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某地候补矣”及其他
——重审《狂人日记》的一段学术史公案

郜元宝

内容提要：《狂人日记》文言小序是作者精心构思的一部分，与白话的日记正文息息相通，其中“赴某地候补矣”一语，既可暗示（批判）狂人最终混迹官场而妥协堕落，也可暗示狂人陷入极度悲愤绝望之后放弃空洞劝说，走上徐锡麟式的激进革命之路，还可暗示狂人既不步徐锡麟等后尘，也不跟官场沆瀣一气，而是像现实中的作者选择别样的“候补”：或边从事启蒙写作边进入既有社会体制进行“韧”性战斗，或带着“个的自觉”与“赎罪意识”，坦然去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三种可能性，构成“赴某地候补矣”充满张力的阐释空间。

有学者注意到《狂人日记》发表后几乎被忽略了一年之久。①参看张钰《被忽略的一年——谈〈狂人日记〉的即时反响兼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其实何止一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狂人日记》研究的深度与被关注的频率皆远逊于鲁迅其他小说。前三十年对《狂人日记》不多的谈论一直延续着五四时期傅斯年和吴虞的模式，即看重其思想主题，小说艺术本身则甚少顾及。①参看陆耀东、唐达晖《论〈狂人日记〉》，《鲁迅研究》（1），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79页。另参看张梦阳先生《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一）第十四章第一节“五四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狂人的诞生与最初的震撼”，第二节“对狂人的感性认识——三四十年代的评论与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274页。例如，《狂人日记》文言小序跟白话正文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小序本身有哪些值得注意之点？此类问题关乎小说叙述与结构的艺术，头三十年几乎无人问津。

打破这局面的是周作人。1952年3月周氏完成出狱不久即动笔的《呐喊衍义》，其中关于《狂人日记》两小节提到了写作方法的若干问题，比如不主张太看重篇首“文言的附记”，认为那仅仅是“作为一个楔子”“一种烟幕”；甚至“迫害狂”的病名也不必坐实，因为“虽然说是狂人的日记，其实思路清彻，有一贯的条理，不是精神病患者所能写得出来的”；狂人原型病愈后并未“赴某地候补”，“候补”并无微言大义。总之周作人认为对“文言的附记”包括“候补”都不必深究。此后再谈《狂人日记》，不管是否引用周作人原话，都无法绕过他的上述问题与判断。

比起“狂人”是否真的发狂，由文言小序引发的这个问题似乎不那么重要，然而继周作人之后，围绕小序与正文的关系以及“候补”的讨论，居然数度出现多种意见争执不下的局面。这种讨论也构成了流传有序的学术演进史，值得专门探讨。本文姑且对这桩学术史公案做一次粗略的检视，挂漏错失，识者谅之。

一 “狂人”即战士／“候补”无深意

“候补”是清朝官制，指那些通过科举考试或花钱“捐官”却不能立即补授实缺的官员由吏部汇总，根据自身条件（职位、年资、班次）每月抽签，派往某省某部，听候实际委任。在《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中，“大哥”称狂人已痊愈并“赴某地候补矣”，这既可笼统理解为去某地求职谋食，也可取“候补”的本义。

因为日记正文“不著月日”，对小说的时间背景曾有过诸多猜测。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置于清末至辛亥革命前夕，二是置于辛亥革命以后直至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1918年。时间定位不同，对“候补”的理解也各异其趣。

《狂人日记》问世后，多数论者认为狂人就是《摩罗诗力说》所期待的“精神界之战士”，分歧只在于：“战士”究竟是真狂还是佯狂？在这前提下，通常认为消极性的“候补”就不可能代表狂人真正的结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许多论者试图从正面解决“候补”问题，但只要坚持“狂人即战士说”，不管如何理解“候补”，却总是会竭力撇清“候补”跟狂人的关系。比如说“《日记》前面加个序言，目的无非是增强作品的真实感和读者的信任感，所以要顺便交代一下人物的去向。作者未必象我们现在想得这么多”①严家炎：《〈狂人日记〉的思想和艺术》，《昆明师院学报》1978年3期，此处引自《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5），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821页。。又比如说“‘前言’不是‘日记’的组成部分，它与‘日记’的内容无直接关系。我们据以分析狂人形象的全部材料应该是狂人的‘日记’，而不是作者的‘前言’，所以用‘前言’，特别是用‘前言’中的只言片语去改变‘日记’中的形象意义的做法，是脱离作品实际的”②萧新如：《〈狂人日记〉四题》，《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

这些显然都承继了周作人的“楔子”和“烟幕”说。这样解读，对文言小序在作者整体构思中的地位无异于釜底抽薪。其实小序与正文的关系十分密切，即使将小序比作旧小说中的“楔子”“得胜头回”，也须注意后者并非总是无关宏旨，倒是往往暗示着正文的命意。鲁迅本人就认为，“宋之话本”的“引首”，“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③《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狂人日记》文言小序是否也是用或正或反的“烟幕”来达到“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的效果呢？还有论者将小序比作《红楼梦》第一回的几则神话和寓言，那岂不更是暗藏了主人公以及许多次要人物的结局吗？可见，即使着眼于外部的结构形式，对小序和“候补”置之不理也并不可取。

新世纪有论者主张将《狂人日记》文言小序置于当初“文白之争”的语境加以考虑④王桂妹：《“白话”+“文言”的特别格式——〈新青年〉语境中的〈狂人日记〉》，《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这固然有助于理解作者为何用文言来写小序，却仍然无助于说明作者为何要在小序中给“狂人”安排出人意料的“候补”的结局。

后来的论者更进一步认为，“候补”既出于“大哥”之口，“我们不能指望他完全了解狂人行为的意义，无法排除传统的‘正常’社会对狂人思想行为再一次误读的可能性”①高远东：《鲁迅小说的典范意义》，写于1999年9月，发表于2002年3月《现代中国》第2辑，此处引自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或者认为，“候补”说的始作俑者“大哥”乃不可靠叙述者，其所说属于“不可靠信源”和“被污染信息”，应特别加以警惕。②张业松：《〈狂人日记〉拜年祭》，《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2期。但这种解读其实已经从最初的“不必太认真”渐渐变得认真起来，即渐渐转向从积极的角度来解读“候补”的可能性，只不过坚持无论狂人是否发狂、“病愈”和“候补”，都不失为真正的“战士”，所要考虑的只是“战士”具体的战斗方式可能存在着怎样的差异。

