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困叙事与突转模式
——论《九三年》与《惊心动魄的一幕》

李建军

一

人类渴望秩序和幸福，却常常事与愿违，总是陷入纷乱和困扰之中。纷乱和困扰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就是危困情境。所谓危困情境，即事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和紧迫关头，而关于紧急时刻和危机情势的叙事，则是危困叙事。危困情境激发作家的叙事热情。危困的形势越紧张，冲突越激烈，叙事的推动力和冲击力就越大。危困叙事是小说叙事中的常见样态。

一切伟大的史诗性和现实主义的叙事，都是面对苦难和困境的叙事，都是蕴含着痛苦体验和悲剧意味的叙事，或者说，都是危困性质的叙事。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九三年》属于危困叙事，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也属于危困叙事。

不同的是，有的危困叙事，像一条宽阔的长河巨流，大部分河段水面宽阔，水流平静，波澜不兴，有时，也会在流经峡谷的时候，惊湍直下，涛声如雷。《悲惨世界》和《平凡的世界》就属于这种复杂形态的危困叙事。

还有一种小说，是强烈形态的危困叙事。它所描写的是瀑布飞流直下的情景，是火山喷发的骇人过程，是海啸来袭的可怕画面。它的情节冲突集中而剧烈，几乎所有情节都被恐惧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人物也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这种危困叙事中的冲突，一般是由战争、政治、宗教和情感等因素引起的。雨果的《九三年》和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属于强烈形态的危困叙事。它们所叙述的情节内容，都是特殊性质的革命引发的冲突和考验。

想来，《九三年》带给路遥的印象，一定像凡高所感受到的一样美好；带给他的精神震撼，也一定像安·兰德所体验到的一样强烈。那是一种他也许从未有过的“惊心动魄”的阅读体验。由这部叙述危困情境的小说，他联想到了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经历。在这个时代里，也有同样尖锐的冲突，也有同样严峻的危困情境，也有同样可怕的生死考验。既然雨果的小说与自己时代的现实生活之间，有这么多的相似和相同之处，那么，自己也可以根据亲眼目睹的危困情境，写一部像《九三年》一样令人惊心动魄的小说。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是在《九三年》的启发下写出来的。《九三年》对《惊心动魄的一幕》有着明显而直接的影响关系。

1978年9月，29岁的路遥完成了自己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1874年2月，72岁的雨果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一个产生于青年作者危困叙事的起点，一个产生于老年作者危困叙事的终点，这决定了两部作品的品质和价值，必然是天壤悬绝的。

我们先来看看法国大革命第四个年头的危困情势，看看雨果如何处理关于1793年的危困叙事，然后，再来考察《九三年》对路遥的小说写作的影响，进而分析路遥的危困叙事未能获得理想效果的原因。

二

三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极端形态的危困叙事。在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的欧洲作家中，几乎没有人不被这个危困叙事的传奇性和极端性所吸引。狄更斯的《双城记》是关于这场革命的传奇叙事，而司汤达的《红与黑》则反映了这场革命对法国青年的意识世界的巨大影响。发生在旺岱地区的剧烈冲突，更是法国大革命叙事中极具吸引力的情节内容。大仲马的《双雄记》和巴尔扎克的《舒昂党人》，都属于法国大革命背景下的“旺岱叙事”。雨果很早就注意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他对1793年的旺岱冲突，尤感兴趣。直到晚年，他才有机会从容地完成关于1793年旺岱冲突的写作计划。

那么，《九三年》的灵魂性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呢？

人道主义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原则和绝对原则；因为，只有人道主义，才能将人类从仇恨和混乱中解救出来，最终将人类的生活提高到真正人性的高度。

人道主义，这就是《九三年》所宣达的具有核心意义的思想和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观。

人道主义意味着对所有人的尊重和包容。如果没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如果没有爱的智慧和能力，那么，人类将无法最终解决任何矛盾和冲突，也无法将人类从危困中解救出来。革命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所以，革命也以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伦理原则和行动纲领。在严重的对抗和冲突中，只有基于爱和同情的人道主义原则，才能最终将人们引向和解与和平。

