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及生态保护

◎李娜齐

（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被祁连山与北方诸山夹峙且形似走廊，故有此名。河西原月氏、乌孙、匈奴旧地。自汉武开河西以来，起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并对此展开不遗余力的开发与经营。

民族生态文化是指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对所处生态系统的认识、利用和治理的相关文化。文化主要来源于各民族对于生态系统的观察与思考，表现在思想、信仰、行为方式层面。前辈学者关于河西地区的农业开发及生态保护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有益借鉴。然而，学界大多从历史学的视角关注两汉农业开发对于河西地区的环境破坏与环境保护，民族学视角缺少较为清晰、全面的论述。本文选取两汉时期的河西走廊作为研究对象，以民族生态文化作为理论支持，以期深入和细化两汉时期汉民族在此的生态思想，同时为河西走廊地区的生态保护提供历史参考。

一、两汉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与开发

汉武帝时期由于汉匈实力的变化，加上河西走廊原本优越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力量角逐的场所。通过河西战争，汉朝成功打垮匈奴右部势力，占领河西地区。汉朝政府随即在这里移民设郡、筑塞布防。

（一）优越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地理位置

河西走廊虽深处我国西北内陆地区，年降雨量仅200毫米，但走廊内水文状况较好。南麓的祁连山依赖冰雪融水源源不断的补给了疏勒河、黑河、石羊河，而且三大水系又孕育了众多支流和湖泊。水流居高临下地由山地流向平原地区，冰山融水与地下水相互转化、相互补给共同滋润了片片绿洲。古籍中对此也有准确的描述，《圣立义海》载：“积雪大山，山高，冬夏降雪，雪体不融。南麓化，河水势涨，夏国灌水宜农也”，文献中积雪大山指祁连山及其余脉。从西夏时“冬夏降雪”中分析汉代的雪线应该更低，这也表明了河西走廊内的河流有充足的水源。西汉时期气候的也较为温暖，使得这里湖泊成群、水草丰美、宜农宜牧，呈现出勃勃生机，故此处又称“绿洲走廊”。

河西走廊能成为历代兵家必争的风水宝地，不仅因为它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是因为它可“镇河山襟带，扼束羌戎”。从地理位置来说，它位于黄土高原、蒙古草原、西域荒原、青藏高原四大地理板块结合部，可谓“天下要冲，国家藩卫”。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拥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经营西域的前哨。

（二）汉政府对河西走廊的战略控制与经营

汉朝于元狩二年发动了第一次河西之战，“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夏季乘胜追击进行第二次战争，“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两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在周密的部署下，霍去病、公孙敖、李广军等将军的配合下，通过两次战争，消灭匈奴约4万人，打垮匈奴右部势力，成功占领河西走廊地区。

早在文帝时期晁错就提出了“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事之急务”的建议。这一政策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大规模的实行，在河西地区移民设郡、筑塞布防，“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河西四郡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可以“张汉家之腋肘”，由此成为汉武帝苦心经营的战略要地。

晁错在《守边劝农疏》中总结秦朝强制移民失败的原因时分析，胡貉之地气候太冷，“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秦实行强制徙民的后果就是“秦民见行，如往弃市”。除此之外，徙民的待遇并不丰厚甚至苛刻“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汉朝总结了秦徙民失败的教训，将民迁往河西地区，这里“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徙民对象主要是，“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即没有生计的贫苦农民、罪犯及其家属。由于移民成分的复杂性，政府在此也设置了不同于内地的治理方法。“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移民实边是汉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政策，它的优点是且战且守、亦兵亦农，并且可达到保卫边疆的目的。

二、两汉对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

汉王朝占据河西地区后为了更好地解决军队粮草及农民温饱问题，在这里实行大规模的屯垦。持续性的屯垦必然伴随着农业人口的逐步增加、水利设施的修建与农作物的耕种。以上三大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剧烈的，逐步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系统。

