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
——我与《昆山之路》

杨守松

1.祖祖辈辈江南梦

先说一个故事——

蒋正清15岁学中医，入伍后，不断进步，担任了原兰州军区医院的院长，快转业时，他的岳父、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黄经耀拿了一份“内参”给他，上面有我的《昆山之路》。

按规定，军级干部才可以看的“内参”，团级干部蒋正清是不可能见到的。部队纪律严明，司令员也不会违规拿给女婿看，但《昆山之路》是公开发表的，不涉及国家机密，因为跟女婿转业的去向有关，所以就给他看了，还说：这是杨守松写的文章，你是昆山人，昆山发展得不错，不比深圳差，你可以考虑回昆山。

蒋正清看了《昆山之路》，当下就想好了，要回昆山。本来上面有更好的安排，蒋正清依然不为所动，坚持回昆山，做了昆山卫生局副局长，尽管级别上降了三级，可是，他愿意。

蒋正清在昆山卫生局工作直至退休，还曾兼任过玉山医院的院长，其间，几次想要见《昆山之路》的作者，可总是失之交臂。

也是缘分。几年前，因带状疱疹后遗症顽疾不去，我去他儿子蒋医生那里针灸，蒋医生夫妻两个都说了这个故事，说父亲常常说起你，还说，下次再来针灸，我跟父亲说，让他过来见你。今年1月24日，因为脚板疼痛，助理建议我找蒋医生看看。蒋医生周一不上班，所以我就径直到他家里了。

听说我要过来，蒋正清十分兴奋，我才落座，他就坐过来，说：“我老早就知道你了！”他说起当年因为看了我的《昆山之路》才回昆山的前前后后。听来还真是感慨。

《昆山之路》发表三十多年来，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企业家和科研人员，因为看了这本书到昆山工作、创业、打拼，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只是，这个故事别有一番滋味。

“昆山之路”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即刻泉涌心头。

往事如烟，却没有烟消云散。

必须说明的是，这部作品最初不叫《昆山之路》，而叫《中国梦》。

《雨花》1990年第11期发表时，用了《昆山之路》为标题，接着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也用了《昆山之路》。

然而，极少有人知道，或者说没有人注意到，在创作《中国梦》之前，我先是出版了《江南梦》。

《江南梦》的思维一直在延续、延伸和深化……这才有了《中国梦》（《昆山之路》）。

2.“天堂”，不过一帘幽梦

1968年的最后一天，我追寻着父亲的足迹，抱着父亲做的小木箱来到苏南。从火车站进城要经过一条颠簸不平的土路，没有路灯，也没有汽车，只有三轮车在空寂的田野上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

因为穷，所以觉得世界很大。

因为穷，所以觉得江南很美。

天大地大就是我“小”！

昆山，我来了。

我是去城南公社西河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快我就发现，昆山的农民和我家乡的农民一样朴实、勤劳、善良。我的房东大娘简直跟我母亲一模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昆山有很多“移民”，其中最多的就是苏北人。我的父亲那一辈，到江南来逃荒要饭，有不少就留下不走了，因为昆山北部地势低洼，“小雨水汪汪，大雨白茫茫”，加上血吸虫十分猖獗，有些远田洼地就抛荒了，根本没有人种，于是外来人就在那里落脚。

“天堂”就是“天堂”，即便是荒地也能留得住人。

那时都种双季稻，人们从鸡叫做到鬼叫，从年初一做到年三十。我也和农民一样干活。挑草塘泥是很重的活，我也能顶住。秋收时，社员去河对面的粮库“完公粮”，我也起劲地要求一起去。我肩扛着一笆斗的稻谷，伴随着新谷的清香，喊着自由的号子，汗水淋漓地登上颤悠悠的“天梯”……

夏天，天蒙蒙亮我就起来去拔秧，蚂蟥叮在腿上，打它、拍它、拉它，还死叮住不走！只好硬生生撕开，腿上留下一个殷红的血口……我不怕蚂蟥，小时候在水滃田里玩，蚂蟥总是成群结队地在水中凑热闹。

生活艰苦也无所谓，我大学五年用的枕头就是父亲用楝树棍做的，1965年暑假，我在南京总工会勤工俭学二十天，菜票总共只用了一块五毛钱。毕业拿工资了，还是一样简朴。一年四季，床上都是一条白席。穿的是洗得发白的黄军装，背的是皱巴巴的黄书包，赤脚穿塑料鞋，眼镜破了，舍不得买，用胶布粘了用。

