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生态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有效衔接的探索与启示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为例

谢 谷， 陈 麒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实现生态保护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双赢是我国乡村生态振兴的主要目标。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生产大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但生态极端脆弱的滇桂黔石漠化片区依然受到资源、环境和生态三重刚性约束。为此，我国一直在这些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开展着以生态扶贫为主的大规模扶贫事业。在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2020年底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然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复苏脆弱，气候变化挑战突出，我国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后仍面临如何稳定住、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的难题，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任务繁重艰巨[1]。位于石漠化片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将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顺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在充分利用和转换“体育+文旅+扶贫+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推动形成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的生动局面。

一、生态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衔接的内在逻辑

针对生态问题，脱贫攻坚过程中主要强调的是生态扶贫，其重心是利用生态资源实现脱贫，而乡村振兴中强调的是生态振兴，其重心是在实现脱贫的基础上促进乡村生态绿色发展，即前者的重心是扶贫，后者的重心是生态。但是，生态扶贫和生态振兴都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4这一理念。通过生态保护和发展生态产业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从而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在价值、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内在一致性。

(一)共同的价值内核：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面对泛滥的工具理性和异化的生存状态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只有把自然观和历史观内在统一起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才能指导人们真正立足于现实，推动生命共同体和谐发展。在推进生态扶贫和乡村生态振兴的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共同价值基础上逐步探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无论是生态扶贫还是生态振兴都坚持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则。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向来是唯物主义的，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161。虽然人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能够随心所欲滥用主体性权力，因为自然界始终具有“优先地位”[3]529，是人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人是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4]38-39。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不可能脱离自然界且不受其制约，这就要求人在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同时，必须保护生态，即要想解决生态与贫困问题以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倘若不遵循自然规律进行生产活动，沉浸在工具理性遮蔽下财富急剧膨胀的假象中无法自拔，那么自然界也会对人类进行报复。因此，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价值理念必须在生态扶贫和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序列中始终排于首位，人类只有源源不断地与自然进行合理交换才能实现永续发展。

(二)一致的理论指导：传承拓新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乡村是人与自然联系最为密切的共生互证区域，农业劳动是自然的赐予和自然的生产力[5]22。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回答了一系列乡村生态治理问题，为我国生态扶贫和乡村生态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一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回答了乡村生态为谁发展这一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生态环境和“三农”问题成为影响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明显短板[2]11。为解决这个矛盾，习近平总书记紧扣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推进生态扶贫和乡村生态振兴，把农村建设成“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打造成“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这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6]111-115。另一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回答了如何实现乡村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无论是生态扶贫还是乡村生态振兴，都需要久久为功。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已经有所好转，但是仍然面临着“治存量”“遏增量”的问题[7]，需要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农村和农业发展始终，实现跨越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2]24。具体而言，就是既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又要发挥生态环境的潜在生产力作用，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绿色发展难题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方法论。这些重要论述既展现了贫困治理实践的生态向度，又彰显出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取向，指引着生态扶贫和乡村生态振兴积极探索经济发展、群众增收与生态建设三者相互促进的新模式。

(三)相通的实践基础：纵深推进的生态环境保护战略

生态扶贫和乡村生态振兴都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总体上，乡村生态振兴是生态扶贫的升级版，是生态扶贫战略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纵深推进，二者在战略路径上的接续性和战略目标上的协同性具有相通的实践基础。在路径上，生态扶贫和乡村生态振兴都以生态治理恢复为重点。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优先发展生态产业，实现生态环境治理恢复与脱贫攻坚协同推进，为乡村生态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虽然这些地区的农民依靠易地搬迁、生态旅游、绿色产业等措施基本摆脱了绝对贫困，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仍然不高，生态产业发展缺乏持续动力；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还比较脆弱，环境污染风险较大；他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还不强，生态行动能力和生态建设意识有待提高。可见，这些刚实现脱贫的地区一旦遭遇市场偏好转换、环境突发事件、产品价值减弱等风险，极有可能再次陷入贫困旋涡，因此在由生态扶贫转向乡村生态振兴的过程中要延续生态治理。在目标上，生态扶贫和乡村生态振兴都追求包容可持续的生态发展。生态扶贫的目标在于通过吸纳贫困人口参与生态保护等工程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而乡村生态振兴的目标在于通过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来推动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伴随着“输血式”扶贫开发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我国的扶贫开发逐渐转向包容可持续的贫困治理和“造血式”模式，形成了以生态扶贫为起点的绿色产业，进而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二、生态扶贫衔接乡村生态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

