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衣如雪：长安的春天有多冷
——孟浩然与唐代科举

霍俊明

按《唐六典》：出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岁为“丁”，六十为“老”。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那么在四十岁的时候，孟浩然是否达成了“不惑”的人生目标？当时他是什么样的境遇和心情？

孟浩然经过数年的游历更加感觉到功名之路渺茫不可及，“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予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当炎夏，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同列，吾慕颍阳真。”（《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

此时，父母在堂，而四十岁的孟浩然仍一事无成。

溽热的夏天过后，秋天就紧跟着来了。孟浩然再次离开襄阳前往长安，准备参加来年初的进士考试。

隋炀帝（569——618）开始废除门第取士的九品中正制而置进士科，自此影响了中国一千三百余年。科举取士，改变了诸多寒士的命运。自隋唐至清末，进士人数十六万两千四百多人，有名可查的文状元六百五十多人。

唐高祖武德五年（623年）至唐亡，进士六千七百多人，状元约二百七十人。唐代每次参加进士考试者千余人，最终能录取的只有二十人左右，而考进士落第人数高达三十三万人。

在唐代，进士及第者可以免除个人以及全家的徭役，但是中进士的难度确实太大了。尤其是开元、天宝年间，每次一千七八百名考生中能够中进士的也就二十人左右，“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遥望龙墀新得意，九天敕下多狂醉。骅骝一百三十蹄，踏破蓬莱五云地。物经千载出尘埃，从此便为天下瑞。”（周匡物《及第谣》）周匡物在元和十一年（816年）中进士。

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可见唐代考取进士登龙门和蟾宫折桂之难。参加进士科考的举子有的连续考二三十年甚至更久，其中不乏白首穷经者，而最终考中的已经是万幸了。“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出自温宪的《题崇庆寺壁》。温宪是晚唐著名诗人、词人温庭筠之子，年近五十才中进士，但不幸的是次年就辞世了。更悲催的则是孟浩然这样的最终布衣一生。一旦考中进士，就是个人前途和光耀门庭的天大喜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上韩荆州书》），“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王建《送薛蔓应举》）。

有唐一代，年龄最老的中进士者为晚唐的曹松，其于光化四年（901年）中进士，其时已经七十三岁高龄了。与其同榜的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也都年逾花甲，故称“五老榜”。最年长的状元则是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的尹枢，其时也已过了七十岁（约生于开元八年即720年）。尹枢的弟弟尹极也于元和八年（813年）状元及第。

而到了北宋时期，每次中榜的进士少则三四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其中大家熟悉的苏轼、苏辙兄弟于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那一榜的人数是三百八十八人。宋代（包括南宋）中进士人数最多的一次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居然高达八百零五人。

关于孟浩然一生入长安的次数，有一次、两次及三次等不同说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其四十岁左右进京赶考。关于孟浩然入京赶考的时间一直存疑，一般认为是开元十五年（727年）或开元十六年（728年）的秋冬之际。本文采用开元十六年之说。相关的典籍大都认定孟浩然是在四十岁的那年到长安参加科考而最终失败。《唐才子传》更是一股脑地把孟浩然入京于秘省联句以及与王维偶遇唐玄宗之事都放在了四十岁这一年。

由襄阳入长安，其时走陆路官道最为便捷，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这对于行旅之人来说自是辛苦无比。我们可以穿过一千多年的时光，重新看看当时孟浩然的进京行旅图。

孟浩然在秋天从襄阳县城出发，往北经樊城、邓城县、邓州，从邓州继续往北过官军驿、临湍县、临湍驿、商于驿，再向西经内乡县往富水关、阳城驿、青云驿、武关驿、层峰驿、桃花驿、棣华驿、商洛、洛源驿、四皓驿、上洛县、商州、仙娥驿、安山驿、北川驿、蓝田关、蓝溪驿、蓝桥驿、韩公驿、青坭驿、蓝田县、蓝田驿、灞桥驿，然后才最终抵达长安城。