“太作孽了！”房东大娘认真地说，“这样子你连老婆都讨不到的！”于是几个“贫下中农”把我“绑架”到街上，硬逼着我买了几尺平布回来，做了一条床单。

有一天，干活累了，我跑去城里想买包香烟，谁知，才五点多吧，店门都关了，只有一家小店门缝里亮着灯火，敲门，却遭骂声回应，我只好悻悻离开……

“天堂”，不过一帘幽梦！

时间久了就发现，江南跟江北还是有许多差别。比如，江南人招待客人用茶水，江北人用水浮蛋；江南的房子矮胖，江北的草屋瘦高；江南来客人上菜用碟，浅浅的，好看，江北用碗、用钵，粗笨，实在；江南的肉圆是面粉拌肉末，江北的肉圆却是货真价实的肉……

江南人精明啊，江南人是既要面子又要里子啊，江南人的商品意识是源远流长的啊。

我所在的西河大队，还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呢，可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仍然顽强地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偷偷摸摸地养鸡、养鸭、种瓜、种菜，然后趁天还没亮时偷偷摸摸拿到街上去卖……

实践证明，江南人是对的。要不，为什么乡镇企业从江南兴起而不是江北？为什么在若干年以后还仍然是江南的经济遥遥领先？

后来陆杨成为昆山第一个“亿元乡”，由于有这期间的生活积累，我水到渠成就写成了《江南梦》。

我之所以对“亿元乡”兴奋不已，充满热情写了十多万字的《江南梦》，还有一个原因：这里曾经是血吸虫病猖獗的重灾区。

我到昆山，最害怕、最担心的是血吸虫病。男女老少都有人得，病人面黄肌瘦，拖着个大肚子。开始常听人说“治疗”，我听不懂昆山话，后来才知道，“治疗”就是去血吸虫防治站治疗血吸虫病。

历史上有记录，1949年前，因为血吸虫病猖獗，死人无数，陆杨和千灯有两个“无人村”。

“学大寨”如何评价，这里不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学大寨”群众运动，全民义务挖沟填河灭钉螺，确实起到了明显作用。待到我接受“再教育”的时候，血吸虫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多是之前留下的病人，还有少量的钉螺。所以大伙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在治疗的同时，彻底消灭钉螺。

毛泽东主席的诗《七律·送瘟神》在昆山家喻户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的确对消灭钉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血吸虫病逐渐远离直至基本灭绝，时至今日，“血防站”这个单位已经成了历史。

但正如《江南梦》开头所写，我写陆杨，其实并不仅仅是写江南，写江南实际也是写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思想的溃败，写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中的觉醒和进步。

平心而论，这时候昆山的“主打”经济依然是粮食生产。记得当时官方民间都说，（昆山）田多人少贡献大。“贡献”主要是说昆山卖给国家的商品粮多，多到几乎占到整个苏州六县的一半。农民收入也是苏州六个县中最高的。

有一个姓王的老乡找到我，他在共青大队，是苏北过来的，说是我的什么亲戚。我也习惯了，到昆山后有好几个“亲戚”来找我。他能说会道，每次过来都不会空手，要么带着点心，要么带着他自己家酿的米酒。他是有求于我的，他要我去物资局批条子买砖瓦。他家要翻建房子，草房改瓦房，我就跑物资局找赵局长，批了条子给他，他就买到砖瓦翻建房屋了——

三间一转头，再加一碗“红烧肉”，这是我知道的昆山农民这期间最理想的“梦”。

在《江南梦》一书中，我重点写了几个在昆山的苏北农民，如何延续着父辈的梦，在小生产的圈囿里挣扎着办乡镇企业，过上“好日子”的故事。

江南梦，越来越美好。

3.伴随江南梦的作家梦

每个人都是父母的影子。

父母虽穷，却淳朴善良。父母的品德濡染了我的灵魂。大学五年，我听党话，跟党走，做热血青年，堂堂正正。

从南京到昆山，从“青春梦”到“江南梦”。

我接受“再教育”时的突出表现引起了上面的注意，先是被借调到武装部，接着到了县报道组，一年四季在乡下奔走采访，写简报，写新闻通讯稿件。

这时的杨守松，依然是个热血青年。有一回，人民路和西街交叉的路口，国营的百货公司失火。县政府（县革命委员会）离西街很近，正在上班的人听到消防警笛的呼啸，嚷嚷着跑到现场，大呼小叫，人声嘈杂。我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在烟火吞吐中爬上二楼，和一位消防队员一起挥舞着棍棒扑火。其实我也起不了什么实质性作用，就是年轻气盛，不怕牺牲。如果燃烧着的散发着焦味的梁架坍塌，我就可能掉进火坑，即便不死也一定会重伤致残……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都是积极向上，说起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黄军装的“小杨”，整个机关的人无不啧啧称赞。几乎所有的领导都想用我、提拔我，可是政治审查经历了很长时间。前前后后，我被审查了十九年。

