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注》引《周礼》考

陶风风

《段注》引《周礼》考

陶风风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段注》征引群书，三礼中属《周礼》为多。在“以经证字，以字证经”理念的影响之下，段玉裁在《段注》中利用《周礼》来说解《说文》，但也利用《说文》来解释《周礼》。本文以《周礼》为例，考察《段注》中对此理念的运用，借此管窥《段注》中的精审与讹误。

《段注》；说文；周礼；段玉裁

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说经皆主于实证。清人提倡由小学通经学，段玉裁（1735年—1815年）亦主张以经证字，以字证经，于是作《说文解字注》（简称《段注》），昌明许书。此书征引群书，校释典籍三百余种，其中有900余字（包括重文）征引《周礼》，涉及部首234部。《段注》释义精审，博采诸书，如说解《周礼》便引用《周礼注疏》《周礼正义》《周礼解诂》《周礼音义》《周礼汉读考》《周礼疑义举要》《考工记图》诸书；同时也兼及对不同版本的考察，如《周礼》故书、今本《周礼》、东晋刘昌宗本、写本等版本。在众多资料的支持下，《段注》不仅仅阐释《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的内容，也涉及对《周礼》经书的考察。余行达在《说文段注研究》中认为《段注》校释群书，“其中校释之典籍凡三百又二种，一种在百条以上者颇多。”[1]可见其引书之多；马宗霍在《说文解字引经考》中认为“《说文》虽三礼并引，然实以《周官》为大宗，全书称‘周礼’者凡九十五字。”[2]《段注》亦然；杜以恒在《以“三礼”为例谈〈段注〉对〈说文〉的改动》一文中从“三礼”来切入研究《段注》改《说文》的情况，认为“《段注》所改较为轻率”[3]。因此，从《周礼》这一角度来研究《段注》还有进一步的空间。

一、利用《周礼》说解《说文》

东汉许慎（约58年—约147年／约30年—约121年）作《说文》，嘉惠学林，由于流传中产生了诸多讹谬，以至后人不能领略真意。清代段玉裁《段注》引用诸多文献对《说文》进行校勘注释，《周礼》是其中重要的一部。

（一）补充《说文》

《周礼》虽然是一部解释周代官制及政治制度的儒家经典，但内容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书又不晚于战国初期，可以为《说文》考证造字源流提供依据。《段注》又在《说文》的基础上加大对《周礼》的征引，不仅能够补充、丰富《说文》，还能进一步阐明《说文》的晦涩之处。

《说文》的成就毋庸置疑，段玉裁在《段注》中也表达了对《说文》的肯定，如“禩”字；由于时代的发展，《说文》中有些晦涩难懂的地方，段玉裁便加以补充发挥，如“禷、祏、琰、荚、䔏、䕩、牲、御、寸、占、職、匽、䋣”等字是对《说文》的补充；而“祼、祲、玩、䒢、妾、鹳、取、殳、劑、嘉、旂、覜、卩、涗、醴”等字，是单纯对《说文》进行解释。

（二）校订《说文》

《说文》在流传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脱讹等现象，产生诸多异文，段玉裁也一一改正，如“久、禘、禜、皇、腝、䈚、穴、丐、㨎、民、鑑、離”等字对《说文》进行了校勘；另有一些词义，段玉裁与许慎有不同的见解，《段注》中均一一注明，如“禳、璑、蒸、鷩、籠、互、亭、貁、琮”等字对《说文》进行了反驳与订正。

1．《说文》：“坚，刚也。从臤从土。”[4]60《段注》：“土字今补。《周礼·草人》：骍刚用牛。《九章算术》：穿地四，为壤五，为坚三。引伸为凡物之刚，如云臤，坚也是也。”[5]118

按：《段注》于“刚”字上添一“土”字，引用文献证明自己添字的依据。《说文》单单以“刚”来解释“坚”范围太广，字义不明，而段玉裁对其加以限定，字义则更加明确。且单纯引用“刚”，可以视为“坚”“刚”同义，可以互注。然考《说文》中“刚，强断也”[4]86，并非用“坚”来解释，故“坚”与“刚”并非完全相同，二者之间存在分别。“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6]317，草人便是负责土地耕种的官职，故“骍刚用牛”这一“刚”字必然与土地有关。且据《说文》坚为会意字，从臤从土，必然与土分不开，故段玉裁添字有理。

