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民俗传承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以兰坪县普米族田野调查为例*

罗 瑛

一、作为传统知识的民俗与生物环境的依存关系

生物多样性不仅是一个环保概念，也表征文化多样性与自然生态多层面的生命共同体关系。2019年暑假,笔者前往云南怒江州兰坪县通甸镇、河西乡对普米族民俗文化进行田野调查。普米族聚居处满目翠绿，遍布幽深茂盛的原始山林，丰富多样的物种生存其间，笔者深受触动。随着调查的深入，了解到普米族民众的生产生活观念和行为模式之后，发现普米族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他们的民俗系统具有深远的联系，理解普米族的文化传承及其对自然生物环境的认知和社会实践，才能探讨地方文化经济与发展诸问题。

民俗学和生态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起步都始于19世纪中后叶，民俗学于1846年由英国学者提出，生态学于1866年由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Haeckel)提出。尽管民俗学中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与生态学有天然的联系，但生态学产生后的一个世纪内，学者们主要关注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直到现代社会中人类对环境的损害愈益严重，环境危机的不断出现才引起了其他领域学科的重视。生态学研究的人文转向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的生物生态学家们因人口爆炸及其对环境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而警醒，人类学家随之也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受环境影响形成的文化。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史徒华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与方法，他认为，某地域内自然、生物与文化特质的互动通常就是生态研究的最高目标。有学者认为，生态文化就是从人想方设法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重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体系。文化产生及其发展的摇篮是自然，生态文化聚焦文化与生态之间的相互构建，生态人类学因此成为热点。

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生物体，这些来源除其他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中则提到：“认识到许多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同生物资源有着密切和传统的依存关系，应公平分享从利用与保护生物资源及持久使用其组成部分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而产生的惠益”。地方传统知识指的就是当地人的生存经验和代代相传的各种适应环境的实践，包括口头传说、文化价值观、仪式、信仰和民间习惯法等等，这都基本属于民俗的组成。当然，传统知识还包括农业生计和家畜、林业管理等实践知识，民俗传统也不离其中，因此，民俗是地方传统知识的重要内容，与地方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发展关系密切。

国内较早提出生态民俗学概念的学者是乌丙安。1994年他首次使用“生态民俗”一词，又提出了“中国生态民俗学的构想”。他指出，人类在食物链当中占据着绝对统治的地位，人类为了生存不断调整自身和食物链之间的关系，诸环节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因此，把联系到食物链的有关民俗文化，统称之为生态民俗。民俗作为具有传承性质的地方传统文化现象，离不开当地自然生物环境，民俗也是广大民众所创造的民间知识与行为系统，更是具有地方普遍模式的生活智慧，与生物环境有着天然紧密的联系。江帆指出：生态民俗学是在现代生态观念的启迪下，从生态学的视角，运用现代生态的某些理论与原则，对民俗文化进行审视与研究；从民俗学的视角，考察生态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在人类行为与活动的深广背景上探索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双向性关系的科学。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模式关系到人类的未来，民俗中的生态性或生态指标是今后“生态中国”不可或缺的内容。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都是人类世界差异的体现，两者相互依存，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也是共同的利益所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人类群体、民族、地域和时代，所创造的文化不同，而作为民间文化载体的民俗差异，体现了民俗群体、地方性、时间制度和生物资源上的多样性。民俗中包含着群体生存的智慧，这些智慧是人类仰赖生物环境并与大自然协商的结果，比如食物风味、穿戴材质、民居形式、交通工具、劳作工具的选择等，而民间信仰、禁忌等习俗则显示群体的世界观和自然观，体现人们对自然万物的认知和理解。人类生态学者认为，人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可持续性，与人类对生态系统需求的强度密不可分，对生态资源的使用强度越大，越不可持续。人与生物环境的相互影响永远从地方开始，良好自然生态系统使地方受益，但恶劣的生态却容易超越地方而扩大危害。

兰坪县普米族的民俗发端于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民俗特性及其功能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形成良性循环，民俗主体行为、民俗制约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引人思考。在生态环境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下，人-环境-文化，这一复合系统是否能持续长久地运行和演进，离不开三者的动态平衡。也就是说，民俗文化的传承受制于民俗主体的文化特征与生态环境。三者运行一旦失衡，尤其是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或有自然灾害时，民俗文化传统的存续也会变得非常脆弱，甚至受到毁灭性打击。

