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居
——大运河江南河段的精神文化坐标

杨莽华

中国大运河位于长江以南的河段，主要包括浙东运河以及京杭大运河的江南运河段，流经地区以平原为主，且雨量充沛，河网密布；在农业耕作、水运交通和商业贸易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化的昌明，江南历来是人杰地灵、精英荟萃之地，而大运河江南河段两岸遗存的名人故居不仅成为重要的文化景观，也为人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记载。

运河沿岸的文化地图

江南运河又称江南河，位于江苏省南部及浙江省北部，北起镇江，向南绕太湖东岸，途经常州、无锡、苏州、湖州、嘉兴等城市到达杭州。江南运河是大运河航运条件最好的区段，连通长江、太湖和钱塘江等水系，四通八达，是江南社会经济和文化能够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

进入江南的大运河不仅为吴越地区发达的农业、交通和商贸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吸引和汇聚了各方精英，从多方面深刻影响了江南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运河的水运为江南地区丰富的物产提供了便捷的流通渠道，同时也承载了江南文化传播与交汇的重要使命。历史上，大运河的盛衰与国运的浮沉往往显现出相互同步的运行轨迹。流淌千年的运河潜移默化地涵养着两岸子民特有的生活方式、时空经验和认知体系，从而形成了跨越文化区界的运河文化生态脉络。

大运河在公元7 世纪以来的历代王朝中，不仅是影响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动因，也是文化交流的特殊媒介，在运河两岸造就和延续了别样的文化生态。以江南运河为例，沿河地段在习俗、方言和信仰等方面有很多相通之处。无形中运河将其途经区域的文化元素交织在一起，在其流域地区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带。

江浙大部分地区都有“水乡”之誉，河网密布，有舟楫之便。古代先民就有驾舟造船的传统，运河开凿的历史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两晋之交开始的大规模“北人南迁”移民，使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工具在江南推广。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其经济中心的地位到唐代被完全确立下来。江南的运河水网自然成为国家命脉，杭州则是浙东运河、江南运河、钱塘江等水系的枢纽。五代十国时期，杭州一度为南方都城，运河系统也进一步完善。宋代苏轼曾组织运河开浚工程，重修龙山、浙江二闸，恢复通航。元、明、清各朝曾多次展开大运河江南河段的改造和整治工程，清理河道、增设闸口、控制水流，也使人们对于运河的利用得以延续千年。

大运河江南河段沿岸地带因其交通和商业上的重要作用，城市化程度和进程处于领先地位，孕育了庞大的市民阶层。隋代开通洛阳到达扬州、余杭的河段以后，沿岸的扬州、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竞相富庶起来。文人墨客多来此游历、定居，使江南很快成为人才辈出的文化热土和学术中心。

明代以后，湖广地区取代了江南粮食出产中心的地位，江南的经济结构脱离了对农业的倚重，向商业、服务业转移，汇集了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江南人过着更为富足、文明和精致的生活。经济的繁荣也使江南成为优秀人才不断流入的地区，彼此间的碰撞更催生了新思维、新观念的降临，从而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

近代，水上和陆地交通工具的大幅提速，改变了江南城市之间的距离感受，也影响到人们心目中江南地区的空间尺度。文化传播交融的时间周期被大大缩短，这增加了社会变迁的活性因子，为江南杰出人才的涌现提供了给养和契机。

近代上海的崛起也为江南文化得以扩展提供了舞台。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人口来源以苏南和浙北占最大比例。江南人从自家门前屋后的河道登船，经过太湖、运河水网进入吴淞江或黄浦江到达上海，再从上海跨海出洋。早期赴日本的留学生，大多是从江南出发，回国后又从上海开始将其所学传播到江南，进而传往全国各地。

大运河江南河段上的近现代文化名人故居

在大运河江南河段沿岸，分布着众多近现代文化名人故居。这些与运河相邻而居的人文建筑与当地城市与市镇景象和社会生活形态融为一体，从而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坐标。

