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以东南亚研究为例

曹云华

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变成热门话题，成为显学。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把区域国别学列为交叉学科一级学科，许多学者纷纷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论述该学科的起源、发展和重要性。笔者长期从事东南亚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有一些粗浅的看法和感想，不揣冒昧提出来就教各位专家学者。

一 区域国别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所谓“区域国别学”，又称为“区域国别研究”，也有人称为“区域学研究”，但现在国内学者比较倾向于使用前者，即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是对本国以外的某个特定区域和国家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一门学问，它以文化、语言和历史等为基础，把某个特定的区域和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特点是：(1)强调对某个特定区域和国家进行综合研究，包括历史、地理、人口、社会、语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自然资源，甚至包括环境、海洋、气候等；(2)在研究方法方面，强调运用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多维的、多角度的透视；(3)强调实践性，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服务，是为国家在某个特定区域和国家推行政策服务的。

前些年，中国学界有一种“言必称希腊”的倾向。其实，世界上最早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学者。中国人很早就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感兴趣，并且努力去认识和了解它们。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就是最有力的例证。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可以说是中国人第一次沿着丝绸之路去了解周边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真实情况。三国时期，康泰和朱应两人代表东吴孙权出使南海诸国，在南海居住多年，回国后写有《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两本书，详细地记述了南海诸国的情况。

在古代，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交往中，西去东来的僧侣起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中国人对周边国家的了解和认识。例如，东晋时期的法显，在公元399年3月由长安出发到印度求法取经，去时走陆路，回国时取道水路，途经东南亚国家，于413年回到中国。法显回国后写了《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佛游天竺记》)。唐代高僧玄奘为求佛学真谛，于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取经，沿途历尽艰辛，4年后抵达印度，研习佛经，期间遍游印度和南亚诸国，贞观19年回到长安，回国后第二年便完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该书对研究古代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的历史和地理状况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唐代另一位高僧义净(俗名张文明)，于公元671年从广州取道海路赴印度求法，在印度那烂陀寺学习10年，后取海路回国，又在南海一带滞留了10年，于公元695年回到中国，回国后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记录了当时的印度、南海和中国的佛教情况。

宋代的赵汝适(1170—1231年)曾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在担任泉州知州时，赵汝适专门管理当地与南洋和阿拉伯的海路贸易，经常与中外客商、往来使者及船工等人交往，询问和了解有关各国之地理及风土民情，得以博览海外各国的情况，对海外诸国的历史地理有较深的认识，为其写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公元1225年，赵汝适完成了《诸蕃志》一书(上下二卷)。古代比较系统地记述周边国家情况的著作还有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朝中期李元恭、郝杰撰写的《日本考》等。近代的魏源写了《海国图志》，是近代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世界和周边国家情况的人。清末黄遵宪撰《日本国志》，是近代中国人研究区域与国别的代表作。黄遵宪曾经出使日本，期间广交朋友，收集资料200余种。该书成为近现代中国人了解和研究日本的主要参考书。

不过，应该承认，到了近代，随着国力的衰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江河日下，区域国别研究的重心西移，西方逐渐取代中国，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心。民国初期，开始有一些高校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周边国家进行研究。暨南大学于1927年设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聚集了一批南洋问题研究学者，出版《南洋研究》《南洋情报》等刊物及多种专著，培养了一批东南亚研究人才，开创我国现代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之先河。

有学者认为，现代的区域国别研究肇始于英国，最早应追溯到大英帝国对世界各地进行殖民的时期。当年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遍及全球，现实的需要催生了一批研究世界各地的英国学者。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强指出，“最早制度化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出现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解体和俄罗斯帝国的动荡与变化，一批新型民族国家诞生。这些国家有独特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传统。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认识到理解这些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对于英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区域与国别研究便应运而生。”然而，区域国别研究真正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是在现代美国。在美国，很早就有人把社会分析的方法应用于俄国革命后的苏俄国内形势的分析中，这是第一代区域国别研究(20世纪初)；在日本，国际关系研究的先驱者矢内原忠雄最先把这种方法应用于日本殖民地的研究，这可以被看作是第二代区域国别研究(20世纪30-40年代)；二战后，日本的中东问题研究学者在继承美国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探索区域研究的方法，此后，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山口博一等人努力把这一方法加以体系化，这标志着第三代区域国别研究的出现；第四代区域国别研究则出现在冷战结束之后，在新的区域化和全球化趋势中，区域性国际组织非常活跃，涌现出许多双边和多边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从而使区域国别研究更加受到重视。这个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多以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为主，也对有关的国别研究给予特别的重视。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者尤其重视对亚洲“四小龙”的研究，并积极开展对世界各区域新兴工业国家的研究。

