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雷和他的长篇小说

□刘元举

一、知识分子晓雷

“独守百年静，只念一本经”。“不可无一 ，不可有二”。前一句是晓雷的座右铭，后一句是贾平凹的警世语。我与贾平凹的相识，与路遥的交往，与陈忠实的联系，均与晓雷密切相关。每次我去西安组稿时，都是晓雷为我提供这些作家的近况。他总是以高深的口吻说到这几位作家的写作状态，那种由衷的赞美，仿佛比他自己写出好作品更来劲。而联系这些名家相见，晓雷总是乐此不疲。包括陈忠实在创作最低迷的时候，我组来了他写一个小学教师为了生计卖冰棍的短篇小说《害羞》，在刊物头题的位置刊出。

晓雷是陕西文坛的知识分子。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诸多特点，清高而不孤傲，真诚厚道又不失个性的执拗，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不拘言笑，却童心未泯，好奇心甚重，从穿戴到举止，一点都不土气。我称他知识分子，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他那带有浓郁古板气息间所着力追寻的一种现代时尚。

我与晓雷是1986年结识于京城，当时我们共同承担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初选）之任。那时他在《延河》我在《鸭绿江》，还有湖南的周实、《山西文学》的祝大同、南京的范小天、《天津文学》的鲍光满、《山东文学》的李广鼐、《北方文学》的李福亮等，我们当时都是各自期刊的小说组组长。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某种缘份，我们分在了一个小组。那是一个文学蓬勃繁荣的时代，我们为文学问题可以彻夜长谈。我与晓雷就曾聊文学聊到天明。

有的人初见时便光彩照人，有的人则秉持着低调的沉稳。晓雷属于后者。他年长我们差不多有一轮吧，即便他不声不响，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鸭绿江》与《延河》是两个有着渊源的刊物，这不仅因为我们的老主编范成是陕西人，还因为陕西作家从王汶石、杜鹏城、胡采、李若冰、贺抒玉以来的几代作家，都与我们刊物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一种承袭。贾平凹还未成大名时，就经常给我们刊物投稿。他写稿有个特点，将稿纸翻过来，在背面没有方格的地方写，一笔一划相当工整。

1986年的评奖，是《小说选刊》组织的全国性评奖。不觉三十多年过去了，同道中人均有了变化，有的去了大学，有的离开刊物当起专业作家，晓雷也荣升为陕西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虽然职务变了，但他对人的真诚和对文学的执著，依然如故。

记忆最深的是，我在《鸭绿江》当主编的那一年，晓雷写了一篇纪实文学，讲述的是西部歌王王洛宾的故事，题目好像是《还在那遥远的地方》。这篇文章很好读，当即我就安排发表了，很快又被《作家文摘》选发。我正想为他祝贺时，却不曾料到，这篇文章摊上了官司，连同我们刊物和《作家文摘》一起被告上了法庭。于是，我便有了陪同他远赴乌鲁木齐的打官司之旅。

“一堂庭辩动边城，两部书约壮漠风；何当共饮瑶台月，不负西域万里行。”这是晓雷那时有感而发写的一首诗，记录了当时的西域之行。

如今再读此诗，其情其景历历在目。我记得在乌鲁木齐，天气阴冷，庭审又对我们不利，可晓雷并未灰心和沮丧。他执拗地对作品充满了自信。这个自信，坚守了很多年，直到现在。记得当时我们离开法庭，走进了一家小酒馆。尽管他从不饮酒，但此时他端起了酒杯，哑然一笑，欲言又止。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直到次日我们乘上回归的列车，他才与我谈起了他想把这次打官司的经历，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想。在他的感染下，我当时也有了一个点燃长篇的灵感，于是，便有了边城之约。这就是他的激励诗中写下的“两部书约”，既是激励，也是期待。

一晃二十年过去。今年年初的某一天，我在深圳忽然接到一个沉甸甸的邮件，打开来，是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浮山》。封面是一座奇特的山，老绿色的，在断裂的山巅之上，笔挺地站立着一位诗人。这就是晓雷的新作。

打开扉页，是他以遒劲的书法，书写的二十年前的那首诗。他践行了他的诺言，而我则惭愧至极。这些年写了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而那部信誓旦旦承诺的长篇，则踪影皆无。

二、小说《浮山》

《浮山》是一部有寓意的诗性长篇小说。如果算上之前他与李天芳合著的《月亮环形山》，这是他的第二部长篇了。这个题目让我一下子与贾平凹的《浮躁》联想到一块儿。《浮躁》与《浮山》，自然不能简单类比，但两部书都有一个“浮”字，彰显出作家对当下社会浮躁乱象的批判精神。

作品主人公系两个从乡下进城奋斗的年轻人，一个叫龙欲飞，一个叫鱼寅禄。前者堂堂正正做人，凭真才实学立世；后者却弄奸耍滑，属见利忘义之徒。这种对比，放在复杂的红尘世间，时代的改革、社会的动荡，晓雷从容驾驭。贾平凹对这部书的推荐语道出真谛：“鱼龙变化，是人生长河的动态势；浮山升沉，是历史瞬间的切片。”

《浮山》出版后，得到了很多同行的好评。近年来走红的作家陈彦在《文艺报》撰文，对晓雷前辈十分尊重，对其长篇也评价很高。我早有想法也打算写一篇文章，不敢说有什么独特见地，至少也为老朋友在众声喧哗中忝列一点音色。

有篇评论称《浮山》是“草根”一代的奋斗史，而这种评价冠以什么“史”之类，又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前辈作家柳青的《创业史》。《创业史》直接影响了路遥的《人生》《平凡世界》，这些可以作为人生教科书的小说，都可以入史。陈忠实早年的两部中篇《公社书记》《高家兄弟》也是此种入“史”的小说。在陕西那片厚重的黄土地上，还有什么词汇比称作“史”更为诱人的呢？

然而，我更希望在认真面对晓雷的这部长篇新作时，将“史”的评价更改为“诗”，毕竟他还是位诗人。大学毕业不久，他就在《人民文学》刊发了一组长诗，引起不小的轰动。那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啊。

我纠缠“诗”与“史”的原因，还在于我从书中读到了最精彩的章节，那是晓雷对龙欲飞挥笔之时的神来之笔。仿佛我听到来自天赖的乐音袅袅，虹霓锦裳。那是惊世之语，让我想到了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中对于宫廷细密画的描述。这是真正的大手笔，艺术的真功夫。

话又说回来，虽然我不大赞同这位评论家“史”之说法，但我赞同他文章的结尾：“小说以‘浮山’命名，不仅是指主人公踏入社会的第一站：浮山镇，也借龙欲飞在黄河畔看见黄河上游远处空中浮现的传说中的仙山，喻示着人生与艺术更高境界的召唤。”

晓雷宝刀不老，而且艺术功力似乎更加遒劲。去年我随深圳交响乐团到西安巡演，去过晓雷的工作室。令我吃惊的是，他那简朴的如同窑洞般的房间里，除了他的高古书法补壁之外，还有他放在案头的三部长篇小说手稿：那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笔划力透纸背。这其中，就有这部写西域壮行之作吧。他不用电脑，不用微信，至今仍然用钢笔写作。他习惯地伫立窗前，陷入沉思。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窗外迷蒙的天幕处，隐现出大雁塔的雄姿，尽管云雾绕缠，它却纹丝不动。这该是怎样的一种定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