本来，我的“江南梦”就伴随着“作家梦”。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梦想做个作家。

我本北人，又“上”江南。北方的汉子在江南的土地上汲取了营养。

柔性的江南并没有消弭刚性的思维，而是把我揉碎了，融化出来一个新的我。

1974年至1976年我写了长篇小说《迷楼》。在两堵墙之间搭建的小棚舍里，冬天如冰窟，夏天如蒸笼。就在这里，在不足一尺宽的“写字台”上，我抽着二毛三分钱的“丽华”“劳动”或者是八分钱的“大生产”香烟进行创作……

1988年6月10日，我在日记中记录：“原稿近一百万字，乱成一团。”“1986年4月至8月，差不多每个晚上整理，成了现在的十八万字。”

《迷楼》是我的第一部小说。之后我就不停地写。在乡下蹲点，别人晚上回家，我一个人住在村里，白天工作，晚上写小说。写好了就往外面寄，退回来再寄。当时只要注明“稿件”两个字，邮费就不用出。如此延续了好几年，总是写得多而发得少。

4.性格决定命运：我的未来不是梦

到了1987年，那个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近十年之后，我终于被解除审查，“没事”了。

也在这一年，我经历了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两件事，一是到文联工作，二是跟四位年轻人去海南。

这一年，县委书记吴克铨找我谈话说，合并了的“文教局”分开，恢复为文化局和教育局，征求我的意见：文化局局长、文联主席或者政府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你看你到哪里？

显然，到其他任何单位，多少都是有“权”的，文联则是个“虚职”，无权无势，可是，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原因，一般人恐怕更是无法理解，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说，到文联，我要写文章。

1990年5月16日，我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我到文联，很多人误解）“吴克铨（一个焦裕禄式的干部）对我太多信任，宣传部、广电局、文化局任我选，也可到办公室，可我的第一方案仍然是干本行，让别人误解去，我自心定，我自可慰……”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在我被长期“审查”的时候，省里某些部门依然觉得杨守松是可用之才，他们不止一次要调我去南京。虽然其间或也有过犹豫，但是归根结底，我的思维极其笨拙，我根本就不知道，在昆山做出十分努力百分努力的效果，在省里差不多一分力气就可以做到了。

唯一不变的是写作。

因为一年四季在乡下采访，我不仅朋友越来越多，对江南古镇也有了感情。1984年4月，我写了散文《周庄犹是古风存》，在《新民晚报》发表：清晨，老农牵着老牛，在薄薄的轻雾里，慢吞吞笃悠悠从双桥走过……这样的情景，看过写过，之后就消失了，没有了，只能留在记忆里，所以之后我又写了散文《回忆周庄》。值得骄傲的是，此后，写周庄的散文成千上万，但是公开发表的写周庄的散文，这是第一篇。

1984年四五月间，祖籍昆山的《新华日报》记者老张回家休息，和我说起常熟铁琴铜剑楼的故事。1951 年3月，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给上海陈毅市长的信中说：“瞿氏藏书，时逾百载，历经变乱，均能典守不失。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二君竭诚拥护人民政权，热爱政府，曾两次将前代藏书捐献中央……”然而，就是这位贡献巨大的瞿氏后人瞿凤起，却不得不蜗居在上海八平方米的亭子间，晚年境遇非常糟糕。愤愤不平的我跑去上海、常熟采访，写了中篇报告文学《铁琴铜剑楼传奇》，发表于安徽《清明》杂志。《新民晚报》副总编冯英子还在《解放日报》写文章推介。之后我听说了阿庆嫂的故事，就跑去常熟写了《阿庆嫂内传》，发表于江西《百花洲》杂志。

性格决定命运。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适合当“官”，所以就“错失”了好多次机会，即便在组织看来，文联主席也是个“官”，但至少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官”来看待，根本没有当“官”的意识，只是率性而为，仅凭感觉做事。

须知，这时的昆山文联，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跟昆山图书馆借了一间半房，一间做会议室，半间是办公室。好的是，文联几乎就没有人“管”，我喜欢自由，想到哪里就去哪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也是性格使然，我在文联和会员们没大没小，混得很熟，他们对我也是无话不谈。

当时我去得更多的是锦溪和周庄。那里有一群文学爱好者，我们经常在一起，写诗游玩，开怀畅饮，海论天下大事，深更半夜在周庄南湖划船，听船娘唱“阿庆嫂”，在与锦溪临近的青浦某个公园里夜游，星光灿烂下喝酒唱歌……