当代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取得长足的进步和繁荣，源于美国作为新的世界霸主的现实需求。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美国上升为新世界霸主，为了加深对世界的认识，开始对特定的区域与国家的语言、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进行综合研究，以满足实践提出的要求。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围非常广，包括苏联、东欧、日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及西欧地区。在方法论方面，对区域国别研究影响比较大的有比较政治学、比较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此外，人类学、社会学和比较历史学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新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迄今为止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一批高校设立区域研究机构，专门对某个地区的问题进行研究，如厦门大学和暨南大学先后成立东南亚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培养国际政治的人才。第二阶段，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研究亚洲“四小龙”和新兴工业国家与地区的热潮，随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大力推行“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激发了学界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热情。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国力的增长，中国进一步拥抱全球化，逐渐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中国需要更多地认识和了解外部世界。为了适应这一需要，我国各大高校和各级社会科学院普遍设立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掀起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新热潮。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有如下两大特点：(1)从研究机构的分布看，主要在高校系统和社科院系统，并且与地缘有密切关系；(2)从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看，多以人文科学为主，最近几年开始引起社会科学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

二 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

(一)主要基于中国知网论文数据的分析

本文选取1981—2019年这一时段，对国内研究东南亚的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包括学术论文发表、研究人员的地域分布、硕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相关的期刊和科研机构、学术团队等，以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亚研究的现状进行客观的分析。之所以选取这个时段，主要有如下几个考虑：(1)“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国内各主要研究机构尚处于恢复和重组中，真正开展研究工作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2)从1981年底起，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的两届大学生毕业(又称“77级”和“78级” )先后毕业，他们中不少人被分配到东南亚研究机构工作；(3)截至2019年，主要是考虑到需要一段时间观察相关论文的可靠性和是否有知识产权纠纷。

从1981—2019年发表论文的总体情况看，有如下三个特点：(1)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一直在迅速发展，世纪之交出现过一次波峰；(2)近年来，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论文发表在达到波峰后有所减缓；(3)近10年，每年的论文数量保持在2500篇上下；(4)主要以政治与经济研究为主，关于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较少(见图1、图2)。

图1 1981—2019年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论文数量增长情况

图2 1981—2019年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论文主题分布情况

图3 1981—2019年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主要学者地域分布情况

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学者主要分布在华南和华东地区，两个地方相加占了一半以上(54%)，这个特点是历史形成的，也有人缘方面的原因，因为这两个地区的东南亚华侨华人比较多；华北(主要是北京)也是东南亚研究的重镇，主要原因在于：北京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高校和研究机构比较多；西南地区，主要是广西和云南拥有地缘方面的优势，一直以来都是东南亚研究的前沿。

图4 1981—2019年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硕博士生学位论文学科专业分布情况

图5 1981—2019年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硕博士生学位论文来源高校情况

1981—2019年间，国内高校与东南亚研究相关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总计8470篇，从图4的学科分布来看，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三个专业的硕博士生人数超过四成。从图5的来源高校看，广西大学、暨南大学、云南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外交学院六所高校的硕博士毕业生占比超过一半。吉林大学的相关硕博士生学位论文占比达7%，超过厦门大学的6%，有点出乎意料。这可能与吉林大学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该校的政治学学科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军地位。

图6反映出一个现象，即东南亚区域与国别已经真正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和重点。据笔者了解，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国内一些知名的刊物，尤其是北京的刊物，几乎不刊登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文章，往这些刊物投东南亚研究相关的文章一般都是退稿居多，答复几乎都是一致的，即不刊登此类研究文章。近年来，北京几家重要期刊发表与东南亚相关的文章数量明显增多。此外，发表相关论文数量最多的高校，主要还是分布在南方，前五名均在广西、福建、广东和云南四省区(见图7)。

