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供视角下北京老旧小区微空间更新路径探究
——以海淀街道小南庄社区微更新为例

付斯曼 卢璟慧 毛芸芸

FU Siman1 LU Jinghui2 MAO Yunyun3*

（1.中咨海外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100048；2.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7；3.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85）

( 1.Beijing Zhongzi Overseas Consulting Co., Ltd., Beijing, China, 100048; 2.School of Pub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087; 3.BeiJing Tsinghua TongHeng Urben Planning&Design Institute, Beijing, China, 100085 )

老旧小区微空间更新是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城市更新重要环节之一。基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的“共同缔造”理念，老旧小区环境更新需改变单一主体模式。依据合供理论相关文献，阐述合供理论的概念辨析、影响因素与分析框架的研究进展。分析北京市老旧小区多元主体需求矛盾、社区空间规划不当、政策更新和资金缺乏等现实困境，反映社区公共服务动员力不足、专业性不强、覆盖面不广的问题，总结合供模式下微空间更新的三条路径，涉及重要合供主体和关键合供环节。海淀街道小南庄社区案例表明，社区内部公共空间和居民的合供行为相互影响，同时北京市引入责任规划师制度有效促进了居民合供行为。合供模式有效发挥了责任规划师的作用，激发了居民主体性，形成了可持续的社区更新路径。

老旧小区；微更新；合供理论

新时期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是城市更新。“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城市更新行动的主要内容是推进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城中村等“三区一村”改造。其中，老旧小区是一类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实体，是串联居民日常活动，贴近百姓生活的重要场所。结合《北京公共空间改造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19 - 2021年）》（京规自发〔2019〕306号）要求——打造高品质、人性化的公共空间，探索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多元化治理和体制机制创新路径，推进老旧小区公共空间更新成为增强市民获得感、完善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人民城市人民建”使命的重要途径之一。微空间作为公共空间的类型之一，包括街巷边角地、住区闲置地、零散腾退地等；在老旧小区内部，微空间承担了居民日常交流、娱乐等功能，是更新需求最迫切、也是更新难度最大的类型。

老旧小区的微空间更新难度大与其自身特点有关。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老旧小区具有建设年代久远、建成环境较差、社区服务设施老化或缺失、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等特征。其微空间产权主体复杂、责权不清，居民权利主体和物业管理缺位，同时受到更新政策、资金不足的制约[1]。传统的更新改造模式是由地方政府统包统揽，自上而下地提供公共服务，尽管暂时解决了资金约束，但是完全由财政投入的更新模式不可持续。另一方面，传统治理模式重形式、轻内容，排斥居民作为主体参与更新；社区居民参与更新困难、缺乏协商，极易引发“邻避效应”，形成“政府买单，居民不买账”的局面。传统更新改造模式难以从根本上破解老旧小区的现实困境。

为更好地推进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工作，《意见》强调健全动员居民参与的组织机制，要求“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统筹协调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产权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共同推进改造”。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关于在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中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的指导意见》中主张“共同缔造”，即激发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共同参与老旧小区改造，这与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提出的合供理论异曲同工。在传统公共服务或物品的供给模式下，或政府包揽，难以满足公众多样化的需求；或市场包揽，在私利和公益中难以找到平衡，公众只能被动接受公共服务和产品。提倡合供的学者们认为公众是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主体，至少与公共部门同等重要，能够倡导并实施公共服务供给[2]。

老旧小区是居民对公共服务需求最多，也是矛盾最聚焦的场所，伴随着近期大量更新改造项目的实施，老旧小区成为观察合供模式的重要场所之一。文章基于合供理论视角，结合北京市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现实困境，提出合供模式下微空间更新的三条路径。选取小南庄社区于2021年开展的微更新项目，旨在说明合供模式如何在北京老旧小区微空间更新中发挥优势。

1 合供理论

1.1 合供概念与辨析

合供（coproduction）即共同生产，诞生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由Ostrom等学者提出[3]。合供概念强调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实质性参与[4-5]。广义的合供指公众个人或集体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或制定和执行各项公共政策。狭义的合供指公众自愿参与提供公共服务[6]。

