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及新进展

沈俞均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一、引 言

长久以来， “物质” 研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在自然科学范畴里，物质的 “创新” 始终是热门讨论主题，这类研究往往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来呈现某一物质从 “被发现” 到 “成功应用” 的直线过程。然而我们会发现，关于物质开发的失败案例是鲜少被提及的，因此，无论是新物质还是新科技的研发，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普遍呈现一种乐观倾向，缺乏从更广的面向来探讨其潜在的问题和风险。社会科学对物质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新物质实际应用一段时间后，它对社会、文化和生活带来的影响，其关注的议题包括物质的生产与 “过度生产” 、物质的应用与误用等问题。当前，世界正处在物质革命新阶段，人们所使用的物质处于一个具有创新性、多样性变化的历史性时刻，这场革命不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它也为社会和文化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由亚当·德拉津和苏珊·库赫勒主编的《物质的社会生命：物质与社会研究》（The Social Life of Materials：Studies in Materials and Society）是在社会科学对物质研究的号召之下诞生的一本论文集，书中共汇集15篇来自不同领域人类学家的物质民族志研究，他们对物质生命的共同关注点可归纳为五点：物质如何体现其本身的生命力；物质如何产生影响力；物质如何具有意义；物质如何被认知；通过物质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形式[1]（13～27）。

科学、历史、考古、艺术等学科对物质的研究各有其重视的面向，这些面向相辅相成，但也可能彼此冲突。回到人类自身，我们都是物质的感官载体，我们以物质的感官经验建立起对世界的认识。通过《物质的社会生命：物质与社会研究》，我们能梳理出不同学科对于物质的研究方法及案例，该书也试图探讨如下问题：为什么要对物质和社会进行民族志研究，什么学科方法能应用在物质研究中，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来研究物质，用什么样的措辞（terms）和术语来解释该研究。《物质的社会生命：物质与社会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探讨、反思物质生命传记的视角。

二、人类学对物质的研究

自人类学学科成立以来，物质文化就进入其研究范畴。早期的人类学在物质研究上多注重技术和原始艺术的内容，古典进化论时期的人类学家希望从物质的演变中探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起源及发展过程，他们大多以生产工具、器物、技艺等物作为研究主体：泰勒在《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一书中讨论了人类在不同进化阶段对工具和技术的使用[2]（149～178）；摩尔根在《古代文化》一书中将人类对火、弓箭、陶器等的发现作为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进化到文明的发展标志[3]（29～40）。

后来的传播论则认为人类的文化是在起源地形成后，经由人类的迁移传播开来的。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将物质文化视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借此作为各民族之间历史联系的证明[4]。格雷布内尔在其 “文化圈” 理论中也将物质文化视为区分不同类型文化的标志之一[5]。到了历史特殊论时期，学者开始着重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其关注点大多在原住民文化的分析上，如陶器、木雕、服装等物品被视为原住民在不同时间和地域的文化特色，历史特殊论对物质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拼凑人类发展的脉络，而是借由各民族物质文化的差异性来肯定不同文化的历史特殊性。可以确定的是，19世纪以后的人类学家多将工具、技术、原始艺术等物质文化视为人类文明的特征，并认为它能反映各民族的精神及文化。

到了结构功能论时期，其理论核心是将文化和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关注文化要素与整体间的关系，而物质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其存在与发展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类社会体系的需求和运转。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对物质文化（如独木舟、贝壳手镯）的细腻描述旨在呈现物质文化对社会个体和集体的满足功能[6]（23～76）。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安达曼岛人》一书中将安达曼岛人及其周围岛民的活动和所使用的技术、产品予以比较，分析了不同岛民族群在社会组织、仪式习俗、神话传说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及其潜在原因[7]（65～97）。随着民族志方法和研究技术的逐渐成熟，学者对物质文化的描述更加细腻，呈现了物质文化在人类社会文化中的状况。然而，我们也发现在各类田野调查研究中，物质文化始终作为解释文化、社会功能的一种 “附带品” ，物质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和价值大多被忽略。