关于孟浩然《赴京途中遇雪》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前文已经提到过，有的认为是进京赶考时所作。

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

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

落雁迷沙渚，饥乌集野田。

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

这场进京途中所遇的大雪不仅使得孟浩然行程愈加艰难，而且天寒地冻之际满眼的萧瑟也似乎暗示了此次命运多舛，前景不容乐观。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举，制举就是由皇帝下诏临时性的开科取士。

常科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其生源主要来自学馆的“生徒”以及各州县的“乡贡”。《新唐书·选举志》：“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至省，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张岱在《夜航船》中也提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其大略有二：由学校曰生徒，由州县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

“生徒”来自于中央举办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各州县的官办学校。武德元年（618年）就规定：“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旧唐书》）到了唐玄宗的开元时期，官办学校已经扩大至乡，“宜零天下诸州县，每一乡之内，别各置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大诏令集》）

乡贡亦是每年一次，由各州所辖范围的大小和人口数量决定所贡举子的人数。开元十三年（725年）全国有7861236户，45431265人。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时规定乡贡上州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而京兆府乡贡的权力是最大的。孟浩然所在的荆州地区虽被誉为“衣冠薮泽”，但是在开元、天宝时期能够通过进士考试且进入官场的却寥寥无几，“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北梦琐言》）这位“破天荒”的荆南考生刘蜕是在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中的进士，距离孟浩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当时镇守荆南的魏国公崔弦还赠送他七十万钱以表祝贺，但刘蜕拒收，后曾任中书舍人、右拾遗、华阴令。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七日（公历7月3日），一代史学家和国学大师陈寅恪出生于长沙泰安里周达武私宅，据传这里就是当年刘蜕的故宅。

每年农历十月，取得文解（由所在州府统一签发的介绍信）、家状（参加进士考试时所需携带的个人信息文书）以及结保文书的各地“考生”（举子）汇聚京城，完成相关的报到手续和资格审查，然后备战来年正月与二月之间的进士考试，“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唐代牛希济《荐士论》）

在此期间，考生除了备考和交游之外，往往更多要完成另外一门极其重要的“功课”，即公荐、行卷、觅举之风。从天宝年间开始，举子还要向礼部交纳自己的作品，即所谓“纳卷”。在来京城备考之前，诸举子在各自所在的州府也要行干谒求荐之事，尤其富有声望的外放京官更是被当地的文士和举子所格外倚重。到了京城之后，举子们带着书信（自荐书）、“名帖”（又称“名刺”，相当于今天的名片）以及“厚纸谨字”的诗文卷轴（代表作）往显赫而富于文名、声望的名公巨卿的府第登门拜谒、投刺、献书，以求得到吹嘘、剪拂、推介、襄助、提携和扬名的机会，“衣袖文章，谒人求知”（李商隐《上崔华州书》）。

当年白居易行卷时提供了自己的诗一百首、文二十篇，其求谒之信已成为范本，“正月日，乡贡进士白居易谨遣家僮奉书献于给事阁下：伏以给事门屏闲请谒者如林，献书者如云，多则多矣，然听其辞一也，观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过有望于吹嘘剪拂耳。居易则不然，今所以不请谒而奉书者，但欲贡所诚、质所疑而已，非如众士有求于吹嘘剪拂者，给事独不得为之少留意乎？大凡自号为进士者，无贤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独慕耳。既慕之，所以切不自揆，尝勤苦学文，迨今十年，始获一贡。每见进士之中，有一举而中第者，则欲勉狂简而进焉；又见有十举而不第者，则欲引驽钝而退焉。进退之宜，固昭昭矣，而遇者自惑于趣舍，何哉？夫蕴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胜，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琐细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动，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与陈给事书》）

唐代非常盛行的“行卷”（美其名曰“求知己”）和“温卷”之风，“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

