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交集城市发展模式研究
——基于综合引力模型的分析

王萌 王艳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 安徽合肥 230011)

交集城市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国家边界研究，如法国和意大利边界区、墨西哥与美国边界区的边界发展研究。1989年，倪天麒对兴义市的发展进行了研究[1]，郭荣星(1993)提出边界区域经济学的设想[2]。随后，王友云[3]、金波、李文驹(2021)[4]、余升国等(2022)[5]等从行政区边缘经济、边界切变效应、空间博弈等视角分析行政区边界城市的发展。于倩、王雁芸(2017)等[6]从主导产业的相似性、差异性出发提出边界效应模型。由此可见，当前关于城市群交集城市的研究仅见于少数边界城市，缺乏系统性的梳理，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精准施策。

鉴于此，本文基于空间相互作用视角，分析我国11个交集城市空间联系特征，归纳城市群交集城市的发展模式，以期为城市群交集城市及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意见和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对象界定

参考行政区边界区域的界定[7]，本文所研究的城市群交集城市为同时处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城市群中的城市(见表1)。

表1 城市群交集城市

1.2 研究方法

空间经济联系的测度和研究是明确城市空间发展方向、优化区域分工与协作的基本依据和重要内容，引力模型则是空间经济联系测度的经典方法。

传统的引力模型用人口、城市间的直线距离分别表征城市规模、距离衰减效应，这些映射对现实的反映过于简化，在此使用“竞争力”这一综合指标反映城市质量，使用“经济距离”这一组合概念测度城市之间互动联系的便捷程度和费用情况。具体而言，竞争力的计算以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再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实现维度压缩[8]。本文从人口规模及构成、经济发展状况、环境治理力度、民生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建设五个维度构建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距离[9]为两个城市间不同交通运输方式对应时间与费用的加权平均值，如式(1)所示：

式(1)中：Dij为城市i、j之间的经济距离；n对应不同的交通运输方式，n=1表示高速公路，n=2表示高速铁路，n=3表示普通铁路；ɑn为第n种交通运输方式对应的权重；pijn为城市i、j之间采用第n种交通运输方式所需的费用(单位：元)。

由此，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如式(2)所示：

式(2)中：Fij为城市i、j之间的引力；k为经验常数，取值一般为1；Dij为城市i、j之间的经济距离；α为摩擦系数，由于计算引力的对象为两个城市，该摩擦系数取值为2。

1.3 数据来源

城市竞争力计算所涉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2019)及各地区统计机构发布的统计公报。

2 城市群交集城市发展模式分析

对该11个交集城市进行引力值计算可得历年城市群交集城市(城市i)与其所属两个城市群(UA1、UA2)其他城市的引力值(Fij1、Fij2)，并据此计算出交集城市与其所属两个城市群其他城市引力的总和(Si1、Si2)、均值(Ai1、Ai2)及最大值(Mi1、Mi2)。

为进一步归纳交集城市的发展模式，计算交集城市与其所属城市群城市引力的总和(Si1、Si2)，并计算出这些总和的第30百分位数(P30S)及第70百分位数(P70S)。据此，可对引力总和的等级大小进行判断，如Si≤P30S则等级为弱；P30S＜Si≤P70S则等级为中等，否则为强。同理，可计算出P30A、P70A，P30M、P70M，对引力均值、最大值的等级进行判断；计算出对两群引力总和之比、均值之比、最大值之比的等级进行判断。

本文对城市群交集城市发展模式的研判以两个城市群对其作用大小的对比为基本出发点，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交集城市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同属“中原-京津冀”城市群组的安阳、邢台、邯郸分别属于极化型、均衡融通型(后两者)；同属“环鄱阳湖-海峡西岸”城市群组的上饶、鹰潭、抚州分别属于均衡融通型、均衡边缘型(后两者)。但实际上，同一城市群组中交集城市发展模式相同的例子同样存在：“长三角-环鄱阳湖”城市群组的池州、宣城均属于极化型；“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组的聊城、菏泽均属于均衡融通型。如果综合考虑“交集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的相同”，即邢台、邯郸模式相同，鹰潭、抚州模式相同，则可认为同一城市群组的交集城市发展模式相同的比例较高，具有相似发展模式的可能性较大。

3 结语

本文利用综合引力模型，分析11个交集城市与其所属城市群和相邻城市群的引力值大小及其对比关系，以此为基础总结城市群交集城市的发展模式，主要结论如下：

交集城市与其他边界城市特点不同：同一城市群组中的交集城市，其发展模式相似的可能性较高且交集城市以均衡融通型为主要发展模式，少数城市以极化型为主要发展模式。

54.55 %的城市群交集城市为均衡融通型发展模式，与所属两个城市群均中等以上的联系水平使得此类城市可以“左右逢源”式均衡发展，如“中原-京津冀”城市群组的邢台、邯郸；27.27%的交集城市为极化型发展模式，与所属两群差距明显的联系水平使得此类城市呈“一边倒”的发展态势，如“长三角-环鄱阳湖”城市群组的池州、宣城；18.18%的交集城市为均衡边缘型发展模式，与所属两群均较弱的联系水平使得此类城市面临“左右为难”的发展困境，如“环鄱阳湖-海峡西岸”城市群组的鹰潭、抚州。

基于此，为更好地加强各城市群之间的区域经济空间联系，促进各城市间经济交融，便于政府对区域协调发展进行精准施策，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由表2可以得到，由于交集城市的特殊属性，个别交集城市存在跨域发展，故对相同城市群组的交集城市区域当局应统筹规划其发展路径，而对不同城市群的其他交集城市则需要一城一议，根据其自身实际及与所属城市群、相邻城市群的关系，制定个性化发展方案。但无论规划对象是交集城市还是其他边界城市，也无论其具体的发展模式如何，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协调机制、利益共享和成本共担机制的建立和贯彻是边界城市、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必要基础。

表2 交集城市发展模式

文献表明，长三角扩容显著促进新进城市和原位城市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新进城市。鉴于此，对极化型、均衡融通型城市可考虑通过相邻城市群的扩容，实现“边界城市变交集城市”及“新边界城市的形成”，特别是相邻城市群为竞争力强、发展势头足的优势型城市群时，通过这一规划调整有望实现相邻城市群原位城市及边界城市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新生边界城市，提高其外扩发展倾向，加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