这就需要弥缝“候补”与“战士”之间的巨大落差。有学者认为“候补”即便指做官，那也只是悲愤之语，犹如阿Q“大团圆”。“狂人”跟封建统治势不两立，态度坚决，环境压迫又使其病势那么沉重，正如狂人自己所谓“怎么会‘好了’？”因此“候补”一语“完全可以理解为悲剧结局的反说”③萧新如：《〈狂人日记〉四题》，《华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还有学者指出，“从人物形象的发展趋向看，狂人的战斗精神是逐步增强的。所谓中途妥协，所谓读书做官，所谓追逐名利，这些结论从狂人思想性格发展的逻辑看，是并不吻合的”。

为了维护“狂人即战士”的定论，“候补”之义甚至被宽泛化地解释为“后人袭用前人的说法，实际所表述的内容，同原先所包含的意思已经不尽相同，或者很不相同”。据说这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现象，相当于《藤野先生》所“借用”和“袭用”的“落第”一词。④冯光廉、刘增人：《〈狂人日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鲁迅研究资料》（11），第291～292页。此类说法的理由是《狂人日记》写于“候补”现象早已绝迹的辛亥之后，有论者甚至认为徐锡麟、秋瑾遇害时就已废止科举，自然也没有“候补”。所谓“候补”只是因袭借用之辞，相当于后来的“干革命”“下海”。看来一旦从本义理解“候补”，就会将“狂人”的结局想象得很不光彩。所以凡坚持“狂人即战士”的论者总要竭力淡化“候补”的本义与实指。

上述论者主张不必深究“候补”，但在具体论证过程中仍不免会有所“深究”，因而频频触及许多重要问题，比如狂人确实也可能去“候补”，“候补”未必即“做官”，“做官”未必即妥协投降，甚至说鲁迅本人就是一例，在鲁迅之外还有许多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如谭嗣同、徐锡麟等）也都曾“做官”。①梁积荣：《“赴某地候补矣”辩》，《教学与管理》1996年第1期。类似说法更早就见于上述严家炎《〈狂人日记〉的思想和艺术》（1978）与冯光廉、刘增人《〈狂人日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83）。这些问题无疑都值得深入探索，然而在“狂人即战士”的总体论述框架中，如此“退一步”提出的问题，最终都未能予以真正的深究。

二 分庭抗礼的“候补即投降说”

从1960年代初开始，尤其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以降，《狂人日记》研究越来越深入和多样化，在流行的“狂人即战士”之外，也渐渐出现了相反的观点，即认为狂人后来果真与现实“妥协”，所谓“候补”，乃是作者以清醒而沉痛的现实主义态度讽刺某些一度激进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蜕化变质，觍颜加入北洋政府，跟过去自己所抨击的社会环境沆瀣一气，而这也正是以“大哥”为代表的常人社会对“狂人”的期待。

王瑶先生写于1964年4月10日的《〈狂人日记〉略说》认为“候补”便是“做官去了”，狂人“言行已经正常，已经适应了社会上一般人的行为的规范，于是就再不会有狂人式的叛逆思想和白话文写的日记了。这说明作者对封建制度的吃人的本质和革命者的精神状态是有深刻理解的”。②王瑶：《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页。几乎就在王瑶撰写《〈狂人日记〉略说》的同时，身居海外的夏志清也认为“故事开端的介绍说狂人‘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做正常人的代价，似乎便是参与吃人游戏的行列”③引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7页。。王、夏二人的解说可谓“候补即投降说”的肇始。

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9年6月出版，并未提到文言小序，对“候补”也不置一词，但主要参编者之一严家炎早在1978年就明确反对“候补即投降说”——

单纯的职业是不能代表人的思想的；所谓“官员”，也有高有低，情况很不相同，不要一概认为去“候补”就是向封建主义投降。例子很多，鲁迅本人就是一例。（难道能够因为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任职就认为他是“封建官僚”吗？）那么，是否狂人也像魏连殳等人一样，曾经战斗过而后来又确实向封建制度投降？从鲁迅在五四前夕的思想状况看，是不大会有意去这么写的。正象鲁迅后来说的，那时《新青年》编辑们“是不主张消极的”（《呐喊·自序》），连《药》里夏瑜的坟上还要添加花环，怎么会安排狂人最后又向反动势力投降！①严家炎：《〈狂人日记〉的思想和艺术》（《昆明师范学院》1978年第3期），此处引自《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5），第821页。

严家炎先生此文是否针对王瑶同年发表的旧作，不得而知。②笔者4月初拜托高远东教授专门就此事问过严家炎先生本人，很遗憾严先生的答复是他不记得了，而且严先生也不记得《昆明师范学院》之文曾收入《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5），只因为没有底稿，竟未能编入2021年8月新星出版社的十卷本《严家炎全集》。但在1970年代末，“候补即投降说”至少在严家炎看来已颇流行，有一驳之必要了。严家炎也是为“狂人”的战士品格辩护，但他根据《呐喊自序》断言鲁迅当时不会安排“狂人”去“投降”，其实并不利于其立论。《呐喊自序》那段话恰恰暗示鲁迅相反的意图：若非考虑到《新青年》编者和当时青年的思想倾向，作者本人倒可能真想将“狂人”结局写得令人沮丧的。

中学语文教学领域，也有论者认为“候补”意味着狂人病愈后“已失去原来那种反封建的叛逆精神，不再反对吃人社会。作者这样的交代，是有深意的，使读者感到斗争道路的曲折，说明鲁迅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已有某种预感”③秦亢宗：《鲁迅作品教学问答》，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很快有鲁迅专家也提出类似观点。④陈鸣树：《〈狂人日记〉简论》，1980年1月草，收入1981年11月版《鲁迅小说论稿》，此处引自陈鸣树《鲁迅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3～394页。

反对“候补即投降说”的论者往往将《狂人日记》与《长明灯》联系起来，认为鲁迅在《长明灯》中明确交代“疯子”最后被“关起来”，“关起来”之后依然要“放火”，他怎么会在《狂人日记》中安排狂人去“候补”？狂人一度不也被大哥“关起来”过吗？

但这种分析很快遭到“候补即投降说”的反驳。狂人被“关起来”只是故事发展的一个阶段，谁能保证“关起来”之后就不会发生思想转变，以至于痊愈而“候补”呢？“候补”乃是鲁迅在1918年所能给予狂人的出路，鲁迅那时就深知狂人“性格的软弱和思想的局限”，其“劝转”世人和“救救孩子”的想法都不切实际，软弱的狂人和《长明灯》中的“疯子”不可同日而语，注定要去“候补”。总之不能用1925年的《长明灯》比附1918年的《狂人日记》，否则就是忽略了这六七年间鲁迅思想的发展与进步。①鲍霁：《论〈长明灯〉的重要历史意义》，引自《鲁迅研究》（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323页。

