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 背景下新疆融入 “一带一路” 探析

李玲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从16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初现端倪开始，贸易活动逐渐跨越国界，不同国家间因为经济利益不断出现争端乃至战争，严重破坏了各国的经济秩序。为保证各国经济的有序发展，欧洲各国进行了许多尝试，《威斯特法利亚合约》的签订便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自该合约签订以来，国家领土空间的拓展受到了国际法的严格限制，然而这与人类希望不断扩大其经济行为空间的本质是相悖的。因此，人类将这种扩展的欲望延伸到经济交往空间范围上[1]，然而， “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2]（19），此时，这与指导世界经济发展的各国要成为一个没有界限的自由空间的理论又出现了相悖。

西方版全球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已无法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为此，中国提出了 “一带一路” 倡议，其本质是向全世界提出了新的全球化范式，提出了中国关于全球化的见解，为当前陷入困境的全球化贡献中国智慧。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各国均可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与此相适应，在新型全球化时代，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也在进行必要的调整。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接见回国述职的驻外使节时指出，我们正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1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3]。

为了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立中国在世界的作为，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 “双循环” 的发展理念，以寻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范式的创新。在2020年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4]和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5]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将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资源要素的巨大引力场。可以看出， “双循环” 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延伸，它进一步明晰了 “一带一路” 倡议的国内协调运行机理，让中国版全球化具备了坚实的国内基础； “一带一路” 倡议是 “双循环” 的外在牵引，可以有效地把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确保国内经济的开放性。 “一带一路” 倡议和 “双循环” 的提出，为世界勾勒出了新型全球化的前景，也明晰了中国在其中的因应对策，是我们应对人类全球化的全方位战略。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和国内循环的广阔市场，理应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 “一带一路” 倡议与 “双循环” 的意义

“一带一路” 倡议作为中国版全球化，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全球化新范式，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 “双循环” 是我们应对新型全球化的中国对策，是我国在国际社会安身立命、持续发展的保障。

（一）从分工与创新到 “一带一路” 倡议

目前，人类在微观领域实现价值增值有两种途径：一是依靠分工，二是依托创新。关于分工，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开篇就说道，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6]（3）， “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6]（4）。同时， “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6]（15）。这昭示了分工可以源头性地产生价值增值，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同时，分工又受到市场规模的影响，人类具有了不断开拓市场规模和范围的动力。关于创新，约瑟夫·熊彼特认为： “我们所说的发展，是在循环之流的渠道中出现了自发而间断的变化，并对均衡造成扰动，这些变化和扰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先前的均衡状态，并代之以新的均衡状态。”[7]（55）这种扰动产生的新组合有：采用消费者还不熟悉的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开拓新市场，开拓新原料或半成品供应基地，在任何产业中采用新的组织[7]（56～57）。与分工和市场开拓比起来，上述五种新组合都具有更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于是人们在发展经济时还是更多地选择分工作为主要手段。然而，西方版的分工手段——全球化也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出现了举步维艰的局面。这是因为，西方版全球化要求要素自由流动，然而这与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分置是相悖的，经过长达近百年的博弈，这一悖论演变为现实版全球化的理论悖论，即生产要素要求全球自由流动，而民族国家基于主权却排斥完全意义上的要素自由流动。全球普遍表现出接近制度极限和制度合法性的褪色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8]。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对于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而言，其提升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形势下想要破解全球治理的困局，非常有必要提出一套新的制度[9]。为了克服西方版全球化的弊端，引领人类社会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中国提出了 “一带一路” 倡议，希望打造一个尽可能大的包容性平台，超越现代西方动辄征服或同化的地缘政治想象，构建全球性整体市场，改善中国乃至世界的市场结构，为人类谋取进步。