图6 1981—2019年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文章的期刊来源

图7 1981—2019年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论文作者的主要来源机构

如表1所示，中国东南亚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主力军仍然是10多个老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均为实体，有着较长的历史积淀，有固定的人员编制、较为充裕的科研经费和结构比较合理的团队，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力。

表1 1981—2019年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主要实体性机构

表2反映的是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学者的代际传承情况。透过四代学者群体，可以看到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第一代学者，包括陈序经、姚楠、朱杰勤等人已经去世，但他们的影响仍然很大，他们的著述和研究风格仍然深深地影响着后面几代人。第二代学者大部分已经去世，少数还健在。目前在中国比较活跃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学者主要是第三代和第四代，包括20世纪50-80年代出生的学者，这两代学者群体有着不同的特征和学术风格，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表2 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学者的代际传承(5)新加坡学者廖建裕先生曾经把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划分为三代人，即“三代说”，详见廖建裕：《中国的东南亚学者：过去三十年之初探》，载黄朝翰主编，曹云华副主编《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笔者在廖建裕先生的“三代说”的基础上，提出“四代说”，将20世纪60-80年代出生的学者归类为第四代学者群体(新生代)。本表所列各个时代学者的名单是不完整的，未免挂一漏万，请学界同仁谅解。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一直处于“冷门”和边缘的状态，但是进入21世纪后的10多年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迅速发展成一门“显学”。第三代学者亲身经历了这个变化的过程。第三代学者大部分都出生于新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两个不同时代，并在中国的大学接受基础教育，都非常刻苦和努力，著述颇丰。这一代学者多是历史学的教育背景，同时，他们也尝试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和管理学这些方向进行突破。这一代学者的特点是新老交替、承前启后，引领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使其告别旧的范式，走向新的繁荣。这个学者群体正在老去，大部分都已经退休，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但有一小部分人至今仍然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执着于他们一生的学术坚守。总体而言，这一代学者可以自豪地说，他们无愧于这个时代，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宠儿，已经很好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

第四代学者可分为如下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学者，年龄为50多岁。这个学者群体的特点是，他们身上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国内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同步成长，并已经开始接替“50后”学者，承担领导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向前发展的重任。“60后”学者们成果丰硕、厚积薄发，是整个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其中不少学者已经成为领军人物。第四代学者中的第二个群体是20世纪70-80年代初出生的学者，年龄为40多岁的青年学者。这个学者群体的特点是，年轻有为，有一股冲劲和闯劲，开始崭露头角，初露锋芒。这些年轻学者受过良好的训练，一般都是博士毕业，不少人还有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经历。他们有志于区域国别研究，是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希望和竞争力所在。有不少青年学者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他们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如暨南大学的张云、广西民族大学的葛红亮等。

(二)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最近30多年来，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进入到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即机构的扩张、研究人员的增加和研究成果的大幅增长。综合来看，当前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出现如下六个新特点与新趋势：

1.新特点与新趋势表现之一：从冷门到显学的转变

现代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起源于暨南大学1927年设立的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很重视东南亚，但是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却一直受到冷落。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真正得到重视，应该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从此，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走上了正轨，开始培养研究生，出版各种学术期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现在“50后”的大部分学者，都有海外留学或做访问学者的经历，正是这些经历，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从冷门到显学的转变，有如下几个标志：(1)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就读相关的专业。(2)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选择以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志向，许多博士、博士后都愿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正是这些新生力量的加入，使得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充满了朝气和活力。(3)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得到中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支持力度越来越大，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

2.新特点与新趋势表现之二：研究方法的革命

研究方法的革命，主要是指实现了以下几个大的转变：一是研究视野得到极大的拓宽；二是从过去偏重定性研究转变为定量和定性研究并重；三是从原来纯历史学科转变为跨学科、交叉学科和多学科研究。上述三大转变是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发生的，最近10多年来，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三大转变。正是因为这三大转变，才有今日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繁荣的盛况。我们把这三大转变称为“研究方法的革命“，一点都不夸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如果继续沿袭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传统，只是满足于整理历史资料，从各种典籍中引经据典，或者只是根据一些片面的历史资料，从主观愿望出发，依据过去的思维定式和传统观念做定性研究，那么，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就永远也走不出小圈子，永远也不可能与世界接轨。