1987年11月初的一天，四个锦溪的文学青年到了文联办公室。方、徐、陶、沈，两男两女，满脸青春，还有热血。

我以为是来约我到哪里去玩，谁知，他们却给我扔下了一枚“炸弹”！

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一生，也催生了之后我写文章的格局和走向。

中央设海南特区，他们决定辞职去海南。

不记得当时我的脸色是什么样子了，但想来一定是可以用“大惊失色”四个字来形容的。他们当中三个是中学教师，一个是医院护士。简单说，都是吃公家饭的。这在当时，叫作“铁饭碗”，平白无故就这么扔了，简直不可思议！

我说不行，不能辞职。我斩钉截铁。

他们的态度也是斩钉截铁。

我明白了，我说，好吧，我送你们去海南。

11月8日，得知发表在上海《文汇月刊》的《我们的家庭农场》获得省作家协会首届“长城杯”报告文学奖。我去南京领奖，16日在南京举行了颁奖仪式。回来后，我将两次获奖的奖金（还有一次可能是《周末》）1000元赠给去海南的朋友。

17日一早，我私下请政府机关的驾驶员，帮我将四个人的行李送去上海。

第二天我乘火车赶到上海同济新村，先行到达的四个人（开始是五个人，其中一个到了上海就后悔了，回锦溪了，好在大家有约定，去留自主，但无论去留，都不许透露一点风声），住在简陋的学生宿舍，挤挤挨挨过了一夜，五点钟，天蒙蒙亮就爬起来，去火车站，五个人只买到四张票，还有一个凭站台票爬上了火车。大家轮流坐，总有一个人站着。记得夜里瞌睡，我躺在座位底下，垫一张报纸做“床单”，迷迷糊糊睡到广州。在体育宾馆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乘坐海轮。

爬上海轮，豁然开朗，眼前一片光明！

5.《人民日报》，没有发表的“昆山之路”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因为有梦，才会有希望，才会有明天。

延续父辈走过的路，我也“上”江南，我也做江南梦，后来，又跟年轻人一起，做起了海南梦……

1985年，我还在县政府做秘书，这一年，以吴克铨为代表的昆山领导决定要建一个工业小区（即后来的开发区）。因为困难重重，领导班子有了分歧，就进退两难了。退一步，就什么都完了，而要前进一步，又是何等的艰难！时任办公室秘书（报道组归属办公室）的我，亲耳听见也亲眼看见，两个主要领导为此吵得拍桌子，其激烈的程度使得办公室的人没一个敢于近前“多话”。

补充一个细节，是修改本文时在杂乱的笔记中发现的。

1986年8月16日记载——

上海《解放日报》记者贺效男文章：苏南乡镇企业第二次飞跃。文章引用了吴克铨县长的话，称：昆山决定把自己的“银河”电视机品牌和上海的“金星”合并，即取消“银河”，使用“金星”的品牌。

倒“银河”，归“金星”！

从长远看，是对的、合算的。所以吴克铨说，我甘愿做“倒牌”县长。

但是银河厂时任领导不肯，一是认为，现在银河销路还可以，二是担心，现在做“老大”，若是与金星合并了，就有职无权了。

多次做工作，时任领导坚决不同意。吴克铨很恼火，记者采访时，就把这件事说了，记者认为有必要支持吴县长，所以就写出来发表了。

文章出来后，上海方面就打电话到昆山，说了这件事。时任厂领导知道后，当即就和供销科长开车去上海，买了一张报纸，回到昆山就给县委书记毛阳青、县长吴克铨打电话，表示“抗议”，可是没联系上，又给县委、县政府办公室打电话，也没有找到主要领导。

于是，时任厂领导扬言：我要控告！控告吴克铨……

这是当时的实录，文字不长，也不详细，但由此已经可以看出，“昆山之路”起步时是何等艰难，除了没钱没技术，更重要的是理念的滞后，所以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做很多工作，都要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一个电视机厂尚且如此，其他的重大项目，更可想而知了。

其实，光明往往就在身边，只是没有注意或者说没有发现罢了。如果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份热诚的愿望、有一个追求阳光的梦，那么，迟早会发现光明、感觉到阳光。

祖祖辈辈追求的江南梦，也许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美丽，但是至少，“三间一转头再加一碗红烧肉”的江南梦已经实现。

实现了的梦想不再是梦，所以无形之中或者说在冥冥之中，“江南梦”走得更远了。

从江南梦走到海南梦，结果又走回原点，走回江南，回到了昆山！

于是我感觉到了身边的暖意，身边的梦的嬗变。于是，吴克铨的故事、开发区的故事，一下子全都涌上心头，于是产生了一种不可自已的冲动：像吴克铨这样的领导在我们国家太少，因而太可贵了！中国的事情说难也不难，只要能像吴克铨那样，既管好了自己又能一心一意把经济搞上去，什么问题都好办了……这就是“昆山之路”。

