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为本，老而不休：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因素影响分析

慈勤英 程燕蓉

一、研究缘起和文献综述

(一)研究缘起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为2.64亿人、1.91亿人，占比分别为18.7%和13.5%；其中，农村的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个、6.61个百分点(1)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趋势较为明显，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问题更加严峻。

老龄群体特别是农村老年人，既是需要社会保障、家庭关爱、子女照顾的养老群体，也是通过劳动供给、照料家务等人力资源开发方式，不断创造着健康生产力、家庭功能生产力及劳动生产力的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2)边恕:《老龄群体:不可忽视的社会生产力》，《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5期。考虑到我国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5.83%，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为68.7岁，低龄、健康老年人口叠加其积累的专业技能、职业经验和劳动愿望，是社会宝贵的人力资源。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宏观层面的养老战略选择和制度建构，要着落在微观层面家庭内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资源开发和实践。全面了解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状况，助推消解老年人等于“无用”之人的年龄歧视，有助于国家养老战略的适时跟进；关注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和制约，有助于探究促进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家庭和谐之道以及建构养老的良性代际互动模式。

(二)文献综述

有学者提出，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虽呈现明显老化趋势，但迫于家庭结构少子化等压力，更多老年人退休后仍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3)蒋同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应对举措》,《宏观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农村养老保障水平偏低，秉持尽自己所能减轻家庭养老负担的初心，农村老年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仍会从事大量生产性劳动，即“无休止劳动”(4)谭娜、周先波:《中国农村老年人“无休止劳动”存在吗?——基于年龄和健康对劳动供给时间影响的研究》,《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六普”)数据显示，农村60～64岁、65～69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68.74%、51.49%。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农村70～74岁和7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仍分别有29.20%和11.90%。(5)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

人口结构、经济转型和老年人就业的相关法律等会影响我国老年人就业率。(6)郑爱文、黄志斌:《基于个人和社会双重视角的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分析》,《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有学者认为，农村老年人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受益者，(7)吴敏:《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的经济因素分析》,《人口与发展》2016年第2期。医疗保险为其提供了继续从事劳动和工作的身体和劳动力保障，对劳动参与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也有学者指出，新农保养老金收入能明显减少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具有负向影响和时滞效应(8)李江一:《社会保障对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以原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为例》,《人口与经济》2018年第2期。(9)黄宏伟、展进涛、陈超:《“新农保”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2期。。

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受个体特征的影响，年纪轻、健康状况好的农村老年人参与自家农业生产的比率和总的劳动参与比率均较高，劳动供给时间也较长(10)孙泽人、赵秋成、肇颖:《“新农保”是否真的减少了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基于CHARLS两期截面数据的研究》,《商业研究》2020年第10期。。相较于劳动供给，低龄、健康的女性老年人为子女家庭提供了更多的隔代抚育(11)孙鹃娟、张航空:《中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2013年第4期。。婚姻保护作用在老年期依旧发挥着作用，在婚老年人的安全感、归属感等主观意识和身体健康等客观条件保障和提高了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12)宋靓珺、吕明阳、汤衡:《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老年人“生产性参与”影响因素研究》,《人口与发展》2020年第6期。。

家庭是老年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和福利载体。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家庭观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经济行为和福利水平。家庭成员在面对生活困难时更倾向于在家庭内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13)邹红、文莎、彭争呈:《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提前退休》,《人口学刊》2019年第4期。研究表明，在当前我国农村重视家庭、贡献家庭的文化传统下，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呈现以家庭为主要单位和场所、多重负担的特征。(14)宋璐:《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研究》,《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4期。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也是影响其劳动参与的因素之一。有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参与家庭照料的概率是其他居住方式老年人的2.5倍。(15)刘燕、纪晓岚:《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基于311份个案访谈数据》,《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承担着照顾子女家庭，特别是教养孙代的主要责任。(16)罗楚亮、袁璐璐:《代际居住方式选择与农村老年贫困》,《劳动经济研究》2021年第4期。有研究发现，与孙子女居住、有配偶、朋友支持程度高的老年人为高社会活动参与型和家庭照顾型的可能性更大。(17)谢立黎、汪斌:《积极老龄化视野下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及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19年第3期。另外，还有研究发现，代际关系是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外在表现，给予子女的经济支持、儿子数量的增加及性别结构比的提高会显著促进老年人的劳动参与。(18)赵建国、王净净:《“逆向反哺”、子女结构与老年人口劳动参与》,《人口与发展》2021年第2期。还有研究认为，影响老年人劳动供给的核心要素是代际之间是否存在物质转移。(19)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子女的婚姻状态和城市化需求通过代际关系影响老年父母的劳动参与和隔代抚养，甚至产生“房奴效应”。(20)彭争呈、邹红:《儿子、房子与老子——未婚子女、房价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第7期。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关注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关注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21)李琴、宋月萍:《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5期。(22)罗芳:《劳动力转移对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参与概率和时间的影响——基于湖北省的经验分析》,《江苏农业科学》2011年第5期。(23)李琴、孙良媛:《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学术研究》2011年第4期。

