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经验、问题及对策

刘玉宏

一、引言

地方志又称方志，是全面系统记述一定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据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中国现存古代方志8000多种，10万余卷，约占中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

方志编修源远流长。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方志起源于古地理书、古国史及古舆图等，流传最广的当为“《周官》说”和“古史说”。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地记、图经畅兴，出现了全国性的舆图、地理书和地理志，虽其名称各异，然皆言地域之分，条记土地、户口、风俗等，成专记地方之书，方志雏形由此奠定。方志定型于宋代，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设立九域图志局，作为专门的修志机构，组织全国修志。至南宋时期，官修已成为方志编修的主流，各地修志蔚然成风，产生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名志，“志”作为专称已较普遍，方志基本定型。方志兴盛于元明清时期，元代创修的《大元大一统志》开创了国家编修一统志的先河，清代更加注重一统志的编修，先后组织编修了康熙、乾隆、嘉庆三部一统志。方志转型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先后通令各省市县纂修志书，建立通志馆，并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在这个阶段，志书体例和内容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方志开始向近代进一步转型，方志理论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

中国地方志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记载着历史。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称:“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中国文化之所以延续至今没有中断，也得益于我们官修志书的传统，地方志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方志事业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积累一系列经验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瓶颈问题。

二、新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实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方志编修工作迅速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20多个省市的530多个县开展了修志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一轮新编地方志工作全面展开；20世纪末21世纪初，第二轮修志工作陆续启动并于近年全面完成。新方志事业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支持

新方志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离不开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就委托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组织编修志书。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开会期间，专门借阅了《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阅读。同年，周恩来在与北京大学图书馆邓衍林教授谈话中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1979年邓小平指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1993年，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查良镛(即金庸)，临别时向其赠送《浙江方志源流》《浙江地名简志》等书，并在《浙江地名简志》扉页上题写了“良镛先生惠存”。

习近平一向重视地方志工作。他指出：“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这样做，可以较快地了解到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2004年，习近平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亲自指导《白沙村志》的编修工作，并勉励村民把《白沙村志》继续编修下去，把新变化写入新村志。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在首都博物馆参观时指出，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工作。2021年，习近平对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倡议在全国范围内编修《中国扶贫志》《中国小康志》作出重要批示，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受到极大鼓舞。地方志事业在党和国家重大部署和国家治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李克强曾两次就地方志工作作出批示。2014年，李克强批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五年来，全国地方志工作者执着守望、辛勤耕耘，地方志工作成绩斐然，这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崇高理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2015年，李克强再次作出批示：“方志流传绵延千载，贵在史识，重在致用。各级政府都要关心和支持地方志事业发展，也希望地方志工作者继续发扬方志人精神，志存高远，力学笃行，执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

(二)组织指导有力

为推动全国地方志工作，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曾先后发文，提出指导性意见。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地方志小组，1983年更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日常的办事机构，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国地方志工作。这标志着地方志工作有了最高的指导机构，中国的地方志事业从此迈入新发展阶段，各项工作进入了全面系统、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在此带动下,各省市也都设立了专门的修志工作机构，从修志机构、人员队伍、业务规划、经费保障等方面，全面加强了对修志工作的组织指导。

(三)开发利用突出

方志既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又是开启未来的重要智慧和力量源泉。盛世修志，修志为用，地方志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庞大的成果群，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当前，全国各地在旅游开发、文化建设等领域，持续开展读志用志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为防灾减灾。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从5600余种方志中辑出大量古代地震资料，于1956年编撰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1980年又重新校补为《中国地震资料汇编》。这些资料为分析各地地震的分布特点、演变规律、地震烈度等提供了重要依据。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在北川县城重建阶段，北川县地方志部门会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等部门，依据乾隆《石泉县志》、道光《石泉县志》、民国《北川县志》和新编《北川县志》，拟订了北川新县城四个备选地址。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决定了北川县城新址。

其二为旅游开发。著名作家茅盾担任文化部部长时曾建议从地方志中汇编名胜古迹资料，为发展旅游事业服务。他说：“我国地方志书，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志书搜集材料之广博，超过正史、野史、前人笔记之所记载，似可组织人力，即以地方志中适合于旅游者之多方面兴趣而引人入胜者，编写导游指南。”海南省三亚市志办对此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其深入挖掘唐代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遭遇台风时在三亚、万宁、琼山等地停留活动的大量史料，建议三亚市委、市政府开发新的人文旅游景点，在海山奇观游览区内建起鉴真登岸纪念群雕、南山佛教文化区、道教文化区及南海观音雕像；又协助旅游部门在“天涯海角”新辟历史名人雕像区，树立起冼太夫人、李德裕、黄道婆等8座历史名人雕像，丰富了“天涯海角”的人文景观。