3.新特点与新趋势表现之三：研究内容的扩张

研究内容的扩张是与上述研究方法的革命紧密联系的，正是研究方法的革命导致了研究内容的扩张。从最近30多年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不再停留在单纯的历史研究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各个领域的问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经济、宗教、族群关系等等。区域与国别是一个包罗万象、不断变化的、复杂的研究领域，如果一成不变地停留在历史研究上，就会失去生命力，失去存在的价值。因此，区域国别研究学者永远都在学习新知的路上，需要不停地了解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

4.新特点与新趋势表现之四：从象牙塔的纯学术研究走向官产学相结合

这个变化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发生的。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这个变化：一是学者本身的原因。许多年轻一代的学者不再满足于象牙塔里的纯学术研究，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应用于社会实践，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也是中国学者从古至今都奉为座右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二是官方和企业方面的原因。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软科学的地位与作用，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科学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考。中国政府各级外事工作部门纷纷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研究者参与相关研究，为他们提供各方面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越来越制度化、经常化。此外，到海外投资的企业也开始寻求学者的智力支持。据笔者了解，现在许多成功的海外投资企业家，都愿意与学者和研究机构建立各种联系，有些到大学里深造，有些则受聘为研究机构的顾问、理事等，还有许多海内外的华人企业家为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慷慨解囊，提供经费和各种物质的支持。

5.新特点与新趋势表现之五：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学术传承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的青黄不接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教育改革和开放，使1978年之后上大学的一批学者迅速成长起来，即前文所述的第三代学者群体。应该说，这一代学者是非常幸运的，他们的同龄人大部分都因为上山下乡而失去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改革开放政策使一部分人有机会上大学并且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各个领域，也包括学术界的重要力量，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传承作用。

6.新特点与新趋势表现之六：人才培养实现了制度化、常规化

中国主要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大学里，拥有雄厚的学术资源，最近10多年来都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像暨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等，在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方面，都建立了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生的完整的教育体系，这几所大学培养的硕士、博士已经分布在中国其他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三 区域国别学框架下的中国东南亚研究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从制度上突破了东南亚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的发展瓶颈。在这之前，与其他较为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相比，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很难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即使把人才招纳进来了，也很难得到成长，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无论是在历史学、政治学，还是在经济学等学科，都很难挤进二级学科，甚至连三级学科都排不上，长期以来游离于各个学科的边缘。这就带来几个大的难题：一是研究人员评职称难。每到评职称时，我们的研究人员都会感到非常困惑：我应该到哪个学科去参与评审？好不容易挤进某个学科评审组，又遭到评审组专家带着疑惑的审视和婉拒：“你和你的成果不太像是我们这个组的，我们不能评审。”即使得以进入评审阶段，投票的时候也往往会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二是发表文章难。据笔者了解，区域国别研究方面的论文，尤其是国别研究论文，是很难在比较知名的期刊上发表的，除非作者知名度很高。对年轻学者而言，要发表诸如关于文莱、柬埔寨、老挝等国别的论文，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三是引进优秀人才难，笔者长期从事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又兼任行政领导，在工作中深有感触，最优秀的人才的第一选择一般都是有一级学科的系(所)，实在去不了，才选择来东南亚研究所。这也不能怪罪我们的学者，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如果去了东南亚研究所，有前面所说的两大拦路虎，前途堪忧。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从顶层设计层面扫除了学科之间的藩篱，为学科之间的融合提供了条件。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门综合和交叉学科，它需要方方面面的知识，需要各个学科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然而，原有的学科设置却为区域国别研究人为地制造了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整个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无法满足和回答现实提出的许多问题。以人才培养为例，现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体系受制于学科设置的阻隔，只是培养某个方面的专门人才。国际政治专业培养的研究生，既不懂世界经济，也没有语言方面的特殊训练；语言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只是受到了语言方面的训练，却缺乏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培养；世界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长于做模型和计算，而缺乏对区域与国别问题的综合认知。总之，现有的分门别类的学科设置，既不利于人才本身的成长，也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既要有较好的语言训练，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这样才能担当重任。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可以克服以前学科设置的种种不足，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奠定更加坚实的学科基础。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置，虽然从制度和顶层设计上为繁荣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开辟了道路，但是仍然需要海内外的同行一起努力，共同推进其健康发展。当前， 急需解决以下四大挑战：