针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研究，学界主要聚焦农村老年人的农业或非农劳动供给，把老人承担孙子女抚育归为隔代照料的家务劳动，没有纳入劳动参与的范畴。家务劳动没有得到社会承认，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但作为老年人晚年重要社会、家庭贡献内容的孙辈、父母辈照料的家务劳动，照料对象指向老年人的孙代和父辈，其实承担了本应由社会承担的需要支付工资的“保姆”或“护工”的工作，应该是老年人劳动参与的重要部分。既有研究没有把照料家务等同于老年人农业或非农劳动供给，放在大的劳动参与概念之下进行探讨，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付出的特点和重要性是一种忽略和漠视。

同时，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三世同堂”基础上的“四世同堂”不再是个案。“四世同堂”意味着在“上有老老”和“下有小小”的情况下，老人的年老的父母和孙子女在竞争和争夺老年人照料的劳动投入。

故本文使用全国数据，将农业和非农劳动、照料劳动两个层面的劳动操作化为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考量指标，对参与劳动的农村老年人做全面的定量分析。在把照料家务纳入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验证和探索家庭因素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的影响。多子女的老人，有更多的子女可以提供养老服务，也意味着有更多需要帮忙照顾的孙子女。其二，子女的回馈对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子女对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既可以理解为对父母养育的回馈，也可能反映的是对父母劳动参与，尤其是对照顾孙子女劳务的回馈。通过以上研究，关注老年人口与其子女、孙子女三代人之间的代际互动。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农村家庭关系和老人劳动参与

代际关系是影响农村老年人晚年幸福感、生活质量和养老资源的重要因素。我国传统代际关系强调父母承担抚育子女责任，子女在父母年老时承担赡养义务。当前，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由63.7%的劳动收入、29.6%的子女经济支持、3.1%的离退休金和其他收入构成，消费主要花在吃、穿、住和医疗上。(24)周祝平:《农村留守老人的收入状况研究》，《人口学刊》2009年第5期。与城市老人相比，在低水平社会保障之下，农村老年人如果退出劳动，就需要以自己的储蓄或子女的供养维持基本生活。大部分农村老年人从事劳动的原因并不是休闲娱乐或自我实现，而是为了维持基本生计。(25)聂建亮:《农村老年人的劳动、收入及其养老阶段分化——对农村老年人“无休”的实证分析》,《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8期。当子女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持时，老年人会减少参与农业和非农劳作，有利于促进老年人转向照料孙代的家务，形成良性的隔代抚养和代际互动。

据此，提出假设1：子女对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会降低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可能性或减少劳动时间；子女对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会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家务劳动的可能性或增加劳动时间。

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代际关系呈现出了双向互动的新特征。伴随着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性因素进入中国乡村社会，子女在当今社会承担着巨大的生存和生活压力，所以农村家庭中父母的再生产目标开始由完成“传宗接代”人生任务转换为协助子代实现阶层地位向上流动，即农村老年人不仅要帮助子代结婚、享受子女的反哺供养，而且要尽力满足子代城市化、买房安居、孙代抚养和教育等发展性需求。农村家庭能动性适应家庭发展需求和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的目标，呈现出“一家三制” “弹性家庭” “功能性家庭”等新变化，更加强调实用主义，以经济理性为基本原则，强调家庭网络在资源互补、经济互惠和情感慰藉等方面的优势，力争通过家庭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家庭生计模式形成“代际合力”，实现家庭的发展目标。(26)李永萍:《家庭发展能力:理解农民家庭转型的一个视角》,《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27)刘超:《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策略与发展型家庭秩序——基于“一家三制”的讨论》,《宁夏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据此，提出假设2：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经济支持会显著正向促进其劳动参与。