这种行卷和朋游风气从开元天宝年间开始盛行，甚至形成了“棚头”以及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进士团”，“玄宗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盛，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封氏闻见记·贡举》）所谓“进士团”，“长安游手之民，自相鸠集，目之为进士团。初则至寡，洎大中、咸通已来，人数颇众。其有何士参者为之酋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唐摭言》）这种风气甚至延续到了宋代，陆游即有诗云：“门外久无温卷客，架中宁有热官书。”（《秋雨书感》）

在唐代，举荐人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张说、张九龄、韩愈、柳宗元、梁肃等，而王维更是直接得到岐王和公主的赏识和举荐而得到状元之位。

岐王李范（原名李隆范，李隆基登基后为避讳而改名）非常喜欢诗词和乐舞，所以府中时时聚集了各色诗人、伶人、乐师，其中唐代顶级乐师李龟年就是常客。岐王对他们也极其厚待，李龟年这样等级的乐师无论是在经济还是社会地位上都非常人能比，“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郑处诲《明皇杂录》）

当时，王维与岐王交往颇深，也深得岐王赏识。甚至王维得见唐玄宗的同母妹妹九公主即玉真公主（690——762）都是岐王亲自策划和导演的。诸多史料以及笔记小说都指认王维最终状元入仕和玉真公主以及岐王有直接关系，“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维如其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因出诗卷。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擢右拾遗，迁给事中。”（《唐才子传》）《唐才子传》关于王维进士及第的时间有误，并非开元十九年（731年）而是开元九年（721年）。

在其他材料中，王维引起玉真公主注意的不只是他在诗歌和音乐方面的才华，还主要是因为王维肤白貌美、长相出众、风度过人，所以在众人堆中王维就显得有些卓然鹤立，“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集异记》）可见，按笔记小说家言，王维得中进士第一名是玉真公主替换了另一位首选张九皋的结果。张九皋（690——755）乃张九龄之弟，于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明经及第。王维求庇岐王以及以“倡优”般的姿态亲近公主，在后世看来也成了他人生的“污点”之一。

甚至后人还演绎出王维与玉真公主的“情事”以及王维和李白因此“争风吃醋”而互不理睬的噱头来。

唐朝最有名的女道士（女冠）当然是鱼玄机（约844——868），被京兆尹温璋以打死婢女罪而处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公主入道的不在少数，在二百多位公主中有近二十人做过女道士，比如玉真公主、金仙公主、太平公主、华阳公主等。甚至有皇家为其修筑华丽道观的极奢情形，而有的公主在做女道士期间行为也不检点，“安康公主，为道士。乾符四年，以主在外颇扰人。诏与永兴、天长、宁国、兴唐四主还南内。”（《新唐书》）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李白也曾经人引荐结识了玉真公主（法号无上真、赐号持盈法师、尊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法师），其时王屋山仙人台下有其灵都观，“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李白《玉真仙人词》）此外李白还有《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比较巧合的是，李白和玉真公主都在762年辞世。不可思议的是，李白与王维生卒年极其相近且都与玉真公主有交往，但是二人之间却无任何交往的迹象，连他们流传下来的诗歌中也没有任何交往的蛛丝马迹。这成了唐代诗人交往史留给后世的千古谜团。

因为唐代行卷之风盛行，其时不乏精心谋划和导演的噱头。

韩愈和皇甫湜为举荐和宣扬牛僧孺就曾编导过一出好戏，“奇章公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浐间，先以所业谒韩文公、皇甫员外。时首造退之，退之他适，第留卷而已。无何，退之访湜，遇奇章亦及门。二贤见刺，欣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对曰：‘某方以薄技卜妍丑于崇匠，进退惟命。一囊犹置于国门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为什么？’对曰：‘谓之乐句。’二公相顾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谋所居。二公沉默良久，曰：‘可于客户坊税一庙院。’公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复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其日联镳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谒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辇毂名士咸往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唐摭言》）

