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及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贤成毅， 洪璐瑶

(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大国之一，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前列[1]。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金融降低了传统金融对物理设施的依赖，可以有效缓解金融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信用风险等问题，从而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水平[2]。普惠金融意在完善基础设施，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在科技革新与产业革新发展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衍生出数字普惠金融，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弥补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金融服务的不足，兼备低成本、高便利、广覆盖等优势，在提升区域创新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机制、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区域经济增长。

投资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之一，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合理分配稀缺资源，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从而对国内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3-4]。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以固定资产投资驱动地区经济发展已呈现乏力态势，而对于以投资为经济发展主要动能的区域来说，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是否还能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点以带动经济发展，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如何?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传统驱动力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能否通过影响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来作用于经济增长？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选取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固定资产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进一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第二，丰富有关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的研究；第三，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效应，为不同区域制定合理的经济增长战略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加了金融服务风险，阻碍了经济增长，但大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郝云平和雷汉云[5]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经济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任碧云和李柳颍[6]研究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即数字支付服务、数字借贷服务以及数字金融服务的发展与完善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钱海章等[7]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作为准自然实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成学真和龚沁宜[8]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基准回归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微观层面讲，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拓宽了金融服务范围，减少了对区域内个体用户、中小型企业等微观主体的金融排斥，有利于合理配置区域金融资源，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突破了时间与空间限制，有利于微观主体借助数字普惠金融的低成本、高便利优势开展经济活动，从而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活力。从宏观层面讲，数字普惠金融缩小了区域内城乡数字鸿沟，缓解了相对贫困，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以上理论依据，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二)固定资产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的固定资产，包括房产、机器等。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后，国内学者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研究多侧重于区域创新方面，鲜有学者探究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能够通过释放需求效应刺激经济增长，通过供给效应形成的产能促进产出水平提高。不论经济增长动力是否转型为创新驱动，固定资产投资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9]，但这一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4]，保持适度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重要作用 ,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10]。此外，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区域经济水平持续提升的基础，而实体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有效投资。因此本文认为，固定资产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

(三)数字普惠金融、固定资产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

目前学术界主要基于中介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刘伟等[11]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论证了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肖威[12]利用面板数据进行面板分位数回归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存款机制和贷款机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完善存贷款机制，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杨刚和张亨溢[13]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为区域创新提供更多资金，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以往研究忽视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投资的影响，尚未有学者以区域固定资产投资为中介变量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信贷约束会影响固定资产投资，金融信贷资源的配置与供求常常影响着企业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冯智杰和刘丽珑[14]构建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模型探究数字技术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金融科技降低了金融准入门槛，增加了对弱势群体的金融资源供给，影响了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结合的产物，相较于传统金融，其普惠性更强，更有利于信贷等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区域内企业更有动力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获取贷款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来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以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由于部分数据缺失，研究样本中不包括西藏与港澳台地区的数据。本文按照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将我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及海南11个省份，其余省份为中西部区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其余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地方统计局官方网站、Wind数据库以及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区域经济增长(EG)：采用各省份年人均GDP绝对数表示区域经济增长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FI)：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解释变量之一。该指数从总体层面及各维度层面刻画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动态演化过程。本文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标来衡量全国各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INVEST)：采取各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来衡量不同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3.控制变量

人口年龄结构(dependency)：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劳动力比例的变化。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优化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劳动力；另一方面，劳动力比重上升，剩余资金转化为消费与储蓄，从而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本文选取总抚养比指标来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为经济增长提供适量资金来影响经济增长水平。

政府财政支出(government)：财政支出是政府维护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选取各省份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政府财政支出水平。

贸易开放(open)：贸易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直是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内容。为进一步探究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

高等教育比重(college)：高等教育比重高低是影响区域技术进步与创新的重要因素，与区域经济增长高度相关。本文选取区域内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占6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高等教育比重。

(三)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

根据前文分析，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lnEGit=θ0+θ1lnFIit/INVESTit+θ2Zit+

δi+εit

(1)

式(1)中，i与t分别表示地区与年份，EGit表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FIit与INVESTit分别表示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Zit表示控制变量，θ0为截距项，θ1为数字普惠金融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待估系数，θ2表示各控制变量系数，δi表示各省份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εit为随机误差项。