二、普米族聚居处自然环境与案例

(一)自然地理环境

云南怒江州兰坪县是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位于滇西北寒温带横断山区，海拔差异达三千多米，属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普米族属于云南特有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普米族总人口为42861人，其中1.8万余人居住在兰坪县，兰坪县是普米族人口最大聚居区。普米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处于海拔2600米至2800米之间的中高山地带，多在澜沧江支流上游森林茂密地区。高登荣曾在本世纪初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从卫星图片上发现，滇西三江并流区是当时世界上生态保护最好的地区之一，其调查结果显示普米族的山林管理、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等与生态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对当地物种丰富度、不同类型森林植物物种组成、森林群落分层、高度和覆盖率等各种指数分析后，发现普米族森林物种最为丰富且数量最多，表明了普米族民族传统文化与资源管理方式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普米族所在自然地理环境是典型的高山高原地形，地表起伏较大。包括“两山夹一谷”，即云岭和怒山山脉中间有澜沧江谷地，多高原形态的山间地，山河相间，澜沧江、金沙江、怒江三江水系支流众多，形成雪山峡谷、三江风光等神奇壮丽的自然景观，是普米族山货药材与生计劳作的宝库。普米族居住地区拥有大量原始森林，植被与林木种类众多，占兰坪县林木储积总量的48.67%，更有众多珍稀植物、动物种类在此环境安然生存。调查点河西乡、通甸镇有不少村落的森林覆盖率均达到90%以上。

学者们考证，普米族为上古羌人后裔，元代初期从甘青高原迁入到兰坪县定居。虽早已进入农业社会，他们还继承了氐羌族群的放牧传统，以畜牧业为第二种生计模式，家庭生活资源比农耕更为丰富。由于分布和生活在温带半湿润地区，该地河谷、半山区、高山各有不同的温度和气候，形成立体气候特征，兰坪县年平均气温为11.3度，这对普米族生态民俗的生成与发展具有基础支配作用。普米族各种生活需求：服饰、饮食、居住、劳动方式、民间信仰、人际礼仪等，都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而形成的生态文化系统。

(二)环境保护案例

普米族村寨“玉狮场”，曾经被贴上“一个拒绝道路的村庄”标签而引起各大主流媒体的关注。玉狮场村位于三江并流世界遗产主要山脉老君山中，是一个典型的普米族聚居村寨。该村117户共有人口460余人，全为普米族，耕地总面积589亩，森林总面积48139亩，草地50亩，荒山荒地1738亩，森林覆盖率达到95%。由于山河阻隔，该村森林植被和民俗文化保留较好，但交通道路条件很差。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曾组织大规模砍伐队在兰坪县伐木并修路，当逼近玉狮场时，遭到了村民们顽强而持久的抵制。村民们认为大规模砍树严重触犯了普米族的民俗传统禁忌，道路入侵后，不仅生物资源会遭到掠夺，传统文化也会受影响。村民杨金辉老人说：“从小父亲就告诉我，林子是祖宗的遗产，不能动，没有林子，红土滑下来，村子就没了！没有林子，人死了连块合适的棺材板都没有！要是林子都没有了，要钱还有什么用？”2003年，著名音乐人陈哲因玉狮场普米族祭祀音乐、民歌、纺织、舞蹈等传统文化保存较好，而选择该村作为“土风计划—村寨文化传承项目”试点，后该计划因种种原因终止了。

直到2009年底，经过各方努力协调，固守大山与自然的玉狮场才终于有了第一条到达村口的车辆通行毛路，2015年对该路进行加宽改造，2018年才完成水泥混凝土修造。村民们为了捍卫原始森林资源，竟然与各种利益团体博弈了近30年。道路修通之初，无数利益主体盯着玉狮场林木、药材、松脂等天然资源，村民一直拼死捍卫他们的森林及其生态资源不被利益熏心的商家采夺。

2019年夏天的玉狮场村，依然在草木茂盛、云蒸霞蔚的大山怀抱中宁静地呼吸，一条九曲盘旋的水泥路在树林、草地和杜鹃花丛中蜿蜒到村口，“拒绝修路”和“土风计划”都已成为历史。该村扎纸艺人和金华，正带着他的徒弟们为不久后的七月半中元节祖先祭祀仪式赶工，村民们向他定购了类型繁多的中元节纸盒扎，整整堆满了两间房子。村里祭祀山神、财神等各类民俗活动也还传承着。对村组长杨先生而言，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大工程使他异常忙碌，本村有望很快完成脱贫，他说：“解决经济困难问题，保护生态资源，政府有各种政策和文件，而我们民族的民俗文化与传承，期待会有更多的文件，普米族人民的生活受到国家很多照顾，现在是越来越好。”

