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融合的方式及影响*

李 充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先秦时期的文献对华夏族和戎、狄、蛮、夷的概念有所记载。《尚书·周书·武成》最早提到了“华夏”一词：“华夏蛮貊，罔不率俾。”[1]孔颖达作了更为详尽的解释：“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2]《礼记·王制》则对华夏及戎狄蛮夷之间的不同作出了说明：“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3]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华夏族与散居于其四周的戎狄蛮夷在地理位置、生产生活方式、语言等方面有诸多不同。进入到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的融合愈加频繁。这当中涉及到两个方向，即中原诸侯国向外和戎狄蛮夷向内。杜国林先生根据春秋时期各民族的分布情况指出：“春秋时期中国境内的众多民族，特别是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大抵仍处于不定居状态，有的则不断向中原地区游徙，从而逐渐形成各民族于不同方位交错杂处的局面。”[4]各民族虽然在很多方面有着诸多的不同，但都不断地以各种方式与中原地区发生着联系。在春秋时期，这些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的方式是多方面的，而且彼此间关系变化的原因也值得关注。学界已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尚可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本文拟从交战、联姻、被迫的人口往来、盟会、经济往来等方面入手，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的相关内容，对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融合的方式和影响进行分析，以就教于大家。

一、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融合的方式

春秋时期的戎狄蛮夷在分布地域、衣食住行、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诸多领域与中原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但随着交往的不断加深，彼此间的融合也越来越密切。孔子曾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5]这就表明，夏商周是传承的关系，而这种传承一方面是推动了不同的族群进行融合，另一方面是使得各族群的发展更加得多样化。基于此，笔者从交战、联姻、被迫的人口往来、盟会、经济往来等方面来分析春秋时期的民族融合。

（一）交战

在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中有一个现象，即中原地区周边的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的交战较早，而地处长江流域的楚吴越则在春秋中晚期才与中原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在中原地区周边的族群中，狄与其交战较多。这种交战分为两种：一种是狄与中原地区发生的正面交战，另一种是狄参与到中原地区的战争中。其中以第一种为主。在西周时期，周王室实力尚且较强，有能力抵挡住狄的威胁和进攻。而进入到春秋时期，狄对中原地区的攻伐不断增多。清华简《系年》中即有类似记载：

第四章载：“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留吁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睘，幽侯灭焉，翟遂居卫。”[6]144

赤狄作为狄的一支，不仅打败了中原地区的卫国，而且入居于此地，就说明当时狄在军事等实力上对中原地区的诸侯国是可以占得一定优势的。这在传世文献中也有记载：

《左传》鲁僖公十年载：“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苏子奔卫。”[7]32

鲁僖公十一年载：“扬、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王子带召之也。”[7]338—339

类似于这样的记载，在春秋史的文献中不胜枚举。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间互有攻伐，从表面上看是彼此为争夺势力范围而战，但其造成的实际效果则是互相的渗透越来越多。尤其是居于中原地区周边的戎狄，更是不断地对其进行侵扰。梁葆莉女士指出：“在当时纷乱的世界中，戎狄没有背负华夏国家无法彻底摆脱的礼乐文化传统，做事直接，目的单纯，较周王室少了很多束缚，因而，对周王室的制度与内乱，戎狄具有不可否认的渗透力。”[8]156戎狄蛮夷之所以能够对中原地区构成军事上的威胁，与周王室在进入到春秋时期后实力不断下降有直接的关系。这样的攻防态势是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在春秋早中期实力变化和对比的直接体现，也造成了华夷关系在当时呈现出以戎狄蛮夷攻伐、中原地区进行抵挡为主的基本局面。

这种局面的扭转要得益于齐桓公称霸。《史记·齐太伯世家》载，齐桓公三十五年，会诸侯于葵丘，“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9]1491；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于周”[9]1492。齐桓公对戎狄的攻伐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以春秋第一霸主的身份阻挡住了周边族群的进攻，为中原地区赢得了较为安全的生存环境；二是帮助周襄王平定了来自戎的侵扰，赢得了周王室的支持；三是对其它诸侯国也形成了一种震慑。所以，齐桓公攻伐周边戎狄是名利双收之事。

