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老师韩小蕙

□饶 翔

韩小蕙老师已经从《光明日报》退休好几年了。这几年中，每次我去外地出差，遇到相熟或不相熟的作家朋友，总会跟我问起“小蕙的近况”。《光明·文荟》是韩小蕙一手创下的副刊品牌，闻名于新闻界、文学界，靠的是她广泛的影响力——人文荟萃，又或是以文会（荟）友。因此，就算小蕙已不编《文荟》了，《文荟》也依然是小蕙的——我当然指的不是版面，而是作为副刊品牌的《文荟》，作为精神价值的《文荟》。《文荟》是属于小蕙的，我想这是我对一位将大半生的热情、精力、才华、智慧，奉献给了副刊编辑园地的老编辑，所能表达的最大敬意。

尽管早闻韩小蕙大名——从北大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知道了作为女性散文家的韩小蕙；从作家张洁的随笔集《无字我心》的序言中，知道了作为大作家们的朋友韩小蕙；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界著名的“陕军东征”中，知道了这一命名的始作俑者——拥有极其敏锐思维的文化记者韩小蕙。可是正式认识，却是在我进入报界，成为她的同行之后。

2010年夏天，我当时供职的《文艺报》社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在大庆联合举办了一场文学研讨会。那天，一群北京的作家、评论家结伴飞往大庆，在首都机场候机时，我第一次见到了韩老师。她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读一本书。见面寒暄后，接过名片：“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主编 高级编辑 韬奋新闻奖获得者 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协全国委员”。就是这么一个大记者、大编辑，在一整天的研讨会中，却认真地听那些比她年轻的与会者的发言，不时做着记录。在会上，我从性别视角就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做了一个发言，因为紧张讲得磕磕巴巴。散会后，她找到我说：“你刚才的发言有几个点都很有见解，可惜你没讲好……”如此耿直，坦率，让我吃了一惊。这样的人，怎能不令人印象深刻。

尽管同在京城文化界，然而因韩老师之忙忙碌碌、风风火火，及我之庸庸碌碌、懒散与“宅”，我俩的第二次见面竟迟至差不多一年半以后。2011年年底第八次全国作代会期间，一日，我接到《文艺报》社张陵副总编电话，让我赶往北京饭店，去“抓”一条新闻线索。那天下午，我拿着相机，等在马识途老房间门外，等到了捧着鲜花而来的广东代表团的作家吕雷，陪同他的是韩小蕙老师。他们带着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叩响了马老的房门——

远溯到1948 年4 月，因叛徒出卖而导致重庆《挺进报》事件发生后，在非常危险的局势下，中共地下党特支书记齐亮，安排有被捕危险的党员骨干撤离。吕雷的父亲吕坪就是齐亮冒着生命危险通知其安全转移的地下党员之一，一同带走的吕雷当时才一岁。后来齐亮与妻子马秀英却被敌人杀害在渣滓洞监狱。马识途老当时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的省委领导人……

2010年清明节，在重庆开会期间，吕雷去渣滓洞拜祭先烈，韩老师便约请吕雷写来了长篇散文《聆听烈士的声音》，以整版篇幅发表在《文荟》副刊。因为韩老师看到文章中提到的马秀英，一直与马识途老保持着交往的她，便把吕雷文章寄给马老，引得老人潸然泪下。韩老师趁势又请马老写了一篇长文，再次发表在《文荟》副刊。韩老师又把马老的文章寄给吕雷，因此续上了吕坪与马识途当年的革命斗争关系，两位老人都激动不已，许下争取见面的诺言。韩老师再一次约吕坪写了一篇文章，第三次在《文荟》副刊发表。我去采访的这次，是借着一起在北京开作代会之机，吕雷代表他父亲看望马老，请“穿针引线”的韩小蕙陪同……

转年二月，我意外收到了韩老师的短信，让我方便时给她回个电话。带着些许疑惑，电话回过去，她先是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告诉我受报社领导委托，正在为新近创办的《光明文化周末·文荟》周刊物色编辑，问我是否愿意加入这个团队？巧了，那天刚好是我三十五岁的生日，我隐隐感觉到命运的召唤。那年六月，我正式调入《光明日报》社，与韩老师成为同事。

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并未刻意了解过韩老师的历史，所有的了解都是在与她的日常交谈中、在对她文章的阅读中，点点滴滴积累起来——