截至1980年代中期，“候补即投降说”虽遭严家炎等人的反对，还是逐渐与“狂人即战士说”分庭抗礼。有论者更推而广之，将狂人年代提得更早，认为“候补”暗指康有为、梁启超辈从“维新”到“保皇”的“浪子回头”，小说由此批判了维新运动者们的软弱性。②闵抗生：《荒谬与疯狂——〈狂人日记〉中尼采的声音（之二）》，《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也有论者从狂人的“罪”（“四千年吃人履历”）与鲁迅本人作为启蒙者的“绝望”出发，认为“候补”实在是狂人无法逃脱的结局——

“狂人”之为“狂人”，正在于他与世界的关系的对立和不协调。如果这种对立和不协调（用另一词表达则是“觉醒”）不过是幻影，那么狂人便不再是狂人，而是吃人世界的普通一员——“罪”的历史性引导狂人走出狂人的世界，重新进入“健康人”的世界，如小序所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从而导出了真正的“绝望主题”：“觉醒者”的幻灭。③汪晖：《“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上）》，《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

同一位论者还从小说叙述方式角度指出，《狂人日记》“通过外部第一人称叙述者把独白处理为病狂者的呓语，并在一开始就点明病狂者终于‘候补’去了的结局，从而使得独白者失去了绝对权威性”。《狂人日记》设置了“双重第一人称叙述者”，这“体现着主体心理现实的不同侧面，从而主观精神史是通过客观呈现的论争关系来体现的”。为达此目的，必须在“狂人即战士”、“战士”不可能“投降”的观点之外，承认“候补”的本义就是“投降”。无论一直战斗不投降，还是曾经战斗而终于投降，都是狂人可能的结局。作者心目中狂人的结局只能从这二者“互相的对话、论争关系”来体会。这种论述力求辩证，但就其对“候补”的理解而言，还是“投降说”的翻版（至少为“投降说”保留了一席之地）。①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

若不算1964年王瑶未公开发表的观点，至少从1970年代末开始，在“狂人即战士／‘候补’无深意说”流行的同时，“候补即投降说”也起而与之分庭抗礼，即认为“候补”乃取其本义，寄寓了作者对“狂人”的贬斥。这固然令坚持“狂人即战士说”的论者难以接受，却因为预见“狂人”不光彩的结局，反而愈发彰显鲁迅现实主义精神的清醒与深刻。

三 折中说的利与弊

“候补即投降说”一度跟“狂人即战士说”分庭抗礼，进入新世纪以后还有人继续坚持“投降说”，比如“狂症一愈，即赴某地听候委用，走的还是老路，可见只有发狂时，才能保持清醒”②《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但“投降说”既从“战士”绝不投降的观点分化而来，在其一度挺进主流的过程中并未驳倒“战士说”，由此形成两种观点长期共存的局面。

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直至新世纪，在“候补”是否“投降”的两个极端之外，各种调和论也应运而生，这主要从阐释小序作者“余”和日记作者“我”在叙事学上的互补关系切入，同时肯定“狂人”作为战士必将战斗到底与“狂人”作为战士也可能放弃战斗而复归“常人”的两种可能性结局，并在此前提下探讨两种结局如何形成彼此补充或互为“反讽”的复杂结构。

在这方面，汪晖、吴晓东与谢凌岚、温儒敏与旷新年、钱理群与薛毅等学者先后都有专文论述③参见汪晖《“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上）》，吴晓东、谢凌岚《民族生存的绝望感——重读〈狂人日记〉》（《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温儒敏、旷新年《〈狂人日记〉：反讽的迷宫——对该小说“序”在全篇结构中的探讨》（《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8期），薛毅、钱理群《〈狂人日记〉细读》（《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力求在更加辩证的折中式框架中同时容纳“狂人即战士说”与“候补即投降说”。这些论述作为鲁迅研究的新成果也被权威教材所吸收——

小说“日记本文”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我”与“余”），两重叙述，两重视点。白话语言载体里表现的是一个“狂人（非正常）的世界”，主人公却表现出疯狂中的清醒，处处显示了对旧有秩序的反抗；文言载体却表现了一个“正常人的世界”，主人公最后成为候补（官员）。这样，小说文体就具有一种分裂性，对立的因素互相嘲弄与颠覆、消解，形成反讽的结构。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但也有论者早就指出，折中说乃“80年代以来从海外舶来”②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151页。，以弗·詹姆逊和李欧梵导夫先路。詹姆逊认为鲁迅作品极好地反映了“第三世界文学”在西方学者感到陌生的“民族寓言”“政治寓言”跟西方学者感到熟悉的现代个人精神探索之间存在的那种典型的“犹疑和焦虑”。《狂人日记》“事实上有两个截然不同和互不协调的结局”，就集中反映了这种“犹疑和焦虑”——

一个结局是那位患狂想症的病人无法忍受吃人主义而发出了呼叫，他向空虚投入的最后的一句话是：“救救孩子……”另一个结局是在序言部分，当那个病人的哥哥（所谓吃人者）见到叙事人时高兴地说，“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在故事的开头便宣布了梦魇的无效，那个患妄想症的幻觉者透视表面而见到了可怖的现实，从而感激地回到了幻觉和遗忘的领域，重新在官僚势力和特权阶层里恢复了自己的席位。只有付出这个代价，只有复杂地运用同时存在和对立的信息，叙事本文才能够展现对真正未来的具体看法。③弗·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年第4期。

詹姆逊还说，正如狂人结局之一写在《狂人日记》开头，《狂人日记》乃至整个鲁迅小说“对真正未来的具体看法”也写在《呐喊自序》（尤其自序所讲述的“铁屋子”的故事）之中：鲁迅一边要加入启蒙者行列，一边又深刻意识到启蒙的艰难甚至绝望，因此他只能在这二者之间寄托其朦胧的“确信”，而这正是鲁迅作为“第三世界文学”作者无法摆脱的深刻的“犹疑和焦虑”。

詹姆逊1985年9月至12月应邀在北大授课，很快在中国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李欧梵的英文著作《铁屋中的呐喊》各章也陆续翻译发表，其中关于“候补”的讨论不仅直接继承了乃师夏志清的观点，也强烈呼应着詹姆逊及其众多的中国响应者，不妨完整地引用如下——

日记前还附有一篇由隐含作家写的伪序言，它用典范的古典风格写成，表达了一套传统的价值观。这篇序刺激了读者对狂人的真实身份的好奇心，同时使读者对日记的“新颖”内容有了期待，这种简单而高超的手法制造了小说的效果，同时也对传统序言本身进行了滑稽模仿。通过在文本（小说）之中安置文本（日记）的方法而产生的小说的反讽，不仅给描绘主人公备受折磨的心灵增加了一个主观层面，而且，如果说狂人的声音可以视为鲁迅内心声音的艺术翻版，这种反讽也使鲁迅的心灵与读者保持距离。