（一）移民屯垦

河西之战后，为了更好地巩固、控制战略要地，汉政府在此留驻军队，进行屯田。西汉河西地区的军事屯田分为驻军屯田、戍卒屯田两个阶段。戍卒屯田是戍边的士卒进行屯田，即“以兵营田”属于可耕可守的武装力量。他们主要任务的是边塞屯田。元鼎二年，“始筑令居以西”之边塞。元鼎六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广大的移民兵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力。赵充国在《屯田十二便》中细数军屯的好处“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此后军屯风气大开。军屯是民屯之先导，民屯在军屯的护卫下也逐渐发展起来。

葛剑雄先生在《中国移民史》中从两个方面分析移民的原因即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元狩四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从史料中可以看出迁出地发生自然灾害，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选择移民，其中既有政府的主导也有流民自发的意愿。到达河西地区后“赐高爵、复其家”“先为室家， 具田器”“县官衣食振业”等。可以从上引材料中窥探出当年河西地区屯田规模、妥善的安置、优惠的政策。但是也有严格的规定，一旦到达边郡，不可返回内地。迁往此地的农民在这里辛勤耕种，成为农业开发河西的主体。西汉末期，河西四郡的编户民达28万多。得益于此地适宜农耕的生态环境与人们的辛勤耕耘的努力，敦煌郡中甚至出现宜禾、鱼泽、美稷等地名。这些无不证明河西走廊已由牧区变为“谷籴常贱”的农业区。

（二）兴修水利工程

与屯田同步进行还有水利工程的兴修。《史记·河渠书》中的“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水及川谷水以溉田”武威郡守任延，以“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仅只有政府组织，也有民间开挖的渠道，由此形成了有序、完备的灌溉网络。《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河西灌溉渠道有三条：即张掖郡觻得县之千金渠、敦煌郡冥安县之南籍端水和龙勒县之氐置水。因为有了水源的灌溉与滋养，河西绿洲才能生机勃勃，建成丰收良田。但修建的水利工程，只顾眼前利益，层层截流水源，也导致了内陆河泾流量变小至于干涸。

（三）种植农作物

随着农业人口的迁移进入，农耕区不断扩展，土地利用方式由游牧变为以农业，原有的绿洲、牧场草原等多样地貌都被开垦为农田，农作物的种植也取代了天然植被。原来以自然力为主导的自然生态系统被人工建立的灌溉农业生态系统所代替。自然界被强烈的打上了人为作用的痕迹。

种植作物农业的生产就是进入了“产食革命”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根据自身需要选择耕种某一种或者几种植物而忽视、排斥其他植物的生长，改变了地区的生态。人与环境的关系不仅简单的是适应环境而是改变了生态系统。从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简牍来看，河西人工耕种的农作物主要以粟为主，还有麦、麋、黍、豆、麻等也占一定比重。农田大规模开垦，使得原有植被景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即使是未经开垦的绿洲，天然植被也会因为灌溉农业带来的水资源变化发生一些改变。根据前辈学者对古居延地区实地调研发现，由于农业需水量大，下游及地下河床水位降低，使得密集的芦苇保存在局部的洼地上，而旱生植物旺盛成长，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系统。

三、河西走廊的生态问题及民族生态保护文化

人类社会无论存在于什么样的区域还是时代，环境、人类、文化三者都会相互作用。林耀华先生在《从书斋到田野》中谈到：“我们的目标不是要知道环境，而是要知道环境怎样影响人类；不是要知道人类数字，而是要知道人类怎样适应环境，产生文化”“环境供给人类生存的根据点。人类机体需要适应环境产生文化，文化累积造成文化环境，因又控制及人类行为，支配团体活动，于是环境、人类、文化三者交互作用，循环不息”。

屯垦事业是社会生态系统中一个非常复杂的反应，它蕴涵的要义是人与环境、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环境是一个易受外界影响的重要变量。屯田必然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影响，甚至带来的生态问题会制约人类的发展，人类对此是可观察到的。同样人们也会根据环境的反作用调控自己的行为，形成民族生态保护文化，再次适应环境进行发展。