2.农村家庭结构和老人劳动参与

子女结构会对农村老年人的就业决策产生关键的影响。依据代际交换理论，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代际赡养支持的影响可能存在“良性促进”作用。有研究认为，子女数量反映了代际支持资源的丰富程度，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或许会获得更多的支持。(28)王硕:《家庭结构对老年人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西北人口》2016年第3期。有研究数据显示，子代数量每增加一名，农村老年人获得代际经济支持的概率增加29.1%。(29)胡仕勇、李佳:《子代数量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以亲子两代分居家庭为研究对象》,《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5期。在养老资源充分满足老人需求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会相应地减少劳动参与、降低劳动强度。同时，农村老年人承担孙代照料已是家庭应对教养孙代压力的主要途径，更是老人主要的晚年劳动参与方式。子女数量关系到农村老年人隔代抚养和照料孙代的数量和强度。

据此，提出假设3：健在子女数量越多，农村老年人非照料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越低，劳动参与的时间也会减少；相对应，健在子女数量越多，农村老年人承担照料孙代的可能性提高、照料强度增加。

另外，农村的社会风气相对传统和保守，宗法制的影响依旧深远，甚至在部分经济不发达地区，难以摆脱男性本位，传统代际关系中更加强调“责任伦理”、血缘关系，因此孙辈照顾主要由祖父母承担。当儿子数量增加时，相应孙代人数增多，祖父母照顾孙代的时间增多。

据此，提出假设4：健在儿子的数量对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30)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组:《2018年全国追踪调查数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20-09-24, https://charls.charlsdata.com/pages/Data/2018-charls-wave4/zh-cn.html,访问日期: 2022-01-06。该数据库采用了多阶段抽样，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体格测量、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收入、消费、资产以及社区基本情况等。根据需要，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村老年人，指年龄大于或等于60岁且户口在农村的个体，对缺失值进行处理后，最终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为4767人(31)首先是合并2018年CHARLS的部分数据库(得到11505个样本)；其次，本文研究的是农村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行为，因此本文删除了城市户口且年龄在60岁以下的样本(剩余5185个样本)；最后，本文删除了在核心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中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后得到4767个观测值。，其中60～69岁、70～79岁和80岁及以上个体分别为2791人、1506人、470人。

2.变量说明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分为农业和非农劳动、照料劳动两个方面。其中，农业和非农劳动包括农业自雇、受雇两个二分变量，从是否参与和参与时间来衡量，受雇工作又具体划分为农业受雇和非农工作；农村老年人承担照料劳动，是指照料孙代。只要每周照料时间大于0，则记为“参与”，赋值为1；每周照料时间等于0，则记为“不参与”，赋值为0。因变量劳动参与，将参与农业自雇、农业受雇、非农工作和照料孙代任何一项赋值为1，都不参与赋值为0。

家庭影响因素由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健在子女数量和健在儿子数量构成。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人口学特征变量，个人存款、个人债务、家庭土地资源等经济变量，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社会政策变量。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上赋值为1，小学以下赋值为0。“健康状况”是受访者的自评健康，分为“不健康”和“健康”两类。个人存款是指是否有现金、存款等。个人负债分为“有”和“无”两类，是指是否存在个人欠款、贷款或信用卡欠款。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是指是否参加、正在领取(预计将来可以领取)和正在缴纳养老金或医疗保险的情况。具体影响因素的特征值见表1。

表1 样本特征值描述

(三)研究方法

由于因变量老年人劳动参与分为农业和非农劳动、照料劳动两个方面，且参与农业和非农劳动、承担照料劳动时间为受限连续因变量，所以本文分别使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检验各类影响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

三、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现状

(一)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总体情况

据CHARLS 2018数据分析，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劳动参与的人数为3395人，其中60～69岁参与人数占该年龄段样本量的84.95%，即使到了身体健康状态日愈下降的中龄和高龄阶段，仍有60.36%和24.47%的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此外，农业和非农劳动是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主要形式，占劳动参与的82.92%，农业和非农劳动在每个年龄段的参与率始终高于照料劳动。农业和非农劳动、照料劳动兼顾是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另一种方式，占劳动参与的30.87%。如表2所示，整体来看，农村老年人只参与照料孙代劳动的占比为17.08%，从侧面反映出农村老年人整体农业劳动负担较重，且部分老年人在从事下地干活、养家糊口劳作的同时，还要承担家务照料。

