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军事物流与粮草供应链

湖北物资流通技术研究所，艾振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既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也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粮食安全与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楚汉战争的物流与供应链反映了军事物资供应对战争结果的重要影响。本期，沿历史长河顺流而下，继续深入考察另一段家喻户晓的以战争为主旋律的历史——公元184年至公元280年间跨越近百年的三国时期，分析粮草的生产、运输和仓储在战争决策、战争过程中的制约作用。我们以学界公认史实为依据，从粮食供应与粮食安全视角，探察“浪花淘尽英雄”背后，从东汉衰亡到三国鼎立，最终三家归晋的军事物流逻辑。

1 粮草生产：屯田盛行并制度化

屯田制源于汉武帝时期，至曹魏方才发展成为一项经济社会制度。屯田分为军屯、民屯、商屯，主要为军事斗争提供后勤补给来源，在封建时代对战争胜败乃至国家兴亡具有重要意义。三国时期的屯田始于曹魏，其规模也最大；其次是东吴；蜀汉起步最晚，规模也最小。

1.1 曹魏屯田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首先在许昌周围进行了试点并“得谷百万斛”，而后推广至州、郡各地，取得了“所在积谷，仓廪皆满”的良好效果，继而又在淮南屯田。虽然曹操屯田制的施行是受“岁饥旱，军食不足”的形势所迫，某种程度上可谓无心插柳之举，但却成为曹魏“”而能兼并群雄的主要原因之一。曹魏势力范围辽阔，南征北战之际少有粮草之忧，不仅得益于四通八达的运输通道，而且仰赖于屯田制的丰硕成果。尝到了甜头的继任者们也都不遗余力地推广屯田制：魏文帝曹丕“以谯旧乡，故大徙民充之，以为屯田”；司马懿主政时，更是认为“”，何以积谷，唯有屯田，所以“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颖之南北，万余顷”。曹魏的屯田制俨然成为一项一以贯之的国策，不仅为军事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为其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1.2 东吴屯田

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东吴“连年亢旱，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这则史料记述了东吴零星屯田可能的最早时间。一般认为东吴于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开始进行大规模屯田，这一年，“”。这里的“增广”之说，一方面印证了屯田在东吴早已有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屯田进展缓慢，时隔22年才得以大范围推行。赤乌年间，又在毗陵（今江苏常州）屯田：“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据此推测，当时在毗陵屯田的人数应当不低于5万，就那个时期的人口规模来说，其声势不亚于一场浩浩荡荡的社会运动。实际上，东吴屯田的劳动力来源除了本土官兵、百姓外，还有南迁流民、山越、武陵蛮和岭南的少数民族；面对劳动力短缺问题，东吴甚至不惜以掠夺曹魏人口为目的发起主动进攻。江淮一带是魏、吴军事拉锯战和屯田后勤战的活跃战场，一度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吴人大佃皖城（今安徽安庆）图为边害，浑遣杨州刺史应绰，督淮南诸军攻破之，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稻苗四千余顷。”然而与曹魏相比，关于东吴屯田成果的描述在史书中较为鲜见，更多的却是对于三国后期东吴屯田兵民赋税过重的怨声载道。东吴学到了屯田之“术”却忽略了屯田之“道”，统治阶级的政治腐败与骄奢淫逸造成了东吴屯田虽渐成气候但回天乏术，其灭亡命运不可逆转。

1.3 蜀汉屯田

相较于曹魏和东吴，蜀汉沃野千里，人口稀少，又有蜀锦、井盐等商品畅销三国各地，正所谓“”。其屯田主要发生在北伐期间，是为应对粮草补给不济的权宜之计。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在首次北伐前于《出师表》中叹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为此他“出屯汉中”，这似乎也是蜀汉屯田的起点。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发动最后一次北伐：“亮每患粮草不济，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从这一史实中，我们能看到蜀兵屯田的方式是融入百姓。此外，抛开政治斗争因素，姜维沓中屯田也是“蜀道难”和北伐战线过长双重障碍下后勤补给不畅的无奈之举。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给了汉室后裔一隅偏安之地，也为其最早败亡埋下伏笔。