思想的闪光使得精神极度低落的我有了绝处逢生、柳暗花明的救赎感。

不错，昆山没有“死”啊，昆山非常好啊，昆山的领导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昆山的领导非常廉洁啊，昆山的经济也发展了啊。吴克铨这样的领导多了，中国就有希望。

吴克铨的形象在我心目中站立起来了。我几近崩溃的精神有了支撑，整个身心也是一阵轻松，于是就想把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理解写出来。

1989年11月13日的日记中说：“终于决定写一下吴克铨，他为这个世界贡献得太多……”

所以，《昆山之路》的初衷，不是为昆山写的，《昆山之路》是为我自己写的，是为“解救”自己而写的。

只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昆山之路》之前，我写吴克铨的报告文学，差点在《人民日报》发表。

因为长期跟记者打交道，所以即便我到了文联工作，各路记者到昆山，一般还是要找到我，而我也很愿意接待他们。《人民日报》副刊部的编辑高宁到昆山来采访，就联系我。我陪她走了几个地方，跟她说，昆山吴克铨书记是难得的好领导。我说了几个故事，听到后来，她感兴趣了，说，我还有任务，得回去，这篇文章你来写，写好了直接寄给我。

在当时，要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文章是不敢想的，但是高宁主动这么说，应该也算是“约稿”了吧。所以我非常起劲，高宁一走，就动手写。因为材料现成，又有感觉，所以半天一夜，一口气写了近七千字的报告文学。叫什么题目已经忘记了，但至少可以肯定，这就是《昆山之路》最早的雏形。

第二天文章就寄出去了。

寄出去后我又有点怀疑自己了：也许高宁是随口说说的吧，并不当真的。再说，你就那么两耙子，所以到底能不能发表，也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谁知，不到一个月，电话来了，高宁说，文章不错，送审通过，五千字的文稿已经打样拼上了版面。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三分之二的版面哪！真还有那么一点如梦似幻的感觉。

欣喜之余，我觉得应该和吴克铨书记说一下。

我到里厍找到吴书记，向他“报喜”。我想他一定会高兴的。谁知道，他立刻说，不行，不能发（表）！

我愣了，哪有这样的事？中国最大的党报啊，人家花钱都买不到版面呢，现在不要一分钱就给你发表这么大的文章，居然还不要？！

我感到不可思议，又无可奈何。

只是，我如何向记者“交待”？于是我说，我开不了口，你自己和她说吧。当下吴书记就拨通了高宁的电话，他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文章不要发了……

就这么，我就错失了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报告文学的机会。

6.《昆山之路》，有梦当燃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文章，心愿已了，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昆山之路》了。因为没有发表，就总有一个心结在，所以才有了之后的《昆山之路》。

2020年初夏，我家乡的盐都博物馆来了五个人，他们住在巴城一家小旅社，然后帮我整理资料。其间，他们说，要去看看我写《昆山之路》的地方：靠近人民路的南街昆山图书馆老楼。

就如我的乡愁，再怎么遥远也还是牵挂于心一样，对于那个特殊年代有特别故事的地方，隔了三十年也依然心心念念、难以忘怀。

以前政府机关大门正对着人民路，在人民路上行走，抬头低头都会遇见认识的昆山人，熟人多得都懒得打招呼。可是现在，你走上十个来回也未必能看到一个认识的“老昆山”。

我莫名其妙就生出一抹淡淡的失落感：人民路变得繁华但是陌生了，人民路上寻不见一个“老昆山”了……

几十年前，昆山只有几十万人口，现在有将近三百万人口。

昆山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

过去“移民”，是因为穷，现在“移民”，同样是因为“穷”：昆山经济发达，所以四面八方各色人等都汇聚过来创业、“淘金”……

其实都是：寻梦。

人民路“人民”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前的地域概念，所谓“老昆山”的人民路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的人民路是海纳百川、欣欣向荣、繁华如许的人民路。“昆山之路”上所有新老昆山人，都是“人民”，所以，人民路上越来越多的不熟悉的面孔，汇聚成人民的洪流，汇聚成时代前进的大潮。

图书馆的老楼还在，颜面旧了，但是筋骨强健。登上楼顶，放眼四周，只有几处还是老样子，整个却已经是五光十色、鳞次栉比。今非昔比啊，五十多年前我接受“再教育”的西河大队，后来成了昆山的开发区，成了“昆山之路”的发祥地，现在完全被现代化的商业楼群所替代……

写《昆山之路》的楼梯间只有三四平方米，塞满了废弃的杂物。大伙好不容易把杂物搬开，一件一件移出去，然后放了一张没有抽屉的桌子，我坐在那里，装作当年写作《昆山之路》的样子……