“到2025年……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8]作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阶段的目标，其实现程度取决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脱贫攻坚成果能否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此，党和国家特意提出“四个不摘”和“设立衔接过渡期”，保障二者有效衔接。生态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更需要强化生态扶贫成果的转化运用，但是生态环境脆弱的脱贫地区往往会因生态环境问题而面临返贫风险，给生态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的衔接带来巨大挑战。

(一)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不足，生态振兴阻力较大

美丽乡村建设目标提出以来，农村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畜禽养殖污染、化肥农药污染、秸秆焚烧、废弃农膜污染等突出的环境问题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解，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后，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更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加速期，人们向美丽乡村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农业面源污染等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从治理结构来看，我国农村尚未形成全要素和全环节的多元治理结构，政府承担责任过多，社会组织的环保支持不足，乡镇环保企业治理优势不突出。与城镇相比，大多数农村环境治理项目缺乏显著的经济效益，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生态治理的动力明显不足。从法治环境来看，农村环境的“软法”治理还不够系统成熟，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软法”中的内容还不够齐全完善，执行效力不强，责任边界不清。在日常的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农村应对突发状况的措施相对匮乏，碎片化、粗放式和局部性治理现象依旧存在。从治理主体来看，农民是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但是农村“空心化”现象较为普遍，儿童和老人囿于文化程度和精力，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贡献有限。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对生态环境治理不够重视，农村缺乏本土化、地区性的环保传统，而城市先进的环保观念也只是被单向度灌输到农村，未能真正被运用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可见，我国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可持续性治理能力仍然不足，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配合、共同参与，补齐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短板，实现乡村生态振兴。

(二)生态产业增收效果甚微，生态振兴潜力不足

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我国部分农村地区以“党建+产业”模式初步建立起乡村生态产业，创设了农产品品牌，乡村集体经济和二三产业得以发展，农民收入也因此得到增长，实现了脱贫。但是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多以第一产业为主，二三产业比重较小，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低，农产品品牌效应弱，应对风险能力不强。虽然部分“短平快”产业的集聚效应已在短时间内凸显，但是还未真正建立三大产业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未能发挥出农民作为乡村建设主体的作用，乡村发展中农民主体缺位的风险扩大，乡村生态振兴潜力不足。一方面，生态资源产权不清制约生态产业的发展。一直以来，在脱贫政策统筹下，生态扶贫的生态资源和产业资金以行政配置方式实现了生态的“产业化”和产业生产的“生态化”，但是对于这些生态资源的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问题还没有形成科学、统一、规范的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资本对乡村生态产业的投资。另一方面，生态资源规划不科学掣肘生态产业的整体性。由于缺乏社会资源的支持，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扶贫方式主要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上。这种扶贫方式虽然具有见效快、风险小的优点，但是也会出现扶贫目标偏离的情况，过多依赖开发旅游线路、建设景观饭店和打造人工景点等开发方式，导致生态资源得不到科学合理的规划。这不仅会阻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会使这些地区逐渐脱离市场需求，不能形成持久的后续“输血”能力。另外，由于这些地区刚刚实现脱贫，经济发展还相当薄弱，市场销售还未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生态产品种类同质化严重，生态产业低端化泛滥，生产的产品往往难以被销售出去。

