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意识形态议题设置功能演进论析

高 飞 魏烈刚

意识形态议题设置是指在意识形态宣传过程中能够提出人们广泛关注、集中讨论并有效指导人们社会实践方向和进程的话题的活动。议题设置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处于重要地位，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切入点，在意识形态实际工作中，通过设置议题表达自身主张，驳斥错误观点，有效引导舆论，是议题设置的出发点;回应解决议题，提高社会实践水平是议题设置的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逐步地在实践、理论和价值等方面实现了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由自发到自觉的飞跃。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通过议题设置凸显一些意识形态问题的显要性，并在对相关议题的设置和讨论进程中实现了多重功能，掌握了意识形态传播权、阐释权，从而掌握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本文拟从思想启蒙、政治动员、思想解放和共识凝聚等四个功能维度，探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意识形态功能演进历程。需要阐明的是，这个四个功能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彼此融合、交互影响的，任何一个功能的有效发挥，都离不开其他功能的配合支持，其目的都是有效解决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核心问题。

一、建党前后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的主要功能

鸦片战争后，以何种思想武器抵御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紧要问题。“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因此，帮助人们冲破封建落后思想藩篱并有效识别当时各种思想、流派、主义的本质，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唤醒中国人民的革命意识和阶级意识，推动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主要历史任务。

(一)通过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破旧立新”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设置了“反孔非儒”“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婚姻变革”等一系列意识形态议题，对当时的封建守旧思想进行批判。针对社会上攻击《新青年》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的声音，陈独秀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②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这些议题给当时“新青年”带来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当时读者曾反馈:“至于今日，大志五号出版，又急购而读之，须知仆已问过数次，今已不能须臾缓也。迨展读数页，觉语语深入我心，神经感奋，深恨不能化百千万身，为大志介绍。”③毕云程:《通信》，载《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要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不仅要对封建守旧的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还要在批判的过程中引入、传播新思想，“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④《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科学”“人权”“自由”“民主”等议题成为当时革命者塑造、改造国民性的重要议题，如在1919年《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本志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⑤《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页。。这些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积极讨论，对当时的“新青年”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回忆:“对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反复阅读，并摘抄某些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⑥中国革命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

(二)通过意识形态议题设置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十月革命爆发后，早期共产党人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的主题转向了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等。其中，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为标志的三大议题设置，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设置相关议题、参与讨论，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阐释中国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由此展开并促使毛泽东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逐渐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如青年毛泽东在1919年还比较赞成“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是经过“问题与主义之争”，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3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意识形态议题设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围绕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并通过创办杂志公开地设置议题进行讨论。如蔡和森于1922年创办的《向导》关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同年创办的《先驱》则第一次在报刊上提出和设置了“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议题;1921年12月13日创刊的《妇女声》则集中以“妇女解放”为议题;毛泽东于1922年4月10日创办《新时代》，议题设置内容较为广泛，主要探讨“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②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湖南社、湖南自修大学:《湘江评论 新湖南 新时代》，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二是针对错误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对“醒狮派”鼓吹的“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教育”的思想和“戴季陶主义”进行批判。以恽代英、瞿秋白、萧楚女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醒狮派主张的“精忠报国、慈祥恺悌、独立进取”的教育建国观点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批判，指出“建筑在唯心哲学之上的国家主义教育运动，不会发生积极的效能;但是在这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宣传这些带很浓厚的封建色彩的国家主义的教育，倒也很配胃口。可以消极的阻碍较进步的思想的发展”③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国家主义的批判》(第一集·第12册)，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年版，第50页。。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接连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形成了以主张否定唯物史观、否定阶级斗争，把“三民主义”阐释为唯心主义的道统论，以团体排拒性理论反对国共合作等为主要议题内容的“戴季陶主义”。施存统、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尤其是其中的“阶级调和”议题进行了驳斥。

