这种无形的信念支持着她度过许多生存的难关。在“文革”这段特别的历史时期，李水旺对权力也起了觊觎之心，但秋聋子和细姥婢父女忠实自己的内心，坚守劳动人民素朴的本色。在围观游行批斗的途中细姥婢还意外地帮助了有恩于她的女干部段碧池。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困窘，细姥婢始终没有动过变卖象牙麻将的念头。在艰苦中、在饥饿中、在诱惑中，细姥婢身上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就像那副被她严密守护的象牙麻将，几十年后取出来依然有着与众不同的洁白。

二、微妙的方言与栩栩如生的情境

2022年初，接连看了三个带方言实验的电影贺岁片：上海话的《爱情神话》、粤语的《雄狮少年》和潮汕方言的《带你去见我妈》。这三个电影不同程度地尝试语言的混搭：在《爱情神话》中有上海话、英语、国语，《雄狮少年》和《带你去见我妈》亦有多种方言穿插。

语言的混搭是现代生活的反映，伴随着人的巨大的流动性必然带来语言的混杂性。语言背后是思想和情感，语言混杂是文化经验的碰撞。因为每一种地方性的经验，在现代社会转型中都面临着他者的侵入和融合。语言既是人类的创造物，同时也携带着家庭地域特点，所谓母语即是童年的烙印。官话、普通话、外语的命名显示了语言跟主体之间的差异，语言在塑造使用者认同的同时也深深地禁锢着人类的思想边界。地理大发现以来东西方世界持续碰撞，文化、语言也经受着这种对话与融合，很多词汇及话语方式均保留着这种特点。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高度流动，农民工大量流向城市，2010年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在这个频繁的流动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家庭由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组成，每个单位也有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商业、交通、通讯使全球化加剧，每个人携带着自身的语言进入交流。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现实。

在这几个以不同方言为主体语言的电影里，作者的用心也不一样。比如《爱情神话》中上海方言承载着具有优越感的上海趣味、上海气氛，就是修鞋匠也坚持自己的咖啡时间，影片向整个社会输出这种独特的上海味道。《雄狮少年》是非常励志的动漫片，以雄狮这个传统的表演技艺来表达贫苦少年对梦想的不懈追求。既表现了坚定的人物意志，也展示了浓郁的嶺南风情。《带你去见我妈》是潮汕本土导演的作品。汕头当时也是经济特区，但和深圳、珠海完全不一样，倔强地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电影呈现了潮汕女性的坚韧、勤劳与奉献精神，也展现保守在母亲身上所打下的巨大烙印，这正是“我妈”和未进门的媳妇矛盾的根源，也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带你去见我妈》是以一个外来“媳妇”的身份进入到潮汕家庭，以现代女性的双眼来看潮汕的旧习俗和乡土文化，影片末尾，母亲的观念也松动了，愿意坐飞机到杭州去领略外面的世界。现代女性走进来和传统女性走出去是双向的、积极的文化尝试，习俗、语言和观念就在这种冲突和对话之中交融。影片还穿插着黑妹与“我”小舅之间的情感暧昧。《带你去见我妈》展示了改革开放给广东这片土地带来的变化。方言、粤语、普通话、英语，多语言的使用展现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在复兴民族文化的语境中，创作中使用方言也包含着主体的文化自信。方言依然有其独具的魅力与活力。

统一官方语言带来交流尤其是思想传播的方便，这对于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方言是回到原乡最切近的方式，也是探索独特化、陌生化的手段。在金宇澄《繁花》得到普遍好评之后，我们也看到更多作家对方言写作的积极尝试，如林白的《北流》、林棹的《潮汐图》、肖建国的《海底捞月》等，另外像阿来、迟子建、刘亮程、李娟、石舒清、马金莲等讲述边地少数民族故事的写作更普遍地运用少数民族的语言。运用一种语言背后是一种文学态度，方言就像一个开关，与母亲、童年、故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家尝试着将方言带进文学创作是恢复记忆最深的故乡，方言能够承载独特的腔调和“乡愁”。方言独具的神韵还可以丰富人物的性格，丰富文本的伸展性。

当然使用方言并非新事物，方言与“熟人社会”和地理匹配。胡适曾经在为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作序时谈到方言的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3]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地域是文学的三要素之一。地域不仅是自然的地理，也是相生相伴的文化环境，“‘地域应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概念。自然地理或自然经济地理之类可能是其最外在最表层的东西，再深一层如风俗习惯、性情秉性、礼仪制度等，而处于核心的、深层（内在）的则是心理、价值观念等。”[4]方言、民歌、习俗等均是地方性知识的承载对象。中国地大物博，语言的变化千差万别，推行普通话的历史并不久，的确很难企及方言的神髓。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写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中国南方山多，而山是阻隔的意象，既阻断交通也阻断语言交流，愚公移山的意义如此深远亦是受地理环境制约的。二十世纪哲学语言学转向、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及其限度已被研究得较为充分。普通话在教育和文学创作占据统治地位，方言在日常生活、教育、工作中备受挤压。作家们不断尝试以方言来丰富创作，形成了“京味”“津味”“汉味”等不同的气味。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非常关心方言问题，某种程度上，方言正是他进入民间、创造他所理解的民间的重要入场券;金宇澄的《繁花》中的方言运用广为称道;阎连科的《受活》、颜歌的《段逸兴的一家》等作品不同程度地尝试以方言进入写作。刘震云、贾平凹这样的老作家既能够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又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地方性氛围。我无意于在此讨论方言与普通话的关联和异同，我想即使是北方方言区，在写作时亦存在一个心里翻译过程。在辽阔的南方，这个翻译跨度更大一些而已。