在齐桓公之后，继续阻挡戎狄进攻中原地区的就是晋国。《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载：“晋侯作三行以御敌。”[7]474鲁僖公三十一年载：“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敌。”[7]487从宏观上来看，虽然戎狄蛮夷在进入到春秋中期后依旧不断地对中原地区发动进攻，但这种态势却因齐晋的崛起而被有所压制。《左传》鲁昭公元年载：“（晋）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7]1215这标志着中原地区已经对周边戎狄形成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而且戎狄在这之后再也没有对中原地区形成较大的威胁。所以，中原地区在春秋中后期对戎狄的胜利，与齐晋的崛起有很大关系。

另一种交战情形是，周边的戎狄参与到中原地区的战争中，并成为其中一方的盟友。《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载：“晋人及姜戎败秦于崤。”[7]492再如，传世文献对城濮之战参与者的记载，只提到楚与中原诸侯国。《春秋》鲁僖公二十八年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7]448而清华简《系年》第七章却有不同的说法：“令尹子玉遂率郑、卫、陈、蔡及群蛮夷之师以交文公，文公率秦、齐、宋及群戎之师以败楚师于城濮。”[6]153这就说明，清华简对城濮之战参与者的记载对传世文献进行了补充，即戎狄蛮夷不仅参与了城濮之战，而且处于晋楚不同的阵营，在春秋中期已参与到中原地区的事务中。

此外，《左传》中还记载到戎狄蛮夷征服中原诸侯国地区的现象。

鲁僖公二十五年载：“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7]434

鲁僖公二十八年载：“汉阳诸姬，楚实尽之。”[7]459

鲁宣公十一年载：“（楚庄王）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7]715

鲁成公七年载：“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7]833—834

鲁成公十五年载：“许灵公畏逼于郑，请迁于楚。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叶。”[7]877

鲁昭公十三年载：“楚之灭蔡也，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7]1360

鲁哀公二年载：“蔡迁于州来。”[7]1618

我们经过对比会发现，能征服中原诸侯国并将其部分或全部领地占为己有的，是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中实力较强的楚吴等，而被征服的中原诸侯国则实力较弱。从军事对抗的角度来看，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的融合在交战方面也是呈现多样化特征的。首先，到晋文公称霸时期，中原周边的戎狄已经放弃了原来单一的只与中原对抗的模式，而出现了另一种形式，即视具体形势而进行策略上的变化，并同中原诸侯国联合作战。其次，春秋时期华夷之间互有攻伐，而且出现了蛮夷之国侵占中原诸侯国领地的情况，是春秋时期蛮夷实力增强的直接体现。所以，春秋时期华夷在交战方面的多形式变化，与相互间实力的此消彼长有很大关系，而这也促进了春秋时期的华夷融合。

（二）联姻

如果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先秦时期族群间的联姻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方败于另一方，为求生存，不得已而以联姻的方式向对方求和；彼此都不能将对方打败，而以联姻的方式暂时和解；彼此为了更好地扩大利益，而以联姻的方式来加强联系。在周代，诸侯国国君和公室子弟外娶不仅可以加强与其它族群的交流与融合，促进彼此间的互相学习，而且有利于减少冲突。这在《左传》中有很多的记载：

鲁僖公十七年载：“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7]373

鲁僖公二十七年载：“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7]445

鲁宣公十五年载：“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7]762

鲁宣公十六年载：“郯伯姬来归，出也。”[7]769

鲁成公十三年载：“晋侯使吕相绝秦，曰：‘ …… 白狄与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昏姻也。’”[7]864

鲁襄公三十年载：“莒犁比公生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滞。……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齐，齐出也。”[7]1189

