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来“四个自信”的生成逻辑

2022-11-08 15:58涛,李悦,刘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22年1期
关键词:四个自信道路马克思主义

丁 涛,李 悦,刘 颖

(1. 东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 东北财经大学 萨里国际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把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史学习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进一步明确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过硬的思想迎接百年未有之机遇和挑战,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四个自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而道路自信包含着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都是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因而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也都包含着道路自信。“四个自信”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党中央又专门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并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要求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其中,学史增信,就是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我们增强‘四个自信’最坚实的基础”。

一、道路自信: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中国道路是在长期的曲折探索中走出来的。在多种救国方案均以失败而惨淡收场的情况下,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比较、甄别、筛选,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道路自信源自曲折的历史选择

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入侵了中国,在中国国土上肆无忌惮地掠夺、剥削,使中国人民惨遭磨难。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无数仁人志士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在积极学习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尝试了多种救国方案,但是均以失败告终,未能使旧中国逃离苦难的深渊。究其原因,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不相适应。西方列强入侵致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更无法担负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在历史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站了出来,自觉承担起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任务,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只有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指明了的正确方向,真正解决了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曾有300多个政党和政治团体先后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历经长达8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但是没有哪一个政党或政治团体真正认清中国的革命任务、性质、道路和前途问题。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途问题有了科学而清晰的认识。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开展革命斗争并不断总结经验,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重大战略抉择,“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正是基于这一正确的战略抉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二)道路自信深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

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了伟大实践,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并不断走向富强,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道路。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三大改造,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汲取经验教训,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作出了准确判断,并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中国综合国力飞速提升,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中国人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气吞山河之势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伟大胜利,是中国道路自信坚不可摧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继续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奋力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道路自信更加坚定而有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好,而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为解决全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方案受到全世界人民越来越多的支持,例如,“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目前已有140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不断提升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对中国道路自信所发出的新时代最强音。

二、理论自信: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伟大革命和伟大建设的实践中走向成熟,逐步建立起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这一科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一)理论自信源自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救国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曾不断“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改良主义,都只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不能成为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思想武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伪善蛮横的面具被撕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被彻底揭露。加之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对中国权益的非法侵犯,一心求教于西方文明的“学生”屡遭“先生”的欺侮。中国人对西欧文明的迷梦被惊醒,毛泽东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直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民才看到了新的曙光。李大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深刻总结了唯物史观的要领:“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这一深刻见解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和思路,给予迷茫无措的知识分子新的启发,让他们觉悟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在落后的旧中国开辟出一条民族复兴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散发着科学性与革命性的光辉,因而能在众多理论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不二首选。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树立起高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之路。

(二)理论自信深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开拓和创新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将中国的现实状况、时代任务和历史使命融入民族特色的发展范式,在不同的历史图景下科学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十月革命胜利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挣脱内外交困的桎梏,在屡战屡败的反复斗争中寻找中国的历史方位和发展方向,渴求科学、彻底的理论引领社会变革,终不如愿。在艰难困顿之际,马克思主义冲破重重思想障碍和实践束缚来到了中国人民面前,为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历史和时代问题提供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革命战争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奉为终极准则,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一度威胁到中国革命的发展。毛泽东为纠正思想僵化造成的一系列失误,率先举起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旗帜。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以切中问题本质的真理性认识,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开辟了通向革命胜利的现实道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根据现实国情的变化发展,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升理论对革命实践的适配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掀开了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大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真理性指明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僵化的弊端,将人民群众从“两个凡是”和教条主义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逐渐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地位。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之问,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之问,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实践之问,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思想。

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尤其是全面系统而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系列新的重大成就和新的历史突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三、制度自信:不断彰显优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实际,经过长期探索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并日趋成熟和完善,在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焕发生机活力,彰显中国制度和中国治理体系的独特优越性。