日记最后一句话是一个绝望的呼吁：“救救孩子！”这种显豁的蕴意是与鲁迅公开赞同的“五四”思想家的青年精神相一致的。然而，故事的真正结尾在一开始就提出了：在那篇伪装的序中，隐含作家宣布狂人的病“已早愈”，这就取消了日记中所叙述的一切内容的可靠性，包括日记结尾处的蕴意。在文本中套文本的双重结构中，隐含这对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双重戏弄，通过这种戏弄，鲁迅表现了一种优异的反讽感，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反讽感构成了鲁迅作为一个现代作家的决定性天才特征。①李欧梵：《鲁迅的小说——现代性技巧》，《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8页。

詹姆逊“第三世界文学”阐述和李欧梵叙事学分析，理论背景不同，但他们所提供的分析框架都反衬出过去两种对立观点（“候补”是否等于“投降”）的片面性与绝对性，由此激发读者重新考虑鲁迅在狂人的两个极端结局之间可能寄寓的更为复杂的意蕴。

新的分析框架凸显了鲁迅的朦胧“确信”（也是“犹疑和焦虑”）与“优异的反讽感”，却也使得作者意图和作品实际包含的倾向落入了开放性结构必然导致的新的模糊。如果读者接受了这种开放性结构所展开的理论新视野，那么仅仅在小说文本内部，“候补”一词的最终所指，就仍然无法获得清晰的定位。

新的阐释结构或许解决了某些重大问题，却并未解决更多的微小问题，而这些微小问题反过来又会质疑似乎解决了重大问题的阐述结构，令此结构趋于无限开放状态。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在多种解说并存的局面中，“候补”似乎只是一种“比喻性修辞，是作者寓意写作的又一处明证”，“被结构戏拟了的‘候补’结局，成为一个指向更多可能性维度的隐喻，它使狂人的命运扑朔迷离”。①姜异新：《为“文学底革命军”立一墓碣——由〈狂人日记〉文言识语出发》，《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9期。

1990年代至新世纪，关于《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与白话正文之关系以及“候补”的众多论述，都不免在这个开放性和模糊性结构中打转。严家炎1978年主张对“候补”不能“想得这么多”，否则将与作者的初衷相去甚远，问题是大家已然“想得这么多”了，这又该如何收场呢？

四 《狂人日记》中徐锡麟和秋瑾的身影

“候补”是否“投降”？“投降”或“战斗”是否可以并行不悖？此类各执一端的争议皆限于小说文本内部，所以都未免有几分悬空。倘若返回《狂人日记》历史背景（清末至辛亥革命前或清末至作者执笔的当下），则对“候补”一语的实际所指，尚可作进一步探索。

上文提到不少论者将《狂人日记》与鲁迅七年后创作的《长明灯》联系起来，其实如果不考虑“狂人”主题，仅就小说涉及的人物“原型”与“本事”看，与其说《狂人日记》类似相隔七年的《长明灯》，倒不如说《狂人日记》更接近作者一年后创作的《药》。

《药》中“夏瑜”隐指秋瑾，《狂人日记》则以“徐锡林”影射徐锡麟。或许怕读者看不出“徐锡林”即“徐锡麟”，作者还特地提到狼子村佃户告诉大哥他们村里打死一个大恶人，心肝被用油煎吃了，这正是隐指1907年7月6日徐锡麟行刺安徽巡抚恩铭的案件爆发后哄传全国的徐氏心肝被恩铭卫兵煎吃之事。徐锡麟与秋瑾既是鲁迅所追怀的辛亥前夕在皖浙两地一同举义和被害的先烈，也是鲁迅曾参与其中的以浙籍（尤其绍兴人）为主体的光复会的两大领袖。②关于鲁迅在日本加入光复会事，参见林辰1944年9月初稿、1954年6月改订《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见林辰《鲁迅事迹考证》，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第1～13页），增田涉《鲁迅与“光复会”》（节译），《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内部发行”，第325～340页。鲁迅加入新文化阵营，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让徐锡麟、秋瑾隆重登场，其中所包含的创作动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忽视。

《狂人日记》另一处更加显明了其与《药》的连带关系——

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从这个细节可知，1918年4月鲁迅写《狂人日记》时，徐锡麟和秋瑾的被害显然一同浮现于他的心头。《狂人日记》正面提到徐锡麟案的细节而同时带出秋瑾，《药》则直接以秋瑾被杀为“本事”，所以《狂人日记》和《药》才是真正的姊妹篇。鲁迅追悼两位同乡先烈的心情如此强烈，几乎可以视为这两篇小说主要的创作动机。必须特别留意秋瑾在《药》中的存在，同理也必须特别留意徐锡麟在《狂人日记》中的存在。他们的革命事迹，除了英勇就义的细节被写入小说并加以放大处理，还有一个共同背景也有所暗示，这就是《狂人日记》文言小序所谓“赴某地候补矣”。

鲁迅与光复会、徐锡麟秋瑾与《狂人日记》、徐锡麟与“候补”的关系，在《狂人日记》接受史上并非新话题。《狂人日记》发表之初，知道1907年徐锡麟刺杀恩铭案的读者都会明白小说中“徐锡林”即徐锡麟。圈内读者如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等更应该知晓徐锡麟曾以“候补”之“术”行刺的史实，以及鲁迅将徐锡麟写入小说的意图。

1945年6月，林辰改定其《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一文，鲁迅与光复会浙籍（主要是绍兴籍）骨干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龚宝铨、王金发、许寿裳、竺绍康等人的关系，从此就广为人知（尽管某些细节问题还不断有争议）。林辰考订精详，不仅从大量有关人物的回忆和记叙取证，也涉及鲁迅本人许多作品，开了从鲁迅著作寻找其与光复会之关系的先河。

1956—1958年陆续出版的第一套带注释的《鲁迅全集》，在《狂人日记》第7条（也是最后一条）关于“徐锡林”的注释中明确写道——

徐锡林，指徐锡麟。徐锡麟是清朝末年的革命者，他于1907年刺死安徽巡抚恩铭，当场被捕，不久就遭惨杀，他的心肝被恩铭的卫队挖出炒食。参看《朝花夕拾》中《范爱农》一文。

1981年版、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这条注释相同，比1958年版《全集》更详细，但删除最后一句“参看《朝花夕拾》中《范爱农》一文”。

与《全集》一道，1950年代以后，关于辛亥革命的各种资料丛书与学术著作也陆续出版。所有这些都为1970年代末开始升温的《狂人日记》研究直面徐锡麟在《狂人日记》创作构思中的地位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持。

