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会议与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金泽琪，陈浩

基层公务员的创新行为是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基因，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过去，对创新的主流观点认为创新是个体主动发起的角色外行为，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实质性特征。但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被动创新的存在，它是指员工在缺乏主观创新意愿且迫于组织提出的创新压力时展现出的非主动性创新[1]。在基层单位实践中，公务员往往会通过提概念、贴标签等方式向上级部门展示自己的创新行为，以期赢得上级的认可[2]。但这些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应付式的创新，即基层公务员虽然不情愿，但仍需顾及组织规范制约和创新考核导向，因而以表面创新、伪创新而应付、敷衍，属于被动创新行为。探究基层公务员被动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从制度、环境等因素分析基层被动创新的成因，但相关研究多以基层政府或领导干部为行为主体，未针对普遍的基层公务员群体展开，也较少关注个体心理过程和行为结果的微观视角。研究基层公务员被动创新，应回归工作情境，从基层公务员工作特征寻找被动创新的成因。较多的文件和会议是我国基层公务员工作的显著特征，实证研究也证实会议负担降低基层公务员主动创新意愿。鉴于此，本研究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探究文件负担和会议负担对基层公务员被动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考察角色超载的中介作用、超负荷工作的调节作用，以期丰富有关研究，为减少基层公务员被动创新行为提供参考。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文件负担、会议负担与被动创新行为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具有的资源有限，无论是物体资源、条件资源、个人特征资源还是能源资源，个体总是努力保护、获得、建构有价值的资源，并努力避免资源损失。比起资源获得，个体对资源损失更为敏感。

对于基层公务员而言，文件和会议多为上级的强制要求，而且经常体现出“数量大”“时间紧”“要求高”“突然通知”等特点，这对基层公务员造成极大压力。过多的文件和会议挤占基层公务员时间精力，消耗基层公务员资源，使基层公务员疲于应对本职工作的角色，而无暇顾及传统认知中的创新角色外行为。越是主动创新越是一个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过程，如果资源不足，基层公务员必然缺乏主动创新的意愿，转而以应付等手段完成创新要求。因此，在文件负担、会议负担挤占资源的情况下，基层公务员既缺乏资源，又需要顾及组织的创新要求导向，更可能出现被动创新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a：文件负担与基层公务员被动创新行为正相关。

H1b：会议负担与基层公务员被动创新行为正相关。

（二）角色超载的中介作用

角色是社会对处于特定地位之人的期待，也是一种社会规范要求。当个体的角色知觉与社会的角色期待不一致时，便产生角色压力。角色超载是一种典型的角色压力，当个体缺乏必要的能力、时间、资源而无法顺利完成角色期待需求时，便会产生角色超载。基层公务员往往是一线工作者，不仅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人民群众负责。在社会的期望中，理想的基层公务员工作表现本身是高要求的，创新也是其高阶期望之一。然而，过多的文件负担和会议负担将降低基层公务员的办事效率、挤占基层公务员的工作时间，消耗了基层公务员大量的时间精力，使基层公务员缺乏必要的资源完成全部的工作要求，不能进一步满足创新等角色期望，导致角色超载出现。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越是缺乏资源的人越容易受到资源损失的影响。资源损失是有压力的，个体必须投入资源以遏制资源的进一步损失。但是，资源损失一旦开始，受到后续损失的可能性将会增大。这表明，资源损失造成资源匮乏，越是资源匮乏越容易落入损失螺旋的恶性循环中。研究表明，资源损失的个体为了保存资源，通常会选择防御策略而非投入新资源。当基层公务员发生角色超载时，反映出基层公务员资源已经受到损失。主动性、实质性的创新是一种需要资源的高风险投入过程，在资源损失条件下，基层公务员为避免资源损失螺旋而不愿意再增加资源投入。因此，角色超载状态下，基层公务员为减少资源的进一步损失风险，将选择防御策略，以被动创新的方式控制资源分配。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2a：角色超载在文件负担与被动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H2b：角色超载在会议负担与被动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三）超负荷工作的调节作用

超负荷工作是指劳动者工作时长超出正常范围、工作强度超出合理水平的一种强烈疲劳状态，也称为“过度劳动”。超负荷工作会对劳动者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消极作用，表现出生理、心理的不适，导致工作效率下降、工作表现变差。基层公务员工作压力大、事务繁杂，加班亦较为常见。当文件负担、会议负担引起角色超载后，个体所具有的资源已不足以完成角色期待。超负荷工作意味着，个体需要投入劳动所需的时间精力等资源，尽可能完成超额的工作要求。因此，超负荷工作严重的个体，即便发生角色超载而陷入资源缺乏的境遇时，仍然需要投入资源以完成超负荷的工作要求，这将进一步减少可供分配至创新的资源。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的基层公务员，个体资源消耗损失更加严重，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基础工作中，勉力维持日常工作和加班需求，而更加无力达到实质创新的高标准。同样面对文件和会议负担，个体超负荷工作越严重，其资源越不足以实质创新，因而越容易在表面上、形式上应付创新标准，催生被动创新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3a：超负荷工作在文件负担、角色超载、被动创新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因文件负担发生角色超载后，超负荷工作严重的个体更易出现被动创新行为。