普米族民俗被当地自然环境所滋养而生成，两者相互作用，共生共存，其生态民俗的传承关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三、普米民俗中的生态要素

(一)自然环境作为民俗传承场

人类群体对于所处生态环境的切身体悟以及与生态环境的磨合适应，是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源。民俗文化的传承涉及到它的传承主体、传承客体(民俗事项)、传承方式、传承场的关系等，民俗文化得以沿袭的重要基础是传承场域。张福三指出，民间文化的传承体系包括有形的传承空间与无形的传承空间，可概括为三种类型：自然传承场、社会传承场和思维传承场。其中自然场是与人类社会生活休戚相关的自然因素。普米族民俗文化的源头一开始就深深地扎根于自然的沃土中，放牧和农耕种植传统，离不开山川河流、森林草地与气候等提供的条件。普米族先民自古便在与大自然的相处中，通过认识、选择、利用、认同和阐释大自然而创造了神话、史诗、传说、故事等，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习惯、民俗传统。

民俗传承主体——人，首先需要从大自然中获得生存所需，当生存问题解决后，才能一边生活一边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刘铁梁认为：中国的民俗文化从根本上而言具有农耕社会性质，民俗调查不管什么课题，总要从村落人口、姓氏、耕地、作物、聚落格局、周围环境和历史变化等入手，因这些基本材料是民俗事项的背景。这一观点强调了民俗传承的空间范畴，包括村落的地域、格局、种植物种、周边环境等一系列自然生态背景。余谋昌指出，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分为三种：(1)城市，文化代替自然，属文化价值占主导地位的地区；(2)农村，文化与自然相互渗透，是文化了的自然及人工自然，属文化价值与自然机制广泛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地方；(3)荒野(丛林等)自然价值占主导地位。民族民俗文化传承空间多在农村，农作物、生计方式和所处生态系统构成文化的生境，自然价值和文化价值一样重要，两者构成生态民俗传承的基础。

普米族生产劳作方式为半耕半牧，森林、草场、山地等自然空间多元丰富，便于饲养羊、马、牛、猪等。其中，羊的地位比较突出，因气候相对寒冷，羊是大部分家庭的生产资源、财富、工具和文化物品，普米族妇女劳作之余在家捻羊毛纺线，并将羊毛线织成普米传统服饰和床上用品，羊皮则做成披风。普米族民居是用一根根原木做基本材料所砌成的“木楞房”，房屋建造形式既能满足大家庭需要，更能保暖驱寒……这些都表明了自然环境影响并构建了普米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节令习俗、宗教信仰和人生礼仪习俗等。普米族的民俗文化便是在上述自然条件中产生和传承发展的。

(二)民俗传承中的生态观念

史徒华提出文化生态学的三个步骤：一是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分析特殊技术开发在特定地区所涉及的行为模式；三是环境开发所需的行为模式影响文化至何种程度。他还认为地方性环境特色甚至决定了有巨大影响的社会性适应，气候、地形、土壤、水文、植被、动物等当中，有些特质比其他特质更为重要。解释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为了探析文化，文化在与自然的不断调适中形成并在一般情况下稳定持续或变迁。普米族民俗传承内容主要包括：

1.自然共生习俗

共生有别于依生和竞生。依生是指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类对自然的依附性生存，竞生是进入工业时代后人类与自然竞争生存并压缩自然发展空间的生存模式。共生则更多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均衡发展及共赢，有多元并存、相生共长、异类同生和互利互惠之意，在人与自然相互影响和制约的过程中，共生是一种相生同长的生态机制。普米族习俗与自然的共生状态则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普米族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农林，每年冬季农闲时期，普米族男子们会为了建房专门带着斧头上山备料，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不能砍，只能砍自家种植的农林。民居建筑多用木头垒成，大多用松木垒墙，杉木盖顶，屋顶与墙皆为一根根完整木头垒成，民间有“盖顶上的房头木板，一层盖一层”之说。为防止木头生虫需要刷清漆，房屋外观整体呈木头原色状。对于其他地区而言，长成一丈五尺左右的原生木材非常难得，价格不菲，可是在普米族长期培育和保护林木的习惯下，一个家庭获得几百根造房子的木头并不困难。

