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服务发展对农民富裕程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成子乐，余 瑶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宣城 242000）

引言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离不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外部驱动，但其根本动能来自乡村内部的结构升级，包括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目前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足，一是农村缺少高附加值的乡村产业，农民只能依靠外出务工获得收入。二是农民缺少抵押资产，获取金融服务的渠道受阻。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解决资金问题。2019 年2 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鼓励各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振兴领域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目前，金融与农村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研究金融服务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中心思想是分析金融服务发展对乡村振兴宏观战略和计划的促进作用。如，李季刚、马俊（2021）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助力乡村振兴建设，且具有单一门槛特征。蔡兴（2019）等的研究成果表明，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乡村振兴发展，表现为自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二是研究金融服务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Khandker& Miled等研究微型金融机构与农业发展的关系，认为加强农村金融机构建设，提高贫困人口的贷款供应会对人均收入带来显著影响。张荣（2017）研究得出，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水平会推动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且当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农民收入增长的动力将显著增强。阮贵林、孟卫东（2016）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农业保险显著地促进了东、中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而对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增长不明显。石文香、陈盛伟（2019）的研究表明，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表现出门槛特征。温涛、王煜宇（2005）认为，农村金融发展抑制了农民收入增长。

现有文献从不同视角研究了金融发展和农村发展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一是乡村振兴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主要是农民实现脱贫致富。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对乡村振兴规划、战略方面的实施，关于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宏观战略的影响层面还较少。二是在对于农民富裕程度的研究文献中，大多数学者仅采用农民收入水平进行刻画，乡村振兴是长期战略，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在短期内提升所有人民的收入显然不现实。

本文在其他学者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剖析和研究，总的来说，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原有宏观研究乡村振兴政策及战略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切入分析农村金融服务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更加地贴近现实。二是从多维度刻画了农民的富裕程度，采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衡量农民富裕程度，更贴近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从以下方面影响农民的富裕程度。首先在农民收入水平上，农民可以使用贷款资金更新现代化设施，提高生产效率。农业企业可以利用贷款形成的规模经济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在农民的收入结构和生活质量上，农村金融服务可以为农村、农民在农业生产上提供资金的支持，也可以在文化、教育、娱乐方面提供资金的帮助，丰富日常娱乐生活，拓宽收入来源，提高生活质量。

农村金融的发展是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必经之路，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有信贷需求的农户和小微企业由于缺少抵押物，很难得到资金支持或获取信贷的成本偏高，而随着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的扩大，金融服务的参与门槛会随之降低，将有效缓解农民等弱势群体被正规金融排斥的问题。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增大，能有效提高农民的生活富裕程度。

城镇的发展会带来虹吸效应的增强，社会资金流向更倾向于城镇，资源难以配置到农村，涉农贷款业务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有效优化了资源配置结构。涉农贷款是服务“三农”的重要力量，为农村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耕作的生产效率，同样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提供资金的帮助，有效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小额贷款公司是重要的普惠金融机构，成立之初就是为服务“三农”，它的出现直接增强了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的能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涉农贷款使用效率和小额贷款贡献率的提高，能有效提高农民的生活富裕水平。

农业具有高风险，作为金融服务之一的保险业务也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变农户融资结构、实现精准扶贫等方面作用显著。农业保险的发展为农户提供保险保障和信贷支持，能够提升弱势群体的风险管理能力，增强农民应对风险的能力，进而提高农民的富裕程度。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农业保险的发展会有利于农民富裕程度的提高。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借鉴Miled K.B.H.（2015）和李季刚（2021）的实证模型，本文首先构建以下农村金融服务发展影响农民富裕水平的回归方程：