H3b：超负荷工作在会议负担、角色超载、被动创新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因会议负担发生角色超载后，超负荷工作严重的个体更易出现被动创新行为。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图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江苏省基层公务员为样本，共回收问卷321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300份有效问卷。调查样本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有138人，31-40岁的有143人，41-50岁的有17人，50岁以上的2人；学历在大专及以下的有4人，本科学历223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有73人；工作年限在5年以下的有81人，5-10年有139人，11-20年的有65人，20年以上的有15人；职务方面，不担任领导职务的有271人，乡科级副职的有25人，乡科级正职的有3人，县处级及以上的有1人；在职级方面，一、二级科员有144人，三、四级主任科员有33人，一、二级主任科员有4人，其他职级119人。总体来看，问卷样本符合基层公务员群体特点，能够较好地反映基层公务员群体的真实状态。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核心构念均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文件负担使用自编问卷，共4道题项。会议负担以Dabbish和Kraut的量表为基础，借鉴Rosen、胡威等人的做法，改编形成共6道题项的会议负担量表。被动创新量表来自赵斌，共6道题项。角色超载量表来自李超平等，共5道题项。超负荷工作的测量参照其他学者做法，通过工作时长判断过度程度，分为40-44小时、45-50小时、50-54小时、55-60小时、60小时以上五级，分别编码为1至5。年龄、学历、工作年限、职务、职级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中，各量表的α系数在0.85到0.94之间，均符合信度要求。文件负担量表AVE为0.58、CR为0.85，会议负担量表AVE为0.51、CR为0.86，被动创新量表AVE为0.73、CR为0.94，角色超载量表AVE为0.76、CR为0.94。此外，各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平方均小于该变量的AVE值。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文件负担、会议负担、角色超载、被动创新组成的四因子模型拟合度达标且优于其他模型。该模型卡方自由度比为3.1，CFI为0.91，TLI为0.90，SRMR为0.05，RMSEA为0.09虽然大于0.08但是小于1，基本达到要求。

（四）同源方差检验

由于问卷均为答题者自填，因此可能存在同源方差问题。通过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同源方差的严重性，未经旋转下提取出的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变异量的34.6%，未超过40%的标准；单因子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也显示，卡方自由度比13.9，CFI为 0.53，TLI为 0.48，RMSEA为0.21，拟合较差，说明本研究中同源方差问题并不严重。

三、研究结果

（一）主效应检验

通过回归分析，检验文件负担、会议负担对被动创新的影响，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5和模型7在模型4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文件负担和会议负担。结果显示，文件负担正向影响被动创新（Beta=0.572，p＜0.001），会议负担正向影响被动创新（Beta=0.514，p＜0.001），假设1a及1b均得到支持。

表 1 回归结果

（二）中介效应检验

前已知文件负担正向影响被动创新。由模型2可得，文件负担对角色超载影响显著；由模型6可知，文件负担和角色超载对被动创新影响均显著。结合模型2、5、6可知，角色超载在文件负担与被动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同理由模型3、7、8可得角色超载在会议负担与被动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基于Hayes开发的Process程序进一步验证角色超载的中介作用：在文件负担与被动创新行为路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检验区间均不包含0，角色超载在文件负担和被动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会议负担与被动创新行为之间，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检验区间不包含0，角色超载在会议负担和被动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知假设2a及2b得到验证。

（三）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Process插件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在文件负担与被动创新行为路径中，超负荷工作与角色超载交互项系数为0.0847（p＜0.05）。在超负荷工作低时，间接效应为0.1058，置信区间含0不显著；在超负荷工作高时，间接效应为0.2655，置信区间不含0显著。在会议负担与被动创新行为路径中，超负荷工作与角色超载交互项系数为0.0808（p＜0.05）。在超负荷工作低时，间接效应为0.0336，置信区间含0不显著；在超负荷工作高时，间接效应为0.1596，置信区间不含0显著。结果显示，超负荷工作均正向调节角色超载对被动创新行为的影响，假设3a、3b得到支持。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当文件负担和会议负担较重时，基层公务员更可能出现被动创新行为，角色超载在这一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超负荷工作正向调节了角色超载对被动创新行为的影响，面对文件和会议负担，角色超载下超负荷工作严重的基层公务员更可能出现被动创新行为。

理论意义：第一，关注到公共部门的被动创新问题。当前，有关创新的主流观点大多将创新视为一种必然的主动行为，而对被动性创新关注寥寥，少量关注被动创新的文献也集中于企业情境、没有关注到公共部门。实际上，我国公共部门的工作特点更易导致基层公务员出现被动创新。本研究验证了基层公务员被动创新行为的存在性，发现文件负担和会议负担是导致被动创新行为的前因，且这一过程受超负荷工作的调节。这为识别和解决基层公务员的被动创新行为问题提供了可行基础。第二，为减负提升基层公务员创新绩效提供新解释。当前通过减负提升公务员创新绩效的解释逻辑在于，减负可以增加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而创新行为必然带来创新绩效。被动创新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即创新行为不一定提升创新绩效。减负之所以提升基层公务员创新绩效，也可能是通过减轻文件负担、会议负担以减少基层公务员的被动创新行为实现的。第三，深化了有关角色超载的研究。一般认为角色压力主要包括角色冲突、角色模糊、角色超载三类。长期以来，前两种压力关注较多且研究中有作为独立因素使用，角色超载却缺乏这类研究，角色超载的独立作用需要关注。

实践意义：第一，基层单位应注意创新导向中对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的界定与识别，对被动的非实质性创新行为予以及时纠正，规避创新的执行异化。第二，基层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文件和会议的管控，削减不必要的文件和会议，切实为基层公务员减负，促使基层公务员的时间、精力回归日常工作的主责主业。第三，加强对基层公务员的心理关怀，通过心理干预帮助基层公务员缓解焦虑、释放压力，着力避免基层公务员陷入角色超载，从而减少基层公务员产生被动创新行为的可能性。第四，合理安排基层公务员工作，将基层公务员日常工作量和工作要求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避免基层公务员长时间、高强度地加班工作，促进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