其三为挖掘名特产品。以名酒为例，酒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通常的史料一般仅仅概述酿酒人物，而志书除记述创始人外，还提供名酒产地的详细地理位置，乃至对某村、某河、某井、某泉、某巷等均有记载。如杜康酒发源地就是根据清乾隆《白水县志》、道光《伊阳县志》和《汝州全志》的记载而得知。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

(四)馆网并举而进

方志馆是收藏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宣传展示国情、地情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下，当前全国出现了方志馆建设热潮。2008年国家方志馆正式建馆。之后，国家方志馆黄河分馆、知青分馆、中原分馆、北京市方志馆、广州市方志馆等标志性方志馆陆续建成，成为方志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建成省市县三级方志馆611个，其中包括国家方志馆1个、国家方志馆分馆4个、省级方志馆24个。进入新时代以来，全国地方志系统着力建设各类地情网站、数据库，稳步推进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联网，开辟了“一网网天下、志鉴书古今”的新格局。2016年国家数字方志馆揭牌，同年中国地情网、中国方志网开通上线。

(五)依法治志格局形成

2006年，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地方志的法规性文件，标志着地方志事业走上了法制化轨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开创了新时期依法治志的新局面，全国各地也都相应地出台了地方性方志编纂法规。目前，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已有31个省(区、市)由人大或政府出台了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实施办法等，尤其是山东省在全国率先实现省市县地方志规章全覆盖，全省17个地级市、137个县(市、区)全部颁布了地方志规范性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规体系。新中国方志事业从此走上了法制化建设的轨道，依法治志的格局逐渐形成。

截至2020年，全国共编纂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1万多种，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数千种。再加上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理论著述及旧志整理的成果，共同构筑了以国情地情为主要内容并不断丰富的文化资源宝库，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最庞大的成果群。

三、当前地方志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方志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成果丰硕，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探析，找出问题及其根源。

(一)社会认识不足

方志文化是中国的本土文化，是基础文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段时期以来，方志文化的宣传弘扬颇为不畅，导致社会各界对方志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对方志的了解存在不足。让方志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是今后一个时期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方志史料历来深藏于图籍文库，虽为历代官员和饱学之士所青睐，但与整个社会人群还有距离，其受众范围仍比较窄。普通百姓接触方志者甚少，甚至现在的很多政府官员和学者也不了解地方志的内涵、特点和价值。有的政府官员即使对地方志有所了解，但在思想上也不够重视，认为编修志书可有可无。尤其是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方志一度被边缘化，少有问津，对方志的传承弘扬更是无从谈起，以至于不少珍贵的地方志文献资料被束之高阁，不为人知，得不到重视和利用。

(二)基础设施薄弱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目前，国家、省、市、县各级都有方志工作机构，但有条件保存志书的单位只有700多个，其中还有部分设施尚不达标。与工作机构相比，建设有方志馆的单位尚不到四分之一，反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浓郁文化特色的方志馆建设还比较薄弱。对此，全国地方志指导机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出台了《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曾多次提出议案，呼吁重视方志馆建设，加强方志资源的保存和开发利用。此举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当前方志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理想局面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与方志文化价值不相称，也与方志文化应有的地位不相匹配。

(三)人才队伍堪忧

方志编修历来为政府所重视，编修地方志是“官职官责”，乡贤名流、文人修志是历代约定俗成的传统。当前，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分工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员加入修志队伍中，众手成志已成为当今修志的普遍现象。但是，与古代修志人员相比，今天方志领域的专业人才仍然不足，特别是文化功底深厚、语言文字过硬的人才少之又少。尤其是许多地方将方志工作岗位作为安排闲置人员的地方，严重影响了方志人才队伍建设，其结果是志书编纂质量往往难以保证。这种现象比较普遍，给方志编修带来了严重困难。

