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场域：从教堂到卖场

□朱斌峰

2014年诺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曾发出这样的诘问：“为何旧时代的文学家们能够建立起那种类似天主教教堂一样宏伟壮丽的文学大厦，而如今的作家只能有一些分散的、碎片化的作品问世？”——在我看来，这个发问对作家的要求有些苛责了。当文字从金石、砖瓦变成松散的沙子后，当下作家要从时代语境中超拔出来，用文字堆起沙塔，谈何容易！

目光穿过历史云烟，我们不难看出文字一步步祛魅，从祭坛走向烟火人间：从刻在龟甲壳上的占卜祷词、镌在青铜器上的记功铸史，到印刷术弥漫的油墨，再到网络时代的爽文，文字的质地越来越松软了——仿佛是天上的星星变成陨石落入人间，又由铁和瓷变成了盐和沙——无论多么高妙的建筑师，想用盐和沙作为材料建造起宏伟壮丽的大厦，都是纸上谈兵吧？而文学存在的场域从庄严肃穆的庙堂、教堂走向熙熙攘攘的剧场和卖场，作家的角色也随之从大祭师、书记官、说书人嬗变为消费品制造商，来不及“华丽转身”便陷入了尴尬的窘境甚至困境——毕竟他们不是能拎着自己头发跳舞的人。

面对时代的流变，作家或许只能有两种姿势：后撤坚守和随波逐流，除此无处遁身。

起初的文学高居于神殿和教堂，那是灵魂与上神、灵魂和灵魂对话的场所，是用神性与博爱等精神条石构筑的场域。

神话是文学的母体，见证了初民对宇宙万物的敬畏和创世的想象，随后的古希腊悲剧对英雄传说时代充满着怀想。文艺复兴以降，虽然人本主义开始抬头，但文学并没有立刻放弃载道传统，一批批文学的传教士和苦修者仍居住在教堂里，悲天悯人，度人度己。英国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在《现代小说》中说：“在每一个伟大的俄国作家身上，我们都仿佛看到了圣徒的特征——如果对于他人苦难的同情，对于他人的爱，以及为了达到某种要对人的精神进行严酷考验的目标而奋斗，即构成为圣徒性格的话，那么正是他们的这种圣徒精神使我们感到惶惑，觉得我们自己由于缺乏信仰而浅薄无聊”……这样的作家显然是在建筑宏大叙事的楼宇，并在穹顶上高悬着两件东西：“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康德）

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文学的神殿开始瓦解，但坚守者仍不乏其人。加西亚·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逆历史潮流而动，演绎了一部经典神话：从马孔多的创立和布恩蒂亚家族的繁衍，到洪水和世界末日的降临，神和人相生相克、人和鬼相濡以沫，小镇和家族的命运与《圣经》之类的古老神话、英雄传说时代的神奇故事互文，一如古希腊悲剧《奥狄浦斯王》所昭示的那样，以“上神天谕——逃避命运——预言灵验”，构建了拉丁美洲民族乃至整个美洲的宏伟寓言。而在当下的中国新疆，刘亮程也在回望着神迹。他在《散文之散》中说：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观察和表达万物的体系，《诗经》中就有三百多种动植物，在给它们命名的同时把它们唤醒，让万物回到人类关注的视野。天上有神灵有耳朵，散文就是向上表达，就是对万物言说，就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我们最早的诗歌就是巫师的祈祷词，也是朝天上说的，朝天地间的万物说的，那声音朝上走，天听过了落回来又被人听到。因而，对天地说话，与天地精神独往来，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隐秘传统。

与神灵对话，在教堂写作，这样的文学姿态往往与忏悔、拯救有关。

从教堂走出后，有人就流离失所了。

二十世纪奥地利小说家弗朗茨·卡夫卡，或许是个被神拒绝的人。他的小说《城堡》说的是土地测量员K为进入城堡而徒然努力的事儿，是“迷宫似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小说”。这个“城堡”未必不是神殿的象征，K寻找城堡入口，却得不到神的恩典，不能进入城堡而成了局外人。他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孤立、异化而绝望，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成了他书写的永恒主题：《变形记》中，沉重的肉体和精神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我的本质，异化为非人；《饥饿艺术家》中，绝食表演者被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表演结束时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撑起自己，又被马戏团聘去关进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让游客观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而在《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庞大工程与帝国机构同构，传递谕令的使者一直奋力穿越在内宫的殿堂里而不得出。如果说建造长城是设围，那么传递谕令则是突围，两者之间形成的悖论式的纠缠让人无所适从——也许“城堡”和“迷宫”是同构物，“不得入”和“不得出”均指向同一种精神上的困境。