公共管理学者强调合供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但合供又不同于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始终将公众视为公共服务或产品的接受者、使用者[7-8]。而合供模式强调公众与常规生产者一起提供公共服务或产品，离开公众一方的努力，则无法达成真正有效的公共服务。合供模式不仅实现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的权利，还能让公众切实地为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贡献知识、技能、资源等，更好地满足了公众个人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强了个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良好的合供模式将实现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在合供过程中公众与其他参与者建立起信任和联系，为社区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1.2 合供的影响因素

研究通常关注合供参与者个体特征对合供产生的影响，例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情况等。近来一些学者研究个人心理机制对合供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如自我效能感、社区归属感等因素[9-10]。另有研究新的合供参与者即非营利组织在合供中扮演的角色，实质上将研究转向了社区组织层面[11]。在研究社区层面因素时，许多学者关注到社区特质如社会经济水平、居住人口情况、物质空间状况、社会资本等对居民合供行为的影响[12]。结合个体和社区层面因素，现有研究表明社区中现存的组织结构能够提高个人社区意识，进而影响合供的过程和效果。如果社区中已经存在成熟的组织结构，可能在合供中占据有利的先发位置[13-14]。目前以居委会为代表的自治组织是社区公共服务最直接的供给者，常见的社区组织还包括物业公司、职能部门和社会单位等。由于老旧小区微更新属于城市规划的范畴，因此规划师也可以作为一类主体，促进居民合供行为。

将规划师引入社区的制度起源于20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国家对物质空间规划的反思，以及战后社区发展行动的倡导和深入，许多地区制定社区发展计划，社区规划师制度由此得到发展[15-16]。当前中国城市规划正处于理性规划向沟通式规划转型的过渡时期，受到西方社区规划师制度实践的影响，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规划师不再是政府或开发商的代言人，而应当在各类群体中进行沟通和对话，为居民提供规划咨询和协商服务[17]。社区规划师不一定拥有正式权力，但可以通过传递信息的时间、对象和内容影响决策进程。社区规划师通过关注在地组织运行，带动居民关心和了解地方事务，提升居民主动参与规划议程的热忱，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可以说，社区规划师制度与合供模式在强调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或产品的主体地位的观点上不谋而合。

1.3 合供的分析框架

合供的分析框架可以是单一维度，即合供主体或合供环节。Brudney和England依据合供受益主体的规模将合供分为个人、团体和集体三类[5]。李华芳指出无论团体还是集体合供，均为个人自发组织参与合供，可统称为集体合供[6]。Voorberg等人依据公众参与合供的不同阶段，分为合作执行、合作设计、发起合供与其他类型4类[18]。该分析框架看似清晰合理，但忽略了一个情况：公众可以参与到合供的任意一个环节。综上，单一维度的分析框架亦或内容简单、不具有分析效果，亦或不能穷尽合供的所有类型，需要借用多维模型说明合供问题。Brandsen和Honingh将“合供环节”维度简化为设计和执行，同时增加“互补性”维度（是否补充了组织的核心服务），建立2×2的模型[19]。肖哲与魏姝结合合供的三类主体，增加行为特征维度（包括积极性的和约束性的），建立3×2的模型[4]。当前应用较广的分类框架，是Nabatchi等人提出的3×4模型。维度一是合供参与者，为个人、团体、集体3类，维度二是合供环节，为委任、设计、提供、评估4项。此分类框架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合供模式的复杂性，涵盖了合供模式的两个重要维度，便于开展实证分析[20]。

基于前人研究，合供模式分析框架的关键维度是合供参与者和合供环节。在老旧小区微空间更新中，合供参与者可能包括社区居民、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相关职能部门、社会单位和规划师等[21]；合供环节可分解为委任、设计、提供、评估，涉及社区居委会、业主、规划师参与环节较多，尤其是业主与规划师，需要全流程参与和投入。委任环节，社区党组织统筹社区资源，搭建合供参与各方平台；设计环节，社区居委会、规划师积极组织并收集业主意见，规划专业主体应引导业主提出诉求和修改方案；提供环节，各方提供资源，社会单位进行实施和项目落地；评估环节，业主可随时向社区居委会、规划师提出意见和建议，行使监督和评估权利（表1）。