(四)管理主体弱化

近几年来，机构改革不断深化，各地对方志文化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参差不齐，部分省市区县将地方志工作机构与其他部门合并，地方志管理主体不统一，被边缘化、弱化的现象十分突出。比如，同为省一级机构，有的是厅级，有的是副厅级，有的是处级，河北、宁夏的处级管理主体，就很难对厅局级单位安排布置工作，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再比如，同为地方志工作机构，有的归属政府，有的归属党委，有的归属地方社科院，例如宁夏、浙江的方志工作机构归属地方社科院，就很难发挥对行政事务的推动力。如此一来，原本属于弱势部门的地方志工作机构，靠行政手段推动工作的力度受到大幅度削减，从而导致方志工作步履维艰，难以开展。

(五)对外传播不足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然而，方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现象和特有的“文化名片”，对外传播不尽如人意，基本上还停留在自说自话的状态，应有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尽管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越南、韩国等不少国家藏有中国方志史料，但也大多存于古籍旧库，影响受限；其他一些国家则对中国方志史料知晓甚少，更谈不上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如何利用方志文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提供中国方案，树立中国形象，如何有效化解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误解，发挥方志文化独特的作用，是我们今后应予重视的工作。

(六)地域发展失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开展的“两轮”大规模修志中，发达地区方志编修机构健全，人员经费充足，基础设施良好。这些地区能够按照规划正常、有序地开展方志编修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有效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然而，在落后地区，有的缺少编修规划；有的有规划难落实；有的启动迟缓、机构缺失、人员队伍力量薄弱，编修质量难以保证；有的则将“两轮”编修合并，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只好不断地调整规划。这些因素使得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方志事业的发展明显失衡。

四、未来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对策思路

方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但是一些地方重经济、轻文化，方志编修仍时常面临着尴尬的境遇，常常出现领导不够重视，经费难以保证、修志工作为其他工作让路等情况，再加上人才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未来方志事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并针对全国的实际，提出行之有效的改进措施。

(一)提高历史站位，深刻认识地方志的重要性

首先，应提高对方志文化历史地位的认识。方志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变迁中显示出了历久弥新的顽强生命力和巨大创造力。一方面，志、鉴、谱、图共同形成的方志文化已经成为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符号，并由此缔造了“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民族文化认同和崇尚“大一统”体制的社会主流意识，是证古传今、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物质载体和文化支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撰著编修志书，不仅仅是历代统治者政令官修的产物，同时也是历代知识分子寄托其观古今知通变、胸怀天下之志的重要载体。正如宋元祐年间林宓在《吴郡图经续记·序》所言：“先生所为《图经续记》以示我，阅此一览尽知矣。退而观之，千数百载之废兴，千数百里之风土，灿然如指诸掌，呜呼何其备哉！”进入新时代，方志文化又被赋予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时代内涵，为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智慧，其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彰显。

其次，应增强方志文化是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认识。弘扬方志文化是记录和传承历史的需要。北宋学者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指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存史是地方志最基本的功能，也是发挥其他功能的基础。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说：“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来新夏指出，历史最忌讳的就是没有细节，而这些细节就依靠于地方志，因为地方志是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越小准确度越高，越大而化之准确度越不高，所以它(地方志)是帮助历史补充细节的好依据。诚然，存史是地方志的第一要义。如有关钓鱼岛主权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记载：清代黄叔璥所著《台海使槎录》(1736年)卷二《武备》列出了台湾府水师船艇的巡逻航线，原文称“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岛，可泊大船十余”。乾隆十二年(1747年)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及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全文转录上述记载。道光年间陈寿祺的《重纂福建通志》中，不仅显示钓鱼岛于清代纳入海防巡逻点，更将其明确载于卷八十六《海防·各县冲要》，列入台湾的噶玛兰厅(今台湾宜兰县)管辖。

再次，应加深弘扬方志文化是留住乡愁记忆需要的认识。乡愁所承载的，表面上是对家乡和人情的依恋，深层次则是一种文化上的皈依与寄托。透过方志文化可以读到祖先的谆谆教诲，读到唐诗宋词的至美文华。这种丰厚的文化沃土，潜移默化地融入中华儿女的肉体与灵魂，无形中影响并形塑着个人和群体的人性与品格。杜牧的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让世人对杏花村家喻户晓。《杏花村志》中户牒、族系详细地记载了杏花村家族的演变。大槐树下的故事老百姓耳熟能详，《洪洞县志》《大槐树志》中记载：明永乐年间，当地官府曾7次在大槐树左侧的广济寺集中泽、潞、沁、汾和平阳没有土地的农民及人多地少的百姓迁往中原一带，并给所迁之民以耕牛、种子和路费。地情书《瀛寰志略》中，有关于近代“下南洋”移民潮的记载：“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爪哇)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通过志书可以寻根问祖。例如大部分台湾人的祖先，五百年前在闽南，一千五百年前在中原固始，《厦门市志》《固始县志》等均有记载。