1978年，在北京东郊军工厂做青工的韩小蕙，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那年她已经二十四岁。四年如饥似渴的苦读之后，毕业分配进入《光明日报》社，上过夜班，做过检校。进入文艺部编副刊后，为了更好地向作家约稿，最好的办法是自己也成为作家，跟作家们做朋友，于是上大学之前便已在《北京文艺》发表过小说的韩小蕙，拿起笔写起了散文，“我并没有做过当作家的梦，是命运安排我做了文学编辑，我就得把这块副刊耕耘好。搞文学副刊，好比无底洞，读者的要求是无限的，永远没有‘到位’一说。而《光明日报》的学术大报地位，更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标尺。为了拿到好稿子，为了增加作家们的信任度，我自己也拿起了笔，这就成为我写散文的开始。”（韩小蕙语）

这一写便一发不可收拾，一位在当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散文家由此诞生。尽管如此，韩小蕙作为一名记者和编辑的“初心”却未曾改变。她说，“从我的内心里，一直很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在公众场合，每当我被介绍为‘作家’时，我总是更愿意说：‘我是记者和编辑。’我这样说，当然一点儿也不认为记者低于作家，新闻界低于文学界——人的高下，可以才能分，以人格分，以境界分，以心灵分，而最不是以职业划分的。我之所以要固执地这样说，是因为新闻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职业。这是一个至圣的境界，可以督促人奋发向上，我愿时时以它来鞭策自己。”

金庸先生说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想韩小蕙不愧为大记者、大编辑，她的“大”首先还不是因为名气大，而是一种境界与格局之大——以天下为己任，这意味着她的文学观与新闻观一致，都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意味着以“大我”战胜“小我”，“哪怕只拥有一点萤光，也尽可能地去照亮别人！”（韩小蕙语）

韩小蕙刚进入《光明日报》社时，报社里还活跃着许多大记者大编辑的身姿，她常常望着他们的背影，暗自心生景仰……她从心里极其尊重他们，把他们视为编辑生涯的标高。

因此，在韩小蕙的记者编辑生涯之初，她的追求即定位“格高”——我借用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概念——“格高”不单是格调之高，格调仅关乎形式与外表，更是品格之高；既可传达作品的精神内核，又可折射作者的精神面貌。它是作品创作的内涵底蕴，也是作者内在的一种精神表达。

在她的文章《艺术赤子吴冠中》中，她引用吴冠中的话说：“最重要的是思想——感情。感情有真假，有素质高低的不同，有人有感情，但表达不出思想。我现在更重视思想，把技术看得更轻，技术好不算什么，传不下什么。思想领先，题材、内容、境界全新，笔墨等于零。”韩小蕙借对吴冠中的描画，也道出了她心中的“高格”——吴冠中老而益进的追求精神，那艺术家执着于探索一得而不稍懈的品质，那活着就是要活出一点价值的境界，那艺术创作在于表现思想表现情感的独到的真知灼见。

《光明日报》社有“专家办报”的传统，不仅指办报者本身是专家、或要努力成为专家，而且指要多采访专家名家，多约请专家名家写稿撰文。在与文化名家日积月累的接触、交往、观察、靠近中，韩小蕙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接近着“高格”——那是有思想的情感，是有情感的思想；是真善美的融合；是人格高度、精神深度，是宽广胸襟和铮铮风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国报纸的“周末版”热潮中，韩小蕙在原文艺部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秦晋的领导下，创办了《周末文荟》版，一时之间风生水起。创办不久，搞了一个题为“永久的悔”的无奖征文，由于这题目直击人心，因此虽然“无奖”，但受到文化界一百多位名家的热捧，纷纷写来掏心窝子的动人文章，很快便搅起文坛一池春水，很多读者每周五都憋着等着看《光明文荟》。韩小蕙还不满足，想要更上层楼，有天以商量的口气给季羡林先生写了一封约稿信。孰料，信发出去的第四天，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还附上文章，题目是《赋得永久的悔》，全文四千多字，是季先生那一贯的整整齐齐的手迹。“永久的悔”征文结束后，《文荟》脱颖而出，季先生也成为《文荟》的重要作者。

凭借着出众的编辑感觉和眼力，凭借那一份敬业精神、主动“追逐名人”的热忱和诚恳，韩小蕙把许许多多大作家、大知识分子都“发展”成《文荟》的作者。著名小说家李国文先生在花甲之年转型，随笔“一泻千里”，据他说，是韩小蕙的约稿把他变成了一个“散文新星”。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周末文荟》，星光灿烂，大家云集，风头一时无两。