表1 老旧小区微空间更新合供模式的分析框架Tab.1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production model in micro-space renewal of old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2 北京老旧小区微空间更新的困境

近年来北京市社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借助微空间更新建设起一批社区居民共享空间，兼顾了居民对社区休憩、游玩、交流和文化培育等多重功能的需求[22-23]。然而，老旧小区也面临多元主体需求矛盾、社区空间规划不当、更新政策和资金缺乏等方面的困境，限制了微空间更新的进程。基于合供理论视角，实际上是老旧小区公共服务供给动员力不足、专业性不强、覆盖面不广等问题。

2.1 供给动员力不足

社区内部利益主体多元、诉求复杂，公共空间时常成为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焦点。在老旧小区，一处看似完整的公共空间可能拥有多个产权主体，容易产生权责利问题，造成微更新前期统筹协调的困难，甚至建设、运维方面的障碍。这进一步导致专业物业公司不愿进入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缺失，伴随而来的是基础设施损坏却无人维修、空间侵占却无人管理等问题，加剧了公共空间的纠纷和矛盾。更重要的是，老旧小区通常情况下缺乏社区共同决策的组织和机制，致使社区居民这一关键合供参与者无法主动地改造和运营社区公共空间[24]。居民作为社区公共空间的主要权利人和直接使用者，对空间的使用方式有多样化的诉求和意愿；被动且形式化、不彻底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信任感难以提升，长此以往容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

2.2 供给专业性不强

老旧小区公共空间长期存在不合理利用、甚至侵占现象。受限于旧时建设标准和资金投入水平，老旧小区的物质空间难以匹配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诉求。尤其是在环境建设方面，一方面过去的社区规划注重实现居住功能，较少考虑居民活动的公共空间配置；另一方面原有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或遭居民停车侵占，或利用不合理。例如一些正在使用的公共空间设施老旧、存在安全隐患，还有一些因初期规划不合理导致使用功能不明、分区混乱等，这都是对社区公共空间的浪费[25]。面对社区微空间存在的规划、使用不当问题，最优的方式是引入专业力量。传统更新模式强调政府与市场、社会力量的合作，规划师作为市场或社会力量，为政府提供专业服务，而合供模式强调了多元化的社会服务离不开专业的生产者，规划师更多是为居民服务，为多元利益主体服务。

2.3 供给覆盖面不广

传统模式下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为政府部门，其提供的老旧小区更新政策和改造资金对社区内部微空间更新的支持有限。一方面，过去市政府将老旧小区公共区域更新纳入提升类项目，政策规定此类项目需要由产权单位、社会资本和居民共同出资，协商各方费时费力，实际操作难度极大。特别是一些急需解决的适老、适小问题，时间紧、利润低、运维成本高，立项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推进项目实施。另一方面，社区内部空间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政策规定的公共空间范畴，大部分针对环境提升、公共空间改造的政策和资金无法惠及老旧小区内部，进一步加剧了老旧小区微空间更新的难度。目前北京市社区更新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财政，市场融资渠道不足，居民出资意愿不高；市场和居民主体的缺位致使单纯依靠政府财政的更新工作举步维艰。亟需打破传统模式，撬动社会积极性，激发社区内部自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以破除政府更新政策、资金方面的限制，形成老旧小区微更新的良性循环。

3 北京老旧小区微空间更新的路径探索

通过实践观察，北京市老旧小区微空间更新模式探索多样、各有千秋。具体表现在街道层面，由于各街道的工作模式、资源禀赋差异，责任规划师与街道的合作方式不同，微更新模式的选择也不同。本研究选择海淀区的海淀街道进行观察和分析。针对上述老旧小区微空间更新面临的现实困境，探索合供模式下海淀街道微更新的路径，旨在增强社区公共服务居民动员力、提高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专业性、扩大社区公共服务参与覆盖面。