（二）国内主要矛盾变迁与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中国共产党人对 “双循环” 范式的探索不仅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进行过相关的尝试。毛泽东曾对国民党军队封锁下的中央苏区经济发展进行过这样的阐释， “因为敌人的封锁，使得我们的货物出口发生困难。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 ，但是， “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 ，因此发展工业 “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为着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10]（118）。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早的关于 “双循环” 的阐述，值得我们今天借鉴。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 “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1]（493）这说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更需要处理好国内国际循环的关系，从而实现国家解放和人民富裕。中共八大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此，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指出：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 “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12]。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就是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我国着重加强内循环，增强自身的经济活力，应对国家经济的挑战，发展社会主义事业。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概括，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长期的国内循环，我国经济缺乏与国外的交流，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通过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转变了经济发展模式，确定实行 “大进大出、两头在外” 的外循环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重度依赖国际循环的发展模式暴露出了弊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变得异常严重，迫切需要解决。党的十九大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提炼总结，认为：当今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也是在此背景下提出了 “双循环” 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联系实际，审视国内国际发展格局而提出的发展理念，也是未来我国发展的指导方针。

（三） “一带一路” 倡议与 “双循环”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侧面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就是要解决现实版西方全球化无法有效解释世界当前发展现状的理论瓶颈。早在100多年前英国陆权论创始人麦金德就说过： “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整个世界。”[13]（107～108）在此理论影响下，美国地理学家斯皮克曼进一步认为， “英国外交政策的任务就在于避免欧洲大陆出现任何形式的权力整合，尤其是要从根本上阻止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出现军事同盟关系”[14]（52）。时至今日，美国学者仍然认为，中国的快速崛起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基于这一观点就可以清楚地理解美国对华战略[15]。从西方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看，他们不支持真正意义上彻底的全球化，更不希望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活动中承担领衔者的角色。持世界主义观点的学者主张 “世界意识，无国别意识” ，他们认为 “国家若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合作”[16]（225）。然而，当今的国际现实与世界主义者的主张存在着一些出入，国家之间的合作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商品、资本、人员等的自由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要求，在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中，这一基本要求难以实现[17]。现代西方地缘政治想象将世界划分为具有等级制的空间、集团和国家，并赋予它们政治意义，将世界区分为平稳地区与狂暴地区、稳定的中心与威胁重重的边缘，这不利于全球化的推进[18]。 “一带一路” 倡议打破了西方的地缘政治想象，超越了历史类比与通感的惯性思维，改善了重商主义的地缘经济学，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地缘经济学[19]。 “一带一路” 倡议设想的国际环境是国家平等，文化文明多元共生，生产要素得以最大范围地在全球流动。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是希望运用中国平等共赢的智慧推进世界的全球化，但是却遇到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全力抵制。 “一带一路” 倡议是基于外在视角提出来的，是希望人类社会在发展经济时能够实现生产要素配置的规模范围最大化，实现全球经济效益的最优化，它并不关注或很少关注各国的具体经济环境和制度因素； “双循环” 重点关注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经济体自身的制度环境与全球化的契合问题，希望用自身经济的率先发展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从而造福人类。这两种思想共同构成了新型全球化时代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可以为发展各国经济和造福人类提供完备的指导。对于中国而言，为了向世界推广 “一带一路” 倡议，我们先要从自身做起，需要我们国内形成有效的市场循环，进而按照中国的思路推进国际经济循环的形成。其发展思路是，首先不断地完善和壮大国内循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国际循环，这样可促成 “双循环” 的新发展格局。如此来看， “双循环” 与 “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推进自身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侧面，二者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形成平等共赢的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

二、 “双循环” 背景下新疆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作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166万平方公里，人口2 585.23万人，地处祖国西部边疆，衔接中亚与西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核心区，在 “双循环” 中起着重要作用，其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实现中华民族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马克思曾经说过， “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 ，民族统一 “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 ，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 “强大因素”[20]（57）。这表明，在19世纪经济力量已经成为民族演进的重要推动力量。市场的扩展需要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广阔连片市场的形成，而这需要具备共同的语言和相互的交往。第一，必须有统一的通用语言。 “语言的统一和无阻碍的发展，是实现真正自由广泛的、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周转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21]（224）。第二，必须 “消灭一切古老的、中世纪的、等级的、狭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他的隔阂”[21]（148）。经济活动可以实现市场的扩大，人类社会共同活动的不断增加，会使人们的交往变得越来越容易。恩格斯曾经说过： “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22]（108）由于经济活动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从氏族、部落逐渐向民族演进，新的民族在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得以形成。20世纪初期是美国高速发展的时代，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并且特别迅速，因此在这里巨大的民族差别的泯灭，统一的‘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迅速更加彻底”[23]（36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核心区，在全球化进程中承担着重要任务，是中国版全球化的核心支撑区域。特别是在 “双循环” 背景下，新疆又因其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资源为大家所关注。对新疆而言，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使之成为支撑国内循环的重要市场，成为联结国际循环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在与国内其他地区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新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必定会逐步加强，也会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主要地区

