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语境下歌唱家概念释义与解读

郭建民

一、歌唱家概念释义

长期以来，凡提到歌唱家，人们不约而同或从不同视角去定义或解读，歌唱家的概念界定各抒己见，自圆其说，难以集中统一。事实上，由于每个历史时期的歌唱家演唱风格鲜明迥异。因此，多重语境下，歌唱家的概念，自然就有了纷繁多样的解读和阐释。

从广义讲，歌唱家的概念具有多重属性，既具有符号化的特指，又具有普泛化的泛指。歌唱家的概念可以是虚指，也可以是实指。在公众印象中，歌唱家指的是具有娴熟演唱表演技能和代表作品，指的是从事专业演唱事业，头顶上带着光鲜名字的特殊群体。

从狭义讲，歌唱家是社会或公众给予的一种称谓，通常被称作是从事舞台表演艺术，准确地讲以声乐与歌剧作品为演唱载体的公众人物或群体。歌唱家是一个名词，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或文化符号。由于歌唱家具有特殊显现的“身份”，尤其是演唱的代表性作品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力，因此，创作实践活动，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常常引发社会关注和热议。

二、歌唱家的普泛化解读

如果把歌唱家看做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具体到某一人，也许容易认识和理解。但是，如果歌唱家由一般意义转化成带有普遍意义，那么，上述解读和阐释就不是那么全面了。

普泛化意义的歌唱家，一般泛指的是具有精湛娴熟的歌唱技艺，高超的歌唱水平，深厚的艺术修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在社会大众心目中，以优美和崇高的形象出现，并受人尊敬和拥戴的人或群体。

普泛化意义上的歌唱家，往往是占公众比例极少数的特殊人群。同理，中国声乐艺术——歌唱家以中国声乐与作品为演唱载体，以抒发家国情怀，彰显中国精神、中国风格、民族神韵，以清丽恢弘的声腔、韵腔、表演体系，美化人、感动人、鼓舞人。他（她）演唱的声乐与歌剧作品，在中国大众的心目中具有极其广泛的传播力和深远影响力。

虽然，上述两种对歌唱家的认识和理解都有一定的概括性。然而，事实上，如果从多个维度去深入理解剖析、全面解读和阐释歌唱家，几段、几句话恐怕还难以得到深度解读和全面阐释。究其缘由，歌唱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往往代表着社会公众的美好形象，往往以艺术文化符号的形式出现，他（她）们是主流音乐和文明进步的代言人，他（她）们是先进文化传播的使者。

因此，如果把歌唱家放置于多重语境下，简单理解难以全面准确，所得出的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三、人类学语境下的歌唱家

人类对生存理想的不懈追求，催生了人类对艺术和审美理念的不断升华。关于人类文明进化曲折复杂而又漫长的历史，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音乐教育家王黎光将其概括为四个阶段，十分凝炼，即“纪实文明—进化文明—价值文明—家国文明”四个发展阶段。

然而，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就为我们阐释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变迁，早先大家自娱自乐共同承担的任务，不知不觉地落在了少数人家的身上。比如：那些拥有富于想象力的听觉天赋和发声技巧的人得到大家的赏识和拥戴。在许多原始部落里，原本是人人参与演奏的、半专业的乐师在这样的社团里很罕见。但是逐渐地，音乐家脱颖而出，受到重视，并赋予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责，因为音乐家可以激励民众，把大伙团结起来，同他们发出一个声音，并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在音乐家的帮助下，音乐给了人民打仗和捍卫自己财产的意志和勇气，并在他们欢乐或哀伤时陪伴他们。”

人的身体就是歌唱艺术最好的发声器，人类的歌声本无传奇，但是因为出现了具备特殊技能的“歌唱家”——才有了关于歌声的曲折故事与历史传奇。于是，具备了特殊技能的人充分利用自己先天的嗓音优势，以优雅、动听、悦耳的歌声，慢慢确立了“歌唱家”的独特地位。“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人形容歌声的妙语，足以说明他们把人声放在了第一重要的位置。人类对声音具有原始的本能反应，从来不会拒绝倾听优美动听的歌声。因此，有关歌声的历史与传奇本身原本就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里。