唐代进士考试的竞争极其激烈，每届只有二十人左右上榜，而落榜者甚众。正所谓“龙门跳过者，鱼化为龙；跳不过者，暴腮点额。”（张岱《夜航船》）

“点额”就是跳不过龙门者额头处留下的黑疤。所以考生万一能够有机会被“有识之士”举荐，命运就会大为不同，连李白这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傲、清流之士也不能免俗。当年李白也自言“遍干诸侯”，“李白开元谒宰相，封一板上，题云‘海上钓鳌客李白’。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相曰：‘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王谠《唐语林·卷五》）。李白在荆州时就写有拜谒韩朝宗的《与韩荆州书》，“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但是，寒士能够被举荐而名闻天下又是何等之艰难。初唐的陈子昂“胡琴一掷动京师”就是典型的例证，“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馐。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唐代李亢《独异志》）

唐代科举的卷子是不糊考生名字的，主考官和阅卷人的权力就可想而知了。北宋开始科举执行卷子糊名制和誊抄制。有一年，在欧阳修（1007——1072）阅卷的时候还发生了极其怪异的一件事。

话说欧阳修主持贡举，在阅卷的时候他总觉得有一个身穿朱衣的人在座。只要那个人一点头，所阅的考卷文章就会入格，“始疑传吏，及回视，一无所见，因语同列而三叹。常有句云：‘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张岱《夜航船·会试》）

唐代的进士考试分三场，分别是杂文（指有韵之文，即诗、赋）、帖经和策问（策论、策文、答策、时务策），“唐试士重诗赋者，以策论惟剿旧文，帖经只抄义条，不若诗赋可以尽才。”（《唐音癸签》）

白居易在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中庚辰科进士第四名，当时一共录取十七人。这一届的状元、榜眼和探花分别是陈权、吴丹、郑俞，参加这一届进士考试的白居易、杜元颖、陈昌言、王鉴等人都留下了应试诗。那年第一场杂文（诗赋）的考试题目是“性习相近远”（赋）和“玉水记方流”（诗）。

我们先看看当时白居易所作的这首应试诗。

良璞含章久，寒泉彻底幽。

矩浮光滟滟，方折浪悠悠。

凌乱波纹异，萦回水性柔。

似风摇浅濑，疑月落清流。

潜颍应傍达，藏真岂上浮。

玉人如不见，沦弃即千秋。

再来比较一下第三名郑俞所作的同题诗——

积水綦文动，因知玉产幽。

如天涵素色，侔地引方流。

潜润滋云起，荧华射浪浮。

鱼龙泉不夜，草木岸无秋。

璧沼宁堪比，瑶池讵可俦。

若非悬坐测，谁复寄冥搜。

我们再来看看开元七年（719年），王维参加京兆府省试时所作的试律诗《赋得清如玉壶冰》。

玉壶何用好，偏许素冰居。

未共销丹日，还同照绮疏。

抱明中不隐，含净外疑虚。

气似庭霜积，光言砌月余。

晓凌飞鹊镜，宵映聚萤书。

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

试律诗又名省试诗、省题诗、州府试诗，唐代一般为五言六韵。

就进士科考而言，每一场考试举子们都要在五点左右出门备考，“夙驾送举人，东方犹未明。自谓出太早，已有车马行。骑火高低影，街鼓参差声。可怜早朝者，相看意气生。”（白居易《早送举人入试》）每一场考试都会淘汰诸多的应试者。由于每场考试的时间很长，甚至有时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举人试，日既暮，许烧烛三条”（《古今诗话》），所以考生还要自带干粮以及其他必备用品。到了宋代，甚至有条件优越的考生带着木炭、蜡烛（脂烛）、餐具、菜肉、泡饭、点心、茶酒。