3.1 社区组织引领，增强居民动员力

社区各类组织策划和执行社区层面的合供项目，需要联结相关合供主体，整合社会资源，尤其是汇聚居民需求与偏好，组织和协调居民成为合供主体。居民与社区组织沟通交往的顺畅程度、满意程度将直接影响居民对合供项目的态度和认知，同时居民对于社区组织的信任感、义务感又能推动居民主动参与合供。

为更好地满足老旧小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激发充满活力的社区治理潜能，海淀街道建立和完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统筹协调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产权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共同推进老旧小区更新工作，搭建小微空间更新共治平台，持续开展“社区党建＋微治理”实践活动，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不断提升治理效能。

3.2 责任规划师陪伴，提高供给专业性

在关注社区中公共服务供给时，首先应当区分供给服务的类型。社区内部的公共空间问题，本质上是社区规划与设计问题，需要由规划专业人员将居民感受到的日常生活问题聚焦和深化，凝练成可以解决的具体问题。规划师的介入有效提升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专业性。2019年北京市发布《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京规自发〔2019〕182号），创造性地引入责任规划师，作为全市街区更新工作中的重要角色。

基于市级责师制度，海淀区独创了“1+1+N”责任规划师工作体系，即“1名街镇规划师+1名高校合伙人+N个设计师团队”，其中全职责任规划师的设置在各区制度中尤为突出。立足全区更新工作，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全职责任规划师入驻街道，服务社区，旨在为社区更新提供专业指导，激发居民协商社区更新项目，更重要的是，引导居民实际参与到更新项目中。

3.3 多元参与者联动，扩大参与覆盖面

联动高校与社会单位能够扩大参与覆盖面，增加合供参与者，让多方力量共同为社由责任规划师牵头，海淀街道成立了“城市更新会客议事厅”，召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周边高校团队组建街道专属的城市更新智库，推动街道形成一系列设计时尚、功能拓展的城市更新成果。

为确保老旧小区微空间更新项目短期见效、长期有效，海淀街道还建立了专项责任清单，派出相关部门科室责任人全程跟进，以项目管理责任清单方式推动“小微空间”系列改造活动，保证责任落实到位。同时鼓励居民通过捐资捐物、投工投劳等方式支持更新，实现更新项目多方参与、多方承担。合供参与者将自身的知识、技能或资源带入社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共服务或物品的成本，弥补了政策更新、资金支持有限的不足。

4 小南庄社区微空间更新实践

小南庄社区位于海淀街道的西南方位，始建于1973年，是典型的老旧小区。改造前小南庄社区缺少可供居民交流、游憩的公共空间，仅在14号与15号楼间有一处人防工程坡道和屋顶形成的平台。该处空间使用混乱、功能复杂，长期以来未得到合理利用。平时很多儿童私自攀爬斜坡，将其作为滑梯玩耍，存在一定安全隐患。2021年海淀区人防办联合海淀街道策划推出小微空间改造系列活动，选取此处进行更新（图1）。下文将采用合供参与者与合供环节的分析框架，以合供视角详细说明小南庄社区微空间更新案例。

图1 儿童滑梯乐园更新前（左）、更新后（右）Fig.1 Before and after comparison of children's slide park renewal

4.1 关键合供参与者

小南庄社区依靠物管会培育社区合供土壤，同时引入责任规划师连接政府、市场和居民。前者代表了集体合供参与者，兼顾社区居民和基层公共部门特征，后者代表了个体合供参与者，以及专业力量。