具有特殊天赋的人用优美的歌声带领大家整齐劳作，带来精神愉悦。虽然人类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分工，然而，艺术的本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这个原始的本能的“缪斯”，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深深地植根到了人们的文化基因里。

“音乐所特有的因素是单纯的内心方面的因素，即本身的无形的情感——形成音乐内容意义的是处在它的直接的主体的统一的精神主题性，即人的心灵，即单纯的情感。”“歌咏言的歌唱艺术，作为音乐艺术形式的子艺术仅仅是依靠声音的律动，它是不依任何外力，直接沁人心脾的最纯的火焰。”“表现情感是歌唱的灵魂，因此，只有当声音和情感表达得同样的完美的时候，歌唱才可以被称之为艺术。”换言之，只有掌握了精湛演唱技巧，把声音和情感表达得相当完美，并且得到了社会的传播和公众的拥戴的时候，方可称之为歌唱家。由此，声乐艺术作为人类情感抒发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形式，也表现出独特鲜明的文化特征。

如今，原始人类借助于声音的律动直接抒怀，即歌声源自本能的冲动的方式已成过去。人们借助了现代化的手段和技术，用歌声表达情感的表现方式更加丰富多彩，传播速度和范围更加快捷，更加广泛。

声乐艺术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优势和条件，即人类自身携带的天然“乐器”（声带——发声器），渗透着人类艺术本能情感宣泄与表达的典型性特征。事实上，因为人类自身带着的“乐器”（人的声带可以作为一种声源的发声体，并引发口腔、咽腔、头腔、鼻腔和胸腔共鸣），从而产生洪大、悦耳、动听的共鸣——美妙的歌声，人类无需借助其他形式上的“媒介”，比如：钢琴、小提琴、二胡等乐器的演奏，必须借助于乐器本省身才能够创造音乐，产生精神共鸣。声乐艺术——人类仅仅凭上帝赐予的一副嗓音，就可以有感而发、引吭高歌了。

原始人类在语言文字出现之前，先通过歌唱的方式相互“对话”，即交流信息、沟通情感，从而原始的歌唱不仅使原本寂静的世界充满了快乐的歌声，增添了声音的光彩，更为人类文明的推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声乐艺术——这种人人都具备的（张口就来的原始本能）歌唱能力，使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具有普及传播范围无限广泛的特性，同时，也构成了从业人员及其受众群体极其庞大的特点。可以毫无夸张地说，声乐艺术是最受大众追捧和欢迎的表演艺术形式之一。

当人们在共同分享歌声带来的幸福和愉悦时，他们中间的少数——“歌唱家”随之脱颖而出。因为“歌唱家”的歌声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总是能够代表他们，与他们同频共振，发出他们心中的声音，所以，这些掌握了特殊技能的“歌唱家”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极力追捧的公众“发言人”或形象“代言人”。于是，到后来，这些掌握了特殊技巧的歌唱家与大众之间的身份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再后来，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类社会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职业开始出现，歌唱艺术在声部、声种、类型方面，各司其职，分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细。“不言而喻，恰恰正是艺术家以其特殊的灵智表现在个中发挥的作用，也即从审美的角度，从事物对于人类所具有的价值的角度看待和处理对象，才赋予艺术杰作以永恒的意义与价值。”

虽然歌唱家优美的嗓音属于人的本能，但是歌唱家的“德、法、艺”，即道德品质、演唱技艺、艺术精神等，特别是鲜明的民族品格、民族意识等，需要毕生努力，长期积累才能形成。古人云：立业先立德，做事先做人。这一点，对于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歌唱家，显得更为重要。

四、社会学语境下的歌唱家

在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进步中，尤其是在为当代精神文明的演进和启迪人们情感表达的丰富多彩双边互动活动中，作为社会大众一员并具有特殊身份的歌唱家，他（她）往往以其代言人的公众人物身份出现并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舞台上的歌唱家在公众领域中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往往具有一种巨大的精神能量，往往能够产生一种超强的社会反响。

他（她）们——歌唱家往往具有创造性、独特性表达能力，即“以歌咏言”“以歌代言”的特殊沟通与互动对话能力。这就使得大众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追捧歌唱家，并且伴随着人们审美的不懈追求和进步，以至于对于歌唱家艺术创造和在与自己共同存在的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如何与歌唱家进行交流与接触，在不断产生思考的过程中，也会发出一些追根求源的疑问和思考：难道歌唱家仅仅是一些燃起人们激情的能工巧匠吗？难道歌唱家仅仅是给人带来美感的艺术家吗？