(三)初步构建起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要推动和实现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必须消解和剪断传统封建的话语体系，通过吸纳传播马克思主义话语，初步构建起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从而实现对当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合理科学的阐释。中国共产党围绕“科学”“民主”等意识形态话语设置了大量议题，使得这些意识形态话语被人们熟识和掌握，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科学派与玄学派展开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在当时称之为“空前的思想界大笔战”。这场论战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在中国发生的一次激烈交锋。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在《科学与人生观》《中国现在的思想界》《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等文章中，不仅将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科学人生观:“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④《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77页。邓中夏则更加鲜明地指出:“唯物史观派……相信物质变动(老实说，经济变动)则人类思想都要跟着变动，这是他们比上一派(科学方法派)尤为有识尤为彻底的所在。”①《邓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0页。瞿秋白则提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②《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在针对“民主”话语的议题设置中，陈独秀、谭平山、李大钊等人赋予“民主”以“无产阶级民主”意蕴，即在经济上要求解决劳动者现实的经济、教育、劳动问题，“我们现在要提出劳动问题、贫民救济问题来讨论”③《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519页。，只有“生活解放!机会平等!由空想而进于具体的，由部分而进于普遍的，这才算做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④《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李大钊赋予民主以当时中国实际境况的意蕴，把民主阐释为“平民主义”:“现代有一最伟大、最普遍的潮流，普被人类生活的各方面，自政治、社会、产业、教育、文学、美术，乃至风俗、服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就是今日风靡全世界的‘平民主义’”;同时，李大钊认为“工人政治在本质上亦是‘平民主义’的一种”，并把实现“平民政治”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原来社会主义的目的，即在破除统治与服属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精神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普及于一般的时候，真正的‘工人政治’，便自然的实现”⑤《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通过这样的阐释，“民主”这一舶来话语实现了中国化，并被纳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言说系统，成为启蒙人们思想的重要意识形态议题质料。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的主要功能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通过较为学理性、宏大性的意识形态议题设置实现中国社会思想启蒙，其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独立领导并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这就需要把自身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设置成为广大工人、农民乐于接受、认同的意识形态议题，进而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调动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建设，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

(一)意识形态议题设置内容通俗化

中国共产党早在1923年颁发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就明确指出:“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之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页。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宣传中的话语转换问题，只有把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进行通俗地表达，才有利于人们方便快速地理解和认同。

这一时期，群众的利益诉求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的重要内容。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烧契毁约”的口号，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的社会教育过程中，提出“社会教育要和各县其他工作任务紧密配合……在这些工作中，有计划的组织社教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⑦《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载《新华日报》1944年6月6、7、8日。。此外，党非常注重用群众熟悉的内容、惯用的话语和恰当的时机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在斗争中应该特别注意以当地的事实，引导群众了解中心的政治

任务的宣传口号……党对每个斗争的文字上的宣传——宣言、传单、标语，要抓住时机。”①《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二)》，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7年版，第21页。

(二)意识形态议题设置注重分众化和形象化

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的分众化可以使政治动员达到精准有效的效果。1929年，红四军编纂了《红军标语》，其中明确了如何在不同地区针对不同群众设置议题;1930、1931年红四军政治部还编辑出版了《革命标语》《江西省赤色总工会宣传动员令》，对标语宣传的字体、符号、落款等进行明确规定。党针对妇女设置的“婚姻自由”议题，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村妇女参加革命的积极性，“龙岩县革委简直没有一天不办几件妇女离婚的案子。从这些地方充分表现妇女参加革命的热烈，尤以反对包办婚姻为厉害”②全国妇联妇运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党将扩红议题、查田议题设置于学校教学活动中，“用儿童所了解的方法，教育劳动儿童拥护苏维埃与红军，拥护土地革命，参加反对地主、富农的斗争”③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党还设置了“诉苦”形式的议题，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诉苦”式的政治动员又发展为“忆苦思甜”的政治动员模式。党在特定的“苦”议题之下，通过集会让人们“点苦”“引苦”“劝苦”“攀苦”，从而创建了“穷人都有苦、有苦人人诉”的议题讨论模式，激发他们参加革命活动的积极性。

为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还需要把意识形态议题形象化地表达出来。党很早就注意这个问题，“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才”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针对广大红军战士、农民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图画、唱歌以及戏剧等的宣传鼓动的方式，事实上已经证明更为群众所欢迎，更能吸引广大群众”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1页。。延安时期，通过戏剧等文艺形式设置形象化的意识形态议题以实现政治动员，在理论上得到确认:“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以此为指导，《动员起来》《兄妹开荒》《钟万财起家》《红布条》等一大批戏剧诞生，配合和推进了当时的“大生产运动”“二流子改造运动”“破除封建迷信运动”。其中最著名的《白毛女》，通过戏剧形式形象地表达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起到了良好的政治动员效果。

