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回到事物本身”
——《棋王》与寻根文学的书写难题

王 都

一、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寻根的焦虑

二、《棋王》：日常生活的“还原”

在发表于《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的《棋王》中，作者一开始便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将人们在火车站送知青的经典场景描绘出来：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车站”“人”“大红布标语”“语录歌儿”，这几个名词一出，便勾勒出了知青送别的场景。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使用了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故意模糊了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的界线，进而将一种嘈杂的(“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慌乱的(“唱得大家心更慌”)氛围以一种相对间接的方式刻画了出来，这样一种氛围由于作者本身文字的素朴以及句子节奏的舒缓，呈现出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所达到的便是对于嘈杂、慌乱、激烈这一类感受的间离效果。

又比如，小说第二段迅速接入了“我”的第一人称视角，但“我”对于自己悲惨身世的描述在这样一种舒缓的日常话语的节奏与氛围中，被剔除了原本应该有的悲情与残酷的因子，而带有了一种自我戏谑的诡异效果：“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我虽无父无母，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暂且不论文本中的“我”与作者阿城之间的关联，如果仅就文本语言所呈现的效果来看，很明显，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压迫感与个人遭遇的不幸被有效地压抑了。因此，读者与文本以及其中的人物自然而然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同样奇怪的是，知青生活残酷的一面在作者的笔下竟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朴素感：

将近半年，王一生不再露面。……我给王一生所在的分场队里写了信，也不见回音，大家就催我去一趟。我因为这样那样的事，加上农场知青常常斗殴，又输进火药枪互相射击，路途险恶，终于没有去。

即使是血腥的斗殴和恐怖的火药枪互相射击的场景，在文本中似乎也仅仅是一个描绘性的片段，原本的暴力气息以及叙述人的情感倾向被成功剥离。

鲁西地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构造应力场数值模拟……………………………………………………………………胡秋媛（3.1）

同样，小说文本中的重要装置——象棋，在很大程度上也呈现出这样一种被“悬置”的状态。在捡拾垃圾的老头儿与王一生的对话中，原本用来模拟战争的象棋对弈，被一种道家自然主义式的玄学话语所笼罩，原本表征着残酷的政治斗争形态的“大字报”和“破四旧”，也在这样一种舒缓平静的氛围中被“纯化”了：“这每天的大字报，张张都新鲜，虽看出点道儿，可不能究底。子儿不全摆上，这棋就没法儿下。”象棋在很大程度上隐喻着当时的时代状况。作为对于战争的模拟，象棋本身便是对一种残酷斗争的隐喻，而这样一种隐喻装置在小说文本中被抽离了其中的血腥暴力因素。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象棋成了象棋本身，成了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象棋本身所包含的基于数理计算原则的游戏规则和技巧，以及对于战争状况的想象，更多地是在精神层面展开。这也就是为什么王一生那么热衷于下“盲棋”的原因，因为在“盲棋”中，对弈双方所进行的更多是纯粹的思维交锋，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脱离了物质存在形式的精神活动中，象棋回归了自身。

无论是对时代背景的间离化描写，还是对于“破四旧”、斗殴、火药枪互相射击、象棋等充满了紧张感与斗争性的场景和事物的“纯化”，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试图通过剥离其政治性，将一切还原为事物本身纯粹状态的意图。而这种“回到事物本身”的美学旨趣，也深刻地体现在王一生这一人物形象上。

