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挪用还是文化交流
——迪士尼Mulan 电影争议原因浅析

王 雅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 200082）

万众瞩目的迪士尼公主电影Mulan 在disney ＋首映后并未实现预期的市场效益和口碑，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付出高额票价观影后的吐槽和豆瓣上的低分。这部迪士尼大片为何以巨大的争议草草收场？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剖析。

一、Mulan 问题缘起

（一）豆瓣评论再现：木兰的争议

作为一个拥有上亿用户的电影评审平台，豆瓣电影评价已成为影响人们观影行为的重要一环。在此，笔者对截至写作前的影评和讨论各截取八条进行观点分析，总结出人们关于影片的争议焦点：一是就影片的服化道设计、故事叙事逻辑以及核心价值三个层面对影片展开批评，提出木兰是“东方主义”臆想的继续和对中国文化的随意挪用；二是从文化输出、影片类型以及迪士尼大制作三个角度对影片给予相对正面的评价，提出木兰不是一部中国历史片，而是一部迪士尼真人公主类型片，影片促进了文化交流，不应以传统的认知去批判。

（二）关于木兰的追问

从表面上看，这是由电影喜好的表达而引发的群体争议。然而，当我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审视，事件本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就得以展现：第一，作为迪士尼享誉世界的“公主品牌”系列影片，木兰为何没能延续之前的成功？第二，木兰现象背后存在哪些可挖掘的深层次原因？最后，对事件本身的思考具有什么意义？

通过梳理以上问题，不难发现，争议背后揭示的实则是今天怎么去解读一个艺术作品、一个艺术现象的问题。尤其是涉及文本间跨域流动时，解读行为的所指则更加复杂。某种层面上，木兰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其特殊性一方面源于文本所固有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当它在一个异质的文化空间内被谈论时，所发生的变形和“误读”。那么，应该如何对“木兰现象”进行解读？首先，要对文本呈现进行多维度解析，明确观众所见的木兰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其本身已携带文本内部的冲突和张力。其次，将其置入整个社会语境中去观察，从历史和当下两个维度，对人们的认知作出相应的解释；最后，就特殊问题回到当下一般性语境中进行讨论，进一步思考与应对，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二、从《花木兰》到Mulan——故事意旨的重构与矛盾

“唧唧复唧唧……”故事源头是北魏时期，此时战乱不断，国家动荡，因而有了如木兰一般勇敢聪慧、打破封建世俗的中国古代巾帼英雄。明朝以前，故事主要集中在对木兰“孝、勇”品质的描绘和赞扬：“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寥寥几笔即勾勒出一个为年迈父亲挺身出征，英勇善战，最后回归家园的传统女英雄形象。明朝时期，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为木兰故事提供了新的扩展空间。在徐渭的杂剧《四声猿·雌木兰替父从军》中可以看到，原始文本中留下的大量空白，包括人物身世背景、战争爆发原因以及故事结尾等皆已得到完善”到了二十世纪初，面对外敌入侵、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京剧《木兰从军》应运而生，被赋予了新时代“保家卫国、抵御外辱”的民族精神。由此，木兰形象与故事内核得以最终确定。随着媒介的快速发展，木兰故事通过电视、电影、动漫、游戏等多种方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被反复讲述，虽有所偏向，但其基本叙事结构和内核始终未变。历史记忆中的木兰被不断强化，已经成为了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回到迪士尼塑造的木兰公主，这个身着艳丽服饰、洋溢着强烈自我意识与抵抗意识的女孩，与相隔一个太平洋的中国木兰遥相对望。罗特特·麦基曾指出，“结构是对人物生活故事中系列事件的选择，这种选择将事件组合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序列，以激发特定情感，表达一种特定的人生观”。迪士尼的Mulan 凭借对原文本叙事结构的调整和取舍，实现了故事主题、情感与价值观的更新，下文通过三个片段来说明：