常州——天宁街吕思勉故居和青果巷赵元任故居

常州是因运河而兴的城市，建城史可追溯至吴王夫差开凿运河时期。常州人沿运河筑城定居由来已久，之后作为郡、州、府治所，依靠运河发展和兴盛。江南运河穿城而过，入城向北分离出关河为支流，出城又与关河合流，形成对核心城区的环抱，城水相依，人水相亲，也成就了街巷的格局。常州是江南运河从多山丘地带转向平原的分界，地理区位独特，是江南漕运的重要枢纽。历史上常州就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南宋陆游曾以“儒风蔚然，为东南冠”来形容常州。现存的名人故居众多，也是常州城市文化中最突出的特色之一。

吕思勉故居位于天宁区天宁街道，南门面向窄巷十子街，另外三面与其他民居为邻，与东侧恽代英的常州暂居地一墙之隔。沿着南门向东40 米的晋陵中路向北步行5 分钟，便可走到大运河向北绕城支流关河的岸边。

吕思勉出生于常州，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成就卓著。其故居占地面积约2 亩，坐北朝南，共4 进院落，每进中间有天井；房屋为硬山顶木结构建筑，是典型清式江南民居。吕思勉父亲曾把东宅房典当出去，西宅自用。抗日战争后期，吕思勉收回东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部分房屋曾驻军公用。1952年，因房屋敝坏，应吕思勉要求，发还祖宅。故居现有房屋21 间，自南至北依次为：第一排临街门房；二排前厅3 间，后有翻轩；三排为客堂，东、西各有一间卧室，吕思勉出生于西卧室，幼年在此居住读书；四排为二层楼房，3 开间，天井院东侧有厢房通东卧室。吕思勉故居1987年被列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吕思勉天宁街故居二进天井院（本文作者摄）

青果巷赵元任故居（本文作者摄）

青果巷南侧连通江南运河的河道 （本文作者摄）

青果巷是常州最古老的街巷之一，兴建于明万历年间，被称为“江南名士第一巷”。这里先后走出了近百名举人、进士和一大批近现代名人，遍及政治、科技、实业及文化艺术等领域。青果巷是一条与江南运河河道并行的巷道，二者相距400米至500 米，紧邻巷子的沟渠约10米宽，连通运河。赵元任故居位于青果巷16 弄西侧，由赵元任的曾祖父赵曾向建造，新宅依然沿用了赵曾向的曾祖父、清中期史学和文学大家赵翼旧宅“湛贻堂”之名。

赵元任生于天津，9 岁随父亲回原籍常州定居，1911年考取清华学校官费留学生，先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哲学和音乐，获理学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是杰出的现代语言学家、音乐家，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和中国现代音乐学先驱。

赵元任故居占地约4.4 亩，院落坐北朝南，南临青果巷，其他三个方向均与民居相邻，有平房、二层楼房数十间，多为清代硬山顶木结构建筑，2006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钱锺书故居室内陈设（本文作者摄）

钱穆、钱伟长故居门前连通伯渎港的河道（本文作者摄）

无锡——钱锺书故居和钱穆、钱伟长故居

大运河进入无锡城以后分为三条路线，西南线为大运河干流，其东北两线为古运河故道；出城前，三线路又完成汇合，流向东南。大运河在这里的分分合合形成水中的墩、渚和桥梁等景观节点，并且对老城形成了合围态势。

钱锺书故居就位于两条古运河环抱的老城区内健康路新街巷，是钱锺书祖父钱福炯于1923年筹建的，命名为“钱绳武堂”；其叔父钱孙卿又于1926年添建一部分，共占地约2.5亩，现存为7开间两进清式院落，以木结构建筑为主。钱锺书曾与父亲——被称为“一代鸿儒”的钱基博、叔父钱基厚及家人常年在此居住生活。