最后，应深化弘扬方志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认识。1991年6月《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大纲》通过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曾多次咨询地方志部门的意见。其景区规划参阅了历代《岳州府志》《巴陵县志》《岳阳市志》，最终景区规划的实施效果，收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根据方志记载的植物分布及花开花落的时间变化，研究中国历代气候变化规律。其所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将中国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其中之一便称为“方志时期”(1400-1900年)。而之所以这样命名，正是因为他利用大量明清方志，研究了明清两代500年间长江、黄河流域的气候变化情况。这些案例生动诠释了方志文献的价值之所在，充分挖掘其中的史料记载，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从城市规划、科学研究、文旅活动等诸多方面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两轮”大规模修志工作的开展，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的工作格局。在新形势下，各级党委、政府要继续秉承这一理念，继续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组织领导，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一纳入，八到位”的工作要求，即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之中；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各级政府要以此作为抓手，建立健全相应的组织机构，配齐配强相关人员，不断推动基础设施的升级完善，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各级政府真正做到齐抓共管，对时对表，逐项落实。尤其要强调的是，“一纳入，八到位”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宝贵经验，过去行之有效，未来仍将行之有效。

(三)建立健全督察督办机制，跟踪方志工作的落实情况

在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工作重点，地方志工作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很大程度上进入不到党政主要领导的工作视野中,导致地方志工作推进缓慢或被搁置。即使开展较好的地方，志书资料收集工作也需要各部门通力配合。因此，建立健全督察督办机制，制定相应工作制度和推进措施，确保方志编修工作落到实处尤为必要。

“两轮”修志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吉林、海南、四川等地加强对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实施办法情况的执法检查。大部分省(区、市)依法加大地方志法规规章的执行力度，定期开展人大执法检查或政府督察，依法纠正、查处执行不力和违法行为，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如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等取得了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贵州省印发了《贵州省市(州)地方志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试行办法》，进行量化管理；河北省建立了省政府对地方志编纂的工作调度会制度；江苏、福建两省政府将修志工作列入政府年度主要任务之一，作为政府督查内容与考核目标。同时，将修志编鉴工作列入政府年度重点工作目标进行绩效考核，已经成为各地各级推进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方式。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统计，从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19个省(区)提交的数据来看，近10年来，以上19个省(区)共开展省级依法督察902次，发现问题432处；市级依法督察4431次，发现问题1432处；县级依法督察近1.3万次，发现问题4428处。通过制度化的依法督察，可使得修志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得以解决，对推动地方志工作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四)理顺体制机制，扭转方志工作机构不断弱化的局面

新编地方志工作经过“两轮”大规模的开展，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的工作格局。实践证明,这种体制机制的建立对地方志编修工作起到了保障作用。近几年来，随着各地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部分省市区县将地方志工作机构与其他部门合并，地方志工作出现了被边缘化的倾向；有的省级工作机构规格偏低，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情况；有的机构归口不顺，如宁夏、浙江的方志工作机构放在社科院，很难发挥行政的推动力。因此，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这一点，把地方志工作作为当地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特殊部门要特殊对待，升格或高配地方志工作机构，统一归口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真正强化行政推动的手段，这是保护和弘扬方志文化的基本措施和要求。

(五)加快地方志立法工作，有效解决地域发展的失衡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党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一。地方志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全面开展依法治志也成了其中的应有之义。因此，当前在按照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依法开展修志工作的同时，制定出台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法》，从国家法律的高度对修志工作和地方志事业发展加以确认，从而确保地方志工作在国家法律的保障框架内顺利推进，是十分必要的。