(三)自然环境灾害事件频发，生态返贫风险较高

环境风险是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威胁[9]。长期以来，我国贫困地区多数位于山区、边区等偏远地带，尤其是一些曾经的深度贫困地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大多地处生态结构异质性极强的我国西北、西南地区。虽然已经实现脱贫，但是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本身较为脆弱，洪涝、沙尘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和生态危机不断，返贫风险较高。在推动“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我国对水源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等生态敏感区进行了生态补偿，但由于生态补偿效益回馈周期较长，污染物排放、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仍然容易引起突发环境事件(见表1)，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很大损失(见表2)。自然灾害的突发性和不可控性会在短期内给脱贫地区造成相对集中的重大经济损失，加剧因灾返贫的风险[10]。

表1 2012—2020年我国部分省份突发环境事件数量

表2 2012—2020年我国自然灾害及损失情况

三、走可持续发展生态扶贫道路的马山经验

(一)马山县生态扶贫的主要成就

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滇桂黔石漠化治理片区县，该县东部和西北部由喀斯特峰林组成的大片石漠化区域占县区总面积的一半，生态环境极度脆弱，曾是我国典型的贫困主体涉及面广、贫困程度深、脱贫任务重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马山县共有11个乡(镇)，常住人口为38.24万人，其中乡村人口为26.62万人，占总人口的69.62%；马山县的少数民族人口为31.11万人，占总人口的81.37%，其中壮族人口居多，有27.95万人，占总人口的73.08%[11]。“十三五”以来，马山县把脱贫攻坚任务摆在县域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贯彻生态发展理念，形成“体育+文旅+扶贫+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有效激发了县域经济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2015年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马山县各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产业调整中的动力势能集中凸显，近5年第三产业占比基本都超过50%(见图1)。同时，人均GDP逐步提升(见表3)，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2018年突破万元大关，5年内翻了近一倍(见图2)。2020年5月，全县75个贫困村、14.9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马山县顺利退出贫困县序列[12]。

图1 2012—2020年马山县各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图2 2012—2020年马山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二)马山县生态扶贫衔接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探索

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建设美丽乡村。处在广西大石山区的马山县通过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加强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发展生态特色产业，推进了马山县的美丽乡村建设，探索出一条符合县域特点、适合县域发展的“体育+文旅+乡村振兴+县域经济”的新发展道路。

1.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作为全国生态示范区，马山县充分依托脱贫攻坚阶段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推动县域农业绿色发展。一方面，利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创设地区农业品牌，发展现代生态农业。马山县充分发挥“四市五县一区”的区位优势和得天独厚的喀斯特生态景观资源优势，大力实施农产品品牌发展战略，壮大特色农业品牌，通过聘请农业科技专家、落实经费保障、推动产销融合等措施扶持品牌产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资金融通、政策支撑、福利补贴等方式盘活农村农业经营模式，鼓励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县政府出台惠农政策，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经营方式，鼓励农民以土地流转、投资、技术投入等方式入股，由党员和经济能人带领贫困人口就业，在金钗镇巴更屯探索出了“金钗巴更模式”立体生态农业。2019年，马山县的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达到143个，全县规模以上特色农产品基地发展到258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累计达651家，“马山黑山羊”“马山里当鸡”等多个农产品品牌相继推出[13]。

表3 2012—2020年马山县经济产业增长状况

2.加强乡村生态环境保护

马山县将过去生态扶贫创造的生态环境优势转换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强大动力，通过严格落实生态补偿脱贫政策，设置1346个生态护林员岗位[14]，不仅提高了农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而且安置了一批贫困人口，有效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让扶贫对象实现了自身劳动价值，减少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理。同时，马山县大力推进农村重点生态工程项目建设，不断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打造生态宜居新农村。为了应对石漠化灾害，马山县开展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工作以保持水土，如在水源区进行桉树林改造，种植油茶、柑橘、香樟等生态树种。因此，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不仅没有随着产业开发而恶化，反而得到了保护与修复，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为马山县生态旅游的优势资源，有力地促进了乡村振兴。