(三)阶级话语、民族话语成为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的核心话语

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之后主动构建起的具有时代性、目标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阶级话语以及围绕其设置的意识形态议题，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摒弃“民众话语”这种无职业和无阶级差别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后，主动构建起的适应当时革命斗争需要的话语言说体系。“农民阶级”“农民群众”等极具阶级性的话语开始被党使用，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并围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议题，开始建构新的话语秩序。当时国民党围绕这一议题，与共产党展开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博弈。国民党批评道:“今天工农因利害相同而联合起来——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地主——有产阶级，明天工农本身经济关系冲突起来，又分为阶级而进行阶级斗争。”①天一:《中国之革命》，载《中央半月刊》1927年第5－6期。国民党试图通过对阶级话语的批判和改造，消解和阻止共产党对农民阶级的感召和政治动员。面对国民党把农村的革命运动贬斥为“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论调，毛泽东给予了有力驳斥，“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可以说，阶级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通过议题设置而逐渐本土化的产物，“阶级”也成为了党开展政治动员的核心话语质料。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开始设置以“民族”为主要内容的议题，建构以“民族”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于“三民主义”阐释权的争夺，直接关涉“民族”话语的构建。国民党把“三民主义”解释为民族独立、民权平等和民生自由，其核心是“民生主义”;中国共产党主张以“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整顿三民主义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爱国主义”“民主政治”“民主共和国”等意识形态口号。中国共产党还主动提出了“真假三民主义”议题，“公开号召、宣传解释三民主义”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等对叶青的“假三民主义”进行了驳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将三民主义区分为“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而“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与此同时，《群众周刊》《新华日报》也在宣传党提出来的一系列抗日战争思想和主张，1938年至1945年，《新华日报》充分利用五四纪念日设置抗战动员议题，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则构建起“组织起来”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的主要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侧重批判、消除旧思想的影响，提倡运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释历史与现实，建立与人民民主新政权相一致的国家意识形态。党围绕以上工作重点，设置了一系列相应的意识形态议题，实现了意识形态工作在新制度、新社会的新转向。

(一)在意识形态议题设置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思想文化领域新旧交替，封建迷信、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充斥于社会中。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以“批判非马克思主义”为议题，将矛头对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欧美派的自由主义文化观、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观等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了一系列批判活动。此外，党围绕“知识分子改造”这一议题展开讨论，以此实现破旧立新。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中要求广大知识分子以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树立人民立场，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1951年，北大率先开展政治学习运动，并扩展到科教文卫各个领域。通过以上运动，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中国社会意识的整合，成为所有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指导方针。20世纪60年代初，党在科教文化领域贯彻双百方针，开展了4次面向全民、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得到极大提高。“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以上议题的提出，开启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创造，在思想文化领域营造了“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局面。

(二)在矛盾理论的探讨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界一度流行社会主义“无冲突论”“无矛盾论”，实践中也出现了不能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问题。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大的波折，发生了波匈事件，其影响波及国内。为积极面对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出现的新矛盾，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入思考，以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为中心设置意识形态议题，展开了大范围的讨论和思考。同年，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10个方面的重大矛盾关系。“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创造性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确立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方针。”②《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159页。“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系统阐释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深刻阐明了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的学说，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③《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173页。

(三)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中探索自身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经历了一场历时十余年的意识形态论战，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十年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上共计发表30余篇理论文章，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一次深入阐释。在中苏论战最为激烈的时段，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刊发了“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系列文章，对苏共毫无道理的恶意评论进行了公开驳斥和反击。在一系列中苏高层会议及理论文章中，中国共产党围绕社会主义体系、和平共处、教条主义、战争与和平、当代世界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专政、裁军等意识形态内容设置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并对苏共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强加于中共的行为进行了驳斥。其中，论战的焦点在于共产主义总路线、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及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探讨。在对以上意识形态议题的设置和阐述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和观点，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论战，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缺陷，反思并纠正了盲目“苏化”的思想，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自身国情和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的主要功能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页。“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意识形态议题设置，成功打破了思想禁锢，推动了理论创新，革新了话语体系，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发展。

(一)以意识形态议题设置打破思想禁锢

粉碎“四人帮”后，如何让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始于对“四人帮”罪行的揭露和批判。中共中央通过下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等三份文件，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行为。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深层次的思想和理论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澄清，但“两个凡是”的提出为人们的思想设置了新的禁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仍大有市场，这就亟需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打破人们的思想禁锢。邓小平适时提出“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议题，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动态》杂志发表了《文风和认识路线》《“继续革命”问题探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等文章，为接下来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作了预热。1978年5月开启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中央领导人、地方政府、军队、媒体、普通民众都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形成了上下讨论联动、全民思想互动的新样式。

