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古戏台利用述略*

张 芳

戏台的出现，是中国戏曲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随着宋金杂剧和宋元南戏的形成，专供戏剧演出用的戏台出现，这类固定的演出场所，是戏剧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为我国戏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戏台只能同于演剧。恰恰相反，在很多情况下，戏台也用于祭祀神灵、祭祀祖先、召集族人聚会等。

近代以来，古戏台的多功能更加彰显。首先，清末西风东渐以来，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式学校或学堂，由于乡镇场所有限，这些新式学校往往利用神庙或者戏台；其次，清末以来，我国话剧的前身“文明戏”一度火热，这些演出多在乡镇古戏台上进行，于是，戏台就变相地成为“讲台”；到革命战争年代，古戏台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宣传进步文化的重要场所，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一、陕甘宁边区古戏台概述

陕甘宁边区，亦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原陕甘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地处我国西北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处，辖陕西省延安、榆林，甘肃省庆阳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的盐池县。陕甘宁边区初期，包括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辖陕西省的肤施(延安宝塔区)、甘泉、鄘县(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子长县)、保安(志丹县)、定边、靖边、旬邑、淳化、神木、清涧、米脂、绥德、葭县(佳县)、吴堡，甘肃的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宁夏的盐池，共23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1946年发展为32个县，增加了横山、子洲等县。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河“几”字湾内，地貌主要以南部黄土高原残塬、梁卯、沟壑和北部鄂尔多斯高原南缘分布的风沙滩地为主，地处温带半温润气候过渡到温带半干旱气候。这里曾是古代农耕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丝绸之路重要的途径之地；同时，也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争雄、融合之地。辖区的庆阳市地处甘肃省最东部，故称陇东。庆阳市辖区各县长期隶属于陕西省，清康熙初年始分隶甘肃布政司。陇东是先周农耕文化的发源地，自古农耕资源丰富，是甘肃省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陕北历史上属于农牧交错地带，到了清代以后，不再为边防重镇，农耕业发展，农牧界限迅速向北推移。到了清中叶，陕北大部分地区已为“尚俭节，勤稼穑……民务农桑，士崇学问”的农耕区。也就是说，陕甘宁边区一带是以农耕业为主。

在农耕文明进程中，农民靠天吃饭，对神灵的崇拜尤为凸显。因此，在世俗生活中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民间信仰。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庙宇是信仰的载体，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葭县志》载：直到民国初年仍是“民风质朴，安于旧习，鲜具外界之知识”的地区。由于偏远闭塞，交通不便，民众对神灵的敬畏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加之明清两代，皇家及各级官府建置道会司，推崇儒、道、佛三教，到处敕建寺庙，大兴酬神赛会之风，陕西各地戏台(戏楼)建筑倍增，遍及各地。可见，陕甘宁边区一带庙宇建筑非常发达。

在古代汉族人的观念里，“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人们乐此不疲地打着酬神的旗号看戏，于是多功能的戏台(戏楼)应运而生。在明清时期，陕甘一带戏台(当地习惯称“戏楼”)文化繁荣，出现“村村有庙，庙庙有台”的现象。据《中国戏曲志》陕、甘、宁三省卷记载，陕西全省清以前的戏台共计有3000余处，陕北神木县黑木头沟，30公里长，就建有戏台15处；甘肃省明、清戏楼共计603座；宁夏解放前有古戏台30余座。这个统计肯定是不完备的。以甘肃省宁县为例，《中国戏曲志·甘肃卷》和《庆阳地区戏曲志》著录的宁县古戏台仅有十七、八座，而《宁县戏曲志》著录的古戏台则多达46座。从以上诸多文献综合统计，陕甘宁边区辖区有古戏台400余座(其中榆林145座，延安39座，庆阳191座，旬邑44座，淳化17座)，且以神庙戏台为主。陕甘宁边区的戏台一般为整体庙院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多建于庙院山门外，与正殿、献殿相对，处于庙院中轴线上。戏台布局基本适应庙会酬神赛会演出需要，观戏场多为开阔的露天剧场，小能容纳数千名观众，大者可容纳万人以上。

神庙戏台以酬神、祭祀的名义而兴建，一般在神诞或年节期间才唱戏。如果仅仅唱戏才使用的话，可以说在一年大多时间里闲置，利用率并不高。然而，陕甘宁边区，广大乡村沟壑纵横，交通不便，这种地理、地质条件深深地影响着民众的生活，也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模式。人们需要聚集，需要娱乐，需要相互沟通、交流的文化空间，而戏台及其周围的观看场地，就是最理想的文化空间。这也正体现出赵世瑜所强调的庙会所具有的娱神、娱人、经济交往、人际交流等功能。乡村的一切宗教活动、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都围绕着庙宇和集市这类公共设施展开，因此，陕甘宁边区一带的戏台“一台多用”功能突出。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陕甘交界地区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经长征而来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使党中央胜利地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陕甘根据地。1936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陕甘高原上大会师。自此，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高原建立了根据地。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将西北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国共两党关于陕甘宁边区谈判协议规定，陕甘宁边区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存在的地方政府。但它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因而它实质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又是国民政府战时临时性的地方行政区城，共产党在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