事实上，在人们发出诸多疑问和思考的背后，潜藏和寄寓着歌唱家作为一种社会公众中的“符号”，存在的成功抑或更深层和更神奇的文化密码。对于中国歌唱家而言，在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创作中，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他们肩负多重使命和责任，他们在演绎中国声乐和歌剧艺术作品过程中，往往以艺术本身符号化表现，通过演唱艺术的特殊符号形式，身临其境地去表达真实的内心和真挚的情感。关于这一点，也许正是中国歌唱家与国外歌唱家有所不同的原因之一吧。

按照马克思“人的本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歌唱家的本质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但是，因为歌唱家具有特殊演唱技能，又被社会赋予多重职责和使命，所以，与普通大众相比，歌唱家的社会作用、文化影响力大不相同。歌唱家以极富灵性的感悟和灵感，以社会公众代言人的身份，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对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推波助澜，发挥积极作用。由此，从审美与文化的视角，歌唱家实践创作获得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与文化价值。

“天人合一”“中和之美”是中国文化美学的根本准则。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和谐统一是社会理想、艺术理想和社会准则，温良、融洽、完满、和谐、统一，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基本形态。这种社会文化反映在中国声乐艺术——歌唱家的身上，其中浸透着乐观豁达的精神气质，显现出真挚、朴实、匀称、完美、圆满的民族气质。

正是这样一种“天地人我庐”的舞台艺术演进逻辑，往往促使舞台上的歌唱家在一个有限的艺术时空里，能够“仰观宇宙之大。”真可谓：声乐演唱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我们不要小看舞台很小，它却能够装得下整个社会、整个天地。虽然歌唱家通过中国声乐与歌剧作品呈现出来的现实生活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声乐演唱舞台上所包含和容纳的现实生活的艺术空间却是无限的，他（她）带给人们的遐想的情感世界和音乐空间，更是无限的。

人类对生存理想和审美的不懈追求，带来了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同时文化的积淀，文化的定义也进入一个丰满而又全新的历史阶段。同理，中国声乐艺术伴随着世界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趋势，伴随着音乐现代化的文化潮流，歌唱家也进入了定义重新解读和阐释的新时代。

作曲家是用音符抒情达意，歌唱家则是用自身嗓音的天赋与技巧，并将这两者巧妙结合传递天籁之音，使人们从悦耳动听的听觉体验中，得到精神愉悦，因此，可以说诗人与作曲家结合并被转化为具体的音乐形象的最完美的形式是依靠歌唱家来完成的。

从社会学视角，可以这样具体解读和阐释人们心目当中的偶像——歌唱家：“他（她）们用歌声唤醒孤独的人，为自己难以诉说的痛苦而找到症结和定义。倘若用形象的语言比喻，歌唱家更像一块蘸了药水的纱布，用它可以轻轻擦拭人们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歌唱家使精神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的大门，勇敢地走出去，找到他们的同类。歌唱家能够使人们原本自由的思想和谐统一，使散漫的劳动步伐步调一致、整齐划一……”歌唱家便成为社会和谐，团体组织拧成一股绳，团结一条心，同舟共进的精神“助推器”。

五、文化学语境下的歌唱家

歌唱艺术审美创造以“特殊”视听形式呈现，因此也就预示着歌唱家本身作为个人符号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换言之，人们的精神生活通过演唱艺术的审美交流与对话，可以得到充分的释放，也正是在这种释放过程中，歌唱家的文化意义得到真正的凸显。

然而，是社会和大众赋予歌唱家以荣誉和称号，因此，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要以真、善、美的形象出现，都要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为人类歌、哭、笑、乐，成为人的理解家、同情家。与此同时，歌唱家首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勇士，勇于在具体的精神位置上抒发个人因素，勇于在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对话过程中首先敞开自己的心灵之门，凸显自己“伟大的现在和伟大的自己”。文化和民族是一个整体，歌唱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致力和奉献于中国声乐艺术——伟大创造的歌唱家，是一个十分具体而又鲜活亲切的概念。