法国社会学派出现后，学者开始对人类的 “技艺” 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涂尔干和莫斯合著的《原始分类》中，他们将文化分类作为研究重点，并指出基本的概念或范畴，认为空间、时间、因果性、矛盾性等必然产生于社会中，它们不是从个人的经验中得到的，而是产生于集体意识或集体观念，是通过社会压力强加给个人的[8]（88～95）。其中，最初的逻辑范畴就是社会范畴，最初的事物分类就是人的分类，事物正是在这些分类中被整合起来的。因此，若能理解人们最初对事物（如图腾、时间、空间）的划分逻辑，将能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秩序的建立机制。之后，莫斯开始对非西方社会的馈赠行为进行研究，以此反思西方社会中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一书中，莫斯指出：礼物之 “灵” 紧密地将物系于人，使物可以等同于人，由于物可以与人等同，它便可以成为人的替代品，因此可以被赠予他人[9]（149～177）。从某种意义上说，莫斯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物质文化的另一种路径，他使物质文化研究超越了搜集、整理、描述文化特质的经验层面，而把物视为文化的重要分类范畴，赋予物以关键性地位。

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论中，物质文化被用来分析人类体系中的对立关系，借以突出人的思维结构，他在莫斯的礼物研究基础上对妇女在婚姻制度中的交换行为做了分析。他指出，人类社会的真正本质在于交换，即物、人及信息的交换[10]（140～176）。通过研究交换行为，我们能够了解社会文化的深层语法。在象征人类学中，物质文化被视为象征符号并作为文化意义的载体，是促成仪式进行、维护社会团结的工具，例如，特纳不仅将物视为象征符号，也作为功能性的、能驱动人类行为的动力[11]（278～327）。

20世纪80年代后，实践论的范式渐渐成型，其理论核心在于理解社会和文化本身如何通过人类的意愿和行动而产生和再生产。布尔迪厄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指出，人们通过与物质文化相关的生产、交换、消费、使用等实践行为再生产出社会结构，创造出新的社会秩序[12]（762～766）。丹尼尔·米勒在《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一书中认为，文化没有独立的主体，因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都不能看作是它的起源，因为两者与文化都是不可分的，物质在多大程度上构成文化也就在多大程度上被文化构建[13]（55～80）。因此，他提出了主客体不分、主客体相互构成的观点，肯定了物自身的价值，为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当代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除了延续过往的传统领域，从物去探讨主客体关系、商品交换、权力、意识形态等，也更多地从不同的领域和学科去探讨物的生命意义，及其对人类社会、文化等产生的影响。

三、物质研究的新议题

人类学对于物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歇。1986年，印度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主编的《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一书收录了10篇来自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物特别是讨论商品社会生命的文章[14]（64～94）。阿尔君·阿帕杜莱以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论点 “交换是价值生产的来源” 作为《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讨论的起始点，书中收录的论文皆聚焦于商品形态，并以具体的民族志内容来探讨商品价值的社会起源。阿尔君·阿帕杜莱指出，当代西方在哲学、法律和自然科学等历史传统和常识中，多倾向于将词与物对立起来，他借莫斯在《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中的观点来挑战当代对于物的误解，认为物的世界是无生气、无声无息的，只有通过人类及其语言才能呈现物的生机。

阿尔君·阿帕杜莱认为物的意义不是由人赋予的，而是印刻于其形式、使用和生命轨迹里的，只有通过分析物的轨迹，才能让我们理解人类的交易和计算是如何激活具有生命的物。因此，探讨运转中的物（things-in-motion）能让我们了解行动者以及他们的社会。阿尔君·阿帕杜莱强调，在商品社会的价值与交换之间，政治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并试图以 “方法论的拜物教” （methodological fetishism）作为物的研究精神，将研究视线聚焦于物的生命。以此为基础，寇比多福在关于物的商品化研究中提倡 “物的传记” 的概念。他认为，不论是物还是商品，都拥有各自的传记，物的传记呈现了物的生命发展史，而每个物的生命史又具有独特性，物的传记如同我们提出的问题一般，例如，物从哪里来，谁制造了它们，它的生涯发展如何，社会对它的理想生涯发展为何，等等。物的传记能让许多模糊的部分变得更清楚，这是人类学物质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借此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在物的商品化及去商品化的转变过程中，通过对交换的分析，洞察更广泛的动机和意义。