表2 农村老年人分年龄劳动参与的总体分布情况

(二)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具体情况

农村老年人农业和非农劳动集中体现在农业自雇、农业受雇和非农工作三个方面。参加农业自雇是指农村老年人为自家干农活、从事农业相关活动；农业受雇主要是为其他农户或雇主干农活挣钱；非农工作涉及除去与务农有关的工作。样本中，从参与劳动的类型来看，主要以农业劳动为主，占参与样本总体的77.24%。以60～69岁老人为例，从具体劳动参与主要类型来看，以农业劳作为主，占比达76.5%；参与率排在前三的类型依次是：仅参与农业自雇、参与农业自雇和照料孙代、仅照顾孙代，分别占总参与人数的31.17%、25.14%和17.38%。在老人劳动参与广度方面，发现60～69岁农村老年人劳作可选性较强，涉及类型较丰富；8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则以从事单一的农业自雇为主(见表3)；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农业自雇参与率逐渐增加，而非农工作的参与率却在逐步下降。

表3 农村老年人分年龄劳动参与的具体分布情况

CHARLS 2018数据显示，农村老年人承担的照料家务对象主要集中在孙代，但也有1.11%的老人承担照料父代的家务。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和速度加快，农村老年人将要面对的是新的“上有老老，下有小小”。此外，30.86%的农村老年人在承担照料孙代家务时仍要参与农业和非农劳作。这表明，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以家为主，既要与子代共同维持家庭的整体生计需求，还要尽可能帮助子代照料和抚养孙代，劳动参与负担重。

(三)农村老年人每周劳动参与时间的情况

以每周的劳动参与时间来衡量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强度。在参加农业自雇方面，人均每周劳作28.85小时。60～69岁老人每周的平均劳作时间为30.45小时，以每周工作五天计算，约等于每天工作6小时。即使在80岁及以上年龄组，每人每周的平均劳作时间仍有20.74小时。与农业自雇相比，受雇工作的每周平均时间远远高于农业自雇，差距达到15.59小时；不同年龄的农村老年人每周受雇参与劳动时间都在40小时左右。从每周五天工作制来看，受雇的老人都是每天8小时满负荷工作(见表4)。就农村老年人每周承担照料劳动的时间而言，照料孙代花费的平均时间分别高于农业自雇和受雇工作30.26小时和14.67小时。在年龄组差别方面，在照顾孙代方面，60～69岁老人每周平均承担时间比 70～79 岁和80岁及以上的老人分别高出1.88小时、6.18小时。

表4 农村老年人分年龄每周劳动参与时间的情况 单位：小时/周

从参与强度来说，仅参与农业自雇的农村老年人每周参与平均时间为28.97小时，比仅每周参与受雇和照料孙代的平均时间分别少19.77小时、30.9小时。也就是说，老人参与农业自雇劳动强度相对较低，并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降低，但受雇和照料孙代的劳动强度均高于农业自雇。随着劳动参与类型增多，老人每周平均劳动参与时间越来越长，劳动强度也随之增加。

(四)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特征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趋势下，农村老年人仍继续深度劳动参与。数据显示，当前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体现了如下五个特征：第一，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以家为本、老而不休。整个劳动参与以家庭整体需求为主、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场所，参与面广。在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中仍有71.22%进行劳动参与，59.05%的个体继续参与农业自雇、农业受雇和非农工作，34.15%的老人需承担照料孙代。第二，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灵活性较强，但仍以农业自雇为主。劳动参与类型在不同年龄段的变化体现了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选择的灵活性，他们理性衡量自身身体状况、知识资本和经济状况，结合已有的土地资源和周边人力市场需求，在农闲、农忙间进行灵活的农业和非农劳动时间和强度的调整。第三，家务照料主要集中在照料孙代，且隔代照料孙代的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自雇、受雇工作、照料孙代平均每周花费时间分别为28.85小时、44.44小时、59.11小时。尤其是照料孙代的时间高达59.11小时，按照每周七天计算，每天要工作8.44小时。第四，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比例在下降，但仍有部分中、高龄老年人继续劳动参与。在农业和非农劳动参与中，七成左右的60～70岁农村老年人参与了农业自雇、农业受雇或非农工作，但部分70～79岁和8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仍继续参加农业和非农劳动，没有退出。第五，农村老年人互养和隔代抚养共存。随着我国从轻度老龄化逐渐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农村老年人将要面对的是“上有老老，下有小小”的新情况，老年人承受着照料高龄父代和照料年幼孙代的双重责任与压力。