院落的第一进为门厅倒座房，东端一间为家庙，西面一间为钱锺书卧室；走过窄天井，第二进房屋仍为7 开间，中央三间为正厅，悬挂钱福炯题写的“绳武堂”匾额。

从钱锺书故居向西不足200 米便是无锡另一处著名的近代名人故居——思想家薛福成的宅邸，从薛家花园继续向西200 米便可走到运河的河汊旁边。

无锡是个名门望族汇集之地，在近现代涌现的杰出人物往往以家族背景关联在一起。钱氏家族即是无锡一门英才辈出、传续久远的望族。无锡钱氏源自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钱穆曾说：“江浙钱氏同以五代吴越武肃王（钱镠）为始祖。”

钱穆、钱伟长故居位于无锡城外的鸿山镇七房桥村，与江南著名的怀海义庄相邻，门前有水渠流入不远处的中国早期人工河伯渎港。这座故居建筑群是元末明初由七房桥村十八世祖钱正德始建，经过了清代乾隆年间的重修，2010年在原址基础上按钱氏鼎盛时期规模复建。故居的主体院落为两路四进，包括五世同堂、溯源堂、鸿议堂、素书堂、齐眉堂、院士阁、怀海堂等建筑，恢复了钱穆卧室、书房，钱伟长卧室等展陈空间。

桐乡——石门镇丰子恺故居

江南运河在苏州吴江区平望镇一分为三，东线向东流经嘉兴市，又转头流向西南杭州方向，称为杭州塘。在桐乡石门镇，杭州塘分岔并转南方向，丰子恺故居就位于这个岔口旁边，走出宅门正对着杭州塘。故居院落坐北朝南，始建于1932年，称作“缘缘堂”。1937年，被日军炸毁。1984年，桐乡县政府在原址上复建。丰子恺是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和教育家，“缘缘堂”不仅是丰子恺的现实家园，也是他的精神家园。可以想见，当年丰子恺几乎每天面对着大运河宽阔的河面，思绪常常可以追溯到千里之外的北方都城。丰子恺的文字中多次出现“缘缘堂”，他还将自己的著述以“缘缘堂”命名，包括《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和《缘缘堂续笔》等。

海宁——盐官镇王国维故居和硖石镇徐志摩故居

石门镇丰子恺故居门前的江南运河杭州塘（本文作者摄）

连通钱塘江入海口的上塘河是江南运河在杭州分出的支流，它是秦代开凿的杭州最早的人工河，也称秦河。隋代开凿大运河时，将其拓宽，最初为江南运河南端。元末张士诚开凿新运河之前，上塘河一直是江南运河进入杭州城的唯一通道；其后，上塘河成为江南运河的支流。上塘河在海宁盐官镇入钱塘江处坐落着一代思想大师王国维的故居。这所坐北朝南的宅院距西侧的上塘河不到百米，距南侧钱塘观潮的江岸也只有200 米，大运河和钱塘潮两处人文和自然景观在这位哲人的思想中不知跌宕过多少次。

王国维故居为三进院两排房屋，前排为三开间单层建筑，后排为二层楼房，两排房前后都有天井院；楼房与前排房之间还设置了分隔墙和门，关上这道门，前后房即各自独立。1886年，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建造了这座居所，名为“娱庐”。

徐志摩故居位于距王国维故居东北20 公里的硖石镇，门前的洛塘河是海宁连接大运河的重要航道。徐志摩故居是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洋楼，建成于1926年，为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的住所。徐志摩在硖石镇原有两处故居，分别为老宅和新宅。老宅于2001年被拆除，新宅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得到修缮。新宅位于干河街，共20 个房间，水电厨卫设施齐全，被徐志摩称为“香巢”。建筑面积约600 平方米，前后两个天井，均被二层楼房所围合，前楼为主楼，进深较大。

上虞——春晖中学的文化名人故居

浙东运河上虞和余姚段连接曹娥、余姚两江，也称虞余运河，是宋代时人工整理湖泊沼泽形成的运河。西起上虞赵家村，经五夫长坝进入余姚。上虞境内为西横河，余姚境内为湖塘江、马渚中河。