(一)制度自信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

甲午战争失败后,寻求救国良方的仁人志士将目光转向了制度,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制度模式先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但是皆以失败而告终。历史和实践证明,移植嫁接过来的西方制度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盲目照搬他国制度只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致使国家陷入更黑暗的深渊,近代中国迫切呼唤适应具体国情的国家制度。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自觉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深刻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基础上,阐释了国体、政体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思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确立。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这一基本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石。

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和探索以后,党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要矛盾有了更加系统而深刻的认识,科学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改革开放以后,党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也逐渐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推向新的高度。政治层面,不断夯实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稳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经济层面,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置于社会主义框架内,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社会层面,有序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使之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又符合具体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各项制度协调运转,逐步构筑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判断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科学提出了分三个阶段推进中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策略,即从“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到“更加完善”,再到“更加巩固”,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制度自信深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建国之初就已经表现出来。以经济建设为例,建国初期的中国,不仅“一穷二白”,而且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打压。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凝聚成磅礴伟力,不仅建立起钢铁、机械制造和石油化工等比较完备的重工业体系,而且发展了以“两弹一星”为制高点的核能和航天工业,同时在电子工业等领域也获得重要突破和快速发展。经过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境地,“从一个农业国(工农业产值中,农业占70%,重工业占比不到5%)变成了一个拥有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工业生产能力位居全球第六位。”这些重大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经济建设领域,逐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迈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2001—2007年中国GDP 接连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建立的规模和数量优势,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中国经济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遥望中华大地,一系列大国工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高铁、航天航空、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工智能和5G等代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尖端科技也势如破竹。一系列巨大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稳步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这些伟大成就无疑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为此,有必要提及2020年这一最为特殊而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迅速打响了一场抗疫的人民战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抗疫不力形成鲜明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的领导力和制度优越性如何,高下立判。”

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乃至横向的国际比较,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中国制度自信奠定了坚实的事实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全面总结和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进一步为中国制度自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一脉相承、相互贯通,共同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彰显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一)文化自信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少数一脉相承没有断层的文明形态之一,在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孕育了形式丰富、语言精妙、思想深刻而独特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而为中华文化自信积淀深厚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中国共产党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矢志不移地传承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同、大同的文化传统,为共产党人构筑了坚不可摧的共有精神家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言必信,行必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凝结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智慧,在兼收并蓄与创新发展中历久弥新,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面旗帜,是中国人民崇高的价值追求。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的过程,也是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正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的天下性、“天人合一”的道德性、“和而不同”的社会主义性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这一方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全球治理改革和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才能承担起“旧邦新命”的历史责任,构筑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二)文化自信深植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强大精神动力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打破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也打破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在探求救亡道路的曲折历程中,很多仁人志士曾反思中华传统文化的不足和缺陷,将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归咎于文化落后,甚至出现了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倾向。幸运的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扭转了这一错误倾向,使中华文化自信得以重建。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强大精神动力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两种新的文化形态扎根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历程中。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铁人精神、雷锋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时期的特区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以及新时代的探月精神和伟大抗疫精神等一系列宝贵精神财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构筑起强大的精神支柱。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正是这种力量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充满斗志。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以顽强斗争精神、舍小我取大我的奉献精神、不懈奋斗精神,积极投身伟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铸就辉煌成就。

五、小 结

本文主要基于党史学习教育,从历史和实践角度探讨了“四个自信”的生成逻辑。“四个自信”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的。道路自信源自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理论自信首先源自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并在中国共产党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光辉历程中得到升华。制度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逐步生成,并因其优越性的彰显而得以强化。文化自信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并深植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最有理由自信”正是因为在百年党史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伟业,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进入新时代,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党史学习教育作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大决策之一,其总体要求和根本目的之一就是“学史增信”,即加强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对于增信而言,党史学习的意义首先在于讲清楚“四个自信”从何而来,把握其内在的生成逻辑。

猜你喜欢
四个自信道路马克思主义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坚持中国道路——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道听途说
党的历史为“四个自信”提供史鉴支撑
党的历史为“四个自信”提供史鉴支撑
厚植“四个自信” 不断夯实意识形态阵地
坚定“四个自信”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
一次骑行带来的感悟
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