相对倪斌而言，王一生对于下棋的执迷也更加纯粹，但这一执迷并不意味一种僵化的固执，而更表现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清醒判断。正如王一生的妈妈告诫他的那样：“可你记住，先说吃，再说下棋。等你挣了钱，养活家了，爱怎么下就怎么下，随你。”王一生对于“吃”的坚持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其母亲对于“吃”的根本性的强调，换言之，是一种对于生存、对于日常生活的理性认识。对于王一生来讲，他的人生似乎是贫乏的，但他对于“吃”的纯粹性的强调与坚持便是一种试图在贫乏的内部建立主体性的努力，这是一种生理性的满足，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性的需求。“吃”本身作为一种满足生理需求的行为，在王一生这里拥有着足以影响其精神状况的能力，即“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如果将下棋作为王一生在精神层面对于自我的确认，那么“吃”便是在生理层面对于存在的坚持，而且作为目的的下棋始终需要作为手段的“吃”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棋”和“吃”都保持了一种自律的状态。因此，虽然王一生着迷于下棋，以至于有了“棋呆子”的外号，但这样一种“呆”是克制状态下的无限制放纵，是一种基于理性计算后的有意识有计划的自我放逐，这也是为什么小说中的“我”会用“虔诚”和“精细”来描述王一生吃的状态的原因(“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下棋同样不过是一种精细化的行为，它们之间的区别也仅仅是下棋更有“气度”而已。而当倪斌为了让王一生参加比赛，将自己父亲的棋作为礼物送给区委书记时，王一生却展现了一种不同的态度：“倪斌，谢谢你。这次比赛决出高手，我登门去与他们下。我不参加这次比赛了。”对于此时的王一生来说，“棋不能当饭吃”的含义已经转变，在这里“吃”已经成了一种对现实秩序的妥协，是一种向外的对“大他者”秩序的臣服。当太过具体的生活吞噬掉象棋所表征的理想时，王一生对于“吃”与“棋”的纯粹意义的把握与认识便合二为一了。王一生选择不参加比赛，而是单独去与前三名对弈则表明他对于理想的坚守，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于压抑性、宰制性秩序的反抗。换言之，“吃”与“棋”在这里重新统一为王一生对于日常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于穿透了权力话语的日常生活的回归。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一生最后的对弈是一次纯粹的个人主体性的展示，这也是为何当王一生要出场下棋时，“棋场的标语标志早已摘除”的原因。这是一次非意识形态化的个人生命状态的完全展开。王一生在最后的对弈中以一种个体性的“灵魂”状态出场：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象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众人都呆了，都不说话。外面传了半天，眼前却是一个瘦小黑魂，静静地坐着，众人都不禁吸了一口凉气。

在这一刻，王一生呈现出了一种完全自足自立的生命状态。无论是对于“棋”的执迷，对于“吃”的坚持，抑或是对于“棋不能当饭吃”的理解，王一生所做的选择都展现了一种躲避崇高的日常性。即使王一生是当之无愧的“主人公”(hero)，但其本身却并未完成任何具有“英雄”(hero)意义的行为，他最终所达成的只是一个更加完整的自我。正是通过下棋，王一生重新回到了自身，一个充盈着无限主体性的自身。

三、如何“回到事物本身”：寻根文学的书写难题

“回到事物本身”不仅成了“寻根派”的美学特征，更重要的是标识了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况：真实的人生抑或是真实的理想只能到生活的本来状态中寻找。外部政治与文化伦理的变迁，以及对“干预生活”等体制化文学创作范式的拒斥，促使寻根作家将传统文化作为新的思想资源，进而建立起另一种文学书写的可能。一方面，回归传统、重视日常生活为空缺的文化心理建立了一个支撑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更为寻根作家所意图重塑的文学主人公——人——提供了一个民族性的发生场所。

法国哲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在其文化史著作《日常生活的颂歌：论十七世纪荷兰绘画》一书中指出，17世纪的荷兰绘画表征了一种真实再现生活的民族本能：

在托多罗夫的语境中，这样一种绘画的原则被称为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相应地，黑格尔则把荷兰人的国民精神概括为一种“‘德意志’的性情气质”：

可以看到的是，王一生便是一个标准的具有“‘德意志’的性情气质”的形象：一方面他保持着“棋”的精神传统，对于“棋”怀揣着一种热烈又虔诚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对世俗生活(吃)又能够保持着知足，同时更以一种独立自由的灵魂状态呈现着自身。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更可以把《棋王》这一“文化寻根”的文本认定为具有同样的“‘德意志’的性情气质”。寻根文学所意图实现的回归传统与回归日常生活，在方法论层面的确与《夜巡》所代表的17世纪荷兰绘画的美学倾向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问题是寻根文学所标榜的回归民族传统文化似乎在阿城对《夜巡》的征用中遭遇了某种危机：表征着道家传统的王一生成了资产阶级国民精神的个体，山民成了阿姆斯特丹城的射手，寻根文学所寻找的是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之根。因此，对《夜巡》的挪用一方面意味着《棋王》这一文本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叙事原则，将表征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人公与山民置换成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与群体；另一方面更表明了所谓“文化寻根”，所谓“回到事物本身”，很大程度上无法摆脱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制约与影响。

四、Hero的辩证法：作为“话语舟筏”的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