亚当·德拉津和苏珊·库赫勒于2015年合编的《物质的社会生命：物质与社会研究》延续了阿尔君·阿帕杜莱等学者对于物的研究脉络。然而，从书名来看，阿尔君·阿帕杜莱的论文集所探讨的 “物” ，其原文为 “things” ；而亚当·德拉津和苏珊·库赫勒主编的论文集所指的 “物” ，其原文则是 “materials” 。亚当·德拉津指出， “things” （事物）一词依然意味着物的属性是本质、根本的，其所造成的影响多半是固定的、直观的；使用 “materials” （物质）一词更能凸显物的属性是混合、经由互动而来的，其造成的影响轨迹是多元且复杂的。这表明，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相较于30年前，物的多样性已经复杂许多，而我们正处在物质革命的进程中，人们对物质（materials）的分类将出现更多难以定义的 “灰色地带” 。由于物本身的可能性以更为复杂的形式参与着人类的生活，物质对我们的影响可能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但仍然十分有力。《物质的社会生命：物质与社会研究》一开始就向读者提问：当今，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自信了解物质究竟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该物质的资料库，进入物质资料库能让我们以更全面的视角来感知、认识这个世界。相较于阿尔君·阿帕杜莱的论文集，《物质的社会生命：物质与社会研究》所探讨的物质的内容和范围更加广泛，有些是具象的，有些则不那么具象，它不局限于对商品实体的讨论，而是进一步扩大了读者对物质的认识范围。

亚当·德拉津在《物质转换》中指出，当今的物质与其周围所构成的要素随时都面临变化，尤其是受到数位革命的影响，物质科学、工程、制造和设计等领域将更有感于物质转换，同时，这场物质革命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5]（16～22）。亚当·德拉津强调，时至今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还具有将物质视为非社会性、非文化性的倾向。因此，《物质的社会生命：物质与社会研究》通过跨文化的民族志研究来重新定位物质。从事物质研究若过分依赖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或工作室方法，将导致我们将物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和影响简单地划分为成功的或失败的，并粗鲁地将结果归因于物的本质属性，当我们从社会层面来探讨物质时，物质就不再是原始的、自然的（raw）。《物质的社会生命：物质与社会研究》呈现的不仅是物质的生命传记，而且从物质本身的多样性进一步描绘了它所建构的世界。

（一）物质创新

人们往往认为物是固定的、限定的，是可测量、可明确说明属性的东西，物是被动等待人们的发明（invent）。本文从不同学科关于物质的研究论点出发，提供对物质的不同思考，并指出物质的认识论应着重于其在认知、记忆、沟通和想象的面向，讨论的重点放在物质的能动性、生产、互动和体验之中。

格雷姆·威尔在对新西兰亚麻（harakeke）的研究中呈现了物质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和表达性[16]（68～88）。亚麻是新西兰及诺福克岛的原生植物，被毛利人认为是神圣的财产，亚麻具有强韧的纤维组织，具有防水、易于上色的特性，适合做纺织品。在殖民统治时期，亚麻就被西方国家开发使用，其机械化的制作技术也随之发展。人造和机械制作的亚麻却表现了不同的生命状态，虽然毛利人制作的亚麻产量低，但其细如发丝；机器制作的亚麻产量虽高，但无法剔除其中的粗纤维，导致当地大量亚麻不能展现原物质的优势，只能被市场定位为粗纤维产品。随着政府保护政策的取消及国际竞争的激烈，亚麻逐渐没落，但是亚麻的物质特性是易于改变和精炼的，这意味着新的市场机会和社会运动可能会让亚麻面临新的契机。