歌唱艺术创造与其他艺术创造一样，具有魔术般的力量，集中体现了歌唱家聪明、智慧，它是歌唱家艺术创造、艺术成果、艺术经验、艺术精神的集合体。歌唱家既保存了对生活对现实对生命的最为深切的感悟与印象，又以非现实化和非功利化的艺术价值观念和高超娴熟的创作手段，由具体生动的生活感悟与现实生活感受中飞跃超升出来，建立起一个个辉煌灿烂、魅力无穷的精神的、情感的、美学的艺术圣殿。这也许就是当今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把歌唱家作为自己心目中崇拜的偶像的主要缘故吧。

归根结底，歌唱家创作实践活动绝非一般生活现实的简单模仿和复制，它是人情事理的显示，是心理、感情与思想的真实记录，是生命、灵魂与精神的重铸、重构和塑造。歌唱家创作实践活动与其他艺术一样，不仅对人的现实生活具有搅拌作用，产生精神共鸣，而且更要为人类生命观察与体验提供新的可能，使人类凝结出真正不朽的灿烂，使人的生存状态处于丰盈、清新与顿悟之中。

歌唱家之所以逐步成为我们中的极少数，是因为歌唱家的本质包含着能力、技巧与天赋、才华等先天因素，之所以与那些艺术匠人逐步区别开来，是因为他们还在本质上是自由的、独立的和思想的，即，他（她）总是意识到自己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以及责任，并采用个人化的体验、观察与个性表现方式，致力于艺术未知领域的探索实践与创新。在走自己的路——创造自己的音乐个性风格的艰难征途中，歌唱家越来越多的从以往歌唱家业已成型的思维习惯、审美情趣以及某种文化定势中解放出来，肆意挥洒，把自己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感知深刻地熔铸于声乐演唱艺术创造当中，赋予声乐演唱以艺术灵魂、民族个性、音乐品格、艺术精神等，最终把声乐艺术引向高远神妙的精神圣殿而展翅高飞。

另外，对于优秀卓越的歌唱家来说，演唱艺术创造的过程远比最好的结果更具有吸引力，因为他（她）们看中的是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而不是别人会怎样看，又能提高或得到多少市场效益等等，与那些为金钱和利益而生存的商业歌手相比，真正优秀的歌唱家更纯真、更真实、更伟大。因为毕竟伟大的歌唱家的艺术创造和艺术立场在功名利益，即在商业和市场之外，伟大的歌唱家更在自己的具体的精神位置上，而不在旁边的什么不大相干的地方存在。从这个意义上，也许正是社会大众为什么对伟大歌唱家报以热情的态度和美好向往的缘由吧。

“艺术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是为了追求高尚目的，以提升、净化人的灵魂为特点的，而不应该是一味为了追求金钱利润的功利性的实践活动，当然，也不是认为艺术家就不食烟火，绝对不去考虑观众或听众的反应，认为他们就完全没有利益考虑，这自然是真实的。这里这样强调，只是意在说明艺术家绝对不允许也不会让这些利益、打算、名利思想充斥他的头脑，直接介入或参与到他的艺术创造过程当中。”

与一般普通大众相比，真正优秀的歌唱家的情感生活，即在声乐演唱艺术创造的审美交流过程中，可以得到最充分、最大限度的放大、强化和释放，也正是在这种强化和释放下，最终呈现其艺术风貌、艺术风格，实现自身的艺术价值，彰显自身的文化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家如何看待中国声乐艺术——歌唱家，就多了一个比较客观和全面的崭新视角，就会对中国歌唱家的艺术成果、艺术价值、艺术精神以及社会文化影响力，进行宏观梳理与重新审视，中国声乐演唱体系建设与发展进程中，中国声乐艺术——歌唱家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构建，也就有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参考依据。关于中国声乐艺术——歌唱家的深度解读和阐释，将另文详尽论述。

六、传播学语境下的歌唱家

虽然早年由于科学水平、技术手段不够发达等原因（在爱迪生发明电唱机之前），无论人们怎么努力，都无法复制古人发出声音的记录。因此，只有传承才是能够实现声音的传播。“随着电视、互联网、广播等电子媒介的逐渐发展，为传统音乐文化提供了更新、更快的传播方式，进而促进了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当今传统音乐文化的多种方式的同时传播，已经将包括传统音乐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的传播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事实上，离开了人类文明初期那些具有特殊技能的群体，当今称之为歌唱家的人的集体智慧和艺术创造，展现人类精神生活的优美音乐曲调就无法得到广泛传播与流行。同理，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对话以及抒发情感，精神生活方式，就少一个十分重要的“出口”。