（一）农业开发带来的生态问题

两汉时期实行大规模的徙民实边与农业开发，百姓从中原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具，不但解决了军队中的粮草问题，促进河西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为战胜匈奴打下良好基础。但因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加上粗放式的农业开发，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造成水土流失与土地荒漠化等问题。

随着徙民数量的增多农业区范围不断扩大，大片的绿洲被开垦为农田，但农作物的抗风蚀、保水保土的能力远不如天然植被。当国力衰弱时，屯田停止范围缩小，被翻新过的土地难以恢复原有林草，水土流失加剧，一些沙漠边缘的土地逐渐沙漠化。不但原有植被遭到人为破坏，土地开发对于水资源的高度依赖性，农区灌溉需要大量水资源，绿洲水资源的自然分布格局和平衡状态被人类活动所影响。汉代河西地区似为干旱区，对河西绿洲的沙漠化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并成先生在其论著中运用实地调查加文献考证的方法，详细论述了因不恰当的农业开垦，造成河西地区沙漠化的主要区域如民勤县西北沙窝北部三角城等地。

水土流失问题的加重可以从泥沙增多、下游水灾加剧的情况中看出。秦朝时黄河下游的水势与河岸几乎齐平。但到了西汉末年，河岸不断抬高，甚至下游的河段成为“了河水高于平地”的悬河。一旦到了汛期，下游常常决溢成灾，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对自然资源利用方式不同，自然界对人类开发活动的反馈也不同。游牧经济依赖自然环境，立体化的利用草场，不需破坏地表，对自然环境改造有限。农业经济开挖土地，铲除植被，引起沙漠化。如果不注重保护，会造成强烈的风沙活动。

（二）河西走廊地区的民族生态保护文化

人与生态系统互动的过程中，自然界并不完全被动地接受，同样也会反馈于人类。人类也不是一味地开发破坏，在过程中也会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形成了民族生态文化。民族生态文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可分为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制度、物质四个层面。

1.思想意识层面的民族生态文化

在思想意识层面，人类与自然界长期的互动过程中，人们逐步对自然界有了认识与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并反映于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指导人类的生产活动。

在河陇地区，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水神龙王与风神成为其民间信仰的核心内容，有着地域文化意义。龙王庙虽遍布河陇地区，但地区内部对龙王的祈祷内容却不尽相同。黄土高原地区属于东亚季风的边缘，年降雨量少，多发旱灾，民众以“祷雨”作为主要的目的。在河西走廊地区，灌溉条件相对便利，但季节变化性大，降水不均衡，所以灌溉水源的稳定成为他们祈祷的主要目的。而且本地降水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不大，甚至会引起盐碱上升等反作用，所以当地对水神龙王的祷雨并不发达，民间多信仰“河渠龙王”“雪山龙王”“河神龙王”。“边疆之利莫要于屯田，屯田志兴莫重于水利”，这成为历代王朝在此进行农业开发的共识。在后世依托龙王信仰修建的寺庙城区范围内或各个堡城中，还有分布于城外的河流、渠坝附近。主要的功能有三种：旱涝、祈雨停雨，民间认为其可掌管河流水量、祈雪。对神灵的祭祀是民众面对边塞恶劣环境的一种精神调适，其中信仰的差异性也离不开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塑造。

随着人口不断迁移进入，人口压力逐渐增大，其主要生产方式是种植业，但因生产种类的单调致使农作物抗灾能力显著下降。再加上干旱半干旱区域季风气候稳定性差，土地退化，生态失衡。由于以上论述的农业开垦，植被稀疏，靠近西伯利亚——蒙古高压中心，所以河西地区多大风和风沙，成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对于风神的祭祀也有它的内在需求。

2.行为方式层面的民族生态文化

在行为方式层面，人类虽生活在生态系统中受制于生计模式，但也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在逐步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人类逐渐掌握了治理、维护自然资源的知识与技术。

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与农业机械技术的使用是由两汉的科技水平、耕地面积、人口数量等综合因素决定的。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中包含了很多生态保育的具体技术，如“因土定耕”“牛耕”“中耕除草”“强土而弱之”“弱土而强之”“代田法”等。技术又是附庸于人类，一旦人类习得某项技术并进行迁移，这项技术也会出现区域性的交流与转移。根据考古资料的证实，这些先进的技术均已在西北地区出现。