亚麻绿色、环保、永续性的特征恰巧符合新西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倡的 “百分百纯净” 国家的观光特色，这为亚麻带来了许多利基市场。例如，自亚麻萃取的植物性天然油所制成的绿色化妆产品正是利用亚麻本身的特性，以及与当地文化、政治环境紧密联结而出现的创新性产品。因此，威尔认为对物质的创新研究不仅需要了解物质本身具有的转变能力，更需要探讨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对物质的影响[16]（89～110）。与物质相联结的转变可以形塑该物质的实质和形式，进而形成该物质的使用方式，如同英戈德所说的，这也是为什么物质不是单独存在于经验领域里，而是和文化彼此渗透的[17]。

大卫·豪斯则将物质创新的主题带入人类学领域来讨论，他认为人是物的真实感官工具，人通过体验物来感知世界，他试图挑战 “物的本质属性最重要” 的观点，将讨论延伸至围绕在物质周围的 “非本质属性” 和相关性层面。大卫·豪斯指出，随着感官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的兴起，人类的感官体验逐渐被包含于物质研究之中[18]（161～182）。在实务上，人们对物（特别是商品）的属性的评估大多以产品的感官品质为测量标准，但实验结果却多以量化的感觉信息为测试依据，忽略了物质在不同环境下对人的感官所产生的差异性效果。例如，德国美茵兹大学针对红酒在不同光线下对人们味觉的影响的实验，发现测试者以黑色不透明杯所装的红酒在红光环境下饮用，会觉得红酒的口味更甜（相较于其他光线高出50%），在蓝光和绿光的环境下饮用则会觉得红酒喝起来更烈，测试者更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下付出高价[19]。莎拉·平克对居家整洁工具的研究发现，消费者大多不会依照产品的标准使用方式来操作工具，他们更多的是以与社会意义协调后的方式来使用，进而建立起属于该工具的特性。莎拉·平克指出，物质的使用本身就是创意的过程，产品的属性并不会直接推动或引起人们的回应，而是被人们选择性地使用，以此建立他们的感官世界，例如，人们借由清洁工具个性化的使用方式建立起家的感觉[20]。这些案例呈现了对物质的觉察要从实验室抽离出来，应将物质放置在 “自然的环境” 中来探讨，如酒吧、家等。这呼应了阿尔君·阿帕杜莱所强调的只有运转中的物才具有意义之观点。由此可见，物质的属性、使用和体验绝不是单一轨迹的，物质与人类社会和感官之间的关系转换才是物质创新的原动力。

（二）从实质到形式

劳伦斯·唐尼和汤姆·费雪的物质研究主要探讨 “物质究竟是什么” 和 “物质文化差异性” 的问题，两位研究者采用宇宙论的视角，认为相较于人类，物质才是诸多观念、概念的主要传递者[15]，他们尤其关注物质的社会关系，以及物质如何使物品产生显著的价值感。

在对西非多贡人的丝绸研究中，劳伦斯·唐尼发现靛蓝色的天然丝绸在当地社会具有两种特性：疗愈性（驱魔）和杀伤力（导致妇女流产）。由于天然丝绸的光泽被多贡人视为有力量的物质，需要经过精心制作才能展现出来，因此，只有天然丝绸能展现靛蓝色颜料的魅力，由其所编织的大衣才能展现神圣的美感。与此同时，由于蚕以桑叶为食，多贡女人相信蚕茧具有驱除恶灵的效果。另外，由于蚕茧是蚕孕育成蛾的地方，其功能如同女人的子宫，当地人认为煮蚕茧会烧死里面的蛾，会造成妇女流产或胎儿罹病，因此，只有停经妇女才能胜任这项工作[21]。多贡女人相信，身穿天然丝绸制成的大衣比一般的棉制品更能彰显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家庭状况，并展现她们的非凡魅力，所以她们喜欢将丝绸大衣作为女儿的嫁妆。劳伦斯·唐尼指出，多贡人将天然丝绸的材料来源、环境和功效作为其文化展示的依据，通过天然丝绸大衣的物质性的展现，多贡人得以定位自己，并将自己与社会、自然及世界相连接，与之产生互动。