3.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的好坏直接关乎农村居民的身心健康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为打造“美丽马山·幸福乡村”，马山县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风貌提升行动，按照“干净、整洁、有序”的标准，立足工作实际，开展“三清一改”整治活动，集中加强农村环境治理。一方面，推行“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运输、市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模式，开展农村改厕和污水处理等行动，2020年全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7.8%，全县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7.37%[12]。另一方面，有序推进整治河道、升级农路、拆除破旧违章建筑等专项工作，切实让村容村貌焕发光彩，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村民幸福感。此外，马山县加强宣传工作，倡导全民共同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效促进了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理机制的建立。

4.发展生态特色产业

马山县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生态资源优势，延续生态脱贫经验，巩固生态脱贫成果，发展生态特色产业。一是发挥生态优势，拓展农业功能，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通过打造生态农庄，发展农事体验、亲子游学等旅游产业，拓展农业功能，增加村民就业渠道，提高村民收入。二是以民族文化引领民族聚居型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为“留住乡愁”，马山县将“马山文化四宝”和“中国农耕大舞”等少数民族文化习俗融入小镇开发中，推出了永州红色文化小镇、古零特色体育小镇、金钗特色商贸小镇，凸显了乡镇的文化底蕴。三是结合喀斯特地貌特点，打造攀岩小镇和生态马拉松系列赛，“体育+”马山模式不断深化，生态旅游发展持续升温，原来的“贫瘠石山”变身为“金山银山”。

四、推进生态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

“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在乡村地区，如何将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如何用好脱贫攻坚阶段积累的生态扶贫经验和成果、如何规避乡村振兴阶段可能出现的生态隐患等成为乡村建设发展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切实推进生态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有效衔接。

(一)坚持党对乡村生态振兴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必须坚强，党员队伍必须过硬[15]。在生态扶贫过程中，党的领导优势和效能得到充分彰显，党组织是脱贫攻坚的“主心骨”，而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更需要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优势。一方面，党组织要继续坚持“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把乡村生态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创新政策供给。继续实施生态工程建设，增加对生态产业的资金支持，增加对刚刚脱贫的经济薄弱地区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积极转变工作思路，引导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一要转变角色定位，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党要从脱贫攻坚“主心骨”变身为乡村振兴“主心骨”，在实现生态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二要转变工作目标，将目光从“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生存目标聚焦到生态振兴和生态宜居的生活目标上；三要转变工作重心，由生态扶贫期间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培育生态产业转向乡村振兴时期的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6]111，真正使乡村能够留住鸟语花香；四要转变工作方法，绝对贫困问题消除后，接着需要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如果说解决贫困问题主要靠“输血”的方式，那么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则需要靠“造血”的方式。乡村地区有着独特的生态、农业和人文资源，应该支持农民依托乡村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进而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

(二)构建生态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的衔接转换机制

要振兴，必脱贫，绝对贫困的消除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三农”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向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振兴，因此需要进一步构建二者的衔接转换机制，实现平稳过渡。我国刚刚从绝对贫困的认知体系中脱离出来，需要在认知和思维方式上进行转换和更新，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覆盖内容、实现机制进行系统研究，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构建生态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的衔接转换机制。一是要推动建设主体转换，建立乡村生态振兴共治共享机制。在生态扶贫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组织优势展现出了力量集中、资源统一、效果突出的生态治理优势。如今，面对乡村生态振兴这个长期性的任务，既要发挥好生态扶贫中形成的政府主导这一组织优势，也要继续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实践机制，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格局中打造多元协同、市场运行、治理科学的乡村生态振兴体系。二是要推动体制机制转换，建立乡村生态振兴制度供给与能力建设配套机制。乡村生态振兴作为体系化的生态治理模式，既需要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合力解决绿色发展技术难题，尤其是要增强监测和应对自然灾害高发地区生态风险的能力，也需要创新人才政策、培育发展环境、创设发展条件，留住在生态扶贫期间前来乡村支援的科技人才、企业组织、建设资金，吸引和激励更多人才参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三是要推动考核评价标准转换，建立和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生态优先必须落到实处，但在经济发展中，低环保水平的项目往往更具有短期高收益的诱惑，同时落实环保决策涉及多领域、多环节，因此更需要完善的考核评价机制。既要杜绝“环保让路”的现象，又要避免环保过度的“一刀切”做法；既要推动生态扶贫向绿色长效增收转变，加快生态产业提质增效，又要同步优化生态补偿机制，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