四、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家庭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家庭影响因素

1.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家庭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分析

表5中的模型1是以劳动参与为结果变量建立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在家庭因素中，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会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可能性(验证假设2)；即与没有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相比，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和非农劳动、照料劳动的可能性更大。

表5 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家庭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反映出农村不同类型老人群体的劳动参与状况存在差异。年龄对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老人年龄的增大，其参与农业和非农劳动、照料劳动的可能性越低。良好的自评健康和稳定的婚姻是参与劳动的保障，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越好、有配偶支持，越有可能进行劳作。家庭土地资源对老人劳动参与有显著促进作用，拥有越多家庭土地资源的农村老年人越倾向于选择劳作。

2.农村老年人参加农业和非农劳动的家庭影响因素分析

表5中的模型2是以农业和非农劳动为结果变量建立的模型。结果显示，在家庭因素中，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会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和非农劳动的可能性(验证假设2)；即与没有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相比，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自雇、农业受雇和非农工作的可能性更大。健在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和非农劳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健在的子女越多，老人参与农业自雇、农业受雇和非农工作的可能性越小(验证假设3)。

同时，本文将农业和非农劳动参与分为农业自雇(模型3)和受雇工作(模型4)两类，来揭示农业和非农劳动具体类型影响因素的差异。可以看出，在家庭因素中，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对其参与受雇工作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没有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者相比，要对子女进行经济支持的老人参与受雇工作的可能性更大(部分验证假设2)。模型5和模型6把受雇工作详细分为农业受雇和非农工作两个类型也证明了这个结果。但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经济支持对其参与农业自雇没有显著影响，可能因为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自雇的动力是复杂和多面的。除了家庭原因之外，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农耕文化让农村老年人有着深刻的土地情结，个体的衣、食、住、行深深地与土地镶嵌在一起，土地凝结了老人对生活所有的经济和情感依赖。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老人都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即农业自雇。另外，在子女结构上，健在儿子数对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自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育儿子越多，老人参与农业自雇的可能性越大(部分验证假设4)。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农村大量男性外出务工而忽略了对父母的支持，导致老人通过农业自雇这种传统方式实现自力更生、自我养老。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农村有儿子对其父母获得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支持以及提升生活满意度都没有显著影响，且随着儿子数占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老年人获得子女的各类支持。(32)张栋、郑路、褚松泽:《养儿防老还是养女防老?——子女规模、性别结构对家庭代际赡养影响的实证分析》,《人口与发展》2021年第3期。在非农工作的家庭影响因素方面，子女的经济支持和健在子女数都显著降低了农村老年人参与非农工作的可能性(验证假设1)，但对农业自雇与农业受雇没有显著影响；同时，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促进其参与非农工作(验证假设2)。究其原因，农村老年人在健在子女较多和子女给予充足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减缓了迫于生计性的生产和生活压力，农村老年人出于自身健康维护的需要，进行适度的农业劳作，而不去从事高强度、高要求的非农工作；但如果农村老年人需要给予子女经济支持，会促使老人选择高报酬的非农工作。

此外，在个人因素方面，年龄和自评健康对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和非农劳动有显著影响。良好的自评健康是参与劳作的保障。年龄越大，自评健康程度越低，农村老年人参加农业自雇、农业受雇和非农工作的可能性越低。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农业和非农劳动。随着老人教育程度的提高，其进行非农工作的可能性越大，老人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更有可能参与农业自雇和农业受雇。受教育程度是反映个体知识资本的重要指标，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拥有的知识越多、技能越强，就业能力越强，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工作的机会也会越多。同时，对农村老年人来说，相对于非农工作涉及新技能的学习和新工具的应用等较高的工作要求，田间农业劳作门槛较低，并且可操作性强。农村老年人以小学教育程度为门槛，其农业和非农劳动产生了农业和非农分化。拥有家庭土地资源和配偶的农村老年人进行农业和非农劳动、农业自雇的可能性更大；家庭土地资源对非农工作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土地资源和婚姻对农村老年人起到“土地养老”和“婚姻红利”的作用。在拥有土地资源的前提下，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通过田间劳作实现自给自足；若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则通过非农工作实现经济自由；在婚的老年人的安全感、归属感等主观意识与身体健康等客观条件保障和提高了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

