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这一个”
——鲁迅的留日生涯

本刊编辑部

1902年3月24日，尚未满21岁的鲁迅登上“大贞丸”号客轮驶离南京，29日在上海换乘日本邮轮“神户丸”号，以大清国公派留学生身份赴日留学。4月4日抵达横滨，随后来到东京。自此，他先在东京私立弘文学院学日语，后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再后来弃医从文，前后在日留学七年。在日本的七年，正值其青春与成长的黄金时期：在此，他恶补知识，广博众长，转向文学，并把文学视为终生志业；在此，他心忧国事，针砭痼疾，上下求索，不断为自己也为民族和国家投石问路。

一位出生于败落官僚地主家庭的中国留学生，远渡重洋赴日求学，历时七年完成告别旧我、重铸新我的形象再生过程。事实上，鲁迅作为“人之子”的伟大形象、内涵及其超拔气质，在留日七年间即已初露端倪。他以其在文艺思想和实践上的特立独行、自成一体，以及在革命与启蒙上既激进、勇猛又内敛、冷静的在场姿态和行动趋向，成就了一个与同代精英完全不一样的知识者形象。他以其对自身形象与志业的重塑及其充分、有效的实践，诠释并赋予“青年”“青春”“成长”等关涉和象征中国从旧到新、由传统到现代蜕变的核心符号以全新、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指涉意义。在今天看来，留日七年间的鲁迅，无论其形象、经历，还是在翻译和创作上所取得的实绩，都昭示出重大而深远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与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留日革命志士，以及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众多身处异国、满腔热血的留日学生一样，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的失望，对弱国子民在异国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歧视凌辱的愤怒，以及为改变祖国现状和形象所本能地萌生出的奋发行动，也构成了青年鲁迅学医和弃医从文的重要原因。虽然他也往来于同盟会、光复会等若干带有革命性质的政治团体之间并与其成员多有接触，虽然他也以宣扬“斯巴达之魂”、誓做“革命党之骁将”、践行“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志，充分显示出血气方刚、勇毅前行的革命锐气，但他对“革命”的理解及其行动，又与崇尚武力或诉诸起义一派有着重大不同。在“立国”与“立人”之间，他视“立人”为先决战略和措施，而“立人”首在“救心”。如何“救心”？在他看来，必须诉诸于文艺！因此，由医学转向文学，重新认知、塑造并宣扬文学在科学与启蒙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也在鲁迅留日七年间所从事的书刊编辑、文学翻译和文论创作中，得到充分而集中的展现。这也为后来回国后的鲁迅迅速突入“五四”文学现场、成为“新文学”奠基者和主将之一，作了理论与方法上的充分准备。

留日七年间的鲁迅既是冲锋陷阵的文化战士，又是心绪彷徨、冷眼旁观的沉思者。这从对“别求新声于异邦”、“遵个性而张精神”、认定“改良必败”的先锋意识，到坚守“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韧性精神，再到对徐锡麟、秋瑾式直接从事暴力革命而牺牲所作谨慎而理性的思考，都可从其彼时心态、言行和文艺实践中得到验证。意志坚定、崇尚战斗，但又冷眼静观、时常质疑，几乎成为其一生中对形形色色的“革命”及其人物（包括同道人）所秉承的基本立场与姿态。留日时期的鲁迅是“独特的这一个”，回国后的鲁迅更是“独特的这一个”。正是因为对“独特的这一个”的执念和文艺表达，才生成了鲁迅最具原创性、超拔性的文艺风景。

2022年是鲁迅留日120周年，以此为契机，我刊2022年第9期特别推出“‘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载华年”封面专题，以呈现鲁迅在奔赴东洋、修习日语、转向医学、介绍科学、弃医从文、编辑书刊、从事翻译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或事件中的真实形象。本文作者姜异新女士为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尤其对鲁迅留日七年的诸多史料和细节有深入研究。珍贵的一手资料、流畅的讲述话语、丰富的细节和场景呈现，以及在总体视野下对“鲁迅的留日七载华年”及其传主形象所作的原生态还原，都构成了这部中篇传记的鲜明特色。

2021年10月30日，在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中日线上交流会上，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表示，鲁迅先生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在年轻时代与中国众多仁人志士一样留学日本，探求振兴中华之路。他和藤野严九郎教授的故事也是中日两国人民互学互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值得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而今，日本东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已从当年的鲁迅一人增至约1300多人（截至2021年9月），鲁迅曾经学习过的阶梯教室也保存完好，学校资料馆中还专门设有鲁迅纪念展示室。仙台市博物馆分别设立于1960年和1992年的鲁迅纪念碑与鲁迅半身像，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郁郁葱葱的青叶山下，人们当年植下的树苗已茁壮成荫。那个120年前留日青年“周君”的故事，还在推进中日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时空中继续延展，继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