鲁昭公元年载：“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7]1199

鲁哀公十二年载：“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7]1670

此类记载在春秋文献中还有很多，表明华戎通婚在当时已经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现象的出现经历了一定的困难。

以晋国为例，其周边有诸多戎狄的分支对其形成了环绕之势。《国语·晋语二》载：“（晋献公时）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10]288《左传》鲁定公四年载：“分唐叔以大路、密续之鼓、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7]1538—1539鲁庄公二十八年载：“（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7]239晋献公娶二女于戎是属于正常的通婚，但骊戎将骊姬嫁于晋献公则是属于因战败为求和而进行的联姻。鲁僖公二十三年载，在晋公子重耳因骊姬之乱逃到狄后，“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7]405。诸侯国国君、卿大夫都有娶戎狄之女，说明春秋时期中原地区与戎狄蛮夷间的联姻已不是诸侯国国君的专属。

晋国在春秋时期能突破“华戎不婚”传统的阻碍，并以联姻的方式与戎狄实现关系上的缓和，在当时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原因在于，先秦时期的华夷之别理念已经成为影响彼此关系的羁绊。《左传》鲁成公四年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7]818这就说明当时晋国在“华戎不婚”的大环境下想要与戎狄通婚，确实面临一定的阻力，但其依旧突破了这一阻碍则对当时及之后晋国和戎狄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晋国作为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很重要的诸侯国，以与戎狄通婚的方式打破了“华戎不婚”的传统，推动了周代婚制的改变。其次，春秋时期晋国与戎狄通婚改变了其发展走向。骊姬在入晋国后，借晋献公之手而逼迫太子申生自缢，公子重耳、夷吾外逃，并最终造成“晋无公族”的局面。这一方面使得嫡长子继承制被破坏，为其他的庶子进入政坛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是公族势力遭到打击，并为异姓卿大夫执政提供了可能性。再次，激发了晋国富国强兵的动力。公子夷吾在外逃亡多年后借秦国之力回到晋国，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及时地推行“作爰田”“作州兵”，进行田制和军制改革，而公子重耳在逃亡十九年后回到晋国，也进行了改革，不仅使得晋国国力大增，也为其之后在城濮之战称霸奠定了基础。

类似的联姻不仅没有因为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间的交战而断绝，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彼此间的往来。周兵先生指出：“春秋时期华戎通婚逐渐泯灭了华夏、夷狄的界限，对民族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以后各代的华戎通婚树立了榜样。”[11]这就说明，联姻已经成为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进行往来和在交战后改善关系的主要方式之一，而且随着往来和融合愈加增多，也反过来对联姻起到了推动作用，对秦汉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埋下伏笔。

（三）被迫的人口往来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往来包括正常的人口流动和被迫的人口流动。上文提到的娶女、嫁女就属于正常的人口流动，而诸如战俘、逃亡等则属于是被迫的人口流动。

第一种是战俘人员。从严格意义上讲，战俘不仅是被迫的人口迁徙，而且从流动范围上来看，这类人群只能是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所以其实际的活动范围很有限，并不会进行广泛的人员接触。如清华简《系年》第七章记载到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后，将俘获的楚国阵营的士兵献给周襄王：“献楚俘馘，盟诸侯于践土。”[6]153有学者指出：“这是春秋时期楚人流入中原地区人数最多的一次。”[12]《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载：“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晋侯使赵同献俘于周。”[7]763—765鲁宣公十六年载：“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献狄俘。”[7]767—768鲁成公九年载：“楚子重侵陈以救郑。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系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7]844鲁成公十六年载，晋国在鄢陵之战胜楚后，“献楚捷于周”[7]894。这些都是因交战而被中原诸侯国所俘虏的戎狄蛮夷之人。

在这些被俘获的戎狄蛮夷的俘虏中，有一部分参与到了中原诸侯国的对外作战或军事管理中。《左传》鲁成公二年载，在鞌之战晋国的军队中有狄人：“狄卒皆抽戈楯冒之。”[7]795鲁定公十年载：“（齐）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7]1577这就说明，一部分战俘是被战胜国献给了周天子，还有一部分是被战胜国编入了军队，经过整编后成了其军队的成员，并参与具体的活动。从实际意义上来讲，这种人口流动对于不同族群间的交流与融合的作用相对较小。