歌唱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最早的艺术表达形式，依托于占大众少数歌唱家非凡的艺术创造——由他（她）们演唱的声乐和歌剧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他（她）用自己优美动人的歌声，把人类所处的世界描绘装点得五彩缤纷，把人类的情感世界展现得那样得绚丽多姿，把人类文明的历史画卷刻画和描写的令人充满美丽和遐想……

在广阔无垠的时空领域中，是音乐传播深化了人类的艺术思维，并使音乐成为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音乐的广泛流行与传播，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已经产生或将产生极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同理，歌唱家是社会音乐文化中影响广泛的一个特殊群体，而由他（她）们演唱和表演的声乐和歌剧艺术作品，是一种集体创造的艺术产品。比如：一首民歌作品的流行与传播就需要经过这样一种基本模式：“一部民间音乐作品的最初形态产生于某个个人的冲动。但在这之后，它经过了集体过程中其自身特性的积累，经过了无数次的演唱和许多不同人的锤炼润色才逐渐形成。因此它是集体的产物，是群体的表白。它并不具有一部音乐作品所具有的那种个人的、不变的性质。它的变体性、非同一性正是由此而来的……它在许多世代中口头流传着，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它经过许多代人对它的改造……被乐谱记录下来的民间歌曲同口头流传的民间歌曲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已经是代表着某种稳定的东西，而后者还在汲取经历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不仅在于人类的记忆力不可靠，更主要的还在于人们的活跃的音乐想象力。”

歌唱家演唱的声乐与歌剧作品的传播方式，与其他类型音乐作品的传播一样，需要经历的是一个从“个体”到“群体”，由“少数人”到“大众群体”，即从口头到社会广泛传播的全过程。

从传播学视角，歌唱家悦耳动听的歌声，优美动人的形象，往往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巨大的传播力量，因此，不仅会受到社会大众的追捧和喜爱，同时也会受到专业声乐演员的追捧与效仿，歌唱家的个体传播慢慢演变成为广泛的社会传播。以歌唱家郭兰英为例，她演唱的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胡兰》作品，把戏曲唱腔和程式化的表演，从吐字、发声、用气甚至到一个手势、一个眼神、走步的节奏等，巧妙地融入歌剧表演艺术之中，自然清晰的吐字，甜美的歌声，细腻精准的舞台表演，深入人心，形成了“郭兰英式”的演唱表演范式。因此，郭兰英作为那个时代的优秀范本，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中国大众追捧和模仿的歌唱大家。

然而，随着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进步，加之融媒体技术的推波助澜，歌唱家演唱的声乐和歌剧作品的传播，速度更加快捷、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歌唱家完全可以借助现代媒体不断翻新的传播手段，精心设计、巧妙传播。比如：借助于互联网，通过一首歌，实现一鸣惊人、一夜成名的传播效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聚光灯聚焦和媒体社会舆论监督下的声乐从业者，虽然可以一时成名，但是，稍有不慎，也可以徒劳无功，名落孙山。

中国声乐艺术——歌唱家从艺必先为人，为人必先修德，修德必先正身，以优美的歌声打动人，以崇高的形象传播正能量，歌唱家是时代发展、文明进步的楷模和榜样。

[1]〔美〕耶胡迪·梅纽因、柯蒂斯·W·戴维斯：《人类的音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7 页。

[2]〔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19 页。

[3]李斯特：《艺术特征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年版，第264 页。

[4]〔苏〕那查连科编著：《歌唱艺术》，汪启璋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年版，第68 页。

[5]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年版，第97 页。

[6]郭建民：《声乐文化学》，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年版，第23 页。

[7]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年版，第105-106 页。

[8]黄健君：《陈涌海〈将进酒〉：古代诗的“摇滚”意象化》，《现代传播》2019 年第8 期，第66 页。

[9]〔波〕卓菲娅·丽莎：《论音乐作品的本质》，转引自《音乐美学新稿》，于润洋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年版，第19-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