在《九三年》里，革命因为自由和平等而起，所以，革命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如果丧失了人道主义的原则，那么，革命就会被错误地理解为暴力和恐怖，进而一切毁灭性的行为，都会被当做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雨果才在这部小说中发出了那个振聋发聩的声音：

郭文是一个共和党，他相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而且也的确是如此。可是一个更高级的绝对正确性出现了。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在郭文生命的最后时刻，雨果用充满浪漫主义诗意的调性和修辞，把他塑造成了像天使一样完美的英雄：

这样的描写，包含着巨大的道德力量和美学力量。道德力量强化了诗性的美感，美学力量强化了道德的崇高。没有人看到郭文的形象会无动于衷。人们会被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所震撼，也会被他的理想主义激情所感召。一个人一旦读了《九三年》，一旦认识了郭文，一旦理解了他的人道主义原则，那么，他的意识就不可能是原来的样子。他会从雨果这部伟大作品里，获得这一个深刻的启示：假如不能在自己的内心培养爱的情感和能力，假如不能把人道主义原则当做绝对的原则，那么，一个人就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人，而人类的生活也很难达到高度文明的和谐境界。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成为大象。

无论共和主义者郭文，还是保守主义者朗德纳克，都拒绝像大象那样踩踏一切。

他们下脚前，会细看自己的脚下。

他们心中的信仰和善念，不允许他们傲慢自大，冷酷无情，成为无所不为的人。

四

那么，从令人荡气回肠的《九三年》中，路遥获得了什么样的灵感和启示呢？

他从这部小说中看到了伟大的牺牲者，看到了他们身上的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感。

一个人要想成为优秀的作家，就要像雨果那样，把爱和善当作自己的灵魂。这就意味着，要赞美真正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感，要塑造为了善和爱而甘愿放弃生命的牺牲者。

路遥也经历过令人惊心动魄的危困时刻。他要以自己所耳闻目睹的可怕的冲突为题材，塑造一个像郭文那样伟大的牺牲者形象，要写出这牺牲者身上伟大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光芒。

在写作《九三年》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77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事件。一切已成陈迹，材料任我驱遣，故而，雨果几乎掌握了所有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重要资料和信息。然而，在路遥写作《惊心动魄的一幕》的时候，“文革”才结束两三年，一切皆半明半昧，若隐若现。现实还来不及沉淀为历史，因而，也就没有类似阿克顿、马迪厄和托克维尔这样的学者为他提供史实和观念上的支持。这样，路遥在展开叙事的时候，既无法盱衡时代之全局，又无力触及问题之本质；既无法全面而完整地了解和把握“史无前例”的运动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又没有能力深刻而彻底地思考和分析这历时10年的危困所包含的问题和教训。

更为重要的是，在《九三年》里，法国大革命虽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冲突，但并没有动摇人们的价值体系，也没有使全社会陷入持久而可怕的精神状态。但是，在《惊心动魄的一幕》里，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风雷激荡，摧枯拉朽，对全社会的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面对如此复杂的矛盾，面对如此沉重的问题，路遥的危困叙事的难度，可想而知。也就是说，雨果有展开叙事的稳定的价值观，路遥却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所以，雨果可以用普遍性的伦理精神来支撑自己的叙事，而路遥则只能靠极端化的唯意志论来支撑自己的叙事。

然而，在路遥的危困叙事中，那些看似剧烈的冲突，却是荒诞的，缺乏意义感的。在这里，没有思想和价值观意义上的严肃冲突。那些仇恨和折磨马延雄的人，并不关心超乎个人之上的重要问题，更没有思想的痛苦和价值观意义上的焦虑。他们的愤怒和敌意，全都来自个人的鸡毛蒜皮一样无足轻重的恩怨，因而，是为了发泄可鄙的个人情绪而报仇——在他们愚昧的意识里，他们不是因为犯了罪而受到惩罚，而是因为县委书记马延雄的缘故，才被送进了监狱。而那些同情和支持马延雄的人，同样没有思想的痛苦和价值观意义上的焦虑，也不过是因为个人恩怨，马延雄帮他们解决了具体的困难和问题，所以，他们保护他，就是为了报恩。可见，无论恨马延雄的人，还是爱马延雄的人，都停留在近乎琐碎的区区恩怨之中；既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当然也就谈不到对价值观的忠诚，也不会有因价值观而起的崇高而严肃的冲突。