首先是“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一情节。在原文本中，这是木兰回归女性身份的生活画面，在电影中却被前置为木兰从军前的生活场景。这不仅颠覆了原有故事结局暗含的女性回归社会本位思想，更使其成为了木兰恪守传统女性教条的生活写照。同时，电影将此情节与结局人物的自我实现对比，更赋予了该情节反映专制腐朽文化的叙事功能；其次，故事结尾主旨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在Mulan 中被“有意”展现为影片开篇的情节，表现了导演想要重新解构故事，赋予其全新主题的强烈意图。通过影像，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展露的是木兰作为故事主角在群体中的独特性和独有的人格魅力，这使原文本中的女性“内驱”力量转化为了“外显”的视觉形象隐喻，这正是迪士尼塑造公主角色的典型方式；最后，战争结束后，木兰荣归故里、重归女性身份的结局，在电影中亦转换成了战争中“令人激动”的华丽变身，使其成为彰显女性价值的故事叙事高潮。

综上所述，通过情节错置，木兰从军的动机和历程成功地从忠孝转变为“释放真我、获取自我认可”的成长历程。集体主义、家国意识亦被解构并重新建构为个人英雄主义、女性主义话语叙事。从拉康镜像理论来说，迪士尼重塑了木兰觉醒和一路成长的故事，满足了美国受众的观看欲望和角色想象，使木兰成为了美国女性主义在银幕中的投射，成功传达了美式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然而，当它面向中国观影群体时，则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困境。一方面，当观众带着已经塑成的期待视野来观看木兰时，期望的是能够看到迪士尼大制作下一个原汁原味的中国女性英雄，却发现木兰已经成为了披着中国外衣的“美式公主”，必然会落入失望和愤怒中。另一方面则在于创作者急于展现Mulan“赤裸裸”的女性议题和“女性精神”，反而在人物塑造、叙事节奏、服化道细节呈现上都出现了明显的漏洞和问题。归根结底，这是两种期待视野之间的矛盾。然而，迪士尼没有协调好满足本民族情感想象与尊重原始文本、降低文化折扣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整部影片充斥着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以及“错误挪用”。这是文本创作层面木兰面临的艰难处境，亦是木兰争议的根源所在。

三、从历史到当下：Mulan 的解码困境

（一）文化挪用的历史遗留问题

文化挪用的遗留问题源自真实历史场景的影像记录。1978 年，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和福柯的知识权力论为基础，阐释了东方主义者如何通过言说的权利，构建利于自身的他者形象，实现文化霸权的历史逻辑。回顾近代以来东方元素以及人物形象在西方影视作品中的呈现，我们就能得到足够的例证。不管是“享誉世界”的邪恶天才傅满洲，还是“温顺可靠”的亚裔移民陈查理，又或是充满异国情调却身处困境，等待着如“上帝”般的西方男性拯救的东方女性莲花。西方在东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总体皆呈现出扁平化、负面化的特征。他们要么是聪明但邪恶的神秘恶魔，要么是不具备主动性等待救赎的消极他者。同时，影片还通过对东方元素的“非日常化”和“想象性挪用”，以塑造出一个神秘的、落后的东方世界，表达着强烈的东方主义色彩。然而，由于经济、政治的巨大差距，被言说者在有关自身的表达中往往长期属于“失语”状态。于是，“傅满洲、陈查理、神秘而古老的东方、苦难的土地、待拯救的世界这些符号成为西方世界里有关东方的表征，在不断复制和演绎中，形成并强化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以及优越感”。由此，我们能够了解当下群体对文化挪用的认识观念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影像表征，这些真实的记忆决定了今天的我们在面对由他者再创作的中国故事时，会带着天然“敏感”和“谨慎”的目光，Mulan 所面临的，就是源于历史语境下的文化“审视”。因此，当人们提出对影片中诸如空间环境建构、人物服化道以及故事主题和价值观念上的质疑时，就是在当下对历史中曾缺失的权利话语的追问。

（二）故事的言说语境

媒介环境学揭示了当下媒介环境对人感知、理解和情感的影响。在媒体的联结下，身体的在场与否不再成为意义生产的关键，真实生命的缺失导致了共同道德、基本伦理、情感关怀走向衰亡，人的反思能力与理性亦在娱乐狂欢中走向衰亡。当下，在全球化热潮逐渐冷却后，越来越多的群体开始掀起反全球化浪潮，不同族群间的矛盾亦在媒介的助推下愈演愈烈。现实的残酷让我们不得不对文化的交流困境进行思考：全球化是否还具有其伦理上的合理性？不同族群之间是否有构建和谐理性交往互动的可能性？木兰故事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矛盾冲突的时代语境。