2．《说文》：“璑，三采玉也。从玉無声。”[4]4《段注》：“《周礼故书》：璑玉三采。注曰：璑，恶玉名……玉裁按：天子纯玉，公四玉一石，侯三玉二石。《故书》作‘璑’，《新书》作‘珉’，皆谓石之次玉者。诸公之冕，璑玉三采。谓以璑杂玉备三采，下于天子纯玉备五采也。许云三采玉谓之璑，误矣。”[5]11

按：此处段玉裁明确反驳《说文》。《段注》首先从被释词解释，进而解释其释文，得出璑是品质较差的玉这一结论。《段注》与《说文》之间的差别，大抵在于对“璑玉三采”的解释。段玉裁从礼制出发，明确不同等级所用玉的品质与数量，等级愈下，所用玉的数量更少，品质则更差。天子所用的玉最好，公侯伯子男的品质则相应递减。《周礼·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6]864郑玄认为“全”是指纯玉，而“龙、瓒、将”皆杂名，“玉杂而色杂”[7]，故“璑”也该对应上公用的龙，即石头占1/4的玉，是色不纯而杂有石头的玉，故《段注》批驳《说文》有理。

通过以上个例，可以发现段玉裁作为一名语言学家的深厚修养。首先，他注重对术语的使用和体例的考察，如此更便于进行理校，恢复古书原貌。他之前在《周礼汉读考》中已经考辨汉人的注经方式，考辨各术语的作用，认为“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之词……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8]261其次，他具有发展的眼光，习惯考证出处，注重探寻汉字形音义的发展，更将文献考察与语音考察相结合，以此更便于准确地推求本义。最后，他具有多闻阙疑的审慎态度，在注文中博采诸家学说，并不妄下己意，而是采取存疑的态度。由此，更易后人读懂《说文》。

二、利用《说文》说解《周礼》

东汉许慎著有《五经异义》，郑玄因之作《驳五经异义》。清代辑佚之风大盛，段玉裁利用二书来说解《说文》《周礼》。段玉裁于乾隆辛丑十月作《周礼汉读考》一书，解释汉人对《周礼》的注解。其后成书的《段注》更有新解，段玉裁认为“训诂必就其原文，而后不以字妨经；必就其字之声类，而后不以经妨字。不以字妨经，不以经妨字，而后经明，经明而后圣人之道明。”[8]262可见，段玉裁为《说文》作注的原因还是为了昌明经文。

《说文》引用《周礼》凡95字，《段注》与之相和者有74字。然有的“周礼”并非指《周官经》，而是指成周之礼，为避免与经文相混，段玉裁一一进行了考辨，如“祏、祫、郡、翣、殛”等字；“菑、鷩、郡、昔、幕、包、泆、湛、涿、鐫、擊、酨、酏”等字则涉及对《周礼》的阐释。

段玉裁也针对《周礼》中不完善、不准确的地方进行了考证。如“鱢、硩、宕、藃”等字对《周礼》进行了校勘；“菭、役、匦、侯、楃、巾、尞、黝、鲍”等字指出了《周礼》的错误之处。如《说文》：“楃，木帐也。从木屋声。”[4]117《段注》：“《周礼·巾车》：翟车有楃。字从木，释文及各木从手，非也。《释文》云：握，刘音屋。贾马皆作‘幄’，考《幕人注》曰：四合象宫室曰幄。许书无‘幄’有‘楃’，‘楃’盖出《巾车职》，今本《周礼》转写误耳。郑云：有楃则此无盖。谓上四车皆有容有盖，翟车以楃当容，不云有盖也。《释名》云：幄，屋也，以帛衣版施之，形如屋也。故许曰木帐。”[5]257

按：《段注》在此利用《说文》考辨《周礼》及《释文》中“楃”字的使用情况，认为《周礼》从木为正，其他从手、从巾的异文皆误。《段注》校勘此处时利用《说文》中“楃”及“幄”的录入情况及二者的区别来考辨《周礼》的异文，指明贾逵、马融作“幄”是从《幕人》中转写致误。进一步解释“楃”形制的同时也指出“楃”的出处及以“木帐”解释的原因。考《周礼·巾车》原文，王后之五路，重翟、厌翟、安车均言明有容盖，辇车未言明有容，但有盖；而翟车只介绍有贝面、组总这些装饰物，便说“有楃”，未言明容盖问题。此皆言及车的形制，考前三车有容有盖，后辇车有盖，翟车应当有容，故郑说是。又以《释名》补充《说文》，“幄”与“楃”皆以屋为声，二者意义之间会存在联系，故形制大体相同，只一个从“巾”，一个从“木”，故许云“木帐”。