科考如此艰难，而开元十七年（729年）春天之际孟浩然的前途还未为可知。

关戍惟东井，城池起北辰。

咸歌太平日，共乐建寅春。

雪尽青山树，冰开黑水滨。

草迎金埒马，花伴玉楼人。

鸿渐看无数，莺歌听欲频。

何当桂枝擢，归及柳条新。

孟浩然这首诗名为《长安早春》。

起句“关戍惟东井”有的版本作“开国惟东井”。关于这首诗，其作者是谁有争议。有的认为是孟浩然，有的则认为是孟浩然的同乡好友张子容在科举考试时所作的试律诗。结合孟浩然一生的诗歌创作，这首诗确实与他一贯的诗歌格调差异很大。孟浩然的诗被认为是“文采丰茸，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近。”（殷璠《河岳英灵集》）如果这首诗确系孟浩然所作，那么该诗就很有可能是孟浩然参加考试时所作。为了考上进士，孟浩然也不得不采取了“主流”甚至“媚俗”的说话方式。

那时的放榜时间大体在农历二月，所以称春榜。一般是选在五更（又称五鼓、五夜，即凌晨三点到五点）放榜。

福建莆田人黄滔（840——911）记述了乾宁二年（895年）农历二月一早放榜的非同寻常的时刻，“帝尧城里日衔杯，每倚嵇康到玉颓。桂苑五更听榜后，蓬山二月看花开。垂名入甲成龙去，列姓如丁作鹤来。同戴大恩何处报，永言交道契陈雷。”（《二月二日宴中贻同年封先辈渭》）

在唐代，放榜地点在不同时期有变化，“进士旧例于都省考试，南院放榜。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外有壖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挂之。”（《唐摭言》）唐代进士榜“必以夜书，书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阴注阳受，以淡墨书，若鬼神之迹也。”（《夜航船》）

新及第的进士由礼部移交吏部，之后要经过吏部的考试（关试）才能具备入仕做官的资格。关试之后称为前进士，“吏部员外，其日于南省试判两节。诸生谢恩。其日称‘门生’，谓之‘一日门生’。自此方属吏部矣。”（《唐摭言》）录取通知书名曰“金花帖子”（榜帖），“唐制，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笺，长五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花押其下，护以大帖，又书姓名于帖面”（《云麓漫钞》）。“金花帖子”也称为“喜信”，“新进士每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于家书中，至乡曲亲戚，例以声乐相庆。”（《开元天宝遗事》）

放榜之后和关试之前，有闻喜宴，“唐时礼部放榜之后，醵饮于曲江，号曰‘闻喜宴’”（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闻喜宴上，有皇帝御赐进士红绫饼餤的习俗，即饼餤以红绫裹之，“唐御膳以红绫饼餤为重。昭宗光化中，放进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为得人。会燕曲江，乃令太官特作二十八饼餤赐之。卢延让在其间。后入蜀为学士。既老，颇为蜀人所易。延让诗素平易近俳，乃作诗云：‘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餤来。’”（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通过关试后则有关宴，“大燕（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之‘关宴’。”（《唐摭言·卷三》）

在唐代，闻喜宴和关宴这两个意义非凡的宴会都在曲江之滨举行。大中八年（854年），高龄考生刘沧终于登进士第，“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及第后宴曲江》）此外，曲江流饮、杏园关宴、雁塔题名、乐游登高都在曲江发生。

关宴之时盛况空前，四海之内水陆之珍毕备，“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所存者惟尚书省亭子而已。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彻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唐摭言·卷三》）

此际正值日暖花开、春光烂漫的大好时节，正与人生中高光时刻的进士心境相契合。此时也是王公贵族择婿的最佳时节，择婿车络绎不绝，“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唐摭言·卷三》）

凡事都有例外，正所谓“福兮祸所伏”。

开元五年（717年），新科进士计三十人，他们在曲江乘船宴游时发生了重大事故。这一科的进士全部葬身曲江。

据传在事故发生前，已经有异象发生，“春，司天奏：‘玄象有眚见，其灾甚重。’玄宗震惊，问曰：‘何象？’对曰：‘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其年及第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艘，进士毕集。蒙闻，乃逾垣走赴，群众惬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画舸平沉，声伎、篙工不知纪极，三十进士无一生者。”（唐代张鷟《朝野佥载》）