在此背景下，霍米·巴巴所言的跨越传统文化二元对立的“第三文化空间”再次面临着来自媒介以及当下语境的挑战。毫无疑问，媒介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文化交流的“第三空间”，提供了更多样、平等的对话条件。但从另一面来看，第三空间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媒介的集群效应和回音室效应的挑战。理性的协商亦变得艰难，取而代之的是由观点分歧而引发的群体争议，有关木兰电影的两种观点即在媒介中酝酿，引发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四、文化挪用——基于文化交流共识下的创作路径思考

上文从历史和当下两个层面讨论了木兰“文化挪用”争议背后的原因，下文对“文化挪用”一词进行重新界定解读，思考其作为有效文化推广路径的可能性。

哲学家James O.Young 将文化挪用定义为“单一个人或另一个文化群体未经许可，采用、侵占、抄袭复制某一文化的现象”，这也是大众对该词的既有认知。笔者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发现有关文化挪用的文章现存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聚焦于具体的实践活动，强调权力拥有者从文化殖民出发进行的文化霸权行为。作者基于历史的真实记录，强调文化挪用是“一种异文化思维对本土文化的误读和错用，是对被挪用者的冒犯”。然而当论及文化交流时，第二种观点则抛开固有的文化殖民视角和权力话语双重预设，提出：“文化挪用是一种双向性行为，是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中借用其已有的文化表述、文化成果和符号形象来丰富自身、发展自身的方式与途径、是一种与他者达成和解的解释性实践活动”。此观点强调了文化挪用弥合文化差异，促进文化间互动交流的积极意义。

就现存观点来看，文化挪用两种不同认知的矛盾根本在于具体的实践层面没有达到理想的“文化挪用”状态。它强调二个关键因素之间的矛盾平衡：艺术作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此处的民族性包含两个重点：一是对作品所汲取的民族文化的充分尊重和了解，二是对自身民族文化特性的彰显。如何将二者在作品中协调展现，是该作品最终能否达到其所预设的“期待视野”的关键。由此可知，如果创作者想要把文化挪用作为一种可行的创作策略，必然要面对新的创作要求，更新现有二元对立文化伦理观念。当前普遍存在的两种伦理观是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前者强调将某种文化真理共识作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群体文化交流的共同伦理基础，因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拥护文化间的交流。后者则基于民族保护主义立场，注重对民族文化的保护，防止他者干涉和文化殖民。但是在当下，两种价值观皆面临着其内在的矛盾和不适应性。当脱离真实的民族实体后，世界主义所强调的普世原则和共同道德成为了形而上的对象，不再具有实践价值。而极端的民族主义面对的却是“文化中心主义”“文化偏见”甚至“文化歧视”。因此，文化挪用再次回到最初的原点，成为权利关系的文本映射，成为促进文化交流最大的阻碍。

综上所述，要想将文化挪用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创作策略，一方面应跨越传统的对立模式，重新思考一种文化伦理观。而前文所言的两种民族性的协调与世界性的目标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可行的策略。这让创作者在享受由“挪用”带来的丰富内容和文化接近性的同时，关注文化创作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民族性。如此一来，既避免了虚无的世界主义，又给予了民族文化丰富的言说空间。

五、结语：电影艺术——从共情到共解

人类天生喜爱故事，不仅因为故事扩展了我们短暂而有限的一生，更因为故事让我们拥有了共情的能力。正是因为故事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人类才有动力发明各种各样的媒介来记录故事，讲述故事。从绘画、诗歌、戏剧、音乐到生动鲜活的影像，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被艺术家捕捉，再经由奇妙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加以呈现，形成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尤其是在影像世界里，跨越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故事被不断讲述着，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超越时空的文化交流空间。木兰是这众多故事中的一个，它承载着我们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力量，在时代的更迭中，从过去走到现在，走向世界。在促进文化的互解和互动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意义。因而，当我们对迪士尼木兰的“文化误读”现象进行纠正的同时，也应对其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事实给予认可，用理性的态度进行客观评价。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故事的生命力在于讲述，文化的生命力源于兼收并蓄。能否利用影像讲述好的故事，让人们从共情到共解，促进文化的跨域共通，不仅是创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观众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