第一，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学术资源的极大浪费。目前，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增加了不少，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数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研究成果更是成倍增长，但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仍不多见，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严重。这种现象其实正是中国高校当前存在的通病，即片面追求论文的数量，不够重视质量，许多人只是为评职称而发表论文。

第二，研究条件仍然需要改善。近几年国内许多高校新设立了不少专门从事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机构，据考察，机构是建立起来了，但是，人员队伍却往往是东拼西凑，高素质的专业研究人员仍然相对比较缺乏。

第三，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近十多年来，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包括研究人员参与国际交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相互交换学生与学者等等。然而，总的来看，这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目前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成果绝大部分仍然以中文发表，如果能有更多的双语论文或者是英语论文发表，可能会更有利于扩展国际交流与提升国际化程度。

第四，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急需加强。

总体而言，从20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步入成熟与创新的发展阶段，即从量上的扩张发展到质的提升的重要阶段。

现以“南方五所”为例， 透视当前中国东南亚研究面临的挑战与问题。迄今为止，“南方五所”仍然是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阵地和主要力量。但是，这些老研究机构目前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最主要的挑战有如下四个方面：(1)服务于学校的学科建设需要，研究范围日益扩大，然而按照原有的学科划分，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连二级学科也算不上，尤其是国别研究的学者发文章难，研究生毕业找工作也难。(2)原有的竞争优势慢慢消失，如原来的一大批由归侨组成的研究人员，现在已经先后退休。(3)小语种人才严重不足。(4)随着机构的扩充和工作范围的扩大，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受到冲击，甚至被边缘化，这类现象在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三所大学都将原来的东南亚研究所扩充发展，转型为教学科研合一的国际关系学院，转型之后，教学任务增加了，研究范围和地域扩大了，原来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

近年来，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主要是教育部备案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新成立的各种研究机构不下几百个，以东南亚国别命名的研究中心(所)，每个国别少则若干个，多则十几个。表3粗略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先后成立的印尼研究中心(所)，竟有14个之多。这些机构充满活力，从人员队伍的组成看，具有如下的特点：(1)年纪轻，多为“70后”“80后”青年科研人员。(2)受过良好的训练，有许多人曾在东南亚相关国家接受博士、硕士研究生教育或者进行短期访问或田野调查。(3)知识结构比较多元，有包括经济、金融、法律等多种学科背景。但是，这些新机构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固定的编制和人员，没有固定的场所，大多是因为兴趣或需要而临时拼凑而成，缺乏核心凝聚力。

表3 近年来中国设立的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所)

在信息化的时代，新老机构其实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老的机构原来有三个垄断性优势：一是小语种，二是图书资料，三是对外联系，但现在这三个优势都不存在了。据笔者了解，新的研究机构在这三个方面可能更具有优势。这些新机构的领导和研究人员充满活力，有干劲，有理想，也有认真做事、积极开展各项研究的学者，其中不乏相当有潜力的新人，只要能克服上述编制、场所和凝聚力等问题，假以时日，这些新机构一定能够成为新时代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生力军，甚至是主要力量。因此，也许要等到“大浪淘沙”之后，再来数数看，究竟还有多少家机构能真正生存下来。

区域国别学的设立，为中国的东南亚区域与国别研究拓宽了道路，指明了方向，笔者提出以下五点思考和建议：

1.夯实理论基础

有许多人认为，东南亚区域与国别研究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这是错误的观点。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是，她需要的不仅是单纯某一门学科的理论，而是多学科、跨学科、综合学科的理论。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都为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正是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极大地丰富了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园地。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各学科研究方法的支撑，需要各学科思想的涵养和丰富，需要各学科学者的参与。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而是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这种特性，一方面制约了其发展，另一方面，又为其发展提供了多学科的支撑、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多维度的研究思路。