眼前是厚厚的摞着的草稿，还有一地随手丢落的废纸，汗水沿着脸颊爬行，爬到脖颈，爬到胸口，爬到腹部……

有话得说，有梦当燃！

写啊，美好的中国梦，燃烧的昆山之路，多么美好的充满希望的中国昆山啊……

那种几经沉浮的沧桑感，在心里留下的永远是沉甸甸的回忆。

这种感受，家乡的朋友是无法体会的！

然后，博物馆的朋友又来到柴王弄，昆山文联所在地——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文联，如今拥有近三千平方米的独立大楼，还有数千平方米的书画院和独立建制的侯北人美术馆……

我把1990年6月4日的日记拿给盐都博物馆的朋友看。我的字龙飞凤舞，潦草难认。好在打字员看习惯了我的字，所以打印起来并不十分困难。

记得当时写完稿件，我感觉特别轻松，长长地舒筋松骨。心中郁积的梦释放了。迷茫之后的清醒，仿佛大病初愈，绵软却轻松。

我把稿件寄给了《雨花》。

能不能发表？其实真没有想那么多。真正的写作都是宣泄，都是自由思想的外化，所见所思变成了文字，就已经完成了“梦”的记录。

《雨花》1990年第11期，稿件在头条位置以醒目的标题发表，题目是《昆山之路》。

表面上是写经济的报告文学，不花一分钱，能发表就上上大吉了，哪里还会想到其他？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文章很快从文学界走向经济界和政界，江苏文艺出版社当年就出版单行本（在原稿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省委副书记孙家正为之写序，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和省作协，分别在昆山和南京，先后两次召开了作品研讨会。这是罕见的重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陆文夫和省委副书记孙家正等各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锲在国外，特地写文章祝贺，省委、省政府经济部门的主要领导全都参加了南京的研讨会——

这样的研讨会“阵容”和随后新华社以及《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新闻媒体超乎寻常的持续不断的宣传，《新华文摘》《人民日报》《文学报》《上海文学》等报刊的转载、选载，还有河北和湖南两省省委书记撰文向全省推荐……《昆山之路》的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

1990年，《昆山之路》发表。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发出了时代强音，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解放思想、加快发展步伐成为舆论共声，经济社会各方面活力得到极大解放。

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刻骨铭心的蝶变和涅槃，也因为《昆山之路》的关系，我和昆山永远地分不开了。

“杨守松和昆山的故事，一本书也写不够，杨守松和昆山的感情，既有单纯和质朴，也有情结和恩怨。杨守松不是昆山人，他现在说话还带有浓重的盐城口音。但是他又确确实实和昆山难分难解。”（《文学报》2005年7月14日《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

杨守松以自己的人格精神和文学上的成就赢得了体面和尊严。

2002年12月下旬，十一卷四百五十万字的《杨守松文集》出版，昆山市委书记张雷和省作协党组书记杨承志都出席了首发式和研讨会，阎纲、李敬泽、赵本夫、范培松、王干等都在会上发言。阎纲以“巍巍乎，昆山路，郁郁乎，守松”，李敬泽以“承亭林之正气，受松柏之精神”作发言之总结。

7.三十年后再版，不改一字

尽管由于《昆山之路》的影响，“昆山之路”在高层、在远方越来越受追捧，但在昆山，在不算短的时间里，不仅对吴克铨书记，对作者的议论也很多。

很显然，昆山领导层有人对“昆山之路”并不认可，原因恐怕在于，一是我主要写了吴克铨，其他领导涉及很少，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还有分歧。当时，全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处在一个特殊敏感的时期，所以昆山自费开发区的建设对不对，没有权威的定论，谁也不敢定论。这两条，直接影响着对“昆山之路”四个字的认识。

作者本人所受的压力就更为直接。

1990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九时，到吴克铨办公室。知道个别人有议论，我听了有些忍不住，说，你反正要退了，用不着再考虑什么个人得失！我也是，我写这文章，就是准备好丢弃个人得失的。我不是为你一个人写，我是考虑了很多，舍弃了一切才来写你的。”

12月20日醉酒，当天记录：“感到精神上负担太重。酒后吐真言……《昆山之路》究竟为昆山带来了什么？又为全社会提供了什么？我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1991年8月1日记载，有朋友告知我，有人怎么怎么造谣诽谤我……他为我担心，怕我被小人伤害。我对他说：“我相信‘人格’的力量！”

三天后的8月4日下午，吴克铨书记来电话，说“路”的事，知道你压力不小。我说，我知道，我没事……

有人扬言要告我。说要么打官司，要么赔偿他的名誉“损失”。

这不怕。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报告文学，观点不同常有，但主要事实没有出过错，没有抄袭，没有剽窃，也没有污蔑、不实之词。这是底线也是底气。我说如果事实是对的，你告我什么？如果事实是对的，我为什么要“赔偿”你？

