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主持人 张清华

红柯，是唯一一位“新生代”中已辞世的作家，这是足以令人惋惜的。关于他，我一时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见过他的人，第一眼忘不了的就是他的长相。虽然也是汉人，但他身上流着大西北的血，便显得那样与众不同。一头浓密的卷发、红脸膛、络腮胡须，还有那一双胡人式的浓眉，若是个头再高一点，便是一位标准的骑士了。他有着谦逊而憨厚的表情，一张看谁都像老师的脸，嘴里还要把老师二字叫出来，再加上那浓重的西部口音，陕西人特有的鼻腔音，大手与你一握，便有了兄弟或老友的感觉。

这就是红柯。有一年我到新疆，车子一路驶过克拉玛依、乌尔禾，直到布尔津、喀纳斯，不知为什么，红柯的身影似乎一直如影随形在伴随着我。仿佛那里不是沙漠，而是一片水草茂密的丛林草地，有野鹿和兔子出没，而红柯也不再是那位憨厚和质朴的作家，而是变成了一个扛着猎枪，行走在林间草地中的猎手。他在前面一路拨开荆棘和杂草，带着我们寻找大大小小的猎物，不时举起枪，嘭的一声，猎物应声倒地。但当我上前捡起的时候，猎物立刻化成了一本沉甸甸的书。

那是《美丽奴羊》《金色的阿尔泰》《西去的骑手》《老虎！老虎！》《大河》《乌尔禾》《生命树》《少女萨吾尔登》……

红柯是诗人小说家，是小说家中的诗人，再说重一点，他是中国作家中的惠特曼，诗人中的杰克·伦敦或梭罗。他作品中的那种浑然和磅礴，那些诗意与苍茫，总叫人无法言语，他那西北气质仿佛天然地接近于诗，接近于洪荒和本源，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作家中有善讲故事的，有语言精细和技巧娴熟的，有油腔滑调诙谐俏皮的，但最缺的就是他这样本色的，接近原始和质朴的写作者，将自己的生命编进了西部行走，将文字织进了躬耕垄亩的生命履历之中的作家。

在没有读到红柯的作品之前，我对新疆真的没什么概念，知道那里只是一个干燥的地方，沙漠和荒山、戈壁和雪峰交错着，原野洪荒一片。但当我读到《乌尔禾》中这样的句子时，顿时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茫茫戈壁间的一片仙境啊，密林中有河水喧哗，闪烁，有百鸟齐鸣飞翔，树也是杂树，最高大者皆白杨，如同燃烧的白蜡……兔子呢，兔子全进林子里了……狭长的河谷清凉幽静。”原以为这地方是属于作家的虚构，没想到有朝一日会真的身临其境，经过那片神秘之地。

当然，我经过的时候，大概是在它以东的侧面，并没有看到它那仙境般的景致，而只是看到了它不远处的一片风蚀地貌——魔鬼城。这大自然的杰作让我意识到，真正的艺术创造其实是造化本身，人力的极境是在与自然本身的奥妙无限接近时才会出现的，所谓道法自然，其如是乎。

在这样的地方，人的命运感方能够彰显。每当我看到红柯，总是觉得他与那片土地之间有着某种不解之缘，甚至他那红红的略显粗糙的皮肤，也是那风蚀的产物。我坚信，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过的人是不可能真正读懂红柯的，因为他对生命的热爱不是来自修养，来自想象，而是来自经历；不是来自道德，而是来自本性，来自那大自然的浸淫、雕刻、侵蚀和赋予。从这个意义上，读红柯，是读一部真正的自然之诗。

《美丽奴羊》是那么短，但它似乎就是一部缩微的史诗，一部天籁般的生命与生存的史诗或协奏曲。若非不是有上帝的眼光，不会那样写。上帝眼睁睁看着人间的美好与恶，人间的屠夫与刀子杀向羊群，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一切尽看在眼里。河川和林带，溪流与草地，时光仿佛停滞，羊群咩叫着，人群兀自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着，谁也不能阻止这名屠夫，但是羊群在用它们的生命，演奏着属于它们的音乐——准确地说是哀乐——用这音乐证实着什么是羔羊，是无言的反抗和承受。