三、《段注》的精审与讹误

《段注》的成就毋庸置疑。《段注》虽博引群书，择善而从，但由于资料庞多，段玉裁在处理的过程中不可能事事尽善，注释中也会出现讹误，今以《周礼》为例，阐释《段注》的精审与讹误。

（一）精审之处

段玉裁的精审体现在其考辨之深，其引书丰富，例证充足，对比诸家学说，择善而从，又以字音辅助参考字义。上文已进行了充足的论证，此处以“堵”为例，进一步说明：

《说文》：“堵，垣也。五版为一堵。从土者声。”[4]288《段注》：“《诗》毛传曰：一丈为板，五板为堵。此《五经异义》所谓古《周礼》、古《春秋》说也。《异义》、今《戴礼》及《韩诗》说：八尺为板，五板为堵，五堵为雉。板广二尺，积高五板为一丈；五堵为雉，雉长二十丈。何休注《公羊》取《韩诗》说。古《周礼》及古《春秋左氏传》说：一丈为板，板广二尺；五板为堵，一堵之墙长丈、高丈；三堵为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以度长者用其长，以度高者用其高也。诸说不同。郑辨之云：《左氏传》郑庄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书传各不得其详。今以左氏说郑伯之城方五里，积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国之一，则五百步也。五百步为百雉，则知雉五步。五步于度长三丈，则雉长三丈也。雉之度于是定可知矣。玉裁按，郑驳《异义》，取古《周礼》《春秋》说，一丈为板，计之适合，未尝自立说六尺为板也。迨《笺诗》则主用古说，参以《公羊传》五板而堵、五堵而雉、而定为板长六尺。郑意《公羊》五板而堵者，高一丈也；五堵而雉者，广三丈也。何注《公羊》取《韩诗》说，八尺为板，五板而堵为四十尺，五堵而雉为二百尺。说各乖异，似古《周礼》《春秋》《毛诗》说为善。高一丈、广三丈为雉，不必板定六尺也。许君《异义》未详其于古今孰从。此云五板为堵，古今说所同也。盖言板广二尺，五板积高一丈为堵而已。其长几尺为板、几堵为雉，皆于古今说未敢定。”[5]685

按：《段注》引用《五经异义》《驳五经异义》、古《周礼》、古《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韩诗》《毛诗》诸书，罗列不同解释，指出各说出处，分别异同，择其长者。段玉裁虽赞同许说，认为古《周礼》《春秋》《毛诗》说为善，但囿于古今文的差异，亦未敢妄下定论，多闻阙疑的注书态度值得肯定。

段玉裁在注释中，往往会改正前人的错误注解，阐发己意，不仅仅涉及前人对《说文》的解释，也关照前人对《周礼》注解。如《说文》：“券，契也。从刀声。券别之书，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4]87《段注》：“书契，铉作契券，锴无书，皆非也，今正。书契谓《易·系辞》《周礼·小宰》所云书契也，书而栔之是曰书契，栔、契音同。此三句说从刀之意。”[5]182

按：徐铉、徐锴均为《说文》做过注解，《段注》于此批评二人的不足，可见段玉裁在注解《说文》时也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改正相应的错误。段玉裁从《周易》《周礼》中寻找用例证明自己的观点。栔，刻也，与契音同，从读音与形旁的角度来证明“券别之书”为“书契”。且券即契的意思，用契券解释券别之书，则不如《段注》严谨。

（二）错误之处

《段注》有时往往妄下己意，或考辨不清，或盲信前人而致误。

1．《说文》：“闰，余分之月，五岁再闰。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居门中。从王在门中。《周礼》曰：‘闰月，王居门中，终月也。’”[4]3《段注》：“此说字形也。《周礼·大史》：闰月，诏王居门终月。注谓：路，寝门也。郑司农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阳、明堂、緫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闰月无所居，居于门，故于文，王在门谓之闰。《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玉裁按：古路寝、明堂、大庙，异名而实一也，当云告朔之礼，天子居明堂。”[5]9