第二种是因为内乱而外逃的。这类情况在清华简《系年》中也有记载，如晋公子重耳因骊姬之乱而逃亡到其它诸侯国，其中就包括狄、楚；在春秋时期的两次楚材吴用事件中，申公巫臣、伍子胥也是因内乱由楚历经晋等中原诸侯国而最终达到吴国。

第六章：“文公奔翟… …乃适楚。”[6]150

第二十章：“晋景公立十又五年，申公屈巫自晋适吴，焉始通吴晋之路，二邦为好，以至晋悼公。”[6]186

《左传》中也有类似的相关记载：

鲁桓公二十六年载：“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7]442

鲁襄公二十六年载：“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7]1121

晋公子重耳因骊姬之乱首先选择奔狄，是缘于他的母亲就是狄女。而狄选择接纳重耳，让其滞留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不仅是因为彼此是甥舅关系，还缘于当时与晋为敌的狄可借此为晋国树立一个对立面。所以，重耳奔狄与之前晋狄的姻亲关系有关，反过来又促进了华夷融合。冯庆余、阎忠先生对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流动所造成的影响作了说明：“人才流动加速了实现霸业的步伐，直接推动了社会变革，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兴衰。”[13]最能说明这一观点的就是申公巫臣和伍子胥。二人因内乱而被迫外逃，历经晋等诸侯国而最终到达吴国，不仅助其富国强兵，而且给了中原地区以联吴抗楚的机会。虽然是被迫的人才流动，但申公巫臣和伍子胥一方面是尽其所能地帮助吴国进行改革，壮大国力，为随后的吴王争霸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达到了其个人借此复仇楚国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申公巫臣，将中原地区先进的车战等技术传播到了吴国，加强了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的交流与学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是战俘还是因内乱而外逃的人员流动，同样是促进戎狄蛮夷和中原地区融合的方式之一。

（四）盟会

春秋时期的盟会不仅有由周王室召开的，而且后来多数是由诸侯国国君主持。《周礼·秋官·大行人》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14]瞿林东先生指出：“春秋时期各族之间的会盟出现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它是各族统治者相互之间进行斗争的间隙，是华夏族各大国争霸的产物，也是各少数族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日益显著的结果。”[15]131从严格意义上讲，春秋时期的邦交虽然不如后世之完善、复杂，但其中的来龙去脉很是值得探讨。邦交包括诸侯国向周王室朝觐和诸侯国间聘问、盟会、款待宾客的飨燕礼等。下面，笔者列举清华简《系年》中出现的几处关于聘问、盟会的记载，进行分析。

第七章：“文公率秦、齐、宋及群戎之师以败楚师于城濮，遂朝周襄王于衡雍，献楚俘馘，盟诸侯于践土。”[6]153

第十四章：“晋景公立八年，随会率师，会诸侯于断道。”[6]167

第十六章：“共王使王子辰聘于晋，又修成，王又使宋右师华孙元行晋楚之成。明岁，楚王子罢会晋公子燮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曰：‘弭天下之甲兵。’”[6]174

第十七章：“晋庄平公即位年，公会诸侯于湨梁。”[6]177

第十八章：“晋庄平公立十又二年，楚康王立十又四年，令尹子木会赵文子武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曰：‘弭天下之甲兵。’”[6]180