除了宴饮，新科进士还有其他重要的活动要参加，比如看佛牙（即往慈恩寺、庄严寺、崇圣寺等处参拜佛牙舍利）和雁塔题名，“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唐摭言·卷三》）有的新科进士甚至还会光顾平康坊，狎妓冶游、眠花宿柳，“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开元天宝遗事》）平康坊位于今西安城南和平门外至建西街、建东街以及东濠村与标新街之间，该区域南北长五百米，东西宽一千多米。平康坊中的南曲（前曲）、中曲、北曲为妓女聚居之所。

开元二十七年科考的主试官是严挺之。此时，孟浩然曾经干谒并有深交的张说被任命为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不久接替源乾曜任尚书左丞相。

严挺之（673——742），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进士出身，曾任义兴尉、右拾遗、给事中、濮州刺史、汴州刺史、尚书左丞。严挺之的儿子严武（726——765）是杜甫从乾元二年（759年）辞官后从秦陇流落蜀地后最重要的朋友。杜甫曾入严武幕府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性格暴躁，“武字季鹰，幼豪爽。母裴不为挺之所容，独厚其妾英。武始八岁，怪而问其母，母语之故。武奋然以铁锥就英寝，碎其首。左右惊白挺之曰：‘郎戏杀英。’武辞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儿故杀之，非戏也。’父奇之，曰：‘真严挺之子！’”（《新唐书》）

不幸的是，开元十七年（729年）这次科考孟浩然落榜了。此时长安的春天对于孟浩然来说太过于寒冷了。

这一年的状元是王正卿。在唐代我们所熟知的诗人和书法家里中过状元的有贺知章（695年）、张九龄（702年）、王维（721年）、柳公权（808年）。在唐代状元中最喜欢喝茶且对茶文化（茶道）研究并推广有重大贡献的是张又新，撰有《煎茶水记》（成书于825年左右）。其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中状元，属于非常罕见的“连中三元”。据考，中国科举史上只有不到二十人是连中解元、会元和状元。

此次科举失败，对于一贯洒脱、放旷的孟浩然来说确实是天大的打击。以致于他在此后总会想起这一不幸的时刻，“犹怜不才子，白首未登科。”（《陪卢明府泛舟回作》）

名落孙山、入仕无望，对于已经四十岁的“高龄考生”且“壮志逐年衰”的孟浩然而言确实难以接受。此时的孟浩然郁闷无比，情绪极其低落。

在此，我们可以比照一下在四十多岁时两次落榜而一夜起坐九次长吁短叹的孟郊（751——814），“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独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落第》），“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再下第》）。

孟郊比孟浩然幸运！在两次落地之后，贞元十二年（796年）孟郊第三次参加科举。四十五岁的他终于登第，算是“笑到了最后”。放榜之日狂喜不已的心情以及对往日艰难境遇的回溯，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诗作中：“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

至于孟浩然此次落榜的原因，当然与竞争的激烈程度直接关联，也与孟浩然的直率、不羁、随意、散漫、任性的性格不无关系。此外，交际应酬能力、朋友圈的层次以及对应制诗、干谒诗文的熟练运用能力也至关重要。

此外，通过笔记小说以及相关记载，孟浩然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这就是临场发挥不好，甚至总是在重大节点上错过绝好的时机。不能不说这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

本质上孟浩然是一个“地方诗人”。他擅长应制诗和干谒诗等正规、方正、典雅、功利、机巧、浮夸、逢迎而缺乏创造风格和个人精神品质的模式化写作。

省题诗，为唐宋时期进士应省试按尚书省所出题目而作的诗，“考官以古人诗句命题，尾字属平，全押在第二韵上，不拆破者，并用全句对全句。”（宋代俞成《萤雪丛说》）孟浩然诗才一流，但是应试作诗却是他一大缺陷，“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比也。首韵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者也。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辈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王昌龄《四时调玉烛诗》云：‘祥光长赫矣，佳号得温其。’钱起《巨鱼纵大壑诗》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骐骥长鸣诗》云：‘逐逐怀良驭，萧萧顾乐鸣。’李商隐《桃李无言诗》云：‘夭桃花正发，秾李蕊方繁。’此等句与儿童无异，以此知省题诗自成一家也。”（《韵语阳秋·卷三》）