按：段玉裁解释《说文》释字方式，考《周礼》此句出于《周礼·大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6]497告朔为“岁终，天子向诸侯、百县，颁布下年十二个月之日历及政令。诸侯受之，每月朔朝于庙，告而行之。”[9]390故段玉裁通过考察周代礼制赞同许慎“告朔之礼”的解释较为准确。然其认为路寝、明堂、大庙为同一个事物，且“告朔之礼，天子居明堂”的看法是存疑的。根据钱玄的观点，路寝为“天子、诸侯之正寝，治事之处”[9]961；明堂为“帝王祭祀、朝见诸侯、宣明政教之处”[9]489；大庙为“始祖之庙”[9]109，可见三者的用途虽有交叉之处但用途是不同的。此外，文献中并未提及天子告朔时居于何处。明堂又“专指明堂之南堂，《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9]489此与告朔之礼举行的时间不符。《段注》这一判断毫无依据可言。

2．《说文》：“鱢，鮏臭也。从鱼喿声。《周礼》曰：‘膳膏鱢。’”[4]244《段注》：“按此六字当作‘读若《周礼》曰膳膏臊’八字。盖臊从肉，见肉部，云豕膏臭也，与先郑说同。然则许所据《周礼》不作‘膳膏鱢’。鱢与鮏同义。”[5]580

按：此处段玉裁改“鱢”为“臊”，并对许慎所引《周礼》进行了校勘，指出《说文》的引文错误，同时用“读若”这一术语来说明“鱢”与“臊”之关系。此处马宗霍从惠士奇、阮元之说，与《段注》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鱢”一作“臊”，前者侧重鱼膏，后者侧重豕膏，许所据古文本作“鱢”。《段注》此处是武断之举。

按：段玉裁对《说文》原文一一进行解释，除对“识微”二字进行解释以外，并对“司”和“职”进行了区分，一为善伺，一为善听。此外，《段注》还征引《释诂》《诗经》的解释，虽毛传在《诗经》中将“职”解释为“主”，但《释诂》中认为“职，常也。”马瑞辰认为“职，又通作尚”，故程俊英、蒋见元将《蟋蟀》中的“职”解释为“尚，还要”[10]307，将《十月之交》中的“职”解释为“只”[10]580。郑玄亦将“职思其居”认为“主思于所居之事”[11]。《段注》对《说文》原文进行改动，但并未说明原因，后引用《释诂》等解释，一味从毛传，而未加以考辨。因此，《段注》还存在疏漏。

《周礼》距离清代久远，涉及官制礼制庞杂，段玉裁能利用传世文献一一条分缕析，并以语言学家的方式在通字义的基础上逐渐读懂经文，体现了清代朴学的实证精神，其精审之处值得我们学习。但《段注》亦存在疏漏，所以在引用《段注》时我们也要详加考辨。

《段注》征引群书，为说解《说文》提供了充足的例证。在以经证字，以字证经的理念下，段玉裁引用《周礼》，对《说文》进行注释与校勘。一方面《段注》征引《周礼》为注解《说文》服务，既涉及对《说文》的解释及补充，也涉及对《说文》的校勘，改正流传中产生的错误，并对许慎观点加以驳正；另一方面，《段注》征引《周礼》更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昌明《周礼》的经义，段玉裁搜罗《周礼》的不同版本及诸家注释，对《周礼》经文进行阐释及补充，并改正《周礼》在流传中产生的错误及前人的错误注解。由于许慎、郑玄二人对《五经异义》的争论，《段注》亦每每征引，并发挥己见，作为阐释《周礼》的例证。从上可见，校勘是段玉裁注解《说文》的重要手段，从他的注解及校勘内容可以见识到《段注》的精审博通之处，但同时《段注》中也存在些许讹误，或由于考证不精或由于盲信前人，故在利用此书时还应该多加辨证。

[1] 余行达. 说文段注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8: 125.

[2] 马宗霍. 说文解字引经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631.

[3] 杜以恒. 以“三礼”为例谈《段注》对《说文》的改动[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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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天宇. 周礼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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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 八○经部: 礼类[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9] 钱玄, 钱兴奇. 三礼辞典[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10] 程俊英, 蒋见元. 诗经注析[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11] 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415.

10.15916/j.issn1674-327x.2022.04.018

H028

A

1674-327X (2022)04-0073-04

2022-02-25

陶风风(1996-)，女，山东潍坊人，硕士生。

(责任编辑：叶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