社会政策因素中，医疗保险对农村老年人参与非农工作有负向显著影响，即与参与医疗保险的农村老年人相比，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老人参与非农工作的可能性更大，但对农业自雇和农业受雇没有影响。对于部分农村家庭而言，重特大疾病支出是家庭可能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参与医疗保险可以有效保障农村居民或其家庭成员在治疗重特大疾病时的消费金额予以报销，而未参与者就要通过高强度、高收入的非农工作加大抵御家庭大病风险的经济保障力度。社会政策中的养老金对农业和非农劳动没有显著影响，主要是由于当前农村基本养老金政策是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均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老人福利获得的差异性较小，因此不存在影响。

3.农村老年人承担照料劳动的家庭影响因素分析

照料劳动也是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表5中的模型7分析了农村老年人是否承担照料孙代的影响因素。可以看出，是否照料孙代不受家庭因素的显著影响。究其原因，当前农村，随着年轻劳动力日益流失，老人成为照顾孙代的主要承担者，坚持的是“大家庭小个人”原则，本质上是以多代家庭为基本单位、以最大化家庭经济收入为目的的劳动再分工的产物。(33)王也:《伦理为表，经济为里：农村祖父母的隔代抚养驱动力》,《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照料孙代是农村老年人着眼于整个家庭城镇化、阶层跨越等整体发展目标考量。且相较于子代，老人更受伦理价值的影响，当家庭经济发展在伦理上获得认同时，老人能够体谅子女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也更愿意通过自我奉献提升家庭竞争力。有研究表明，子女是否在经济上资助父母与父母是否帮助照顾孙代之间没有显著关系(34)孙鹃娟、张航空:《中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2013年第4期。。

在控制因素方面，农村老年人是否照料孙代主要受年龄、性别和养老金的显著影响，即年龄越小、女性、正在领取养老金的农村老年人更有可能去照料孙代。与男性相比，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生活模式的影响，女性在照料孙代中承担着主要的家务劳动；在靠农业自雇实现自给自足的前提下，基本养老金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让老人帮助子女照料孙代。

(二)农村老年人每周劳动参与时间的家庭影响因素分析

1.农村老年人每周劳动参与时间的家庭影响因素

表6中的模型8是以每周劳动参与时间为结果变量建立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在家庭因素中，子女经济支持会显著降低农村老年人每周劳动参与的时间(验证假设1)；即与没有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相比，有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农村老年人每周参与农业和非农劳动、照料劳动的时间更少。

表6 农村老年人每周劳动参与时间的家庭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在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中，年龄对农村老年人每周劳动参与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老人年龄的增大，老年人每周参与农业和非农劳动、照料劳动的时间更短。与无配偶相比，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每周劳动参与的时间更长。

2.农村老年人每周参加农业和非农劳动时间的家庭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由农业和非农劳动、照料劳动构成，其中农业和非农劳动又分为农业自雇和受雇。表6中的模型9、模型10、模型11分别分析了农业和非农劳动、农业自雇、受雇工作每周参与时间的影响因素情况。从家庭因素来看，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对老人参与农业和非农劳动、农业自雇强度有显著的削弱作用(验证假设1)，即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使得父母每周参与农业和非农劳动、农业自雇的时间分别减少了10.53小时、2.58小时；但是，却对受雇工作(农业受雇和非农工作)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农村受雇劳作是“老人出力、雇主出钱”的雇佣劳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工作时间强度远高于农业自雇，不受家庭因素的影响。