从屯田地域范围看，曹魏主要在淮河沿岸和广大中原地区，东吴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和南方落后地区，蜀汉主要在汉中、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沓中（今甘肃舟曲县）。屯田在三国虽均是为战争服务，但其意义也有不同：对曹魏是休养生息，可以看作集约发展；对东吴是开疆拓土，可以视为粗放发展；对蜀汉是权宜之策，无益增强自身国力。曹魏屯田与吴蜀不仅约有30年的时间差，而且屯田功效迥异，由此观之，三国结局难道不是早已注定的吗？

2 粮草运输：陆运水运齐放光彩

封建时代的运输方式只有陆运和水运，水运凭借水流、风力、桨橹，陆运依靠车马、双腿、肩挑手抗，耗时费力、货损严重的陆运占据主导地位。粮草运输效率对战局走向有重要影响，有时甚至对战争结果发挥决定性作用。

2.1 陆上运输

三国时期，军需粮草的陆上运输极为频繁，攻袭运粮队伍或储粮基地迫使敌方不战而败的战例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官渡之战。后世大多只知乌巢一炬之下，袁绍粮草焚尽，曹操大获全胜。其实在战争相持阶段，曹操面对精疲力竭的运粮士兵，曾以“却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之言进行安慰；若非荀彧力谏，曹操几乎因“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百姓困于征赋，多叛归绍者”而班师。这场大战中，粮草运输与仓储安全问题导致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其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这一时期，蜀汉的陆上运输最值得探究。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延主张“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经由子午谷直取长安（今陕西西安）。考虑到“兵贵神速，出奇制胜”，这五千精兵应均为骑兵；而骑兵随身携带口粮的粮草运输方式则只适用于快速机动的进军方略。力求稳扎稳打的诸葛亮没有采纳这一计策，为历史留下了一片遐想空间。为应对崎岖难行的蜀道，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时“围祁山，以木牛运”。曹魏官员反对进军的理由侧面说明了蜀道之难：“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已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已多”。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期间发生了一场让后世略知三国历史者都不禁扼腕叹息的蜀汉内部政治斗争——李严假传圣旨，北伐无疾而终。这个事件更是表明艰辛的蜀道运输对战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原委如下：

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季，值天霖雨，运粮不济，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更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

司马懿深知蜀汉的软肋是粮草运输，还曾断言：“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而史料诸如“诸葛亮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的记述也印证了司马懿的判断。在最后一次北伐中，“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蜀汉之所以能产出木牛、流马等运输工具，是受川蜀道路过于崎岖所迫。

诸葛亮的继任者意识到五次北伐之所以都告失败，罪魁祸首可能是“猿猱欲度愁攀援”的蜀道，故而曾欲改走水路进军。蜀汉延熙三年（公元240年），蒋琬“多作舟船，欲乘汉、沔东下，袭魏兴、上庸（今陕西安康、湖北十堰）”，但因旧疾复发，这一方略只停留在谋划阶段。陆上运输成本、时效上的劣势在蜀汉北伐中暴露无遗，连颇具神秘色彩的木牛、流马都未能让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通畅十之一二。总之，蜀汉深陷战线长、路难行造成的粮草运输困境，其军事后勤供应链堵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运输。面对综合国力强盛的曹魏，无论诸葛亮的持重谨慎、魏延的奇谋偷袭还是蒋琬的水路进军，都难以扭转三国结局。

2.2 水上运输

三国时期水上运输的发展围绕军事战争需求，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战船的建造推动水军战斗力不断提高，内河航道的治理、开凿和运河的修建也都是以军事目标规划的。鉴于水运的成本、时效优势，争夺水运粮道的战斗屡见不鲜。官渡之战后，曹操追击袁谭、袁尚，负责从水路押运军粮的李典、程昱虽被敌将断绝水道，但为尽享水运便利，二人主动出击并打通了水路通道。这一时期，曹魏和东吴的水上运输发展迅速。