表1 1978年部分报纸刊载与真理标准大讨论议题相关文章统计

与此同时，一部分干部群众开始围绕“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一大二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口号和政策进行反思。在安徽、四川等地，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农民开始“借地度荒”，万里提出“变革农村生产所有制关系，实现家庭承包责任制”议题，社会各界就此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读者来信加编者按，不点名地对安徽实行的包产到户、分田到组进行了批评。1980年，“包产到户”议题之争转到“姓‘资’、姓‘社’”议题上来，并对“包产到户”制度是去是留又展开了争论。2月，国家农委机关刊物《农村工作通讯》发表《分田单干，必须纠正》一文;3月，又发表《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给包产到户做法扣上了违反中央决定和宪法的帽子。邓小平则认为:“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9月中旬，中央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议题，专门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座谈会。会议围绕是否推动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次座谈会的最终成果是出台了“中发[1980]75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该文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围绕包产到户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议题，在历经了两年多的争论之后，终于得到中央层面的部分认同。但是，该文件的出台并没有平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议题的争论，1982年1月，万里主持制定《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共中央1982年的一号文件，该文件明确规定:“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3－1064页。至此，这场历时四年之久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议题的争论才得以结束。

(二)以意识形态议题设置推动实现理论创新

打破思想禁锢只是实现思想解放的第一步。纠正路线方针上的错误，澄清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推动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帮助中国社会摆脱严重困难，才是当时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的最终目的。197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参会代表围绕“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表了意见。“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这场为期36天的会议，还对党的思想建设、农业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从1979年起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议题是党经过两年多的探索而实现的重大理论创新，它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意味着党不仅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彻底纠正，还为突破思想观念、模式制度、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奠定了基础。以此为起点，党设置、回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讨论就掀起了讨论热潮，并直接影响到邓小平等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深入思考;针对否定“两个凡是”而出现的“否定毛泽东”的问题，中共中央开始认真考虑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直接催生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积极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议题和勇于回应各种论争，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的意识形态，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发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积极自由化》《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等文章，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经济日报》通过报道“关广梅”现象引发人们对“姓‘资’姓‘社’”议题的关注。邓小平“南巡讲话”在理论上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市场与计划关系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社会阶层的呼声，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代表性问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

(三)以意识形态议题设置革新话语体系

思想解放的过程表现在话语上则是话语革新的过程。党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通过设置、回应意识形态议题，创新革命话语，从而掌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阐释权和话语权。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实践标准为本质意蕴的话语体系逐步在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中形成，“对内搞活”“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成为官方话语的表达，“小岗村”“华西村”“大邱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成为新的民间话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用民间话语表达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摸着石头过河”“改革革命论”等话语议题被人民群众所熟悉和运用。

党还依据中国具体实际革新话语体系，主动设置议题，有效化解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诘难。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鼓吹西方自由民主、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些境内外反对势力设置了诸如共产主义乌托邦论、人民民主专政法西斯专政论、社会主义制度万恶之源论等意识形态议题。针对这些议题，邓小平揭露其本质，“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并旗帜鲜明地进行了驳斥:“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始，针对西方在人权问题上不断设置议题、在国际社会上污损中国人权的状况，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揭露和驳斥。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对“人权”问题做了本质区分:“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苏东剧变后，西方高举“人权”议题，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比如支持“藏独”“台独”“法轮功”等，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发动了十几次反华提案，“人权”成为中西、中美之间的热点议题。党根据广大人民意愿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④《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这一议题成为回击和驳斥西方人权议题的利器，使得中国开始掌握对“人权”议题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并成为建设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和话语。

五、新时代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的主要功能

当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一方面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需要党通过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积极凝练共识性话语，凝聚共识，增强认同，掌握话语权，从而更好地肩负起百年大党重大使命。

(一)以意识形态议题设置凝聚共识

如果一个社会中不同群体从各自立场、利益诉求出发聚焦问题，如果一个执政党不能有效引导人们关注主要问题，社会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吵甚至是撕裂。只有通过议题设置，使人们聚焦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问题，才能找到化解一系列问题的“牛鼻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遇到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是艰难和复杂，越是需要凝聚人们的问题共识，才能“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凝聚社会共识，协调推进各领域各环节改革，努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情国情党情，聚焦社会发展进程中贫困、改革、腐败、公正公平等关系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广泛共识。