《韵语阳秋》为南宋时期的葛立方（？——1164）所撰，其中所用的很多材料都不太准确。他所谈到的孟浩然省题诗所作《骐骥长鸣诗》以及“逐逐怀良驭，萧萧顾乐鸣”显然是张冠李戴。

该诗的作者是唐代的另一位诗人章孝标。

有马骨堪惊，无人眼暂明。

力穷吴坂峻，嘶苦朔风生。

逐逐怀良御，萧萧顾乐鸣。

瑶池期弄影，天路拟飞声。

皎月谁知种，浮云莫问程。

盐车今愿脱，千里为君行。

——《省试骐骥长鸣》

章孝标（791——873），字道正，睦州桐庐人，元和十四年（819年）中进士，曾任山南道从事、大理寺评事、秘书省正字。中进士后，他已经感觉自己今非昔比了，所以不免有炫耀的轻浮之举。他当时给朋友李绅的诗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及第全胜十政官，金鞍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及第后寄李绅》）李绅（772——846）进士及第，曾任国子助教，江州、滁州、寿州、汴州等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宋亳汴颖观察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淮南节度使。李绅看不惯章孝标此等轻浮之举，于是作诗回复，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章孝标，“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答章孝标》）

纵观孟浩然的一生，他从未主动去迎合和改变自己的诗风，而是一味钟情于五言诗的创作，“孟襄阳才不足半摩诘，特善用短耳。其景色恒传情而发，故小胜也。其气先志而索，故大不胜也。然偏师而出者，犹轻当于众志而脍炙艺林。”（《唐音癸签》）所以即便是写干谒诗，他在洞庭湖写给宰相张说的也是独树一帜，尽领风骚而力压同代的其他大诗人。显然，这也是孟浩然自主和自为化写作不为当时主流宫廷诗人和京城文人圈子所真正接受的原因所在，尽管孟浩然的诗歌才能之高也曾震动了京城，“他在这种正规风格方面的修养极差，而他在进士考试和寻求援引方面的失败，说明了在个人诗歌才能和对于纯熟技巧的功利赏识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宇文所安《盛唐诗》）也正是因为独立、自主和自由的写作，孟浩然超越了同时代的更多诗人而成为唐诗的重要传统之一。

也许，孟浩然在长安时期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一些新朋友，重逢了一些老友，包括我们熟知的王维、王昌龄、贺知章、张说等。

孟浩然毕竟是社会大熔炉中的一分子，对于落第他久久不能释怀。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悲秋之意和失落之感与日俱增，“久废南山田，叨陪东阁贤。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枕籍琴书满，褰帷远岫连。我来如昨日，庭树忽鸣蝉。促织惊寒女，秋风感长年。授衣当九月，无褐竟谁怜。”（《题长安主人壁》）

值得注意的是孟浩然这首诗中提到的“东阁”。

“东阁招贤”的故事出自公孙弘之事，“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可见“东阁”往往代指宰相招致、款待宾客的地方。这样看来，孟浩然所说的这位“长安主人”就非同一般了。如果说此人是张说也大体可信。张说乃开元时期的名相，分别于景云二年（711年）、开元十三年（725年）和开元十七年（729年）三次拜相，而他与孟浩然的交情又很深。张说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十二月病逝。

绵绵无尽的秋雨中久滞秦地的孟浩然已经彻底心灰意冷，苦苦读书习诗几十年竟然一事无成，离开伤心之地已是必然的选择了，“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明扬逢圣代，羁旅属秋霖。岂直昏垫苦，亦为权势沈。二毛催白发，百镒罄黄金。泪忆岘山堕，愁怀湘水深。谢公积愤懑，庄舄空谣吟。跃马非吾事，狎鸥真我心。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