嘉峪关壁画中发现的汉代犁耕图像，基本是用二牛挽犁。当时的耕犁构造已经有了犁床、犁辕、犁梢，构造较为完备。再根据汉像画石的对比发现，西晋时期的犁桦狭而长，利于防早保墒，且在犁桦后部普遍加一横木这种耕犁利于深耕。这表明，西北地区不仅仅出现牛耕技术，而且技术不断改进，朝着保护土地资源，提高利用率，节省动力的方向发展。

此外，赵过提倡推广的代田法。代田法的优点是防风抗旱增加单产，因此非常适合推广在干旱、风沙大的西北地区。最开始“令命家田三辅公田”，试点成功以后“，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收效成果显著“用力少而得谷多。”代田法的推广放到整个农业科技史的进程来看，中国传统的农耕技术逐渐由粗放耕作转向精耕细作，也在朝着对于环境有利的方向前进。“因土定耕”及其他原则的方法是在根据土壤的性质确定耕作的品种，使得强土变弱、弱土变强、改善土壤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生态保护作用。

3.制度层面的民族生态文化

在制度层面，人类在治理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关的习俗、法律起到制约与规范人们行为方式的作用。汉律中关于生态保育的规定早已亡佚，但其内容在地方志、简牍、诏令中仍有案可稽。敦煌悬泉中发现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就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五年）秉政的王莽以临朝皇太后的名义颁布的关于河西地区生态管理的诏令。现将简文摘录如下，如下表格所见：

表1 《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内容中关于生态保护的条文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月令诏条》的条文中，涉及生态保育的内容有争对林木、动物、水源、空气等几个方面。

关于保护林木资源的规定，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所以规定大小树木都不可伐，只有到了八月后，“草木零落”时，才可以砍伐。“毋焚山林”，保护的不仅仅时林木，而是山林生态共同体里的禽、兽、虫、草、目。这两条规定体现了“以时顺气”的自然时序观和整体观。

关于保护动物资源的条文，主要是在春天动物繁殖的季节，不可捕杀“幼少之虫”、怀胎的禽兽、六畜。同时有明显的时间限制“，四时常禁”“尽九月”“尽十二月常禁 ”，有的是到了某些时节开始，有的是全年都要禁止。这些规定遵守了动物生长的规律。

保护水资源的简文规定，“毋侵水泽，陂池”。《仲春纪》：“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春季乃捕鱼之时，不可使水泽干涸，禁令直到十一月属于常年禁令。此外还需“修利堤防”春季雨水较多，需要修筑堤坝，水流顺畅流通，“道达沟渎”浚通大小水沟。这样的规定，不但保护了水资源也可让鱼类正常生长，体现了“用养结合”的原则。

在净化空气的条文中规定，“痤骼貍骴”。到了春季，气候转暖，对于死在野外的鸟兽要埋葬，防止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流行。此令一直实行到夏末，这是一则典型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

在前人的研究中发现，《月令诏条》中生态保育思想的渊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月令书，如《吕氏春秋》《淮南子》《 礼记·月令》等；二是先秦诸子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三是秦汉时期生态保育的法律。除此之外，在河西走廊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在这里生存繁衍，他们民族的文化中有非常朴素的环境保护思想，值得挖掘学习。

四、余论

根据前文的论述，了解到因为人为的农业开发与自然因素叠加造成汉代河西走廊的环境恶化。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在克服。我国对于河西走廊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十分重视，提出了攻坚克难，实现“绿进沙退”的目标。为了减缓自然灾害的发生，目前在政策与技术与层面我们已经付出了诸多努力，但要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筑好西北部生态屏障，就应该从历史的角度认识、理解人类与气候在长期相互影响中所形成的生态文化。即使不同时代的生态文化有差异性，但也有不可分割的延续性，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生态文化还是可以为当今生态文化提供发展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