“那么白的羊那么绵的羊，不跑也不闹，静静地待在林带里，像树梢挂住的一堆白云……”在这一片祥和与宁静里，手持刀子的屠夫向它们走去。

红柯用了音乐的笔法，用了绘画的笔法，用了人间最美的文字，来描绘这场屠杀。不动声色地犹如一个真正的牧师，他不是用牧羊人的眼睛、而是用了牧师的眼睛、上帝的眼睛来写这场景，所以才让我们看了惊心动魄。而他自己并没有大惊小怪，因为他见得太多了，他置身其间，仿佛他就那个是善写牧歌和赞美诗的上帝，那个一向悲天悯人的救赎者的上帝。

我不能详说，当年我在读到他的小说时的激动，那样似乎显得有点幼稚。但20多年过去，我老了，他则已作古人，我只想说，这是我读过的最美最残酷的小说，胜过诗。

《西去的骑手》或许是另一个代表，红柯把近代史和西部风情混为一谈，将一部并不容易评价的混战史，写得这般悲怆跳荡、淋漓尽致。因为这样一部小说，那些被关闭的历史和固化了的人物又活了起来，马步芳、盛世才、马仲英，这些人物走出了概念的黑屋子，重新粉墨登场。在他们的成长、求学、励志、厮杀、争斗中，沉埋于时间尘埃之下的那些善与恶、黑与白、红与黄，那些罪孽与不得已，还有天山南北广阔原野上的那些或壮志少年，或权谋诡诈，都一一还魂复活。

或许红柯给人的感觉是习惯于太美太抒情，这部小说反而给我留下了更深印象。他并没有将那些历史人物予以过分道德化的装裹，而是相反，将他们置于动荡与杀伐的生存之战中，如此才会像《静静的顿河》或《战争与和平》那样，将残酷与洗礼混合起来，将人性的种种侧面，还原至生命的真实处境本身。

丰富性就这样显现出来。假如你还不满足，那么就是视而不见，或是吹毛求疵了。红柯没有得上茅奖，或许只是命——我们没必要慨叹命运，与真正不朽的作品比起来，任何奖项都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这个人走了，我们反而倍觉珍贵，他的那些诗意与残酷、温暖与质朴，会长久地感动着我们，这就足够了。

仿佛此刻我还在握着他的手，摇一摇，以示亲热。记不得第一次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见面的了，但一定是在读过他的许多作品之后。那时，我们彼此紧握着，他用浓重的陕西口音称呼我“张老师”，我又叫他“红老师”——“你才是老师”，我们彼此哈哈大笑着，就这样成了朋友。

以为他是个能喝酒的主儿，但有过几次吃饭也没有见他豪饮，只是很有数、有礼数的样子，说不定还有点儿敷衍。我的一位有学医经历的朋友说，红柯中年的面相，一看就是容易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那种。红脸膛最可怕，看起来神采奕奕，但其实下倾的眼角暗藏着危险，容易患上高血压。或许他也是个爱贪杯的人，尤其是有着那么多年新疆的生活经历，那样的苦寒之地，没有酒怎么成？

最遗憾的是没有与红柯兄一醉方休一次。十多年前，我应一个出版社的邀请，帮助组一个书稿，起名叫“精神插花”，其中约了红柯一本，大约十来万字的随笔散文，还同时自备了朋友配的插画，记得是一些油画的图片，厚厚的一大摞。我自得意呢，但不期该出版社有人非要把这选题给否了，一来二去，竟流产了。此事我万分觉得对不起朋友，尤其是红柯这样忠厚质朴的朋友，就这么一件美事，一点点真正的交集，居然就黄了。但红柯并未在意，再见面，他还是紧握着我的手说，没事，感谢。不说便罢，一说便叫我耳根发烧了。

唉，人生有多少遗憾，对于红柯，似乎我欠着他一顿酒，欠着一次酒酣后的长谈，一次郑重的致歉。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请他喝好酒，喝醉，然后好好地谈一谈，谈他的西部，他的小说，他笔下的山川自然，他年轻时代或许有的罗曼史，以及那其中滔滔大河般的永不疲乏的丰盈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