2.中介效应模型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为中介变量，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lnEGit=α0+α1lnFIit+α2Zit+ω

(2)

INVESTit=β0+β1lnFIit+β2Zit+φ

(3)

lnEGit=γ0+γ1lnFIit+γ2INVESTit+

γ3Zit+ξ

(4)

式(2)至式(4)中，EGit为区域经济增长水平，FIit为区域数字普惠金融水平，INVESTit为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水平，Zit为控制变量，α、β、γ为待估系数，ω、φ、ξ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一)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指标统计值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均值为10.8117，标准差为 0.4335，表明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各解释变量中，除高等教育比重差异较小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政府财政支出、贸易开放程度等均存在较大差异。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对基准模型进行邹检验，结果显示F值大于临界值，因此拒绝原假设。再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0，显著拒绝原假设，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中的模型1与模型2所示。

表2中的模型1和模型2分别展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仍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进一步分析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后发现：(1) 人口年龄结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人口年龄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呈高度相关关系，即区域人口年龄结构优化、劳动力比重增加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2) 高等教育比重系数在1%、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高等教育比重增加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能够促进区域知识水平与区域创新水平提升，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3) 政府财政支出系数显著为负，即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为负相关关系，财政支出比重的增加致使区域经济负向增长。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但长期来看,支出的扩张以赤字率与债务率为前提，财政风险增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下降，不利于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4) 外商直接投资系数为正且较为显著，即外商直接投资促使区域经济显著增长，带动区域技术进步与地区就业人数增加，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效应。(5) 贸易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一方面，贸易开放程度提升有利于国内利用国际资源发展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贸易开放程度提升会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且国际经济波动能够通过传导机制对国内经济产生负向影响效应，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正向效应与负向效应相抵消，因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采取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来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稳健性，采用资本存量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代理变量来衡量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稳健性。参照张军等[15]的做法,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计算中涉及的指标主要有基期资本存量、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实际投资额，折旧率取9.6%。结果如表2中的模型3至模型6所示。可以看出，回归结果稍有变化，但各变量系数的正负与显著性大部分没有发生变化，证实了本文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2 基准模型与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四、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固定资产投资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得到更稳健的结果，本文对30个省份进行分组，探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固定资产投资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与中西部两大区域，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更大。从理论上来讲，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与数字化特征可以使金融活动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使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化水平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的更多经济个体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受益。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更大。究其原因，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经济条件更优越，人口稠密，经济活动更活跃，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在这种区域集聚效应的影响下，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更大。异质性分析估计参数的正负与显著性水平较基准模型不存在明显变化，进一步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3 异质性回归结果

五、中介效应机制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提升均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从理论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能够为区域内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可以通过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来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如表4所示。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部分中介变量，数字普惠金融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进而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如表5所示。

表4 系数乘积bootstrap显著性检验结果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测算2011—2019年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并分区域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提升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传统驱动力仍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第二，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研究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对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部分中介变量；第三，数字普惠金融与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二)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民营企业经济体数量占比大的省份，更应采取金融体制创新与改革发展战略，推动存贷款金融服务转型升级，利用数字技术完善普惠金融体系，以支持区域内中小微企业发展。一方面，大数据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对中小微企业信用风险的精确评估，为信用风险低的企业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另一方面，加大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支持力度，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合理制定投资发展战略，实现多轮驱动。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但对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来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定投资发展战略。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存在多种推动因素，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单独经济变量时，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不尽相同，这并不是否定投资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一结论的稳健性，而是在制定投资发展战略时，各地区应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制定合理的投资方案，并积极寻找经济增长的其余推动力，共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表5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第三，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优化区域投资结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提高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根据异质性分析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促进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提升的边际效应更强。中西部地区应继续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对弱势群体数字化转型的带动作用，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促进普惠金融进程，提升区域内投资主体发展线上业务的能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应结合数字技术持续健全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利用数字普惠金融优化投资结构，完善线上线下投融资平台，为投资者营造成本低、便捷程度高、安全性能强的金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