曹魏在江淮一带不仅大力屯田备战，而且持续开凿沟渠。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邗沟东道淤隔，陈登穿沟，更凿马濑（今白马湖，位于洪泽湖以东高邮湖以北），百里渡湖，开西道捷径”。陈登穿沟，使曹魏由江淮向北方的漕粮运输畅通无阻。建安九年，曹操更在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线同步开工，一方面“大开汴河治濉渠入汴通江、淮”，取得了“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通江达海优势；另一方面又“堰淇水入白沟”，打通了齐鲁东北方向的粮道。建安十年，为征讨辽西、乌桓，开凿与渤海相通的平虏渠、泉州渠以运输军械、粮草，为在中原以北的战争中“粮储充裕，所向克捷”开辟了便利的水运通道。建安后期，曹操致力于打造以许都、邺都、洛阳为中心的漕运交通网：先后开凿利漕渠和阳渠，前者引漳水入白沟，使邺都连通四方漕运河道、沟渠；后者“引洛水入汴，达江、淮为漕”；许都位于颖水上游，颖水南流经寿春西入淮水，颖水之东有洧水（今双洎河）、涡水，之西有汝水，先天具有水运优势。曹丕时代，开通了贾侯渠、讨虏渠。曹睿时代，司马懿为征讨辽东公孙渊，“凿滹沱入泒水以运粮”。我们推测，曹操时代连通滹沱和泒水的平虏渠在军事需求消退后，至此可能因年久失修而大范围堵塞甚至不复存在。由此可见，集运输、灌溉和水利功能于一身的沟渠，归根结底是为战争服务的。

曹魏正始三年、四年（公元242-243年），邓艾开凿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此后，由洛阳到寿春的颖水、淮水、蔡水之间畅通无阻，淮北、淮南水路相连交通便捷，“每东南有事，大兴军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馀而无水害”是对邓艾修渠成果的极大肯定。这一时期，白沟、邗沟、涡颖成为“沟通江、淮、河三渎之要津”，三大水系之间的水运交通频繁。此外，曹魏在山东半岛和渤海沿岸的青、兖、幽、冀四州以及安徽巢县等地，都建有造船基地，专设典船都尉管理舟船建造。

挖沟凿渠、大举造船成效显著。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军谯，作轻舟治水军，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224年），“谋伐吴，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扬州界”；黄初六年，“伐吴，帅舟师自谯循涡入淮”。如此丝滑的进军路线，唯曹魏方能实现。

东吴坐拥长江水运之便，内河航运频繁，著名的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濡须口之战都是依托水运通道进行的水战，魏、蜀、吴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物资调度运输规模巨大。此外，东吴先后定都京口（今江苏镇江）、建邺（今江苏南京）、武昌（今湖北鄂州）、建邺（今江苏南京），几度往返迁都，均借长江之便调动大批船只进行运输。

东吴赤乌三年（公元240年），御史郗俭兴修运渎，改善了建邺（今江苏南京）漕运条件，也改变了原有交通秩序。赤乌四年，又修建青溪（即东渠）、潮沟，二者与运渎为连续性工程，共同承担漕运、防卫、水利三重职能。此后，东吴为解决建邺城外的漕运问题，在秦淮河上兴修了横塘、栅塘，使京师河道密布成网、沟通四方，船只可从淮水由运渎直达京师。东吴沟渠中，最值得探究的是破冈渎。赤乌四年，东吴樊城之战失利，失去了江汉战场主动权；六年，淮南防线溃败，曹魏取得修渠和作战的双重胜利，自此“泛舟而下，达于江、淮”。东吴被迫战略收缩，以长江防线为核心构建战略纵深，破冈渎应运而生。八年，“吴主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苏句容东南）至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通会市，作邸阁”，“句容中道”就是破冈渎，而开凿破冈渎的主要目的是规避长江航运风险。此前，最为富庶的三吴地区的粮食均需经吴古故水道、丹徒水道由京口进入长江，逆流而上运至建邺；此后，在云阳进入破冈渎，直达建邺，安全系数高。破冈渎沟通淮水和太湖水系，使建邺的经济腹地辐射到太湖和钱塘江水系，成为早期江南运河沟通长江各水系的重要交通枢纽。自此，东吴形成了以建邺为中心，由秦淮河、破岗渎、青溪、运渎、潮沟等组成的内河水运交通网。

东吴造船业一骑绝尘，水平高于魏、蜀。在永宁（今浙江温州）、横阳（今浙江平阳）、温麻（今福建连江县）等处均设有专门营造海船的工场“船屯”，还在建安（今福建福州）设置了管理造船的官员典船校尉。战舰有艨艟、斗舰、走舸、舫船、先登、斥堠、赤马等，大型楼船一般有数层甲板；民船类型有舸、艑艇、艑舟、轻舟、舲舟、舫舟等。孙权所乘“飞云”“盖海”御船，雕镂图案雄伟壮观，有气吞山河之势。