汤姆·费雪通过塑料研究表达了与劳伦斯·唐尼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物质从来不是单一的，物质是多种属性的组合。在对塑料的研究中，汤姆·费雪以 “塑料性” 作为讨论的基础，他指出，物质根据其天性产生意义，如同塑料的 “可塑性” 特质，塑料成品的仿制特性往往使塑料本身具有非本真性，然而塑料技术的发展又从侧面反映了现代性，因此，塑料具有双重特征[22]。汤姆·费雪认为，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塑料无法展现物质的本真性，所以从消费文化的角度来看， “塑料时代” 正在衰弱；但从塑料性来看，塑料仍然主导着人们与世界的联系方式，例如，来自智利的时尚博主玛利亚（Maria）向人们分享她的化妆品和化妆技巧，她的社交平台清楚地呈现了塑料性概念间的联结，她通过化妆品、服饰、旅游和美食等呈现了自己的生活面貌及自我认知。玛利亚在塑料性的世界中，通过人工制品装饰和感官体验将自己打造成一位时尚人士。在强调高效传递信息的当今世界，塑料性让无数与玛利亚一样的博主得以用个人化的方式表现时尚，塑料性也让他们与世界产生紧密的联系，借此建立起自我概念。同时，这些时尚博主也呈现出塑料性在信息时代的一个新策略，人们再度拥抱了塑料。塑料性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人们使用这种合成物，依据个人不同的使用方式和经验，借助随手可得的塑料性物质让自己变得时尚，甚至通过发达的整容技术使自己成为 “塑料的人” 。因此，同样是对塑料进行分析，如果我们从塑料的不同属性来讨论，就会发现人们一边唾弃塑料，一边拥抱塑料，塑料在消费文化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

（三）由实质引起的颠覆式形式

延续前一部分从实质到形式转变的讨论，从彼得·奥克利等人的研究中可以确信的是，物质是以社会秩序或某种世界应该成为的样板为基础的，但是，物质属性本身并非总是真实可信或始终如一的，它更多地以可协调的方式存在。

彼得·奥克利以黄金的一种新形式——公平交易黄金（Fairtrade，以下简称FT）和公平开挖黄金（Fairmined，以下简称FM）在商业上的失败表现来反思为何同一种物质能表现出互相矛盾的意义和范式，借此让读者重新思考、想象黄金的复杂性。2011年，英国公平交易基金会和责任开矿协会（Association for Responsible Mining）向英国市场推出了FT黄金和FM黄金，并制定了与一般黄金产品相同的销售策略，但是不到两年，FT/FM黄金就从众所期待的产品变成了珠宝市场的失败案例。彼得·奥克利认为，将黄金分成 “纯净” 和 “肮脏”①这里的 “纯净” 与 “肮脏” 是以黄金原产地的开挖和生产方式是否符合公平交易的规范为依据的。过于简单，容易模糊物质研究的真实情况，因此，在研究中需要考虑物质的复杂性。奥克利将黄金的社会特性分为四种属性：原始黄金（elemental gold）、高贵黄金（noble gold）、非凡黄金（transcendent gold）和作为金钱的黄金（gold-as-money gold）②简单来说，原始黄金是由炼金术、精炼的理论和实践而来；高贵黄金是由黄金的使用经验强化而来；神圣黄金是由宇宙论所提供的详细解释，以及黄金带给观者和拥有者的愉悦而来；作为金钱的黄金是由交易场所每一分钟的定价和对黄金需求的传播而来。。黄金的固有本质使其成为一种实体、财富的储存，以及高贵、神圣的表现，这些特性增加了黄金的不可捉摸性，而每一种黄金的属性各有其与人类文化共生的运作方式，所以当我们讨论FT/FM黄金时，应将其视作一种全新的物质，以此思考它的社会生命。FT/FM黄金是复杂的社会物质，它承载着不成比例、相抵触的面向。例如，一般黄金市场的运作依赖于 “质量守恒” 的机制，即国际上的黄金交易并不用在物理上真正地进行金块的交易，只要最终购买者取得同样质量的黄金即可完成交易，这种模式消除了与黄金运送有关的成本和风险。然而，FT/FM黄金所采用的回溯与追踪原则由于强调原产地的 “纯净” 特性，因此，从开挖、生产、制作、运送到销售的整个过程，都必须是同一块来自原产地的黄金，这种模式大大增加了黄金的运营成本，使得原本定位为友善社会及环境的FT/FM黄金，其价格较一般的黄金高出许多。此外，由于FT/FM黄金是以公平交易组织核发的生产地证照作为产品的权威性依据，相关组织的社会信赖度和专业性对FT/FM黄金产品的背书就极其重要，一旦组织的权威性遭到动摇，就会影响FT/FM黄金在市场上的公信力和销售。