4.1.1 物管会：凝聚社区居民

小南庄社区仅有8栋居民楼，却有3个产权单位，由3家物业公司管理，长期以来居民与物业的关系复杂。2020年6月，小南庄社区组建物管会，积极沟通物业公司、社区居民各方，将3家物业公司变为一家，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管理的责任主体。新成立的物管会共有9名成员，即社区书记、社区居委会干部、产权单位物业人员和6位社区居民。物管会由社区书记主持，以社区居民为主体，在党建引领的作用下，其各方面治理能力，如凝聚居民力量、动员居民参与、解决社区问题等均优于居委会。物管会这一社区组织有效培养了社区合供的土壤，为接下来微空间更新工作奠定基础。

4.1.2 责任规划师：发挥专业与沟通技能

海淀街道现任的责任规划师受聘于2020年，此前有10余年相关工作经验，具备丰富的规划知识与技能。出于全职要求，加上居住地点的便利，海淀街道责任规划师得以长期驻扎在责任片区。同时，责任规划师与街道部门共同办公，经常与街道管理人员沟通、交流，因此对街道中各个社区的情况了如指掌。事实上，小南庄社区微空间更新的选点也是由责任规划师完成的，在前期摸排了街道内23个老旧小区的公共空间后，最终选定小南庄社区。由于社区微更新对治理精细化程度、多元主体沟通参与程度等方面的要求，无法单靠“自上而下”的政府执行或“自下而上”的居民自治实施，海淀街道责任规划师积极连接政府、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成为各方利益表达和协商的纽带。因此，责任规划师既是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合供参与者，又能连接政府、市场和居民等其他合供主体。

4.2 关键合供环节

小南庄社区的“儿童滑梯乐园”和“阶梯花园”更新项目经历了“共商—共施—共享”3个阶段。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合供环节：共商阶段包含合供的委任、设计环节，共施和共享阶段分别对应提供、评估环节。各环节中，社区公共部门、社区居民、责任规划师参与较多，几乎是全流程参与和投入。

4.2.1 共商阶段：居民委托，专业指导设计

委任环节由社区党组织搭建小微空间更新共治平台。首先，社区居委会和责任规划师对小南庄社区居民的更新意愿、思路和想法进行预调研，形成更新需求清单。其次，开展“童心手绘”活动，组织社区儿童畅想场所更新方案。此举有效降低社区居民对更新项目的敏感度和排斥心理，培养其对更新项目的认同感和参与感，调动居民主动改造的热情和积极性，最终形成对社区更新的责任感，与社区公共部门共同成为微更新项目的发动者。

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居民与社区职能部门共同协商策划，完成设计方案（图2）。专业力量包括责任规划师、微空间改造的设计团队，以及两所高校的师生团队，引导社区居民提出微空间更新的诉求，协助社区居民主导设计方案的制定和修改。为使居民实质上主导方案设计，方案内容被分为不同专题，菜单式地提供参考设计素材。居民可依据自身喜好，替换方案中的设计细节，直观地将自己的设想呈现在方案中（图3）。经过几轮协商讨论，由责任规划师、社区两委把控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最终形成各方认可的“儿童滑梯乐园”和“阶梯花园”设计方案。

图2 社区居民参与设计活动Fig.2 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e in designing

图3 社区居民设计更新方案Fig.3 Community residents design renewal projects

4.2.2 共施阶段：取之于民，多方提供资源

共施阶段，即提供合供产品的环节，由社区基层部门、责任规划师和街道三方筹措施工经费，专业团队进行施工建设。这一过程看似缺少社区居民，实质上施工细节和使用规范均为居民提出。在施工细节上，儿童滑梯乐园被要求加装约2 m高的木栅栏围墙，同时安装防撞角，给凸起的螺母装上橡胶螺母套。此外，为了防止流浪猫在沙坑中排泄造成污染，沙坑在非使用时间会加盖一层塑胶垫。在使用规范上，责任规划师介绍道：“设计团队最初打算让乐园完全开放，但后来意识到这个空间位于社区的两栋楼之间，孩子们玩耍时难免会产生噪音。经过与居民协商，最终选择加上了栅栏门，并限时开放，从而减少对周边造成干扰。”同时，社区居民完成了阶梯花园的装饰、布置工作。例如垂直绿化墙、可食用景观等所需的绿植，经过居民的选种和育苗，甚至花园中所用的土壤，都是社区居民厨余垃圾的再生产物。因此阶梯花园充分实践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图4）。