在个人因素上，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老年人每周参与农业自雇、受雇工作有显著的削弱作用；以小学为门槛，受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上水平的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自雇和受雇工作的每周时间分别减少了2.45小时、3.79小时。与受雇工作相比，男性、有配偶和个人负债的农村老年人每周参与农业自雇的时间更长；而老人自评健康对其每周参与受雇时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身体健康的老人比不健康的老人每周受雇时间多4.64小时。社会政策中，医疗保险对农村老年人每周参与农业自雇的时间也有显著降低作用。与没有购买医疗保险的相比，购买了医疗保险的农村老年人每周参与农业自雇的时间少了6.01小时。原因在于，购买医疗保险已从侧面说明这些农村老年人本身对身体健康状况十分关注，努力通过适度劳作保持身体健康，适当减少农业自雇的劳动时间。

3.农村老年人每周参加照料孙代的时间的家庭影响因素分析

以每周承担照料孙代的时间来反映农村老年人承担家务劳动的强度。表6中的模型12分析了农村老年人每周承担照料孙代的时间的影响因素。健在子女数量显著影响到农村老年人对年幼孙代的家务照料时间，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农村老年人照顾孙代的时间也在增加(验证假设3)。在健在子女数中，健在儿子数对农村老年人每周承担照料孙代的时间也有显著影响，每增加一个健在儿子，老人每周照料时间多3.51小时(验证假设4)。

在控制因素中，年龄、受教育程度和个人负债对农村老年人每周承担照料孙代的时间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的农村老年人，每周承担家务照料孙代的时间越短；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其以上水平者，每周承担照料孙代的时间比受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水平者长5.32小时。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当前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以家为本，老而不休。其劳动参与以家庭整体需求为主、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场所，参与面广；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参与比例下降，但仍有部分中、高龄老年人继续劳作，且劳动类型选择灵活性较强；照料劳动主要指向高强度的孙代照料，面临“上有老老、下有小小”的老人互养和隔代抚养共存现状。

家庭关系中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提高了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而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显著负向影响其参与非农工作；与没有子女经济支持者相比，有子女经济支持的老人每周参与农业和非农劳动、农业自雇的时间分别减少了10.53小时、2.98小时。在家庭结构方面，健在子女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和非农劳动与照料劳动。健在儿子数对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自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育儿子越多，老人参与农业自雇的可能性越大。整体而言，老人劳动参与很大原因是为了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以家庭子女为核心，老人与其孙代、子代、父代四代人之间通过劳动参与实现了财富和劳务的跨代流动传递。

同时，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也是其“教育红利” “健康红利”和“婚姻红利”在老年阶段的延续。以小学教育程度为门槛，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类型产生了农业和非农工作类型和劳作强度的分化；随着农村老年人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参与非农工作的可能性越大，农村老年人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者更有可能参与农业自雇和农业受雇；受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上水平的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自雇和受雇工作的每周时间分别减少了2.45小时、3.79小时。健康状况是老人进行劳作的前提和基础，老人基于自身身体状态研判是否参与劳作。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有保护作用，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比无配偶的农村老年人每周劳动参与时间更长，每周农业自雇参与时间多2.64小时。此外，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彰显了两性劳动参与的差异和性别分工。在劳动参与、农业和非农劳动中，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进行劳动参与；但在照料孙代上，女性老人更占优势。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传统社会性别结构具有稳定特征，男性主导地位、“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信念和社会实践还没有实质改变。

“老而不休”具有“主体性”和“弱势性”双重属性。在农村社会和家庭变迁背景下，农村老年人通过主动劳动参与进行“自我身体健康维护”与“自我养老积累”，主体性文化在不断寻求个体价值与家庭价值平衡中得以孕育与发展，反映出老人在家庭转变中能动性的自我成长。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可以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其一赢在老人健康、有配偶、有文化，其二赢在老人持续为家庭、为社会做贡献。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弱势性”体现在：传统观念中，老年人应该在家养老的时间无限往后推迟，“老而不休”甚或“老而难休”。基于利他主义、实现家庭价值的和主动的劳动参与值得鼓励；但部分农村老年人为维持生计，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重负下，仍需在高龄阶段继续长时间劳作，以缓解经济压力及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这种被迫的“被啃老”式劳动参与则应引起社会警醒。

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实践也表明，需要社会和家庭完全赡养的主要是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为社会养老负担的匡算提供了依据，有助于宏观养老政策调整的“有的放矢”。

在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下，要重点重视构建支持和保护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政策和制度。保护和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应建设和完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权益保障配套法规，来依法保障老年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另外，照顾孙子女和父母的照料劳动，也应得到社会承认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