从土地革命到红军长征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国共产党所到之处，进行了广泛的抗战动员和革命宣传。尤其是成立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除积极加大物质生产，还进行了大生产运动、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在大力发展民主政治建设进行社会改造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积极提升边区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利用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动员全国人民投身到抗战的斗争中去。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边区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古戏台，成为共产党政权建设、宣传动员、组织群众的革命据点，发挥了革命阵地的特殊作用。

总之，陕甘宁边区的古戏台绝非只用来酬神唱戏，而是城乡物资交流中心、乡土文化展演中心和乡民聚集娱乐中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目光如炬，看中了这一难得的文化空间，使古戏台的利用做到了最大化，并使古戏台在革命战争年代焕发出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二、古戏台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贡献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与革命宣传、革命文艺活动并驾齐驱，在陕甘边根据地(1933-1935)、长征、陕甘宁边区(1937-1950)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武装斗争和革命文艺宣传工作。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身处革命的洪流之中，物质生活极度困难，各地乡村保护相对比较完好的古戏台便直接成为共产党开展政治活动的阵地和面向军民进行宣传教育和传递先进文化的场所，客观上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一)举行仪式

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为壮大声势、营造氛围、动员群众参与革命，借助古戏台召开“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等仪式。例如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镇的清音楼，始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据记载，1934年11月7日在清音楼召开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当时，清音楼被临时改成了大会主席台，戏台前悬挂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标语，周围彩旗飘扬，锣鼓喧天，出席大会的有三、四千人。上午10点钟鸣炮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大会正式开始。主席台上，习仲勋首先发表重要讲话，接着刘志丹讲话，之后各界工农兵代表都发了言。刘志丹代表边区军民向苏维埃政府“娃娃主席”习仲勋授印，会场一片欢腾。大会号召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动员群众，争取革命更大的胜利。晚上，在清音楼举行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晚会”，红军自编自演了“红军舞”“红旗颂”以及新戏、京剧、秦腔、秧歌等文艺节目。又如：

1935年2月11日，红二十五军在红岩寺戏楼前召开千人大会，宣布成立“红岩寺苏维埃区政府”，主席台就设在红岩寺戏楼上。

清音楼、红岩寺戏台作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会场，不仅举行了庄严而热烈的政权建立仪式，而且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古戏台成为革命宣传的平台，为共产党政权建设和革命宣传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红军长征，甘肃、陕西都是经过的重要省份，是各路红军长征部队到达地域最广的省份和三大主力红军最终会师地。红军长征所到之处的会议、宣传多利用古戏台开展。例如：

1935年9月22日下午，党中央毛主席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并正式将红一方面军改变为“陕甘支队”。

1935年11月2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曾在位于延安市甘泉县的下寺湾古戏台前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庆祝中央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

甘肃省会宁文庙大成殿历来为戏曲班社演出场所，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时，曾在殿内举行戏曲联欢晚会。中央新剧团(红军宣传队)自编自演了《创立西北根据地》《送郎参军》等眉户和小曲表演唱。

还有的记载说，红军会师期间，在文庙大成殿“举行了庆祝红军会师联欢会，红军总司令朱德宣读了中央贺电。”再如：

1937年2月8日，在王录村庙院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会后，在王录戏楼上，由军团宣传部战士剧社演出文艺节目。

1949年春，中共皋榆工委在榆中县金崖镇三圣庙内成立了中共金崖工委……1937年10月，郑重远在此主持成立了甘肃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金崖支部。

由以上材料可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至于在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古戏台都是共产党开展政治活动和革命宣传活动的重要场所。

中国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而分布在广大农村的古戏台，理所当然的成为共产党组织群众、召开大会的理想场所。在古戏台上，中国共产党高举红色旗帜，成立各级党组织，举行各种会议，组织抗日宣传。古戏台为共产党执政提供了物质基础，直接参与了中国革命的组织和开展，发挥了革命阵地的功能。并且，在这种建立政权具有强烈仪式感的会议上，共产党主要领导者都曾登上古戏台进行演说或发表讲话，向广大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展示共产党人的形象，古戏台充分发挥了“革命阵地”的功能。

(二)开展社会动员

“高台广场”是明清庙宇戏楼的主要特征。高台之上，传播面广，形式灵活；高台之下，空间开阔，来往自由，这样的空间非常利于集会。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古戏台“高台广场”的优势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分发战利品、开追悼会等，发挥“高台教化”的社会动员功能。例如：