实际情况好像也确乎如此，从1980年代初开始就有学者将“候补”与徐锡麟联系起来。前引冯光廉、刘增人合著之文就认为，“退一步说，即使狂人愈后去某地候补，也很难断定就是向封建势力中途妥协投降”，“清末著名民主革命家徐锡麟，一九〇六年从日本回国后，为了便于从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筹资捐了候补道，当年秋出任安徽巡警道兼警察学堂堂长。像徐锡麟这样的‘候补’做官，难道可以得出那样的被指责的结论吗？”①冯光廉、刘增人：《〈狂人日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鲁迅研究资料》（11），第293页。1990年代中期也有学者认为：“实际上，从整部历史考察，首先举旗造反的，往往都是那些官吏。远的，贰臣传卷帙浩繁；近的，谭嗣同、徐锡麟、鲁迅等，哪个不是反动政权下面的官？”②梁积荣：《“赴某地候补矣”辩》，《教学与管理》1996年第1期。这就不仅提到徐锡麟“候补”，还将“候补”泛化，将鲁迅本人也牵扯进来。

但这里提到徐锡麟，都是为“狂人即战士说”张目，即认为纵使狂人“候补”做官，也未必与现实妥协。有趣的是上述学者不谋而合都采用了让步句式“退一步说”，说明他们由“候补”牵出徐锡麟，乃是迫不得已——他们并无意从正面认定小序“候补”就是指着正文“徐锡林”即徐锡麟而言。

真正打破这个局面的是当时尚为一年级硕士研究生的杨兆丰。杨君认为以往学者研究狂人结局，“大都停留在辩证分析，鲜有深入历史语境和鲁迅实际经历的研究”。杨文《“候补”之谜》专门用“文本延伸：徐锡麟与候补道员”一节来梳理徐锡麟如何以“候补”方式行刺恩铭的有关史实，以及史学界的相关讨论，再用“返回文本：对鲁迅思想和狂人结局的再解读”一节，结合《范爱农》对徐锡麟及其学生的回忆，说明“徐锡麟事件不可避免地对鲁迅产生影响，并渗透他的作品，徐锡麟的学生也一直出没于鲁迅周围，不断对他施加影响”。因此“候补”应该和正文“徐锡林”密切相关，“在《狂人日记》发表的时代，‘候补’行为完全有理由被读者解读为狂人对于投身激进革命的一次模仿性实践（当然，这也绝不是对于‘候补’行为的唯一读解）。上升到作者鲁迅的角度，其对于狂人‘候补’结局的书写，或多或少完成了一次对徐锡麟的致敬”。①杨兆丰：《“候补”之谜——拓展〈狂人日记〉中狂人结局的读解空间》，见王纪人主编《2015—2020青年学子品读文学经典大赛获奖作品集》，上海作协·华语文学网2021年版，第266～273页。杨文遵循“文史互证”之法，以《狂人日记》文本内部细节与文本外部相关历史事件彼此参证，要言不烦，颇多胜义，足以启迪进一步的拓展研究。笔者2020年参与此次大赛评奖，读过杨文，颇受启发，但作为评委之一，并不知主办方出版了《作品集》，虽记得杨文总体观点，具体论证过程却逐渐模糊。2022年2月笔者为一再催稿的《中文学刊》急就而成《再谈“赴某地候补矣”》（载该刊2022年第1期），写稿时未能找来杨文重读并加引用。拙文在材料运用和论述方式上与杨文互有出入，但对“候补”与徐锡麟之关系的基本判断并未突破杨文总体框架，由此造成对杨文先行成果的忽略与不尊重，诚为憾事，在此一并向杨君以及《中文学刊》致歉，也感谢杨君事后向我提供他当时参赛论文word版以及上述《作品集》，俾我匡正错失，弥补疏漏。

上文提到有论者认为在徐锡麟、秋瑾生活的年代已没有捐官“候补”现象，此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据陶成章回忆，秋瑾“年十八，嫁湘人王廷钧，廷钧入资为部郎，需次京师，瑾与之俱”②陶成章：《浙案纪略》，见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6，345、432、346页。，所谓“需次”即捐官候补。徐锡麟更是在其革命同志陶成章的建议下，借资捐官，获“候补道员”，而这正是以他为主角的“丁未皖案”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陶成章于1907年徐锡麟案发次年完成《浙案纪略》，该书上卷第三章《进取纪事》就专设一节叙述他们的“捐官之计划”——

当大通学校成立先后，成章见绍兴同志中颇有资本家，于是又偶议捐官学习陆军，谋握军权，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之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锡麟伟其说，相约五人捐官学陆军。五人者何？即徐锡麟、陶成章、陈志军、陈德毂、龚宝铨（即味荪）也。

陶成章的忠实同志魏兰所撰《陶焕卿先生行述》具体交代了五人所捐之官：“锡麟得道员，先生（指陶成章）得知府，陈志军、陈德毂、龚宝铨得同知”③陶成章：《浙案纪略》，见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6，345、432、346页。，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引“捐官之计划”一节则详述了徐锡麟如何通过“捐官”一步步接近安徽巡抚恩铭。

据周作人回忆，1907年“那惊天动地的一幕”最初密谋于绍兴东湖“通艺学堂”，周作人曾在这所学校跟徐锡麟共事过两个月①周作人所谓绍兴东湖通艺学堂，或许就是徐锡麟于1904年2月创办的绍兴东浦热诚学堂，即1905年9月正式开学的大通师范学堂的前身。关于这两所学堂的具体关系，目前尚不甚清楚，希望知者有以教我。，而徐锡麟当时的主要同谋陈子英案发后逃到东京，还经常在周氏兄弟同住的公寓里讲论这段往事。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陶成章、陈子英在日本时结识了绍兴同乡鲁迅、周作人兄弟，并力邀鲁迅参加光复会，托其秘密保存光复会重要文件。陈子英在东京时还和周氏兄弟一起学习俄文，辛亥革命后又跟徐锡麟学生范爱农一道成了鲁迅在绍兴府学堂的同事。在鲁迅壬子（1912）至己未（1919）日记中陈子英之名出现过41次。因徐锡麟案逃避清政府缉拿而东渡日本的还有陈公猛、陈公洽昆仲，他们也由此结识周氏兄弟。可以断定，鲁迅早就通过陶成章、陈子英、陈氏昆仲的权威渠道知晓了徐锡麟以“候补”之“术”刺杀恩铭的始末。