彼得·奥克利认为，人们大多习惯将产品的失败归咎于市场营销的错误，但他相信导致FT/FM黄金失败的关键因素是对黄金复杂性的忽略，毕竟人们常常满足于将物质属性视为固有的、不变的，忽视了物质属性背后的复杂网络关系。物质并不以单一的宇宙通用的意义而存在，它在人类文化中是可衡量、可比较的类别，它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与此同时，物质的社会价值是由各种关系建构而成的，它无法跳脱其他物质、人、工具和网络来实践[23]。因此，如同彼得·奥克利所呼吁的，我们不仅要广泛地检视物质在不同社会领域里的表现，也应从更完整的网络中去探讨物质的不同角色，如此，物质的实质的多样性将会产生具有颠覆性的形式表现和生命结果。

（四）物质社会生命的生态

研究者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说明物质生命关系的总和，当我们深入检视不同物质的交集和相互关系时，它所呈现的是物质的一种生态系统（ecosystem）。物质生态系统提供了洞察新类型社会的形式和结构表现，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转变，以及与社会控制有关的压力、纪律与规范所造成的影响。

新加坡学者陈周华（Chan Chow Wah）以六神沐浴品牌①六神沐浴露是在沐浴露市场已经大体上被国外品牌蚕食的情况下由中国上海家化推出的一个品牌，具有鲜明的民族品牌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中国消费者喜爱的沐浴露品牌之一。的兴起来探讨中国社会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的洗浴品市场由西方跨国企业所主宰，然而六神的市场占有率在2007年罕见地成为市场第一。陈周华以此为例，将研究视线聚焦于香味偏好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他将香味视为一种承载信息的物质，这种物质是深深印在消费者历史想象中的关系、联结和网络之产物，由此，他认为社会集体对香味的偏好可以作为社会改变的标志物[24]。

香味在消费品里的使用非常广泛，它是一种能够在消费者身上停留，也可以让使用者及他人觉察到的元素，因此，它往往是产品与消费者的主要沟通点，例如，人们在购买洗浴用品时，通常会闻闻产品的香味，然后才决定是否购买。陈周华指出，当代的香味产业尤其是香水产业，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大型公司所雇佣的香气调剂师大约500位，他们从自然或非自然的物质中萃取香味，将上千种香气种类分成不同的香气家族，每一个香气家族之下都有其香气子集。虽然每一家公司对香气族谱的分类不尽相同，但基本分类大多以类似的香气族谱为依据。常见的种类有花香（floral）、木香（woody）、清新香（fresh）和东方香（oriental）等，其中，东方香气主要包含松香、花香、香草和麝香的混合味，这呈现了西方对于近东和中东带有偏差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香气产业是从西方视角来建立全球嗅觉分类的，他们多半采用直线式历史的视角来看待香气，即从古埃及、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到今日的香气文化。在人类的嗅觉文化中，这种直线式的历史视角严重忽略了非西方社会的存在。