普米族的火塘是家庭重要的民俗文化空间，火塘民俗所体现的是民众无处不在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之心增添了他们对衣食之源大自然的爱护与崇敬。火塘由铁制三角支撑圆圈架组成中心，周边的方形空地供添柴火和饮食烹饪使用，火塘与左右床榻连成一个整体，床榻一般比房屋地面高出几十公分。烧柴源自各家柴山，枯木、将死之木或者修葺大树所得枝条等为烧柴首选，也有专门种植以供火塘之用。火塘象征着一个家庭的神圣中心，火塘正向靠墙一方为祖先祭祀台，上有祖先牌位和日常供奉的酒水或祭品。家庭中过年过节或者有重要事情，均聚集在火塘周边聚餐商议。火塘两边的床榻，左边为家庭老人或长辈坐卧之处，客人中的男性长者能被邀请坐在此处，右边为辈份稍低的家庭成员享有，最年轻的家庭成员或小孩，若祖辈或父母辈在家，不能在火塘边的榻上坐卧。火塘左边空间也是文化上的神圣空间，客人或家庭成员不能在此说不文明的话，不能丢垃圾、吐痰等。一般由年轻的女性成员承担烹饪工作，她们不能上到火塘台，只能站在台下烹饪，如果老人坐在上面，做好的饭菜要于火塘下方双手奉给老人，体现了普米族的孝文化。

普米族的种植和饮食以玉米、小麦、燕麦、荞为主，喜食乳饼和酥油茶，自酿大麦黄酒，呈橘黄色，此种酒因酿造程序繁多、工艺精致，较为珍贵，多用于隆重场合，如今的婚礼或葬礼上，如果谁家能准备几大缸大麦黄酒，说明主人财力与才能并存。普米族肉食比较丰富，除了家养的牛、羊、猪、鸡等主要肉食，因与原始森林相伴，历史上有过打猎传统，当下打猎情况已极少。普米族学者曾经写过“与青山共存的普米族”，文中说普米族“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生物多样性是普米族地区的生态特征，他们从自然中获得生命所需的能量，形成了与自然共生的各类习俗。

2.日常生活习俗中的生态和合观

在普米族的习俗中，充满着中国自然哲学思想中的“和合”观念。《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家朴素的世界观认为万物和谐状态乃阴阳相互转化共生互利而致。《周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又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和合的观念，即只要保持完满和谐，万物就能顺利运行，而与天地合、与四时合、与鬼神合等，是中国传统哲学观“天人合一”的表现形式。人类想要拥有较好的生存环境和生活，就需要顺应天时地利，有节制地使用自然，遵循自然万物的规则，达到天人和合的程度才能与万物和谐互惠。钱穆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汇协调，和凝为一。”和合，指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组合的一种生态和谐，人与自然、社会组成动态平衡的和谐关系。

普米族的和合观念是：敬重自然，与天地融合共存，平等对待身边万物，以人度类，仁爱万物。普米族生产生活崇拜活动更多地源于万物有灵观念，自然崇拜对象包括有天、地、山、树、禾苗等，其他崇拜对象包括龙、祖先、中柱、仓房等。普米族对自然的崇拜，体现了他们围绕山水林木和土壤运用的多维生态和合观念。

普米族每年规律性举行的仪式活动有：(1)山与树的崇拜，山树一体。每一个村子都会在附近森林中选一棵古老粗壮的树作为神树，神树所在山头即为山神所居之处，神树所在处便是神树林。村寨祭在每年的二月或八月，家庭祭通常在春节期间，仪式当日由师毕(祭师)诵经祈祷，牺牲包括鸡、羊、牛等。(2)龙潭崇拜，水所在即龙所在，是水崇拜的一种体现。龙潭大部分是村民日常取水处或水源处，有些是山涧、溪流或河边。以村或以家支为单位的祭祀仪式举办一般选在农历七月，祭祀程序较多。家庭私下祭龙潭通常在大年初一，也有抢头水之意，家庭祭祀也不请师毕(经师)，太阳初升时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带羊奶、三柱香去取水即可。(3)火塘崇拜与祖先崇拜，祖灵永在。普米族相信人的灵魂和万物的灵魂一直守护着人们的生活，每年过年期间和清明节，都要举行祖灵祭祀仪式。日常生活中祖先崇拜通常与火塘崇拜融为一体，火塘崇拜习俗是普米族日常生活中最核心的一种习俗，每日三餐之前，先将食物供祖先神灵飨用。年节、婚丧嫁娶和人生礼仪，包括出行、生育、得财、建造、纠纷、杀牲、受灾、尝新等，凡是普米族家庭的重要时刻，都要举行“祭三角”(火塘)仪式。(4)祭中柱，综合祖先崇拜、器物崇拜与父权崇拜的习俗。熊贵华认为“中柱是普米先民在游牧时代搭建帐篷不可或缺的骨架”。中柱更是家庭稳定和人口生命力的象征。实际上，山、树、龙潭、中柱等崇拜都属于自然崇拜，围绕着林木、土壤、水源三者的循环，火塘崇拜虽与祖先崇拜联系紧密，但火塘的形成离不开林木之柴，也都与自然息息相关。