盐官镇王国维故居（本文作者摄）

硖石镇徐志摩故居（本文作者摄）

夏丏尊故居“平屋”（本文作者摄）

朱自清旧居（本文作者摄）

白马湖就是被西横河串联起来的湖泊之一，湖畔的春晖中学，虽地处冷僻的乡村，却是中国近现代史中一所著名的学校。由上虞富商陈春澜出资创办，早期在这里办学、任教的有经亨颐、李叔同、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众多文化名人，他们给这所中学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在这里还曾形成过被称为“白马湖派”的作家群体。当时还有蔡元培、叶圣陶、黄炎培、何香凝、俞平伯、柳亚子、黄宾虹、张大千等人到此讲学、考察和推行教育。春晖中学如今仍保留着夏丏尊的平屋、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丰子恺的小杨柳屋、朱自清旧居等一批近现代文化名人故居。

朱自清在其《春晖的一月》中写道：“春晖是在极幽静的乡村地方，往往终日看不见一个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学生的修养上却有了问题。现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乡村。乡村生活的修养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个问题。此地所说适应，只指两种意思：一是抵抗诱惑，二是应付环境——明白些说，就是应付人，应付物。”

春晖中学文化名人旧居建筑群位于春晖中学北校门外，依山面湖，自西向东依次是春社、山边一楼、晚晴山房、小杨柳屋、朱自清旧居和平屋。

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夏丏尊的故居取名“平屋”，建于1922年，取“平凡”“平淡”之意。夏丏尊在平屋“小后轩”所写的文章，后集结为《平屋杂文》出版，还翻译完成《爱的教育》。1991年，夏丏尊后人将平屋赠送给上虞市人民政府，2018年作为文物保护建筑重新修缮。

弘一法师旧居“晚晴山房”（本文作者摄）

与平屋一起列为文物建筑并进行修缮的还有朱自清旧居。1924年，朱自清任春晖中学国文教师，携家眷居住在平屋西侧的三间居室，常与夏丏尊、丰子恺等人在平屋、小杨柳屋畅谈。1925年，朱自清赴清华任教，家眷仍在白马湖居住至1927年。

春社是1922年春晖中学校董事会为学校的出资创办人陈春澜所建的纪念堂，供奉陈春澜灵位。“春社”匾额由蔡元培题写。“晚晴山房”位于春社西边的半山坡上，建于1928年，是由经亨颐、夏丏尊、丰子恺等人出资为弘一法师建造的禅居，毁于抗日战争期间，1994年于原址复建，2018年重新修缮并开辟为展室。

山边一楼建于1922年，用作春社“社员俱乐部”。1929年以前，校长经亨颐独居于此，其眷属仍居住在驿亭老宅。小杨柳屋建于1923年，是学校的教工宿舍。丰子恺在此居住时，曾在院内栽种杨柳树。在2018年的春晖中学名人故居整修过程中，作为文物建筑一并修缮并用作展厅。

结语

近现代名人故居是认识和研究近现代历史和区域文化的关键素材。这些近现代杰出人物长时间生活居住的场所和环境，被幸运地保留下来，可以让人更接近曾经的事件、图景和文本的真实。运河江南段的两岸是文化景观富集之地，运河带来的不仅是交通的便利、商贸的繁荣，也培育了人杰地灵的文化生态。江南运河流域丰富的名人故居遗存，映衬的是当地文化精英群体阵容之巨和影响力之广。近现代名人故居较古代名人故居具有一定的鲜活性，多数情况下建筑遗存也更为真实和完整，从而使我们在领略人物精神世界的同时，更增加了强烈的带入感和场域感，对近现代名人故居的多方关注和深层研究应该是各地方文化工程的重要组件。

注释：

[1]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本》，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115 页。

[2]朱自清：《背影》，台海出版社 2020年版，第4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