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写书的理由

□古远清

“老夫聊发少年狂”，人到八十岁，我觉得自已变“狂”了，居然不满足于出版《世界华文文学概论》，半夜从梦中爬出被窝，赶紧将构思好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的提纲写出来，这正好与排版中的《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论文选》构成“三部曲”。

我觉得自己不仅变“狂”了，而且这“狂”已近乎“疯狂”。原计划今年八十岁出八本书，这八本书已成功出版——尤其是在对岸出版了“古远清台湾文学五书”后，又赶快写续篇“古远清台湾文学新五书”，其中《微型台湾文学史》已付印，《台湾百年文学期刊史》已排版，《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亦杀青，马上要动手写《台湾百年文学论争史》《余光中论争史》。写史得“十年磨一剑”，可我已没有十年了。我这不是“以创作丰收自乐”，而是利用原已发表和出版的成果整理加工、再新写三分之一而成，这完全是“厚积”的结果。

我为什么到了人生的寒冬，还要乐此不疲地写书，“疯狂”地出书？其理由如下：

一、打发疫情期间的无聊时光。2020年武汉封城数月，无法再外出开会、讲学，便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整理胡秋原、余光中等海内外作家写给我的两千多封信，后又觉得时间充裕，还可再写一本《世界华文文学概论》，这本书花了半年工夫已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用心血浇灌的花朵，写书已成为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与两岸出版社相遇、投契、出简体字和繁体字书籍，是如此动人和奇妙，这令我愉悦，更令我难忘。

二、治愈精神创伤。近四年，我遭受了空前未有的“家暴”，被剥夺了看电视的权利，一被她发现便将遥控器收缴。退休老人看电视很正常，可她说“碍眼”。这坏事变成好事，我从此戒掉看电视的习惯，全心全意地写作。紧接着书房“沦陷”被占领，连进去取书都得小心翼翼。当她以让我休息为名，将计算机强行拔线后，只好买了一台手提电脑在卫生间旁边的一个小角落里偷偷地写。一想到台湾一位作家在日据时期躲在防空洞里写，我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写作，可以忘却痛苦，忘却烦恼，这是疗伤的最佳方法。我在接受学生采访时，信口说了这么三句话：

何以解忧，唯有读书。

何以疗伤，唯有写书。

何以快乐，唯有出书。

三、享受人生快乐。有人认为旅游、打牌、抽烟是享受人生的好办法，可我腿脚没有年轻人灵活，走久了不行。即使我腿脚灵活的时候，我对旅游的兴趣也完全放在到不同城市逛书店上。2019年我趁到台北开会之机，把台湾的大小书店“洗劫”了一番，在新书店、旧书店拎着一包包书回宾馆。有人说快八十岁的人都不再买书而是将书处理掉，可我怎么舍得丢弃这些从海内外购回来的书？尤其是闯过层层关卡到我手上的书。购书、读书、写书，这才是我的挚爱，我的人生享受。

《中华读书报》有个专栏“我的枕边书”。我的枕边书不是别人写的书，而是把自己在对岸出版的繁体竖排书放在枕边陪我入睡，入睡前摸摸封面，嗅嗅墨香，这样可以忘却痛苦，忘却焦虑，忘却恐惧，忘却难堪，忘却艰辛，而忘却的最佳途径是对岸作家琦君说的“三更有梦书当枕”，尤其是用自已的书当枕，由此完成灵魂的救赎。我一直在思考，人生的苦难只能盛载在著书立说的容器里，而写单篇论文这个容器毕竟小了些，必须在论文的基础上形成体系，形成专著。

四、治疗健忘症。“文革”前邓拓曾说老年人常犯健忘症，当年体会不到，我到了耄耋之年，才真正感受到此言不虚。我写书之前，常常为找眼镜犯愁，有时眼镜已戴上，可还在四处寻找，可笑！更可笑的是我最近到汕头讲学，坐飞机前见前面有许多人排队，我没有仔细看自已的登机口，竟把邻口41当成我应去的40。当我到41登机口检票时，工作人员说你错了！这错，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错。错上飞机，那就回不来了，好险！我衷心感谢那位检票员认真核对，把我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生活中常犯错的我，写起书来是不可能犯这类错的。我有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友，新出的书竟把吴浊流编的《台湾文艺》错成外省作家夏济安主办的，这和一位香港学者把文学史家司马长风错为武侠小说家一样。像这类差错，我尽可能避免。我对一些作家的年龄和著作的书名，不用查字典均记得一清二楚，而误上飞机这不过是选择性的“失忆”罢了，在我的专业范围内是不允许出现的。

读书、写书，可防止老年痴呆症的发生。我从不抽烟、喝酒、打牌。开会、讲学、购书、写书、出书、搬书、寄书才是我最好的人生享受。这不是以学术的名义，在疯狂地消费读者和忽悠出版社，而是用按回车键的方式找回我的青春，找回我的快乐，找回我的欣喜，找回我的满足，找回我的人生。

五、答谢陕西师范大学给我的学术第二春。2019年我七十八岁时，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薪聘我做驻院研究员，使我受宠若惊。在签合同时，该院竟不实行考核制度，不“强迫”我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要求我每年在重点刊物上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如此宽松的学术环境，不是天下第一，也是天下第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不考核使我更感到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负“高等研究院”对我的期望。这也是我疯狂写书的一个理由。

老年散漫，老年懒惰，老年放弃，老年保命，老年只吃喝玩乐，这不是我的人生。一辈子快过完了，自己要看的书还未看完，要写的书还未写完，我隐隐感到有一盏著书立说的灯在照亮我奔向远方。贤茂老兄点赞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去年九月底医院给你下的‘病危通知’，应该属于愚人节的寓言。”

我绝不能让我的精力全耗在医疗保健上，我要保持旺盛的学术生产力，我要保持每天看书写作六小时的速度，我要保持对读书的热爱，对学术的忠诚。我要尽可能发挥余热，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对学术有建树的人。

以上均是我个人拼命写书的理由，说点严肃的理由吧，那就是为了学科建设的需要。台湾文学两岸学者研究了这么多年，可就没有《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我便不自量力做这种填补空白的工作。此外，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已经行走了半个世纪，也该有人出来总结写“学科史”了。

北京一家权威杂志的主编收到我寄赠的一箱“台湾文学五书”后，他连忙问我是否疯了，这把年纪还写这么多书，叫我赶紧打住，要我收起“台湾文学新五书”的计划，可我怎么收得住，要是收住了，我的灵魂如何找到依托？现今把这本《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交稿后，我正发愁是先写“新五书”之四的《台湾百年文学论争史》，还是先写学术界十分期望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呢？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