肖建国的《海底捞月》开篇就以典雅而个人化的语言烘托堂会的气氛：

“坐歌堂会到后半夜就开始蔫了。围观的人脚跟脚离开，唱的人多显疲态，老婆婆栽起了瞌睡，大嫂子眯了眼，小媳妇儿沙了喉，只有细姥婢神气还足。一双眼睛碌碌地转，嗓子脆脆的亮。这是第三晚坐堂唱伴嫁歌堂会了。”

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主角的神采，接着是对本地风俗的介绍，李家嫁女要连唱三晚，既突出了主人非同寻常的地位，也突出了主角细姥婢的特点。

人物语言乃至叙事语言经常会冒出俚语俗话，有些难懂的方言甚至还加了括号来释义，这是作家有意为之，与其张扬的民间叙事立场密切相关。周作人谈风土与人情的关系，强调的“风土的力”[5]、“风土的影响”和“个性的土之力”：“我于别的事情都不喜欢地方主义，唯独在艺术上感到这种区别……我们不必一定在材料下有明显的乡土色彩，只要不钻入哪一派的篱笆里去，任其自然长发，便会到恰好的地步，成为有个性的著作。”[6]同为湘南人，我读起来不仅会心，而且整个童年都被唤醒了。人物的名字散发着亲昵的乡气，这些人虽然是县城及郊边的市民、手工业者，但无不夹带着泥土的气息。比如土保有求土地神保护的乡愿，李初一、初二的命名与阴历联系在一起。细姥婢、大姥婢、二姥婢、三姥婢母女的命名显示了乡村乳名的随意性。秋聋子、疤眼皮等绰号十分传神，在乡土社会，大家专爱以绰号来揭短，这一点赵树理在小说中简直运用到了极致。

《海底捞月》对县城的格局、正街、巷道、城墙描绘得栩栩如生，能够再现当时的时代环境，使读者对细姥婢唱堂会所经历的空间十分熟悉，遥远的往昔恰如“清明上河图”般徐徐展开，一切如此细腻、逼真而亲切：

做竹器的、做鞭炮的、做纸钱线香的、做小孩子口水夹的、钉水袜底的、编草鞋的、织斗笠的、修锁的、补锅的，铁匠、铜匠、木匠、漆匠、石匠……这里从清早开始就响起了叮叮当当的敲打声。这里也和细姥婢那一带的人家一样靠手艺吃饭，街道尽头的丰和墟陂上，平时很清静，只有到了赶墟的日子，才会热闹大半天。最热闹的是过年。戏台楼头会唱五天大戏。附近好多农民都背起铺盖进城来，睡在几个凉亭下，夜晚看戏，白天踹街，快活几天。（第27—28页）

《海底捞月》中对伴嫁歌的引用最能够反映民风民俗和时代性，“送姐送到金丝塘”“风吹树叶飘过墙”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本身的魅力，不仅追求押韵悦耳，更通过移情、通感、指代等多种修辞方式使情景交融，意趣俱佳。钟敬文先生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曾设立民俗学会，很注意搜集民间的歌谣、山歌、俗谚等等，为保留民族文化精髓做出了卓越的貢献，他特别强调乡土语言和声音中的活气、韵律和生命力。语言绝不仅仅是工具，语言彰显内部自我。通过对风俗、方言、民谣的大量运用，小说确立了叙述的民间立场。

《海底捞月》以县城及郊区作为叙事空间，以没有稳定工作的家庭女性作为主角，通过细姥婢命运的一唱三叹来呈现大历史的变迁。有唱嫁歌的爱好但没有固定的职业，细姥婢就难以形成身份认同。事实上，女性的命运起伏非常大，就像麻将牌一样充满了玄虚和神秘。我觉得这隐含着肖建国的历史观，这是对中国史叙述从革命史到现代化的范式转变的一种反思、一种补充。尽管有了种种细枝末节的变化，女性并没有获得充分的主体性，女性的解放和自由依然是待解的难题，历史仍然在男权文化的掌控之中。三个女人一台戏，小说以一场接一场的麻将局来见证她们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浓郁的方言土语展现了邻里的温馨和谐，斗嘴也能活灵活现她们的个性和欲望。人生就像牌局一样充满着各种偶然性和可能性，运气潜藏在每个起承转合中。

《海底捞月》题材新颖，人物众多，各有情状，语言有味，形象鲜明。小说花了不少笔墨来描述麻将的场景和趣味;辅以大量的方言、俚俗和绰号来凸显人物个性和民风习俗。小说描绘了少女的美好、澄澈以及母性的无私与柔韧，也讲述了民间文化的百折不回、生生不息，就像湖南麻将的“海底捞月”，历史总可绝处逢生、否极泰来、柳暗花明。肖建国通过呈现二十世纪下半叶原生态的乡土大地找到了通往童年的道路，重塑自己的精神故乡。

[注释]

[1][美] 理查德·J.伯恩斯坦：《根本恶》，王

钦、朱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页。

[2][德]瓦尔特·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9页。

[3]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集》（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8页。

[4] 王祥：《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

[4]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谈龙集》，《周作人自编文集》（第 7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 页。

[5]周作人：《旧梦》，《自己的园地》，晨报社 1923 年版，第154—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