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也有属于他的《长城》，小说以戍边明将宋督察与蒙古蛮夷勇士库特卢克两个视角，分别对中国长城进行了独白式的思索——那是疆土与心理的对峙。最后来自明朝廷教坊司的人却揭示了长城修复的真相：“中国修建长城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游牧部落的侵袭，但是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如今我们就处在这样的时候，蛮夷惧怕天朝，那就是他们坚决要求重修长城的原因……它的宫殿，它那里的女人，它那里的丝绸。在他们（蛮夷）的眼里，那所有的一切都意味着死亡”——卡达莱的“长城”是不是也是一种历史、文化和心理上的“迷宫”？

而阿根廷作家豪·路·博尔赫斯，就走进了“迷宫”。他以超于常人的视野，从希腊文学、希伯来文学、中世纪哲学、东方佛教道教典籍、巫术星相等庞大驳杂的体系中，提炼出自己对于宇宙、生命本质的理解，让象征着时间的《小径分岔的花园》成了作家离开教堂后的栖身之处。他不断地编织一个又一个精巧、诡异、无尽的迷宫——关于自我、空间、时间的困惑。

用文字构筑的“迷宫”里有着历史、人性的秘密，而作家在这样的文学场域中或许只是猜谜者。

从教堂走向市井，街头就成了剧场。

剧场作为人跟人交流的场所，是回归世俗后的作家的栖身地。此时文学中的人物完成了从神祗、英雄到凡人的“矮化”过程，作家进入日常生活领域，成为可触可感的平常人乃至畸零人。极简主义者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大教堂》中，主人公的妻子多年一直与盲人朋友保持着联系。这天盲人朋友前来拜访，主人公心怀敌意和鄙夷，后又放下内心的抵触，在盲人的指触下闭上眼感觉起大教堂——这是在书写人们内心冷漠的陷阱，还是救赎的殿堂？有人说，卡佛善于从生活琐事中展现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一段无头绪的对话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也有人说，卡佛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却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还有人说，卡佛的作品中隐藏着超越日常的奇妙意外、让人忍俊不禁的痛快幽默和刺痛人心的现实感——而他的极简主义，绝不仅仅是一个修辞上的简化，而是表达在人的真实生活处境中，存在着巨大的沉默，一种包藏着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伤痛的沉默——这样的“大教堂”是怎样的教堂呢？

在剧场，作家以平民的姿态，寻找着生活中自己的影子。

文学走进卖场，成为一场场虚拟的游戏，不知是沦落还是高蹈。

或许当下时代有了“新神”：电影《美国众神》中，各民族的人们移民来到美国，带来了各自的神祗，但是这些旧神正日渐衰落。随着新型信仰的确立，一些新神如媒体女神、高科技小子日渐壮大，引发了一场新旧两神的争斗——这是关于时代之“神”的寓言。从事大众传媒研究的学者戴锦华，在《数码转型时代的文化与社会》中说：我们正置身于现代文明转型临界点的大时代，数码转型和生物科技革命冲击了人类的知识生产和接受方式，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态。2012年奥斯卡颁奖仪式上有一个不可见的变化，颁奖典礼上最重要的角色——柯达胶片公司破产了，这标志着“数码转型”。这对电影行业的冲击非常直接，那就是胶片死亡，电影正在死亡。如果说以前“电影院在取代教堂”，那么当下的虚拟电影院正在取代着实体电影院，这意味着人们社群关系将被改变。电影是公众空间的艺术，数码技术让人类拥有了虚拟的生活，让我们进入了充满幻象、有图没有真相的时代。

反观文学场域，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的需求、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和消费方式。当下文学阅读已陷入危机，人们对纸质书的阅读量逐年减少，阅读方式正在网络化，阅读耐心正被铺天盖地的信息消殆。文学阅读需要品味，需要对细微的、深层的东西进行体悟，但是电子刷屏追求的是一目十行的速度，这必然会忽略文学最为深层和本质的东西。因此，这种阅读危机必然会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文学审美能力和文学判断能力的下降。可就在此时，一种名叫剧本杀的社交聚会类游戏，正在年轻人之间风行，玩家拿到各自的剧本后，就能扮演特定角色，通过与其他玩家的交流、推理，还原出故事的全貌和真相——当然那未必是文学的真相，而更像是海市蜃楼。

我只是有些担心：在这种消费式的文学场域中，作家是否会成为贩卖致幻剂的老板？

我相信过：文学是纸上的建筑群，是精神的避难所。

我不知道：文学场域从教堂到卖场，是人性的胜利，还是流俗的狂欢。

当下的文学，不是我们在建构着世界，而是我们被世界虚拟着，文字暗淡而又喧嚣。美国的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归来》中说：“这是一个轻松、极速、冒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度过青春岁月是愉快的；可是走出这个时代却让人感到欣慰，就像从一间人挤的太多、讲话声音太嘈杂的房间里走出来到冬日街道上的阳光中一样”——我想从这个时代偷偷跑出去，像大江健三郎那样做一个“跑来给你报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