式（1）中，AFFLUENCE 表示解释标量农民富裕程度，COVERAGE 表示解释变量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EFFICIENCY 表示解释变量涉农贷款使用效率，DEVOTE 表示小额贷款贡献率，INSURANCE 表示农业保险密度。ECONOMY、OPENING、ODR 和 CITY 均表示控制变量，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老年抚养水平和城镇化水平。ε 表示误差项，i 和t 则分别表示省份与年份。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农民富裕程度。农民富裕程度是衡量农民生活富裕的综合性指标，本文借鉴了李季刚（2021）衡量生活富裕维度的指标体系，用农民的收入水平、收入结构、生活质量三个指标来衡量农民的富裕程度。由于在农村农民的住房面积不轻易发生变动（具有长期稳定性），用农村居民人均合格住房面积来反映农民的生活质量缺点较大，故本文采用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在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替代，具体指标解释如表1 所示。在农民富裕程度指标的构成中，由于各指标之间量纲不同，故对数据进行预处理。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不同量纲之间的差异；其次，根据每个指标的熵值，计算出指标权重；最后，根据指标权重计算出第i年各地区的农民富裕程度，如表1 所示。

表1 农民富裕程度评价体系

式（2）中，AFFLUENCE表示为某地区第 i 年的农民富裕程度，w为第j 项指标的综合权重，P为第j 项指标中第i 个样本数据的标准化值。

2.核心解释变量。一般而言，指标的选择需要满足代表性、可获得性。由于农村金融服务主要是信贷和保险，故选取农村金融服务网点覆盖率、农村信贷支持度、小额贷款、农业保险发展四个维度来构建指标，其中农村金融服务网点覆盖率数据缺失，本文使用全国的每1 000 平方公里机构网点数量替代，具体指标解释如表2 所示。

表2 解释变量的设定

3.控制变量。根据蔡兴等的研究，选择（2019）与乡村振兴可能有关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对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即ECONOMY）、对外开放程度（用当年汇率将进出口贸易总额转换为以人民币计价后除以GDP，即OPENING）、老年抚养水平（老年抚养比，即ODR）和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除以总人口，即 CITY）。

（三）数据来源

考虑到农村数据的典型性、代表性，本文使用2010—2019 年中国大陆省级截面数据的年度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鉴于数据可获取性，暂未加入台湾地区。上述数据均来自Wind 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2010—2019 年，27 个省的农民富裕程度的均值为0.33，标准差为0.002，说明数据较稳定，波动幅度不大；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的均值为7 365.48，标准差为4 216.59，说明数据在样本期间内存在波动性；样本中涉农贷款使用效率的均值仅为4.98，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22.22，说明各省（区）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存在异质性；不同地区的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也有较大的差异，保险密度最大值为10.77，最小值为4.08。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由于本文属于短而宽的面板数据，受个体因素影响比趋势性大，故不需要进行ADF 检验。解释变量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各变量间无强相关性。

（三）回归分析

利用Hausman 检验，在静态面板下，其对应的P 值为0.000，确定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更为有效。鉴于各变量之间的量纲差异较大，为消除数据量纲的影响，实现可比性，对变量统一采用了标准化处理。

首先，基于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下的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X的回归系数为0.661，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假设H1 得证。其次，小微贷款贡献率X的回归系数为0.169，并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假设H2 仅部分得证。最后，农业保险发展水平X对农民富裕程度指数的估计结果为0.099，并通过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假设H3 得证。

涉农贷款使用效率X的估计结果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有三点：一是各行涉农贷款在总贷款中占比维持在2%附近，占比较小，且增长缓慢。所以规模不足导致了涉农贷款业务的效果有限。二是王伟、温涛（2019）研究证明，涉农贷款在整体上拖累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绩效，严重阻碍了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因此，金融机构本身积极性不高导致了涉农贷款业务效果不佳。三是涉农贷款数据核算误差较大。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不严格、会计信息造假、官员干预等使得涉农贷款的真实数据难以获得。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得回归分析模型更加稳健，本文使用变量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服务人员、涉农贷款总额、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员、农业保险理赔支出/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对解释变量每1 000 平方公里机构网点数量、涉农贷款余额/农业总产值、小额贷款余额/地区GDP、ln（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农村人口）进行替代，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和上述结果一致，说明结论依然成立，金融服务的覆盖密度和使用情况对于各省的农民富裕程度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结语

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农户振兴与农民富裕。实现生活富裕，体现于人民生活，见证于悠悠人心，让农民有着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本文基于全国27 个省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服务发展对于农民富裕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服务的覆盖密度和使用情况对于各省的农民富裕程度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应扩大金融业务的覆盖范围，降低金融服务的参与门槛；应鼓励小微金融机构将资金面向“三农”，解决乡村振兴的资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