徐锡麟到安庆之后不久即大受恩铭欣赏，先后被委以武备学校会办、警察会办、陆军学校监督等职，他当时的官衔正是“候补道员”。《民报》1907年16号刊登署名“寄生”的《安抚恩铭被刺事件》，强调安徽巡抚“被会办徐道锡麟以手枪轰击”。1907年《民报》18号所载南史氏（陈去病）《徐锡麟传》也说“君既反国，乃取某氏所贷余金，运动满洲政府，尽罄其资。昔与君同事者争怨之，顾莫测君所为。然君竟因是得安徽候补道”。《徐锡麟传》还提到恩铭受伤后反复念叨“徐道击我，徐道击我”，临终前“口授遗折”③恩铭伤重，延西医取出身中之七弹，但很快去世，遗折可能出自了解情况的幕僚张仲忻之手。参见王道瑞《新发现的徐锡麟刺杀恩铭史料浅析——读恩铭幕僚张仲忻给端方的信》，《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也强调“道员”徐锡麟乃是捐官“候补”。

章太炎《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的关键细节与南史氏的《徐锡麟传》出入不大，但具体交代了借资给徐锡麟捐官的是“同县许克丞”④《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章太炎此传记文写作年代不详，最早见于1915年刊行的《太炎文录初编》。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将此传跟《祭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文》（发表于《民报》1907年17号）同系于1907年，此处姑从汤说。。据陶成章、魏兰所记，许克丞即绍兴富户许仲卿，为徐锡麟、陶成章的同志曹钦熙的学生。徐锡麟、陶成章创办绍兴大通学堂，推曹为“总理”，许即因这层关系给徐锡麟等人出资“捐官”。①关于徐锡麟与许仲卿的关系，章太炎、陶成章、魏兰所述可能都隔了一层。蔡元培《徐锡麟墓表》认为徐锡麟早年“为家庭教师，以光复大义授弟子许克丞”，据此则徐锡麟结识许仲卿在先，不必通过曹钦熙的中介。徐锡麟被擒之后也说“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使人无可防备”②《徐锡麟之亲供》，《神州日报》1907年7月17日。。见于当时许多报刊的这份“徐锡麟之亲供”也为后来革命党人所撰历史著作视为信史而采用。③见上引《陶成章集》中的《浙案纪略》附录之“清吏案牍·徐锡麟供”，第396页；以及1940年代陆续成书的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863、867页。

时隔二十多年，鲁迅对他当时在日本听到“丁未皖案”的情景记忆犹新。就在许多中国留学生纷纷猜测被日本报刊拼写为Jo Shiki Rin的刺客究竟是谁时，鲁迅立即断定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④《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以鲁迅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绍兴籍革命先烈的了解，再结合《狂人日记》正文多处对徐锡麟、秋瑾的隐指，文言小序所谓“候补”便绝非泛泛而谈。

《狂人日记》文言小序和白话正文表面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世界，但一些关键内容紧密相连。倘若文言小序不提“候补”，白话正文所谓“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就与小序无关。反之，如果白话正文不写“徐锡林”被吃以及两次提到狼子村民吃净“大恶人”心肝，小序所谓“候补”也诚然无关宏旨。正因为小序“候补”与正文“徐锡林”以及狼子村大恶人之事环环相扣，“候补”就极有可能暗指日记正文未作交代的狂人之真正结局：他可能也像徐锡麟那样用众人所不解的“候补”之“术”韬光养晦，以图惊天一击。

五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鲁迅说他年青时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但仍有不能全忘却的，这就成了他创作《呐喊》的来由。⑤《〈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狂人日记》作为《呐喊》首篇，自然也跟这不能全忘却的旧梦有关，其中就包括鲁迅青年时代与浙籍光复会成员（以徐锡麟、秋瑾等绍兴人为主）的密切交往。

在《狂人日记》动笔之前或同时，与鲁迅交往密切的光复会骨干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龚宝铨、陈子英、王金发以及徐锡麟的学生范爱农等，要么牺牲，要么作古，要么天各一方而“消息渐阙”，所谓：“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他在这种氛围中创作《狂人日记》及其后续之作，徐锡麟、秋瑾等光复会故人的身影纷纷奔至笔下，也就十分自然。

早在1912年9月，当徐锡麟遗体从安庆被迎回浙江，安葬于西湖之滨时，作为光复会首任会长的蔡元培所撰《徐锡麟墓表》就说：“徐先生乃于前五年赍志以没。其没也，又为光复史中构成一最重大之纪念，此后死者所以尤凭吊流连而不能已者也。”①蔡元培：《徐锡麟墓表》，引自徐乃常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狂人日记》不就是鲁迅作为“后死者”以自己的方式对徐锡麟表达“凭吊流连而不能已”的感情，暗写这一“为光复史中构成一最重大之纪念”的先烈之壮举吗？

但徐锡麟和狂人，除了“候补”，共同点其实并不多。狂人发现普遍“吃人”的真相之后，急切地劝转别人别再“吃人”，却被不肯觉悟的众人称作“疯子”。他还进一步发现自己也曾“吃人”，跟“吃人的人”共享“四千年吃人履历”，所以最后只能发出“救救孩子”的微弱呐喊。徐锡麟的形象明显不同，他注重革命实践，不屑于口舌之争。狂人所谓“吃人”是普遍现象，不分满人汉人，徐锡麟则有严格的满汉之别，发誓要“灭尽满人”。狂人劝大家悔改、饶恕、自新，徐锡麟则坚定地主张复仇。

然而《狂人日记》毕竟主要讲狂人故事，关于徐锡麟影影绰绰的几笔暗示，充其量只是为这个故事设置背景的衬托。狂人“候补”也许是“早愈”之后泯为常人的选择，至于他是否踏上徐锡麟式激进革命的道路，则在两可之间。《狂人日记》以“候补”影射徐锡麟，仅仅提示了“狂人”结局的一种可能性而已。

但《狂人日记》以“徐锡林”影射徐锡麟，又并非仅仅为古往今来的“吃人”新添一例。对年轻时代所结识的以徐锡麟为代表的慷慨赴死、决意复仇的革命先烈，鲁迅不仅在创作《呐喊》时不能全忘却，后来也经常以他们的事迹作为思考和议论的中心。追忆光复会旧人旧事，《狂人日记》只是一个开始。这篇小说发表八年之后，散文《范爱农》更详细地回忆了作者当初在东京听到徐锡麟案发时的情景，还带着愧疚提到“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1958年版《鲁迅全集》给“徐锡林”作注释时特地提示要“参看《朝花夕拾》的《范爱农》一文”，主要就是这个缘故。