第二十章：“悼公立十又一年，公会诸侯，以与吴王寿梦相见于虢……晋简公会诸侯，以与夫差王相见于黄池。”[6]186

以上记载基本上涵盖了春秋时期聘问和盟会的几个特点：一是《系年》第七章记载到的“朝周襄王”，是诸侯国向周王室朝觐，属于由下而上。二是葵丘之会、践土之盟等由势力强大的诸侯国召开，以此证明自己的霸主地位。这当中的参与者不仅包括中原诸侯国，也包括戎狄蛮夷，甚至周天子本人或其代表来参会。既然戎狄蛮夷能参与到中原地区的盟会中，就说明彼此间的关系已不仅仅是对抗，而是以多种形式呈现，而盟会就是方式之一。三是盟会由两个强大的诸侯国召开，目的是争霸，并解决地区争端，如弭兵之会、黄池之会。戎狄蛮夷在春秋时期参与到中原地区的盟会中，一方面是其实力已强大到可以对形势的走向形成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了与中原诸侯国的融合。

赵世超先生就盟会的作用作了合理的解释：“结盟无形中促进了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订盟打破了诸夏同戎狄间的政治壁垒。其次，联合便于扩大各族间的和平往来。最后，联合也有利于双方通婚关系的发展，促进各族在血统上相互融合。”[16]不同于交战的是，盟会一方面是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彼此间的利益纠葛，但从另一方面讲，其也涉及到多种形式，如大国对小国的欺压、两大国因难以战胜对方而和谈等。从根本上来讲，盟会是以各方的实力为基础而进行的利益再分配，并力争实现彼此的利益最大化。

（五）经济往来

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的融合，在经济往来方面也有所体现，呈现出次数和种类上由少到多的特点，并以此带动了其它领域的往来。其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贸易。

《左传》鲁僖公二十三年载：“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7]408—409

鲁成公三年载：“荀罃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置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罃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7]816

鲁襄公四年载晋魏绛言：“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7]939

鲁襄公二十六年载：“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7]1119—1120

《国语·齐语》载：“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韦昭注：“东莱，齐东莱夷也。通者，招彼国之商使之来售也。”[10]240

从以上记载即可看出，齐国因地理位置上靠海，遂有鱼盐之利，又因与东夷相近，故彼此通商颇多。郑之贾人先后适楚、晋、齐等诸侯国，可见其经商活动范围之广。管子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概括：“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10]220田旭东先生指出：“春秋前期，晋、楚之间的商品交换已经很频繁，楚国的鸟羽、毛皮、象牙、犀革已成为晋国的重要商品。”[17]晋楚在鲁成公十二年召开弭兵之会时专门对双方贸易进行了约定：“凡晋、楚无相加戎，……交贽往来，道路无壅。”[7]856这样做的目的即是为彼此间的经济往来创造便利条件。齐、晋、郑等中原诸侯国与楚等戎狄蛮夷的经济往来，一方面是华夷间的壁垒在不断地被打破，另一方面也表明彼此间的融合和联系越来越紧密，而经济往来则是方式之一。

第二种是在盟会中出现的经济往来。盟会是各个族群为解决存在的争端或伴有其它目的而进行的政治活动，并带有一定的经济往来。《左传》鲁哀公十二年载：“盟，所以周信也，固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7]1671我们来看看春秋文献中关于华夷之间通过盟会所进行的经济往来。

《左传》鲁隐公二年载：“公会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7]20

鲁僖公十二年载：“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7]341

鲁僖公三十二年载：“卫人及狄盟。”[7]489

《国语·晋语四》载，晋文公为帮助周襄王解决王子带之乱，“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翟，以求东道”[10]351。

《晋语七》载：“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和诸戎。……公说，故使魏绛抚诸戎，于是乎遂伯。”[10]411—412

春秋时期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华夷之间通过盟会来解决争端等问题的记载，并以一定数量的货物作为解决这些争端的手段。与传统的经济贸易不同的是，这样的经济往来一方面是以伴随物的角色出现在盟会中，并起到了促进盟会双方达到彼此目的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华夷在这个过程中将彼此的货物提供给对方，也推动了彼此在经济上的往来。