陈周华认为，过去中国人普遍偏好西方洗浴品牌的现象与近代中国的衰弱表现有关。西方的霸权烙印在西方产品的生命性格里，西方沐浴产品里的香气提供了中国消费者对西方社会中进步、品质、浪漫的一种接触和想象。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逐渐增强，但是部分中国人偏好国外产品的习性与偏好，以及对本土产品带有偏见的惯性想法，让他们在相信中国已经强大的事实的同时不断产生一种文化矛盾。

在陈周华看来，六神洗浴品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为中国消费者的文化矛盾提供了一种思考进路，它不仅具有中国草药和牡丹的香气和功效，还结合现代调配技术，满足了中国人期盼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追求现代性的渴望，解决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文化矛盾，让中国人得以通过对这种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产品来建立自我与社会观察的一致性。实际上，香气承载着社会意义和历史记忆，它意味着人们在不同历史阶段与不同人群所经历的事情。虽然人们通过嗅觉与具有香气的物质产生互动，但我们对不同香气的偏好，可能更多的是社会性胜于生理性。因此，香气可作为观察社会转变的一个媒介。陈周华强调，分析一种产品的成败，不能只局限在其营销层面，更要将产品属性的复杂性以及整个社会的样貌考虑进来。

四、结 论

如果说阿尔君·阿帕杜莱是以物的传记来呈现物的社会生命，那么，亚当·德拉津和苏珊·库赫勒的《物质的社会生命：物质与社会研究》则以物的传记为基础，从物的资料库和生态系统出发，以更广泛的视野来分析物的传记背后的转变因素及其影响。如同本文开篇所言，当前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物质无时无刻不在革命的时期，物质的物理性和社会性表现比过去复杂许多，因此，对物质研究的方法和思考都需要进行全面提升。

《物质的社会生命：物质与社会研究》延续了阿尔君·阿帕杜莱将物视为生命、意义的创造者之观点，但不再将物的研究局限于商品实体的讨论，而是更多地从物的物质性来探讨物本身及其所建构的网络及其关系。从《物质的社会生命：物质与社会研究》中的精彩田野案例我们会发现，一个好的社会研究是由物质和与其相关的社群、场所、活动所描绘成的故事。《物质的社会生命：物质与社会研究》在物质研究方面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层面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可作为从事物质研究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从《物质的社会生命：物质与社会研究》作者群对 “物质是原始、自然的” 这种迷思的持续挑战，可以了解到人类学家对自然的意识形态之解构。所谓自然，其实是一种社会事实，而非科学事实的存在，因此，物质更多的是 “被建构” 成自然的表现形式。物质本体同时承载了相当多的信息形式，它在不同的社会情境里能传递数据、想象、意义、知识、信念和真实性。此外，近来的物质研究热点也包含着对技术的讨论，但是过于强调工艺、工匠技术的研究也可能导致我们远离对物质的觉察，因为技术的使用通常不会让物质的运作更显著，因此，将物质视为技术实践的唯一资源是存在不足的。

除了上述研究面向，若要进一步探讨物质和人类心智之间的关系，对物质的社会研究就更加必要。人类的认知方式有很多种，我们可以知悉、相信、经验、表意、想象、质疑和感觉，信息则以相应的形式来表现，如知识、数据、真相和意义等。《物质的社会生命：物质与社会研究》的作者群依据丰富的田野案例，发展出许多进行物质研究的方法、工具和路径，包括宇宙学、网络、觉察技术、意义分类、主观性、历史脉络和属性等，这些重要的分析工具有助于研究者检视物质的转化及其引起的社会影响。因此，当前物质人类学的探索重点是当物质和形式发生转变时，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影响，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联结、互动的，这将是我们探索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世界的一个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