除仪式习俗外，普米族的日常节庆娱乐，更显示了他们与自然环境相融亲切的和谐状态。兰坪县大羊场和罗古箐是普米族的冬季牧场，两处山间草场地势开阔，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山峦如画，不仅是普米族放牧处，更是他们节庆时载歌载舞处。每到普米族的传统节庆日如端午节(情人节)、吾昔节(新年)等，普米族青年男女纷纷聚集到草场过节，唱歌、跳舞、口弦吹弹、演奏羊头琴等，通宵达旦，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

3.“羊”的生态文化意义

羊的生态意义在于形成了普米族物质生活的良性循环，文化意义则在于羊与普米族在习俗传统上的有机整合。

当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总是集中地与某种事物产生联系，并且生活中总是使用到此物时，人与物便进入了相互依存的生态循环模式之中。普米族的先民羌人留下了远古牧民的诸多遗产，马、牛、羊等牧养动物，促进图腾制度的产生。普米族人崇拜羊，羊与普米族的关系属于依生和共生，也是观念上的整生关系——羊与普米族人相互依存，在自然中同属有机整体性部分，也是亲密的伙伴关系。现存传统中的所有信仰都以沉淀的形式体现了一种漫长久远的范型；大多数接受这些传统的人都并不明白他们的信仰是过去信仰的一种沉淀。普米族崇羊的传统可谓悠久。

羊在普米族日常生活与仪式中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兰坪山区的普米族家庭如果没有羊，一般会受到别人轻视，而羊的多寡不仅是家庭财富的象征，也是家庭是否兴旺的体现，羊在所有普米族人的民俗仪式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关于羊的信仰和禁忌在普米族人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也是构建普米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一。在著名的“给绵羊”丧葬仪式中，绵羊不仅是亡者的伴侣指引其回到祖先居住地，羊还能寄驻亡者的灵魂。兰坪县丰富的草场资源和山林资源为普米族长期与羊为伴提供良好的自然条件，羊供给普米族人食物，也形成他们的羊毛或羊皮服饰体系，羊既是有效的生产生活资源，也是财富形式和信仰载体。

四、民俗传承及其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

民俗的主要社会功能通常被归纳为教化、规范、维系和调节四个方面。如果从对自然社会所产生的反作用而言，则有“正功能”和“反功能”之分，正功能即“良俗”，对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反功能”即“陋俗”，对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起着负面或消极的作用。普米族民俗文化对自然社会的反作用影响，体现在显著平衡和保护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循环。

(一)民俗观念中的生态保护意识

作为地方传统知识的民俗，属于地方群体所有，具有诸多实用性特征，能够应用在农业、林业、养殖、园艺、资源与环境等管理方面。“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俗经过代代相传的延续，形成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对民俗群体生活各方面起着约束与规范作用，同时也对自然产生了反作用影响。民俗传承对其主体意识产生操纵性影响，反作用于所处的自然生态文化系统，体现出控制力量。

普米族日常生活习俗中的山神、树神、龙潭神、祭祖等信仰崇拜，无形中形成了关于保护自然的生态禁忌。普米族有祭祀天地的习俗传统，他们对天地之间的自然循环高度依赖和信任，并无主宰和改造自然的现代性狂妄认知，因此他们尊重自然的运行规律，土地种植尽量不用化肥而用农家肥，因为化肥使他们山上的野生菌和药材不能生长。自然共生与生态和合观念形成普米族的生态保护意识——凡是山神、树神所在的神山里，不能砍树不能打猎，龙潭附近的树更不能砍，祖宗坟地附近的树也不能砍，那是对祖宗的不敬。普米族人认为，触犯禁忌会带来不可预知的惩罚，如果冒犯山、水、树等崇拜对象，不仅会给家人或自身带来不幸，同时也是违背了族群的共同意志，会招来族人的指责，冒犯者在村寨中也会失去颜面和尊严。这些关于崇拜对象的观念上的禁忌，实质上为生态保护意识，保护了普米族村寨附近的山岭、水源和林木。