2.加强学科之间的融合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需要中国从事各门学科研究的学者更多和更加积极的参与，需要各门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需要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区域和国别进行交叉研究和综合研究。只有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对区域和国别达到真正深刻的了解和认知，因此，需要中国学者以更加开放的精神和态度，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和门户壁垒，促进学科之间的交融和汇合。本人从事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几十年，深深体会到，学科和学者门户之间的界限和壁垒，是妨碍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需要相关学科的学者摒弃门户之见，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精神，为学科的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

3.老中青学者通力合作，形成合力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既需要世代间的传承，更需要年轻一代学者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目前在中国比较活跃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专业工作者主要由前文所述的第三、第四代学者组成，他们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学术风格，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需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第三代即“50后”的学者多数是在“文革”十年期间接受中小学教育并形成基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与第四代学者相比，他们的教育背景没有那么完整，有些甚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是，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们曾经遭受过的磨难，他们从父辈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刻苦、勤奋等集体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代人在教育上的不足。第四代学者已经是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队伍的主要力量，他们接受过完整的教育，综合素质较高，充满朝气和活力，视野开阔，反应敏捷，今后10-20年的发展主要依靠这个群体的学者。

4.充分调动全国性学术团体和专业学会的积极性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全球各大区域或国别研究的专业学术团体或学会，如美国史研究学会、太平洋学会、欧洲学会、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非洲问题研究会、拉丁美洲学会、东南亚研究会等，这些全国性的研究学会成立和活动的时间都比较长，在促进和繁荣相关区域国别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学术团体在发挥引领作用和中长期规划等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拓展空间。笔者曾经长期担任一些全国性学会的副会长、常务理事等职务，深感其中有一些弊端需要克服，有许多工作需要改进。例如，这些全国性学会论资排辈的现象比较严重，年轻人很难得到重用；又如，对相关区域国别研究缺乏引领与中长期规划，学会的活动只是停留在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四年举行一次换届选举等一般性的事务上面。笔者认为，全国性学会最主要的任务在于，为相关研究领域的中长期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引导各个研究机构有序发展，尽量避免学术研究资源的重复浪费，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与融合，以及大力扶持中青年学者成长。一句话，就是全国性的学会要抓大事，要对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真正负责，起到引领作用。

5.充分发挥学术期刊的引领与示范功能

目前，公开发行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正式刊物有四份，包括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厦门大学的《南洋问题研究》、广西社科院的《东南亚纵横》及云南社科院的《南亚东南亚研究》，这四份刊物办刊的时间较长，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与国内其他刊物一样，这四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期刊都偏重于展示学者的学术成果，忽视了引领与示范的功能，而后者才是一份刊物真正的生命力所在。一份刊物能否办好，很大程度上就看它能否在学术界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建议在东南亚研究会下面设立一个期刊分委员会，定期把四份期刊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讨论选题和组稿等。总之，这四份期刊要真正掌握学术话语权，引领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助推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不断走向繁荣。

结 语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是中国和平发展、走向世界的需要，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是时代赋予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我们应该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在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先哲的学术成就的同时，也虚心向西方学习。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最早是从区域国别研究开始的，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宝库。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应该从两个方面吸取营养：一是中国古代的区域国别研究，二是西方区域与国别研究，两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一方面，我们要从中国古代学者及其学术遗产中汲取营养，向中国古代先哲学习，学习他们对学术的追求和献身精神，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学习他们对外国新鲜事物的探索勇气，让中国古代先哲留给后人的宝贵学术遗产得到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和科学精神。应该承认，区域国别研究起源于中国古代，而且曾经非常繁荣和硕果累累，但到了近代，我们却落后了，不如人家了。区域国别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是现代西方学者做出的重大贡献，因此，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同样也需要以开放的精神和态度去拥抱世界，从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养分。

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的过程中，向中国古代先哲学习和向西方学习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夜郎自大。实践证明，西方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及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能解释当代世界发生的许多现实问题，不能提供现成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样，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亦无法为我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也许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区域国别研究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或有益的参考。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必须坚持问题意识和正确的理论导向，反对“言必称希腊”的不正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