(三)做强做旺做活乡村生态产业

发展生态产业是实现致富的最根本最长远的措施。乡村振兴要逐步推动乡村生态产业从“有”向“强”转变，这就要求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独有的生态资源，培育相对稳定的特色产业，促进经济发展。一是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农业。我国许多农村地区在气候、土壤、植被、特产等方面拥有优越条件，应该引导这些地区的农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做好生态农业规划。同时，可以在这些地区推广循环农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形成高效农业产业集群，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有机统一。二是立足产业融合，培育生态工业。延长生态工业链条，对农林牧副渔产品进行统一收购、加工、包装、运输、销售，并与城乡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步对接，拓宽贫困人口增收致富的渠道，探索“龙头企业+生产基地+贫困户”的创新型生态扶贫模式，同时淘汰落后工艺设备，以环保、创新为引擎，引入绿色产业管理模式。三是守护绿水青山，打造生态康养文旅产业。发挥我国乡村地区水美、山青、环境好的天然优势，将绿色康养与地方的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农副产品、生态旅游等融为一体，打造复合型生态产业基地，同时优化投资经营环境，引入社会资本，吸引创客到农村投资创业，培育生态领域专业化经营开发主体。

(四)培育农民的内生发展能力

农民作为主体，对实现生态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关键作用。首先，要对农民群众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农民的参与度。既要通过开展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来提高农民对就业创业的认识，帮助农民提高就业创业能力，鼓励农民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来，也要通过文化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帮助农民学习防灾、减灾的知识和技术，增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培育农民的内生发展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力。其次，要营造良好的美丽乡村氛围，提升农民的幸福感。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因此一方面应该继续加强美丽新农村建设，另一方面应该引导广大农民树立环境保护意识，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的居住幸福感，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最后，要建立农民绿色增收长效机制，强化农民参与乡村生态建设的物质支撑。实现绿色增收既是农民自我发展的前提，又是乡村生态振兴的应有之义。乡村生态振兴过程中，要指导和帮助农民进行绿色种植，鼓励和引导农民参与绿色农产品开发、加工、销售，培养农民的市场风险意识和绿色安全意识，提升农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让生态产业发展惠及农民，吸引更多农民投身乡村生态振兴。

五、结语

乡村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内容，推进生态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有效衔接有着必然逻辑，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内核、一致的理论指导、相通的实践基础，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可持续发展上具有融通性。这也决定了在乡村生态振兴实践中必须紧紧围绕创新生产、绿色生活与和谐发展的主题，构筑起良好的生态循环系统。一直以来，以广西马山县为代表的受资源、环境和生态三重刚性约束的“贫瘠之地”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的“硬骨头”，生态振兴阻力较大、潜力不足，生态返贫风险较高。在这些地区，如何用好脱贫攻坚阶段积累的生态扶贫经验和成果来规避乡村振兴阶段可能出现的生态隐患，并将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是乡村生态振兴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要想回答和解决好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为农村生产生活扎牢生态红线的制度藩篱，更需要在国家、农民、社会的多元振兴格局中强化乡村建设能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