水崇拜在普米族民俗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黄龙光指出，生态意识决定生态行为，生态观指导生态实践，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等生态系统维护的功能，除了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将其蕴涵的生态意识、思想观念与生态知识代际言传外，还有就是通过一系列人—水和谐生态实践的形式实现代际身教。因此，普米族民俗观念中的生态保护意识体现在生态实践上，即以无形的民俗传统禁忌保护了林木、药材、水源、土地等生物系统的良性循环。

(二)民俗行为模式中的生态规约惯性

民俗行为模式，指的是民俗行为过程中体现了民俗主体长久以来所遵循的规范和准则，即民俗展现为对主体进行控制的行为制度。乌丙安曾分析过“民俗控制”在习俗环境中可以分为两大类：习俗规范有具体意向地要求俗民成员无条件遵守，如有违规越轨行为，就会受到惩罚；另一类由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恪守约束，形成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违背，俗民心理和精神会产生巨大压力，形同惩罚。普米族民俗中的禁忌和行为习惯，在其村落中，形成了生态规约惯性。

普米族的林木使用具有一定程序，如因家庭建房或其他需求，需要砍树，必须经过“官方手续”和“民间手续”两道程序。官方手续即获得林业管理部门的批文，民间手续是要带上礼物，经过树的主人(个人或集体)同意，并举行相关仪式，择良辰吉日方能去砍树。这样的民俗行为规范，起到民间习惯法的作用，禁止村民们乱砍乱伐，使普米族地区的山树林木不被个人利益或私欲所吞噬。每个普米族人从生下来就知道私下砍伐林木定会遭到惩罚，这一类的行为准则代代相传，形成了集体无意识和生态维系惯性。普米族放牧采用草场轮歇方法，夏季时他们用自留地上的草或食物饲养牲畜，只有到冬季才以村寨为单位聚集到公共牧场去放牧，这使公共草场上的植被在夏天疯长从而获得生态恢复。火塘习俗中，为了不浪费更多的木柴，当家人外出或不需要用火时，火塘熄灭，这也是他们珍惜木柴爱护山林的一种习惯。

普米族通过民俗主体生态保护思维与各种生态民俗行为模式，形成了维系生态良好循环的惯性。他们可能不会系统地思考土地、森林、水源是一个循环的有机体，但他们的民俗经验告诉他们，随便破坏其中的一种生态环境都将带来不幸和灾难。这一系列的民俗实践模式，使得普米族的生态意识已经内化到每个族人的行为规范中。普米族所在村寨因而风景如画，空气和水资源都一直洁净如新。

普米族民间有很多口头传说，各类传说讲述了有人因为违反不能乱砍乱伐的传统习俗，最后受到相应的惩罚。对人们来说，凡是不遵守和破坏民俗规范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惩罚，这种惩罚近似神判。如乌丙安所言：习俗环境中的乡规民约、村寨习惯法，乡老裁判或“神判”等都是村社习俗环境中有目的地带有制度性的民俗控制。

结 语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人文科学的问题，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才能产生文化多样性。人类对动植物、水源及土地的利用由文化意识所决定，文化一旦形成，其力量比生物更强大，而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可靠社会力量。民族与地方的文化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保证世界上的资源更为广泛和均衡。而民俗文化是民族传统知识的载体，包含着人类对土地、水源、动植物及相关生物的认知、利用和保护，也体现了保护和管理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经验。自然环境决定了民俗传统的生成和模式，民俗中的价值规范、准则、情感、伦理和生态追求，反作用于当地自然生态系统，决定其民俗文化是否能够长久传承。

少数民族习俗是中国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为中国文化传统提供了特色各异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民俗的传承空间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空间，也是建设生态中国的绿色空间，中国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千百年来镌刻于灵魂深处的田园牧歌理想。薛达元认为中国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时已进入新时代，在增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惠益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通过生态移民、减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消除地区经济贫困，也使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特别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兰坪县普米族而言，民间生态民俗思想观念和行为的传承，不仅适应自然也维护了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普米族的发展和民俗文化传承在新时期政策中，正在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