关于孟浩然此次何时离京回襄阳，一般的说法是开元十七年冬，也有认为是次年即开元十八年冬的。

《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中的袁左丞和贺侍郎分别指袁仁敬和贺知章。他们同为孟浩然的好友。

贺知章在开元十三年（725年）四月由太常少卿升任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开元十四年四五月间，贺知章又由礼部侍郎改任工部侍郎。由此可见，孟浩然羁留关中是在725年四月之后。据《旧唐书·本纪》，开元十四年秋“十五州言旱及霜，五十州言水，河南、河北尤甚，苏、同、常、福四州漂坏庐舍，遣御史中丞宇文融检覆赈给之。”开元十五年秋，“鄜州洛水泛涨，坏人庐舍。辛卯，又坏同州冯翊县廨宇，及溺死者甚众”，“是秋，六十三州水”。

贺知章与孟浩然的交好程度我们可以看看唐代另一位诗人张祜的说法，“一闻周召佐明时，西望都门强策羸。天子好文才自薄，诸侯力荐命犹奇。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唯是胜游行未遍，欲离京国尚迟迟。”（《寓怀寄苏州刘郎中》）

关于孟浩然在长安困顿的经历，我们可以看看《旧唐书·文苑传》的记载，“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此次科举失败也更坚定了孟浩然的归隐之意，尽管此时仍心有不甘。在长安时孟浩然时时往来山中寻友问道，其归隐之意日甚一日，“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黄金燃桂尽，壮志逐年衰。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秦中感秋寄远上人》）

在长安期间，孟浩然拜访过不少的僧道和隐士，比如到终南山翠微寺拜访空上人并留宿寺中。

翠微终南里，雨后宜返照。

闭关久沈冥，杖策一登眺。

遂造幽人室，始知静者妙。

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

两心相喜得，毕景共谈笑。

暝还高窗眠，时见远山烧。

缅怀赤城标，更忆临海峤。

风泉有清音，何必苏门啸。

——《宿终南翠微寺》

孟浩然显然是此次到长安之前已经到过吴越和浙东，时间即在开元十六年（728年）秋之前。其中的“赤城标”和“临海峤”都与浙江有关。“赤城标”是指土石的颜色赤红而状如城堞的山，在今浙江省天台县北，为天台山南门。孙绰《游天台山赋》：“赤城霞举而建标。”支遁《天台山铭序》：“往天台，当由赤城山为道径。”孔灵符《会稽记》：‘赤城，山名，色皆赤，状似云霞。’”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临海峤”与临海（今为浙江省台州市代管县级市临海市）有关。《太康地记》：“以地临海峤为名。”《赤城县志》：“取郡东北临海山而名。”临海位于浙江沿海中部，东临东海、西接仙居、南连黄岩、北靠天台。临海晋代属临海郡，隋代属处州、永嘉郡，唐代称海州、台州、临海郡等。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时属江南东道。

翠微寺在贞观时期名为翠微宫，位于现在西安长安区沣峪滦镇南浅山上的黄峪寺村，当年唐太宗曾到此避暑。孟浩然的好友李白也曾登临翠微寺，“初登翠微岭，复憩金沙泉，践苔朝霜滑，弄波夕月圆，饮彼石下流，结萝宿溪烟，鼎湖梦渌水，龙驾空茫然。”（《答长安崔少府叔游终南翠微寺太宗皇帝沙泉见寄》）

729年的岁末，一年中最为萧瑟、苦寒的时节，孟浩然回到故园南山。

我们来感受一下当时孟浩然满怀难以排遣的萧瑟之感。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岁暮归南山》

此诗题有的版本作《岁暮归终南山》或《归终南山》。如果是“终南山”的话，诗题与正文的语境不符。尽管此时已经快到除夕佳节了，但年已四十岁而功名无望的孟浩然内心充满了怨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