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在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就要围绕这个中心任务设置议题，让这类议题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③《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85页。让党员干部群众针对这些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和首创精神，从而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国际事务中，党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理念融入其中，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些都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舆论场中设置的重要议题，被人们关注和讨论。

(二)以意识形态议题设置增强价值认同

习近平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页。因此，党设置和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议题，以此凝聚中国社会多元价值观念和取向的“最大公约数”;通过设置“中国梦”议题，使党的意识形态能够被不同阶层、不同制度下的人们所接受，构建起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中国共产党在信息传播即时化、互动化的全媒体时代，已然注意凝聚价值共识必须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注重自我和他者对意识形态议题的认同感、适应性和接受度，以价值认同助推价值认异，以价值认异增强价值认同。同时，在议题设置过程中，把“中国梦”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议题结合起来，组成议题群，“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页。，从而更好地凝聚价值共识。

苏东剧变之后，西方把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的目光转向中国，围绕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外交设置了形形色色的极具偏见的议题。制造虚假、错误议题是西方对中国舆论战的重要形式，意图以此在政治上贬损中国，经济上唱衰中国，人权上抹黑中国，军事上渲染中国，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甚至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凝聚价值共识，还需要通过议题设置及时批驳错误的意识形态议题设置，让人们认清这些议题的本质，从而达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目的。在国际社会中，党通过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全人类共同价值”等议题回应“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等;通过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西方宪政等错误思潮，“让该热的热起来，该冷的冷下去，该说的说到位”①《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84页。。党推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②《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123页。。

(三)通过意识形态议题设置掌握话语权

建构共识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的主要任务，对内要通过共识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弥合多元价值观带来的认知裂差，最大程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对外要冲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垄断，改变长期以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局面，增强中国的议题设置权和话语权。

就国内而言，建构共识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必然。当今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暴露出阶层差距拉大、公平公正部分缺失、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有待提升等问题。要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设置议题，使人们以议题话语为媒介进行思想互动和精神交往，通过协商、对话、辩驳等方式达成共识。“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小康”“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话语议题都体现出“共识性”的意蕴，习近平在多次重要讲话中亦谈及“凝聚共识”“凝心聚力”“协商沟通”“整合社会意识”等，足以说明构建共识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要性。

就国际而言，建构共识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中国解决“挨骂”问题的关键。冲破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才能逐步掌握国际意识形态议题设置权和话语权。设置具有共识性的意识形态议题，建构共识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目前情况下一是要借风使力，借船出海，借鉴和运用西方熟悉的话语设置议题，传播中国自身的价值观念，比如“共同体”“价值观”“共识”“梦”等。二是把握好后疫情时代西方社会暴露出来的种种意识形态怪象和危机，发挥多主体、多渠道的作用，通过设置议题揭露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界、理论界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围绕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设置议题，重新解释和定义这些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构建起来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对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批判、解构、再定义的共识，从而建构起共识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更好地发挥好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的共识凝聚功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结 语

意识形态议题设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式和内容之一。建党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通过意识形态议题设置，使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众多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中得以凸显并最终被广大知识分子接受，中国人民找到了解决自身问题的金钥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又因事因地因人设置意识形态议题，对广大工人和农民进行思想启蒙和政治动员，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人民头脑，将工农群众打造为改造黑暗社会现实的强大的革命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通过意识形态议题设置，实现了对旧生产关系的批判和破旧立新，对思想上层建筑的重构，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再教育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反思和改造;改革开放以后，党主动发现、参与并解决了一系列长期困扰人们的思想问题，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议题设置作为凝聚思想共识的重要法宝，以更加积极、主动、自信的态度凝聚问题共识、提升价值认同、增强话语权，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党的意识形态议题设置，昭示党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为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意识形态议题设置功能演进，可以得出三点启示。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面对的重大理论课题，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人民导向，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一次又一次的理论飞跃。第二，意识形态议题的设置，要始终坚持“立破并举”的原则，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与时俱进性;破的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性、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西方针对中国设置的种种意识形态议题禁锢。第三，党的历史是一座巨大的理论资源宝库，学好党史，有助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更好地打造适用于中国语境、融通于世界语境的新概念、新表述，从而为系统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讲好、讲透、讲深中国故事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