2012年1月，《周末文荟》又在韩小蕙手上壮大成为《光明文化周末·文荟》周刊，每周五出版四个版面。我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她身边工作的，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我的编辑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那年在电影《白鹿原》的试映会上，被片中那段“老腔”戏所深深震撼的韩老师，当即跟在场的陈忠实先生约稿，请他写写老腔。君子一诺，稿子很快就写来了。忠实老师不用电脑，稿子用钢笔写在十八页白纸上。文章的题目干脆利落，就叫《我看老腔》，五千多字。文章写得非常好，韩老师很兴奋。然而在准备刊发的时候，却有些踟蹰了：她很想请忠实老师再增添一部分内容，即他作为一个乡党、一个普通观众，看着农民艺术家们那充满泥土味儿的最本色的表演，他的现场感受是什么？最好能再增加一些文字，取得更壮观的效果。但这样对忠实老师提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一连几天的迟疑纠结之后，她终于还是拿起电话——那天，我们也是历史的见证者——韩老师在办公室里给忠实老师打了电话，忠实老师很爽快地应允补充。不久之后，文章以整版篇幅刊登出来，刊发的时间是2012年8月3日，《光明日报》第13版，标题改成了《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在配图及版面设计上，韩老师与年轻编辑赵玙及美编杨震一起反复斟酌、精益求精。后来，韩老师经常跟年轻的编辑、跟文坛的朋友们说起这段佳话：“此版乃是我三十二年编辑生涯中，所做出的最有光彩、最堪骄傲、最刻骨铭心的几个版面之一，文学编辑当到这份儿上，值了！”

没想到这件事情还有后续，在2016年北京高考语文试卷中，这篇《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成为阅读理解题和作文题的文本材料，分值分别为二十四分和五十分，足足占了一半总分！而此前，在2014年北京高考语文试卷中，发表在2013年12月20日《光明文化周末·文荟》版上的文化散文《保护废墟，欣赏废墟之美》成为第五大题——阅读理解题的考试内容。该大题设四小题，共计十八分，约占总分值的八分之一。这篇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叶廷芳先生的大作，也是韩小蕙约来的。那几年，《光明文化周末·文荟》周刊上的文章，几乎年年都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高考或中考语文试卷上，一时间传为美谈——“不读文荟，语文不会”，真是神了！

2016年4月，陈忠实先生去世，韩老师写下了纪念文章《陈忠实为我们改稿》，文中有这样一段夫子自道：“作为一个职业编辑，我是属于呕心沥血编副刊的那种愚人，虽然在别人眼中，这些不当吃、不当喝、不当升官发财的报纸版面没什么用，简直就是太无足轻重了；可我这种但求百分之百而不放过的完美主义性格，也确实屡屡害苦了我，并让这件事成为我心中过不去的坎儿。”

2004年韩小蕙荣获新闻界最高荣誉“韬奋新闻奖”，这在全国副刊编辑中是第一位；2014年又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来她被任命为《光明日报》社第一位“领衔编辑”；后又成为国务院特贴专家……这些，对于韩小蕙足够辉煌的职业生涯来说，也许只是锦上添花的荣誉，在我看来却有着别样的意义，这是岁月沉淀淘洗下来的金子——它们见证了这位荣誉获得者是如何以日积月累、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最终抵达了一个最高的顶峰。有些人年少成名，而有些人却像是一株大树，默默地向下把根扎得很深，然后迎来枝繁叶茂，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在编辑园地，韩老师便是这样的大树，我们是其近旁受其恩泽滋润的小苗。哪怕她退休之后，我们仍然在受惠于她的恩泽。2015年，韩老师在与某位作家的一次闲聊中，得知财政部前部长吴波主动立遗嘱要求子女在他身后交回住房的往事，马上敏锐地感觉到这在党中央抓党建、反“四风”的形势下是个绝好的题材，她当即帮我们向作者约稿，并告之文章应该怎么结构、怎么落笔。稿子约来后，经过赵玙与作者反复商量与修改，最后经我之手发表了。果然，不久即传来几位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在我开始主持版面后，我不时感觉到与韩老师的差距，这首先还不是水平能力上的——水平能力上的差距通过长时间的努力还有接近的可能，而有些差距却是永难弥补。比如，编辑行业对于韩老师来说是事业，值得投入几乎全部的心血和努力。我们成长于不同的时代，韩老师的社会责任感贯其一生，文友会面时每每还要讨论社会现象、国家大事；哪怕时代瞬息万变到人工智能时代，她仍然怀抱着了解的愿望、探讨的热情等等……看来，想要追随上韩老师的步伐，唯有“不待扬鞭自奋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