后来才知道，他在昆山没有达到目的，就往上面告……

同时，昆山一些人（有的是中层干部）对我有意见，认为我写了那么多，却没有写某某等，有一个局长当面责问我：我做了那么多工作，你怎么一个字也没有写？！

说实话，这滋味比公开成为“被告”还要难受。

领导层的分歧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不清楚，只是，在李全林接替吴克铨任昆山市委书记之后不久，有一回我从里厍的家里走出来，在前进路口，遇见当时的常委、宣传部长陈伯荣，他笑眯眯地拍了下我肩膀说：“小杨，没事了。”——他是说，领导层意见统一了，还是要走“昆山之路”，所以，我也“没事了”！

就五个字，但对我来说这太重要了！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说话时的神态，一切历历在目，有时候想起来甚至有点酸楚：杨守松，你何苦啊！

不过，争议也罢，非议也罢，一个铁定的事实是：“昆山之路”的影响实在太大了，1990年《昆山之路》发表以后，每年都有县（市）委、县（市）政府办公室和宣传部以及其他部门的人找我要《昆山之路》。要书的有来昆山参观的上级和全国各地各部门的领导，也有研究改革开放的学者、理论家，开始我还存有几本，之后我就一概回绝了：抱歉，没有了……

2008年，全国评“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打头，《昆山之路》赫然在列。

须知，这是在作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几轮评选的结果。

2009年10月15日，《文学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介绍《影响中国文坛的那些作品》，第一篇是《曹操与杨修》，接着就是《昆山之路》：“1990年，江苏作家杨守松的《昆山之路》一经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这部出现于邓小平南行前两年的作品，讲述昆山从一个农业小县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工商城市的过程……”“昆山之路，实际上写的是一条缩小了的中国之路。”

2014年，为纪念邓小平关于“小康”的讲话，受央视委托，苏州广电总台拍摄专题电视文献纪录片《逐梦小康》。记者联系到我，说要采访。我问，什么内容？答：《昆山之路》。因为很久没看原文了，这天找出来一看，自己差点喊出声来——《昆山之路》正文第一句就是“中国是一个梦”，结尾——

在你手中

有一块金子

这块金子永远属于你

不管海枯石烂

也不管天崩地裂

你千万千万

不要把它抛弃

中国梦

永远属于你

通篇所有的议论和文章的主旨，完完全全就是写中国梦。

对了，这部最早的题目就是《中国梦》。

从江南梦到海南梦再到中国梦，说到底，都是对中国命运的苦苦思考，对“中国梦”的苦苦追寻，这才有了《昆山之路》。

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时，增加了相关的文献资料，但主要内容不改一字。只是担心个别人名可能会引起误解，就用“某”替代。

作家周桐淦，1990年时任《雨花》执行副主编，听说《昆山之路》再版，特地写了题为《“梦”回昆山》的“跋”。作者深情回顾了《昆山之路》发表前前后后的诸多故事，有不少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文章说——

弹指二十五年过去，编发《昆山之路》的过程留下遗憾没有？这些天耳边老是萦绕着《渴望》里的几句歌词，“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困惑什么？譬如攺掉了《中国梦》的标题，“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请大家注意，吴克铨的实践和杨守松的采写在1990年之前。春江水暖鸭先知，杨守松以作家的敏感，用一部完整的报告文学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春天的故事”。

8.“昆山之路”四个字值多少钱

往往会有完全不认识的朋友，听说了我的名字后说：我就是看了你的《昆山之路》到昆山来的！直到去年，昆山张浦镇的一位老农民还写信给我，感谢我对昆山的“贡献”。

2008年12月2日，湖南“娄底新闻网”发表记者李革革、禹海君的访谈，说75岁退休老人向市委书记林武推荐《昆山之路》……

2017年夏天，在昆山的一位盐城籍企业家找到我，说他们去北京会见四川省某县的领导，对方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一本《昆山之路》。

201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改革开放文学书系”，包括小说、散文、评论和诗歌、报告文学在内，共八卷，再次将《昆山之路》收入“报告文学卷”。

也是这一年，5月7日，昆山市委书记、市长杜小刚在《昆山之路》上写了热情洋溢的“读后感”——

——个永远也写不完的人

一种永远也要追求的精神

一本永远也述不尽的故事

一条越走越宽的昆山路

每每夜读昆山过往的这些纪实，总是让我们特别感叹，特别热血，如果时光倒流，我们愿与他们一并拼搏，挥洒泪水，这该有多向往；再借五百年给他们，与我们共历新时代，这该有多美好。感谢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物质、精神的财富。