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为13 797.58亿元，仅占全国生产总值（1 015 986亿元）的1.36%；人均GDP为54 684元，全国排名24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 062.55亿元，而当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40万亿元，新疆社会商品购买力与全国平均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总的来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 “双循环” 背景下，新疆的发展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随着新疆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其必将积极向内发展经济联系，不断参与国内循环；同时，其也将加大向西开放，加强与中亚和西亚的经济联系，积极加入国际循环。新疆占我国总面积的1/6，如果得不到充分发展，我国的市场规模和范围就会缩小，就会限制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新疆是我国重要的原材料产地，原材料得不到较好开发，我国的产业链就不够充分完整，很容易受制于人，产业链的安全性和自主性问题将会突显。新疆丰富的矿藏和旅游资源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同时，相对低廉的土地、电力和劳动力成本使得新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新疆应当发挥其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做好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储备工作，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供应，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因此，把握好新疆生态安全地位和资源能源安全地位尤为重要。新疆有长达5 600公里的边境线，与多个国家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可以便捷地实现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交往交流，成为 “一带一路” 的 “桥头堡” 。新疆的区域优势明显，依托其区位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打造好经济走廊，实现新疆自身的发展与 “一带一路” 倡议总体布局的有机衔接，把相对闭塞的劣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优势，努力打造我国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新高地，助力发展新格局的早日形成。总的来说，在 “双循环” 背景下，新疆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有助于克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弊端，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4]。

（三）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举措

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要彻底改写人类社会近百年来发展形成的国际格局，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置于新的国际发展格局中加以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以自身经济的发展作为支撑，而资源配置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是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为此，应不断实现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的实现必然需要新疆的助力。新疆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在实现资源配置规模和效益最大化过程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因素，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其集中表现之一就是新疆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极不平衡性，2020年南疆四地州的GDP仅占新疆的21.89%，而乌鲁木齐的GDP占新疆的24.19%①根据新疆相关市地州统计公报整理，2020年，喀什地区GDP为1 130.22亿元，和田地区GDP为406.32亿元，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GDP为169.24亿元，阿克苏地区GDP为1 315.05亿元，乌鲁木齐GDP为3 337.32亿元。，南北疆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区内就业结构性矛盾严重，影响了新疆经济的发展，其区内经济难以形成有机的自循环，影响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融入国内循环，影响了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因此，迫切需要发展新疆经济，以助于全国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加速推进新疆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可以使新疆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中，在实现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促进国内循环的正常进行，使新疆在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让新疆的经济地位与其自身的发展禀赋相匹配，真正成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核心区，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新疆的贡献。

三、 “双循环” 背景下新疆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的对策

“双循环” 是中国应对新型全球化的有效手段，是针对西方世界鼓噪起来的逆全球化的全新对策，需要我们用全新的思路进行思考，新疆有机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对实现 “双循环” 目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率先形成自循环的区域经济发展基础