依法治志就是要建立完备的地方志法律体系和完善的相关配套体制机制，最终目的是使与地方志相关的法律能够在地方志事业的各个方面得到普遍、切实地遵守，以实现地方志事业的法治秩序。其核心在于，逐步实现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常态化、制度化、法治化。换言之，依法治志的目标就是从单一修志转变为多业并举，实现地方志事业的全面化；从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依据法律，实现地方志事业的法治化；从地方志系统行为转变为国家社会责任，从而实现地方志事业的社会化；从一个职业转变为一个专业，实现地方志事业的专业化；从修志为志转变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实现地方志事业的功能化等，以确保地方志事业全面创新协调、持续发展。

(六)着力推动方志学学科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素质过硬的人才队伍

在新形势下，方志学理论研究、方志学学科建设、方志人才队伍培养、方志编修质量的提高，已成为方志事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下去的重点和难点。其中，人才队伍培养是重中之重，学科建设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当前，要及时总结“两轮”大规模修志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把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到规律性的理论认识上来。与此同时，要广泛地开展与高校合作，设立方志学院、方志系等类似的教学平台，全面开展方志专业人才的培养，逐步建立起一支业务能力强、理论素质高的人才队伍；认真开展方志理论基础研究，积极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新观点，创造新理论，为构建全新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以学科建设的发展来保证未来志书编纂质量的提高，特别是为第三轮修志工作做好人才队伍建立和学科体系建设的准备。同时，要彻底解决新志编纂质量不高、程序不够规范、人才断档、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及队伍不稳定的状况。

(七)利用方志资源优势，增进中外友好往来

中华民族具有数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并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珍贵的方志资源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滋养，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名片”。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经说过：“要研究人类文明，就必须要研究中国的地方志；要研究中国文化，就必须要研究中国的地方志。”由此可见，方志资源在中外联系和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在征集《吉林省志·人物志》入志名单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位叫张蔚华的抗联烈士，他与金日成的特殊关系和友谊引起了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的关注。张蔚华与金日成两家是世交，张蔚华在抗日武装斗争中多次舍身相救金日成。因此，朝鲜方面非常重视张蔚华。经过大量考察调研，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了解并掌握了一大批鲜为人知的史料，不仅丰富了吉林抗联史和地方党组织的历史，也丰富了朝鲜的军事和党史内容。后来，吉林省地方志委员会将这位传奇人物收入《吉林省志·人物志》。正是由于志书中记载的张蔚华，促成了吉林省地方志系统和朝鲜劳动党党史界的多次互访和交流，为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发挥了作用。

随着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需要拥抱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中国方案。这些构想需要世界接受和认同，需要更多的国家给予积极的响应。地方志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具有特殊的对外传播作用。优秀的方志文化，不但可以向世界展现一个古老而辉煌的中国，而且还可以向世界提供一个真实而博大的中国，让世界感觉更加可信、可近。特别是在新时代，面向世界挖掘和阐发方志文化，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社会同行并引领社会，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当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适应，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展现中国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科学中国”“文化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发展的中国”“开放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总之，方志文化在新时代对于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展示大国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八)坚持修志为用，实现方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历代方志编修留下了大量成果。特别是新编地方志工作开展以来，仅省市县三级志书首轮就规划了6000多种，第二轮规划了5000多种，年鉴每年2400多种，再加上部门志、行业志及各种专业志、特色志等，年产成果数百万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群，是一座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宝库。盛世修志，修志为用。有效的开发利用，不但可以避免资源浪费，还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有效地开发地方志资源，可以很好地服务于政府科学决策，推动地方文化旅游事业和经济发展。明代杨宗气曾在《山西通志》的序言中写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充分说明了方志资源的资政价值。地方志中历史资源的深入挖掘，可以很好地服务于文化旅游产业，例如山西省打造晋商文化旅游的发展就离不开《晋中地区志》中记载的晋中商帮的史料。方志资源为开发土特资源、发掘拯救地方传统技艺及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这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好的价值。例如，吉林市龙潭区相关部门积极利用方志资源编写陶瓷企业的宣传手册、加强对外宣传和发展陶瓷文化，开发陶瓷产品制造，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陶瓷工业生产基地之一。

五、结语

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至2020年，全国地方志系统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两全”目标，即基本实现所有省、市、县有志；省、市、县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实现中国有史以来志鉴全覆盖，新时代的地方志工作已经站立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要紧跟时代需要，紧紧抓住制约地方志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和问题的主要方面，充分认识方志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对策研究，强化组织领导，理顺体制机制，加快立法工作，推动方志学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让方志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① 以上数据来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历年统计资料，具体参见:中国方志网[EB/OL].http://difangzh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