然而，在路遥这里，虽然冲突双方的根本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人却被简单地分成了可爱的好人和可恨的坏人。好人和坏人在人格上并不平等；坏人是为了证明好人的高尚而存在的，而好人则是为了证明抽象的观念而存在的。他们全都是承载某种片面观念的符号。人并未获得人的个性和尊严。

在雨果那里，朗德纳克的意识是高度理性的，而行动则是充分自由的；他明确地知道自己冒险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也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最后为了救人而自投罗网，就是自然而真实的。

然而，路遥照着朗德纳克塑造出来的马延雄，却给人一种并不真实的感觉。

五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路遥在塑造马延雄的时候，用尽力气，反复修改，最终却事与愿违，未能获得理想的叙事效果，仍然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呢？

因为，这个人物的行动不是基于深刻的思想和可靠的理性意识。他的意识与行为之间，缺乏逻辑性和说服力。他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所面对的造反派，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似乎完全不知道，这群陷入癫狂状态的人，只信奉“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既缺乏正常的情感，又缺乏最起码的理性，因而，既不可以动之以情，又不可以晓之以理。面对这样的危困情势，面对这样一群歇斯底里的人，任何一个普通干部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他根本无法控制局面，也无法使他们回心转意。当然，对这危困局面的严重性，马延雄自己也是知道的：

眼下，两派就像两扇疯狂转着的石磨，他像这两扇石磨中间的一颗豆子。如果能使这两扇磨不咬在一起磨擦，他这个“豆子”就是粉身碎骨，磨成面，他也心甘情愿，乐而为之。可是，他这颗小小的豆子能隔开这两扇磨吗？能使他们不贴在一起互相磨擦吗？

答案是肯定的：这是一个社会性的动乱潮流，他个人改变不了这个局面。

那么，这样看来，他是不是不应该做这一颗“豆子”呢？是不是应该从这两扇磨中间蹦出去呢？

答案也是肯定的：他不能“蹦”出去！他可以蹦出去，但不能蹦出去！他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县委书记，他不能离开这暴风骤雨，去为自己寻找避风的港湾。……他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没有上级，也没有下级，他是一个单兵在作战！

在雨果的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叙事里，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常常发生突然的转换。这是一种肯定性质的转换模式——仇恨突然转化成了同情，罪人突然转化成了义人，魔鬼突然转化成了天使。在《悲惨世界》里，冉阿让从仇恨一切的人，转化成爱一切的人；沙威则从法律的冷酷工具，转化成了良心觉醒的人。在《九三年》里，在无辜的孩子们面临死亡威胁的危困时刻，朗德纳克从血腥的杀戮者，转化成了仁慈的拯救者；郭文从无情的惩罚者，转化成了温和的宽恕者；西穆尔登则为了捍卫无情的原则处死了郭文，又因为对郭文的父亲般的爱而处死了自己。一切都显得违情悖理，匪夷所思，一切又都合乎情感逻辑和真理逻辑。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都要求他们完成这种“突转”。在雨果的叙事世界里，这些传奇人物的行为与意识之间，存在着严密而合理的逻辑关系。

路遥的这部危困叙事小说，以青春的热情和巨大的勇气，表现了特殊时代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他想为人们提供一面镜子，点燃一团火焰。他想帮助人们看见可怕的恶和阴暗，也想点燃人内心的善和光明。这部小说使人看见历史事变造成的混乱和恐怖，也使人看见巨大冲突所带来的人性复活和精神安慰。

路遥在《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探索是失败的，他在这部小说中所追求的叙事目标，也未能全部实现。但是，他对“人的伟大”的信仰对他后来的写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引导他写出《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早晨从中午开始》这样包含着理想主义激情的现实主义杰作。

2022年1月6日，北京平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