“双循环” 发展理念是中国审时度势提出的应对新型全球化及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逆全球化潮流的有力举措，其核心是中国希望和大力推动全球化进程，并且把中国的智慧融入我们提出的全球化模式之中。面对西方世界泛起的逆全球化潮流，即使西方世界不参与我们倡导的全球化，人类的全球化进程也不会就此中止，我们也要一如既往地推进全球化进程，让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都能得到实惠，用中国版的全球化造福人类。这种全球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实现我国内循环的顺畅有序，为中国版的全球化做好铺垫。要想实现内循环的有序运转，就要做到国内市场的要素配置效益最优化，实现国内市场资源配置的规模和范围效益，实现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作为西北内陆省区，新疆应该让 “双循环” 模式始终优先发展，特别是在内循环发展中居于优先地位。然而，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多层次的不平衡不充分，例如，南北疆在地域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市场发育和消费需求的不平衡不充分，生产能力和资源禀赋的不平衡不充分。所有这些不平衡不充分，都限制着新疆经济社会自身良性循环的形成，制约着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效益的提升。因此，新疆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的首要问题是解决自身的经济循环问题，形成稳定的市场机制，培育与经济发展要求相匹配的人力资源队伍，建立均衡的供给与消费关系，提高生产能力，及早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为国内循环的形成和优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自循环形成过程中，在经济上注重发挥新疆的区域优势；同时，应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形成基于中华文化的国内循环，为在国际循环中居于主导地位作出贡献。

（二）积极打通面向国内的 “一带一路” 连接通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直采用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发展基础薄弱，我国提倡 “大进大出、两头在外” 的指导思想，事实证明，这种发展思路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让我国经济总量迅速攀升至全球第二位。然而，这种模式也存在自身的弊端，如果不加以改进，将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这种模式的弊端主要是吸收国内优质的生产要素，联结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嵌入国际产业链，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而没有把国内经济均衡充分发展纳入核心的发展目标，导致国内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影响了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当时没有提出 “双循环” 的指导思想，我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国际和国内两种发展导向，国际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融入国际产业链，哪个产业能生存、哪个地区能融入，我们就积极发展哪个产业、哪个地区，而没有一个国内国际相衔接的发展统筹导向；国内经济发展又都以国境为边界，希望国内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衔接协调，从而实现国内经济的梯度发展，边疆地区就是国内经济发展的末梢。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情形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我们希望通过跨越国境的经济协调推动跨国的次区域合作，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这种愿望是良好的，目标也是有利于提高各国人民福祉的，但实现起来难度较大，特别是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以新疆为例，过去一直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靠中央政府和各兄弟地区的帮扶才能实现最基础的发展目标，自身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缺乏参与国内外经济合作和生产分工的具体目标。就国内经济联系而言，新疆在我国西北地区对外交往中是起龙头作用还是桥梁作用，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定位；新疆没有明确如何向内发展，把中亚、西亚和我国沿海地区连接起来，形成新的陆海通道，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起到特殊的重要作用；新疆也没有明确应该与国内中部地区错位发展，把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优势与中亚、西亚市场结合起来，帮助中部地区拓展跨国市场，支撑制造业的大发展。未来新疆应进一步融入国民经济体系，明确自身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定位，加强与我国西北其他地区的合作，带动西北地区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同时，还要强化与我国沿海地区的合作，在我国沿海与中亚、西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实现生产要素配置规模和范围效益的最大化；加强与我国中部制造业基地的合作，帮助该地区拓展中亚、西亚国际市场，支持做大做强国内的制造业，使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发展为制造业强国。

（三）面向亚欧大陆西端打通 “一带一路” 国际通道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我们推动了全球资源配置规模和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为当今的全球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在过去40多年的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主要与美国、西欧、韩日、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定的经济联系，而没有较好地与中亚、西亚及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致使中国经济并没有实现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进一步优化配置，中国经济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挑战。为此，我国发出了 “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加强中国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带动这些经济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希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在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一同规划的六条经济走廊和五项联通的实施过程中，我国新疆占据了特殊重要的地位。因为，六条经济走廊中有三条途径或发端于新疆，五项联通目标中几乎每项都要有新疆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可以说，新疆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此，新疆要利用区位优势，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设施联通，推动生产要素的跨国优化配置；新疆应利用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获得的宝贵经验，加强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使 “一带一路” 建设目标更好地落地实施；新疆还应加强与中亚、西亚以及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和金融交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造福人类社会；新疆还应利用特有的人文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推动跨区域的经济发展；新疆还应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率先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经由新疆的另外两条经济走廊做好榜样，实现关乎新疆跨国经济走廊的率先畅通，从而带动全国六大经济走廊的全部畅通，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