《范爱农》之外，鲁迅提到或隐指徐锡麟等光复会故人的作品还有很多。《狂人日记》之后两年创作的小说《头发的故事》所提到“多少故人”与“几个少年”，就有徐锡麟及其革命同志陶成章、陈伯平、马宗汉、秋瑾、陈子英等人的影子，而这些人在宽泛的意义上跟鲁迅的关系又都是《狂人日记》文言小序所谓“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这一细节还可做更进一步的研究）。鲁迅为刘半农整理的《何典》写序时，因为《何典》的荒诞不经，就油然想起二十多年前“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同样滑稽地写过《催眠学讲义》。小说《铸剑》礼赞为复仇而慷慨赴死的眉间尺与黑色人，也使人想起章太炎《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所引陈伯平烈士的话：“革命之事万端，然能以一人任者，独有作刺客。”①《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由《狂人日记》“候补”引出的线索，不仅是鲁迅后来许多作品的思考中心之一，也深刻关联着那个被血与火所洗礼的年代。“候补”并非对狂人结局故弄玄虚的暗示，并非跟徐锡麟的孤胆壮举毫无关系。在狂人和徐锡麟的“候补”之间固然不能画等号，但谁敢断言彻底失望了的“狂人”就绝不会步徐锡麟之后尘呢？

六 《狂人日记》引而未发的鲁迅对光复会的矛盾态度

对于徐锡麟、陶成章等激进革命者的思想言行，除了与光复会龃龉不断的同盟会，光复会内部纵有质疑也不会过于激烈或公开化。然而当时确也不乏站在党争立场之外的批评。比如徐锡麟仰慕严复，曾于1903年在绍兴设“特别书局”，印行他亲自编辑的《严侯官文集》。②徐乃常编：《徐锡麟集》，第93页。徐又在绍兴东湖创办“通艺学堂”，以为革命党秘密聚集之所，校名亦模仿严复协助张元济于1897年2月开馆的北京“通艺学堂”（皆地方官绅集资兴办而为清政府所承认者）。1906年4月严复应恩铭之聘至安庆担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1907年6月7日卸任离开安庆，距7月6日徐锡麟刺杀恩铭仅一个月。外界猜测严复与此事有瓜葛，但严复极力辩解，声明自己并不赞同徐锡麟的行为，指徐为“妄男子”①参见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130、357、557～558页。。

章太炎《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开宗明义说徐“幼撟虔，器过手辙毁”，秉性喜欢破坏，而且“卓鸷越劲，盖有项王风”。周作人的回忆绘声绘色地渲染了徐锡麟等几乎出于天性的异想天开与胆大妄为。当时一些传闻和实录还曾涉及徐锡麟可能亲手击杀陈伯平、要挟不明就里的警察学校学生等细节。所有这些都呈现了徐锡麟观念和性格中的复杂因素。②参见王彬彬《徐锡麟刺杀恩铭的公私问题》，《顾左右而言史》，江苏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就连陶成章撰写《徐锡麟曹钦熙陈伯平马宗汉列传》时也说徐锡麟“性情精悍，凡所行事，咸操极端主义，故动与人忤”。为了冲淡读者对这种“极端主义”过于强烈的印象，陶成章在列传末尾特意讲述了徐锡麟两次救人于危难的故事，以显示其“性慈爱人”的本质。③《陶成章集》，第374、349页。

被章太炎善意地戏称为“焕皇帝”“焕强盗”的陶成章，其“极端主义”一点不亚于徐锡麟。排满革命初期屡次举义失败，血流成河，陶成章事后追叙，对无论敌友的死亡皆漫不经心，他只关心“革命之风潮，乃又加紧一度矣”④《陶成章集》，第374、349页。。陶成章也偏爱“破坏”一词，所撰《浙案纪略》有专章《破坏纪事》讲各地“党会”如何开展颠覆清政府的活动。

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前后不久，因偶然机缘得到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一读之下就决定翻译，因为他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鲁迅担心中国新派知识分子也会像绥惠略夫那样突变，“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⑤《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若说鲁迅隐约觉得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均不脱绥惠略夫式不顾一切的破坏者的嫌疑，或许并无大错。谁敢说“狂人”最终不会成为绥惠略夫式的破坏者？尽管我们在徐锡麟致留东革命同志信函中知道他“极力赞成”部分光复会员“为学问计，预备后来办事地步”，“盖建设之不可无人也”，但他自己还是决定“抱孤愤以往，终不改初志也”。①徐乃常编：《徐锡麟集》，第66页。在徐锡麟不顾一切的反抗中，不也包含着某种“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的倾向吗？

即使后来接触并赞同托洛茨基所谓革命也有“血污”的说法，鲁迅仍坦承他虽同情并赞成革命，却并不能像某些革命领袖那样完全不顾自己与他人的安危生死。倘若站在更高的理想主义立场，自然应该为有此顾虑而愧疚。这里就存在着矛盾。鲁迅在日本就曾加入以章太炎为精神领袖而以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为骨干的光复会，却并未投身实际的革命行动，原因正如他后来在私信中对许广平所说——

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这番感慨既然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很可能就包括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的“刺激”。鲁迅在东京曾目睹“某君”（陶成章或其他革命同志）“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谈天说地，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实际行动着丢炸弹，做革命暗杀事情。当震耳的响声传到的时候，先生（按指鲁迅）想着那实际工作者的可能惨死的境遇，想到那一幕活剧的可怖，就焦烦不堪”③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原载1940年8月1日《文艺阵地》半月刊（重庆）第5卷第2期，引自《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3），第144页。。鲁迅由此反思包括光复会在内的暗杀与牺牲的意义——

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至于坏种，则警备极严，也未必就肯洗心革面。还有，是此事容易引起坏影响，例如民二，袁世凯也用这方法了，革命者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钱雇来的奴子，试一衡量，还是这一面吃亏。但这时革命者们之间，也曾用过雇工以自相残杀，于是此道乃更堕落，现在即使复活，我以为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的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①《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页。

所谓“纵使有一两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不正是《狂人日记》《药》中所暗示的徐锡麟、秋瑾的悲剧吗？所以鲁迅对革命者的“暗杀”与自我牺牲只能抱“我实在无法说一定是错的，但是不赞成”的看似“自相矛盾”的态度。他后来还曾曲折吐露过这种“自相矛盾”——

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这在《鲁迅传》原稿中删掉了）。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②增田涉：《鲁迅与“光复会”》（节译），《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内部发行”，第340页。

在辛亥革命前“从事反清革命运动”而可以“命令”鲁迅去“暗杀”的人，只能是在日本时期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秋瑾、徐锡麟、龚宝铨、陈子英等。

然而正因为鲁迅对光复会骨干抱着上述复杂的认知与感情（一度与之同行却未必完全赞同其思想行为），他们的身影在鲁迅心中反而格外鲜明。这应该也是他“不能全忘却”的青年时代旧梦中最具亮点的部分吧？唯其如此，徐锡麟秋瑾等尽管不能简单等同于“狂人”，却完全可以同更加接近鲁迅思想的“狂人”携手，同时现身于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开篇之作《狂人日记》。