1935年10月4日，红军长征路过此地并宿营，在界石铺戏楼召开群众大会，向广大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主张。邓颖超等人在戏楼上向当地群众分发了毛巾、袜子等战利品，受到群众热情赞颂。

1937年正月初，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率军北上，在柞水县石镇宿营，曾在石镇戏楼[建于清道光十年(1830)]演出歌舞，同当地群众联欢，召开大会，宣传抗日。

再如：

1936年10月中旬，红二方面军六军进入静宁地区，在四河周岔时，与国民党胡宗南部激战，伤亡较为严重。傍晚，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在周岔戏楼上为牺牲的战土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会。

没有革命的宣传，就不可能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从上可知，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在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进行广泛宣传。抗战时期，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大多底层群众并不知道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共产党召开军民大会，宣传“民主团结，万众一心”的抗战政策。通过动员、组织群众，使党的主张得到群众认可，以壮大革命力量。而古戏台为革命宣传提供了场所，为共产党执政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且，在古戏台上，共产党人面对群众，心系群众，常常是同当地群众一起联欢，古戏台无疑成为抗战动员的载体，也是维系共产党和群众关系的纽带。

共产党利用古戏台空间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真正做到了“军民同体，官兵平等”，极大地增强了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共产党的向心力。古戏台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传播红色文化

早在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古田会议”上就明确地提出，红军文艺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红军长征途中，所到之处，宣传队表演抗日救亡歌舞节目，受到指战员及群众欢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剧社(团)和宣传队及八路军、新四军后来组建的多个剧团和宣传队，面向广大战士和群众，演出富有革命战斗精神的歌曲、秧歌、活报剧、舞蹈、戏剧等。尤其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开展以来，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的贴近民众生活的艺术作品，如秧歌剧《兄妹开荒》《保卫边区》等，以新鲜活泼的内容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革命思想和抗日思想。《陕西省志·文化艺术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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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开始，到1949全国解放的13年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的戏剧运动，创作演出了一大批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生活的剧目。当时，陕甘宁边区有各种剧团105个，在延安首次上演的剧目(含话剧、歌剧、新编京剧及地方戏剧)260多出。1943年春至1944年前秋，是秧歌剧演出的全胜时期，这一年多就创作演出秧歌剧300多个，观众达8万多人。

那么，如此多的文艺演出都是在哪儿举行的呢？据记载，20世纪30-40年代，延安建有延安大礼堂(位于延安市南关，始建于1941年)，八路军礼堂(位于延安市北关)，榆林、绥德建有中山堂剧场。新建剧场仅此而已。而榆林地区建国前戏台就有146座，延安地区建国前戏台就有39座，庆阳全市1949年以前修建戏台191座，陕甘宁边区其它地区(旬邑、淳化)共有61座。可见，在陕甘宁边区数量庞大的古戏台极好的弥补了现代剧场的不足，满足了革命文艺演出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革命的艺术表演利用古戏台将“旧瓶旧酒”与“旧瓶新酒”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

如《陕西省戏剧志·榆林地区卷》记载：

绥德县吉镇关帝庙戏楼，当年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曾在此看过戏，并要求当地群众将这个戏楼保护好。所以，此楼至今保留完整。

又如，埃德加·斯诺《红心照耀中国》一书对1936年7月在保安某戏楼演出的记载：

我同一个邀请我前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出发时，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保安似乎已经倾城而出……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我看到洛浦、林彪、林伯渠、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分散在观众中间，有人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稠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节目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很简单……最后，演出生气勃勃，幽默风趣，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这就弥补了一部分细腻精美的不足。

这是斯诺对“人民抗日剧社”在保安某古戏台演出的描述，虽然没有详细记载具体是哪座戏台，但却记载了革命战争年代在古戏台演出的实况。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眼中的中国》一书刊发了一张斯诺于1936年拍摄于保安某戏楼的照片，并附文“观众在等候开幕，也许是一场戏，也许是一次政治讲演。这个简陋的剧场由一座旧庙宇改成。”再如：

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蒋路乡安吴堡村迎祥宫戏楼，1937年，党领导的西北青年训练班的戏剧工作者，省委“七月剧团”等，曾在这个戏楼上演出达三年之久。

1938年1月1日-3日，三八五旅宣传队在庆阳城箭道巷戏楼为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演出3天。

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西北农学院师生在留坝(陕西省汉中市)城关火神庙戏楼演出抗日救亡话剧。

在宁夏石嘴山市罗平县黄渠桥镇的老爷庙戏楼，“1938年，黄二完小在黄渠桥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到了初秋，杨一木老师又亲自领导排练出新的歌剧、话剧、哑剧，首次在黄渠桥老爷庙戏门前的大戏台上演出，得到了更多人们的赞扬。”