图4 阶梯花园全貌及一角Fig.4 A full view and a corner of the Jieti Garden

4.2.3 共享阶段：扩大成果，人人随时评估

社区居民在公共服务或产品落地过程中的实际行动还产生了衍生效应。已经参与合供的个人会吸引家庭成员、社区邻里等投入时间、精力甚至金钱进行微空间的运营和维护。正如社区居民所说：“我已经代表全家认养了阶梯花园中的两个小花坛，打算以后带着孩子共同参加花园的维护工作。”当社区居民参与到合供的某个环节，付出了实际行动，必然会更加珍惜和爱护合供成果，主动参与到运维工作中。例如小南庄社区成立了会客厅花园服务志愿队，社区居民踊跃报名，承担花草养护、浇水等花园维护工作（图5）。

图5 社区居民维护阶梯花园Fig.5 Community residents maintain the Jieti Garden

乘着居民参与感、满意度提升的良好势头，责任规划师和设计团队积极谋划面向儿童的活动，在微空间开展工作坊——围绕阶梯花园的生态系统，指导儿童制作昆虫屋、蚯蚓塔，或鼓励儿童挨家挨户地征求居民意见，利用阶梯花园中的植物设计“楼门文化”标签。试图培养儿童参与决策的兴趣与能力，培育儿童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滚雪球”式地让儿童带动更多人参与社区事务。

无论是受到已经参与合供个人的号召，还是因为身边儿童的带动，小南庄社区合供成果共享的范围得以扩大。到了合供评估环节，有更多人关注其效果和功能。尽管没有固定的评分标准，但所有人能随时向社区基层组织、责任规划师提出意见和建议，行使监督和评估权利。这有助于增强合供成果运营、维护和监督的力量，反过来促进成果共享。

5 结语

微空间更新扩容公共空间，拓展服务功能，扩大服务半径，助力减量提质，是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的重要实践。本研究旨在探索适用于北京市老旧小区微空间更新的新路径，对比传统更新模式，合供模式有如下优势：

（1）成功的合供模式有助于形成社区微空间更新的良性循环。具体表现为：合供模式促进老旧小区微空间更新实施，更新后的公共空间反过来增强居民合供意愿。在小南庄社区更新案例中，合供模式整合公众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资源等投入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营造有品质的社区公共空间。这既提升了社区公共服务的效果，又满足了公众对良好社区活动空间的需求。Marschall指出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有利于积累社会资本、维系社区互动、增进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供给提供便利条件[26]。合供模式下，围绕社区小微空间展开的更新改造不仅使社区居民从旁观、议论的角色转变为生产的角色，还无形中拉近了邻里关系，撬动了整个社区的活力。合供联结各方力量汇聚于社区，在此过程中，公众可以积累社区社会资本，提高社区议事、协商能力，真正实现社区生活“当家作主”；社区可以发展本土非营利组织，培育社区自治能力，营造幸福和谐的社区环境，实现社区合供模式的永续发展。

（2）规划师介入提升微空间更新的合供效率。通常情况下，基层政府或公共部门掌握微空间更新的资金，规划专业人员具备微空间更新的知识和技能，社区居民作为微空间更新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现阶段我国不断强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城市规划逐渐从传统的技术性工作转变为广泛的治理行为，各地不断涌现出如责任规划师、社区规划师等服务基层治理的制度。北京市实施责任规划师制度有效促进了居民合供行为、提升合供效率。制度要求责任规划师从传统的专业技术工作者，转向规划过程中具有交往能力的管理者、沟通者和协调者，从而走进社区、融入居民。在小南庄社区案例中，合供模式之所以成功，在于责任规划师掌握丰富的社区信息，具有广泛的社区人脉，以极高的工作热忱，积极沟通、协调所有合供参与者。责任规划师运用专业知识、沟通技能等促进合供各个环节的执行，成为当前社区规划或更新实践中的关键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