读完，我在想：

一、过去的那一股子精神，四十年过去了，在昆山大地，在昆山干部中还在不在？

二、过去联营制造业，对现在我们联营科创，这种“共赢”“合作”理念依然有强大的借鉴力和指导意义；

三、现在的昆山缺少杨老师这样的宣传者、总结者，这里指的是有血有肉、有真有情的宣传者、总结者，而不仅仅是新闻工作者；

四、改革开放四十年，解放思想大讨论，昆山有现实模样，有生动灵现的教本，但现在的我们琢磨的人少了，阳春白雪多了，要记得我们来时的路，一路坎坷，一路奔波，什么时候都不要想象可以敲锣打鼓，欢天喜地进入现代化。我们对过往，现在总结、宣传得太少太少了，有血有肉的太少了；

五、我们所强调的宣传、挖掘、提炼是指内向的，是让我们干部受教育、受触动、受启发；而外向的宣传继续秉持“低调务实、不张扬”的总基调。

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将来。

希望我们在这本书里，在这个故事里，都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坐标。

同年5月6日，西藏当雄县县长其美次仁到昆山联系到我，要了一本《昆山之路》，并且约见我，畅谈中他告诉我，他读后非常激动，在“各种会议上，说你的书，说‘昆山之路’”……

这一年，我在机关和乡镇，做了十几场关于“昆山之路”的报告。这样的报告，要人坐下来听上一个多小时，其实是很难的。显然，已成为“天下第一县（市）”的昆山，依然需要当年“昆山之路”的开创精神。否则，杜小刚不会急切地希望昆山的干部阅读《昆山之路》。

“昆山之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至今，已经从昆山走向了全社会，似乎成为了一个“成语”，就连国家领导人也会在无意中说出这四个字……

曾经有人问我：“昆山之路”四个字值多少钱？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所以一愣，说，你看呢？

他说，如果这四个字去注册商标……

啊？！

我想起了南大中文系系庆时董健老师的话——有学校领导问他，中文系有什么用（经济效益）？他说，中文系无用，但无用之用是大用。

“昆山之路”四个字，是昆山各级领导和全体人民，为了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的集中表述。

“昆山之路”四个字，已经不属于作者本人，也不属于最早发表这部作品的《雨花》杂志，甚至也不属于原来意义上的昆山了。“昆山之路”已经是一个“公共产品”，一条被历史所证明的成功之“路”。

所以，“昆山之路”是无用之用。

所以，“昆山之路”无价。

2005年7月14日，《文学报》整版文章《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中说——

伴随着昆山出名的似乎还有杨守松自己。作家永远和作品联系在一起。有的人，写了很多，“地位”也很高，但人们在说到他（她）时却不能联想到任何一部作品。可是杨守松的名字却和《昆山之路》《救救海南》完完全全地联系在一起。此外，还有《苏州‘老乡’》，也是同类题材报告文学中唯一产生全国性的轰动效应的。

……

但是，无论如何，作家把他的最美丽的青春全部都献给了昆山，献给了改革开放的历史。

这个城市从白发苍苍到青春如火；

杨守松却从青春如火到白发苍苍。

杨守松老了，城市却年轻了。杨守松很高兴城市的年轻，他说城市很伟大，作家很渺小，他也心甘情愿继续伴随着这个城市走下去，直到他的躯体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为止。

2012年11月6日，笔者意外地收到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黄树贤的来信（已在《昆山日报》刊登）——

几十年来，您跟随时代，紧贴生活，创作出大量反映改革开放城乡发展、社会巨变的文学作品，于今是真实记录，于后是历史见证，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向您表示真诚的祝贺和敬意。

您思想敏锐，积淀深厚，生活丰富，创作力强。衷心希望读到您更多更好的作品。

其实，一“路”走来，我自己也在总结，也在反思。昆山是我的“福地”啊！

所以，要感谢昆山，感谢“昆山之路”上的历届主政者和新老昆山人，他们与时俱进，“昆山之路”一直在往前走，往高处走，即便在疫情期间，昆山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速度，依然是全国百强县（市）的领头羊！

我要感谢各界各方对《昆山之路》的喜爱。感谢昆山在我写作《昆山之路》前后对我的理解和宽容。我知道我的问题、我的偏颇甚或偏激。

孙家正说：“情绪化的偏激，在文化人，特别是形象思维的作家中差不多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为此，不少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历史曾铸成大错。而今天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却理解了、接受了、肯定了杨守松。人们从偏激中，体察到了真诚；从表面的偏激看到了内在的深刻；从主观的偏激看到了并敢于正视客观的真实；从一时一事的偏激看到了整体和趋势上的真实。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这一点，尤其令人欣慰和振奋。”

感谢昆山，感谢伟大的时代。“昆山之路”没有完美，只有更美。“昆山之路”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