本世纪30年代，新秧歌运动的兴起以后，“陕北、延安市一带固定性演出场所纷纷出现，延安市北关西沟内的八路军礼堂、市场沟内的老爷庙戏楼，演事最为红火”。

1943年5月，关中八一剧团在环县山河镇财神庙戏楼演出宣传联合抗日的剧目，共演3天。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随着中国革命的开展及陕甘宁边区的不断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宣传队和剧社在边区开展了内容鲜活、形式多样、充满革命气质的演出活动。而遍布乡野、数量庞大的古戏台与新剧场一道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一切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的中心，被共产党充分利用。古戏台与新剧场将群众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认识和革命的积极性，增进了军民的团结，完成了“旧瓶装旧酒”“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新酒”的嬗变。

总之，革命战争年代古戏台服务于根据地的生产、斗争需要，成为共产党面向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的文化阵地。在这个临时阵地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抗战思想的传播，极大的振奋了军民的革命热情，鼓舞了斗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古戏台独特的时代意义

古戏台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自古及今都是民众精神文化的载体。在革命战争年代，它发挥了宣传民众、教育民众、动员民众的功能。进入新时代，它仍然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

首先，古戏台是我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重要载体，在戏曲艺术发展过程中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是宝贵的戏曲文化遗产。陕甘宁边区的古戏台承载着西北地区戏曲演出、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其建筑形制、装饰、楹联、碑刻、题记等，都成为研究我国西北地区戏曲发展的史料。如，会宁文庙大成殿，“始建于明代弘治十三年(1500)，历来为戏曲班社演出场所”。陇西川戏台上“陇镇雅观”匾额，为民国年间本县人梁松操题写，红岩寺戏台“清歌妙舞”匾额和“群芳斗艳，百鸟争春”楹联为清代遗存等，都是有价值的戏曲研究资料。

其次，古戏台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独特的建筑类型。同时，戏台(楼)建筑技术也是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岁月洗礼保存下来的古戏台，无疑成为中国社会中少有的古代建筑。陕甘宁边区遗存的古戏台以晚清建筑为主，如清音楼、哈达铺戏台、界石铺戏台、陇西川戏台等，其梁架结构一般采用北方戏台常用的抬梁式结构，台基多用砖石砌筑，后排金柱上安装木隔断，区分前后台，斗拱、雀替、柱础、彩绘、浮雕、透雕等实用性和装饰性的构建一应俱全，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建筑遗产和文化遗产。

第三，中国革命赋予古戏台独特的红色文化价值，也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文化支撑。半个多世纪以来，古戏台历经沧桑，在社会发展变迁、自然灾害及历史事件的影响下越来越少，十不存一。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红色文化受到重视，尤其是推进国家红色旅游战略的实施以来，众多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过作用的古戏台也相继建设成为革命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也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修缮和保护。如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镇的清音楼，属当地的关帝庙戏楼，因1934年11月7日在清音楼召开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现属于南梁革命纪念馆建筑群的组成部分。再如，位于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界石铺镇继红村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界石铺纪念馆”的界石铺戏台，原名“庆圣楼”，是当地庙宇戏楼，因1936年10月红军在此戏楼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当地群众将“庆圣楼”改名为“红军楼”。199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建成“界石铺红军长征毛泽东旧居纪念馆”，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区之一。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镇的关帝庙戏台是“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的组成部分，2006年，国务院将“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甘肃省会宁县文庙大成殿，“1986年，在原址提高地基1米，按原样拆建翻新，顶盖琉璃瓦，油漆彩绘；四周装有栏杆，前蹲石狮一对。改称红军会师联欢会遗址。”现在是“长征会师纪念馆”建筑群的一部分。进入新时代，古戏台展示着它为中国革命提供的红色文化记忆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价值，同时也继续发挥着宣传、教育、动员的功能，继续成为新时代文化传承、播撒和提升民众文化精神素养的主要阵地。

综上所述，陕甘宁一带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过作用的古戏台，诸如清音楼、哈达铺戏台、界石铺戏台、陇西川戏台、会宁文庙大成殿、红岩寺戏台等都被列入了革命旧址。这些古戏台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功能，其属性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它们脱离了与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的关联，从旧的宗教文化场所转变为新的红色文化遗址，从戏曲文化载体转变为承载中国革命斗争史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载体，正以崭新的姿态实现着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教育功能。同时，修复了的古戏台，也为各级政府推进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及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实践支撑。陕甘宁边区的古戏台(楼)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场所，是“军民同体，官兵平等；民主团结，万众一心”的革命大舞台，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百年奋斗的文化记忆。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蓬勃兴起，这些古戏台，既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见证和宝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宣传、教育群众不忘历史、牢记初衷的重要基地，又成为乡村振兴中宣传教育群众，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展示新时代文化风貌的重要载体，具有展现中国人民的精神志气，提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独特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