魏、吴均大力开凿沟渠，发展造船，就是看中了水运相对于陆运有成本、时效上的优势，在战争中更容易取得战场主动权。西晋建国后的凤凰元年（公元272年），发生了一件军事主将围绕水运斗智斗勇、声东击西的趣事，也体现了水运的优势，《三国志》记载如下：

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中，以绝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使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损功力。

2.3 水陆联运

除单一的陆运和水运外，今天国家大力倡导的多式联运的雏形在三国的军事斗争中也屡见不鲜，其中以曹魏采用最多。曹魏士卒多为步骑，不习水战，作战中遇到江、河、湖，便经常在水上搭设临时通行的简易桥梁，即浮桥。浮桥渡水的情况在史料中较常见：“公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夏侯尚欲乘船将步骑入渚中安屯，作浮桥，南北往来”“胡遵等敕诸军作浮桥以渡，陈于堤上”“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实际上，浮桥在我国一直沿用至今，并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类型和用途的军用浮桥。

此外，在水运不便的局部地区，已经存在以短途陆运衔接长途水运的运输方式。曹魏的三门峡漕运就出现过车船联运，东吴的破冈渎漕运也有水陆联运的痕迹。这样的运输方式就十分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多式联运了。

3 粮草仓储：此之甘露彼之砒霜

仓储与屯田、运输是紧密联系、同步发展的。三国时期，储粮仓库基本包括正仓、转运仓、军仓三类。其中正仓按行政级别分为太仓、郡仓和县仓，收储平时粮食；转运仓即敖仓，用于转运粮草，相当于现在的分拨配送中心；军仓即邸阁，用途多样，既能储粮，又可储武器辎重，还能贮存商品。汉献帝时，“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连年战乱导致仓储损毁荒废，粮饷短缺，士兵们饿了就抢粮，吃饱了就丢弃剩余粮食，粮草仓储在风雨飘摇的政权下已荡然无存。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曹操曾提议“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这里的“据敖仓”体现了粮草仓储对军事胜败的重要性。“淮北仓庾相望，寿阳（今安徽寿县，位于淮河南岸）至于京师（今河南洛阳），农官屯兵连属焉”反映了曹魏丰硕的屯田成果。诸葛亮“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是在为北伐大战积蓄粮草。“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在破冈渎沿线建造储粮仓库也是未雨绸缪，应对战争之需。

然而不同于运输，粮草仓储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还要看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和战场态势，其数量多寡并非胜败的关键因素。粮草仓储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促成军事胜利，用得不好则易消磨进取心。董卓“筑郿坞，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云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公孙瓒则“为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积谷三百万斛”，天真地以为“今吾楼橹千重，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拖垮袁绍。二人怎么也想不到，他们被引以为傲的粮仓困住了雄心壮志，最终坐以待毙。在封建时代，军事前线充足的粮草仓储是稳定军心的压舱石，必须护之如眼中珠；而大后方的粮草仓储既能成为政权稳固的基础，也可变成坐吃山空的滥觞。

4 启示与思考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我国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在持续关注三农问题。面对世纪疫情、俄乌冲突和台海局势的考验，全球粮食紧张，我们只有做到手中有粮，才能心里不慌。三国的粮草生产、运输、仓储给我们的启示如下：

（1）培养供应链的思维。军事物流中粮草生产、运输和仓储，构成了一条简单的供应链，其每个环节的强弱都对整个供应链是否畅通有重要影响，进而传导至战场态势和斗争结果。相对于吴、蜀来说，曹魏的生产、运输、仓储没有短板，粮草供应链畅通且最有韧性，取得最后的胜利并非意外。这对现代化战争同样适用。

（2）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和平时间一旦拉长，就有人容易产生懈怠思想，甚至要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祖训，万不能像董卓、公孙瓒那样故步自封，只满足于一时的口腹之欲，而应不断进取，连续作战，勇攀高峰。

（3）竭力增强综合国力。军事力量在伯仲之间甚至略处下风的情况下，一时的输赢并不能决定战争结果，更不能决定天下归属。战场上互有胜负是正常现象，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国的综合国力和人心向背。西晋继承了曹魏强盛的综合国力，三家归晋是历史的必然。我国当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其他的发展战略，都是围绕增强综合国力的布局。增强综合国力应成为我们始终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