七 作者对当下处境的自况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将他回国后直至创作《狂人日记》前九年多的时间（1909—1918）描写得异常阴郁黯淡。保存下来的日记（1912年5月开始）和部分书信也不乏类似的叙写。但这绝非全部的真相。初到北京的日记虽然确有类似“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的记录①《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鲁迅在教育部有时也确如小说《弟兄》中张沛君在“公益局”那样“无公可办”，但这毕竟是环境造成的迫不得已的局面，鲁迅本人倒是很愿意有所作为的。

从1912年5月5日抵京，到1920年以后跟教育部的关系逐渐疏远，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工作经历了最初希望有所作为、也曾确实有所作为、最终还是彻底失望并决然舍去的一个渐变过程。起码从1912年至1918年这第一阶段，“‘教育部’是鲁迅的唯一社会职业，此外并无别的职业”②参见孙瑛《鲁迅在教育部》的“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既然如此，鲁迅在这一阶段就不得不围绕其唯一的社会职业调整心态。1918年1月4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的两段话，就很值得注意——

来论谓当灌输诚爱二字，甚当；第其法则难，思之至今，乃无可报。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牙关不开尚能以醋涂其腮，更取铁钳摧而启之，而药方则无以下笔。

若问鄙意，则以为不如先自作官，至整顿一层，不如待天气清明以后，或官已做稳，行有余力时耳。

如果只是诊断国民精神，则鲁迅自信“颇得七八”，问题是连自己也不知药方怎么开，而且即使有可用之药方，也很难叫患者接受。这不就很接近狂人自以为发现了真理却很难“劝转”周围人的情况吗？跟《呐喊自序》所记鲁迅和“金心异”关于“铁屋子”的谈论不也很相像吗？

即便如此，鲁迅也并未绝望，因为他毕竟正做着官，并非一无可为，所以他又说，“若问鄙意，则以为不如先自作官，至整顿一层，不如待天气清明以后，或官已做稳，行有余力时耳”。这或许还有几分调侃的味道，但所谓“官已做稳”即可加以“整顿”，就实在有些认真了。

不管“作官”是调侃还是认真，鲁迅当时对正在“作官”的境况是有充分自觉的，所以等到狂人陷入“不能想了”的窘境，老老实实“作官”也即“候补”，就可能是鲁迅对他本人当时处境的自况了。这自然也有自嘲成分，但无论如何，“候补”诚然就是“作官”，而“作官”并不一定非要采取徐锡麟式的拼死一搏不可。

自况与自嘲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深沉的苦涩，但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研究却为“候补”添加了一种坦然与欣然。在1975年出版的《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中，伊藤虎丸认为恰恰是“赴某地候补矣”而非“救救孩子”的幼稚呐喊才是狂人真正的结局，《狂人日记》乃是“一个被害妄想狂的治疗经过，即作者脱离青春，获得自我的记录”①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8页。。通过《狂人日记》的写作，鲁迅告别了一度深陷其中的真理在握、唯我独醒、指点江山的“青春文学”，走向将“个的自觉”与“赎罪意识”主动承担起来的成熟与自由。正因为看到自己“并非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正因为看到自己不仅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正因为看到自己并非毫无罪性与犯罪记录的无辜者，狂人才摆脱了“迫害狂”，获得一种“要在日常生活中去扎扎实实工作的积极姿态”。这才是始而发狂、终而“候补”的内在逻辑。

《狂人日记》既然忠实记录了狂人从发病到治愈的经过，那么白话正文跟文言小序就并无任何冲突，也没有1990年代以来许多中国学者所说的小序与正文之间彼此“反讽”“否定”“解构”“颠覆”的关系。《狂人日记》不仅“隐藏着鲁迅自己从青年时代到写出第一篇小说的精神史”②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120页。，也隐藏着鲁迅本人在生活实践层面跟这种自我治愈的“精神史”高度契合的行动史。

这其实可以上溯到鲁迅在东京“提倡文艺运动”时撰写的那些论文。青年鲁迅已经开始在理论层面探索如何从“众数”压迫下抵达“个的自觉”（《文化偏至论》），在青年鲁迅思想中，“精神界之战士”不仅要像“摩罗诗人”那样“反抗挑战”“争天拒俗”，也要像“奥古斯丁也，托尔斯泰也，约翰卢骚也”那样实行个体与群体的“自忏”或“自白其历来罪恶”，也即获得“赎罪意识”。这岂不跟《狂人日记》发现群体与个人“四千年吃人履历”的呐喊一脉相承吗？

也有学者并不接受这种“个的自觉”与“赎罪意识”，只承认《狂人日记》描写了“先觉者从‘觉醒’到试图改造社会，到遭遇挫折或受迫害，再到救世激情和理想被逼回内心，成为表面上藏隐锋芒，内心坚持的病愈后的‘狂人’”，因此“候补”就意味着“在社会与先觉者的互动未成为现实的条件下，即使如作者鲁迅，仍需一边从事启蒙主义的写作，一边进入社会的既有体制进行‘韧’性的战斗”，“对狂人的矛盾结局，我们与其把它视为其病愈‘前后’的变化，毋宁视其为‘内外’之别—— 一种在保持完整的内心的同时又清醒地与外部现实周旋的表现”。①高远东：《鲁迅小说的典范意义》，原刊2002年3月《现代中国》第2辑，此处引自《现代如何“拿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这似乎很接近伊藤虎丸的论述，但其实还是延续着“狂人即战士说”，即狂人无论是否发狂都不失为真正的战士，只不过真正成熟的战士还会考虑具体的战斗方式，包括“一边从事启蒙主义的写作，一边进入社会的既有体制进行‘韧’性的战斗”。这种论述并不包含伊藤虎丸所谓“个的自觉”与“赎罪意识”，只是将坚持“狂人即战士”论者的某些“退一步说”（承认“战士”即使“候补”也并不必然“投降”）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阐扬。所谓在内心坚持“启蒙”而对外进行“‘韧’性的战斗”，并不同于带着“个的自觉”与“赎罪意识”而“要在日常生活中去扎扎实实工作的积极姿态”。前者无法消除主体的分裂，后者则几乎不再承认这种分裂的持存。

《狂人日记》问世头三十年，学术性研究虽然不多，但作为新文学第一声呐喊，毕竟在历史上占据了不可替代的象征性地位。此后七十余年的研究不断趋于深广，仅围绕“候补”一语，中外学术界就前赴后继，且功不唐捐。精思妙想，汩汩而出。日后对此还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性研究吗？姑置旧说于弗道，诚望新见于来者。

2022年2月22日初稿

2022年6月6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