在春秋时期，上面所提到的交战、联姻、被迫的人口往来、盟会、经济往来等是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最常见的往来方式。此外，随着彼此的往来愈加频繁，促进了人员的流动，反过来也就为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这些不同方式的融合，使得戎狄蛮夷与中原华夏族的往来呈现出几个特点：其一，往来的范围和面越来越广而大，如晋国是中原地区与戎狄蛮夷通婚较多的诸侯国。其二，这种不断扩大的往来，不仅为中原地区融入了戎狄蛮夷的文化，也使得戎狄蛮夷增添了中原地区的文化成分。《左传》鲁昭公十七年载：“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7]1389这个记载反映出了中原地区对四夷的影响之大。其三，彼此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瞿林东先生指出：“各族间的血统的混合，是春秋时期各族走向融合过程中的普遍的、自然形成的历史现象。”[15]134血统的混合属于联姻，不仅是融合过程中的一种方式，而且反过来又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

此外，也有学者从其它角度对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中原华夏族之间的融合方式进行了探讨。如李龙海先生对西周末至战国中晚期各民族分布的格局进行了梳理，认为“中经春秋战国时期诸族群之间的战争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内迁的诸族群最终在族群意识上趋向认同于华夏”[18]。梁葆莉女士从精神状态和精神渗透力的角度入手，分析了春秋中期北方戎人融入中原的精神历程，并指出“春秋中期，在晋国的主持下，戎人与华夏各国在櫕函会见，从而结束了春秋前期北方部族在华夏世界主动进攻的趋势”[8]156。此说从精神层面着眼进行探讨，不仅分析了春秋时期北方戎人与中原华夏族在精神层面的交流，而且为我们研究夷夏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利于后世了解当时民族融合的方式和结果。在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中原华夏族之间融合的方式中，侧重点不同，每种方式所起的作用大小也不一。也正是这些不同的融合方式，不仅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往来，更是使得彼此的关系愈加得密切，也为之后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二、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的融合所产生的影响

我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是各民族通过长期的融合才逐渐形成的。从长时段来看，春秋时期的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的融合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彼此间的融合经历了内容上由少到多、形式上由简单到复杂、范围上由小到大、参与者由少到多的过程；从融合的方式来看，以战争为主，同时夹杂有人口往来、盟会、联姻、经济往来等渠道；从方向上来看，彼此的融合是双向的。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促使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的融合对当时产生了以下主要的影响：

其一，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的传统分布格局逐渐地被打破。从分布的地理位置来看，中原地区的诸侯国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戎狄蛮夷则散居于四周。然而随着各自实力的不断膨胀，戎狄蛮夷和中原地区诸侯国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出现交战、人口往来、盟会、联姻、经济往来等。《吴越春秋·太伯传》记载：“薰鬻、戎姤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带金玉重宝，而亦伐之不止。”[19]这就说明在古公亶父时期，周与戎等就已经存在交战、经济等不同形式的往来。而进入到春秋时期，周与戎狄蛮夷之间因为利益争夺而交锋更多，不仅在方式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且融合的范围和频率也有所增加。到春秋中晚期，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楚吴越的崛起并北上中原争霸，使得原来彼此相对独立的空间格局进一步被打破。

从结果上来看，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传统格局的被打破，造成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面对外来侵扰，中原地区的诸侯国联合起来御敌。《诗经·小雅·车攻》载：“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20]周宣王所谓的“复古”，就是指修政事、攘夷狄，以恢复文王、武王时的势力范围，也反映出当时夷狄对周统治区域侵扰的严重性。其次是使得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之间在多方面的往来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杂居的局面，为之后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二，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间的差异化发展，促进了互相的融合重组。所谓的差异化发展，主要是与彼此在诸多领域的发展水平不一有关。刘东升先生在论述夷夏之辩时指出：“夷夏之辩的理想境界并不是严夷夏之防，将华夷固化；而是通过文化输出，‘进夷狄于中国’，实现华夷一体。”[21]笔者不敢苟同此说。原因在于，中原地区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水平确实高于戎狄蛮夷，但戎狄蛮夷也有诸多方面的发展要高于中原地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楚国实行县制要早于中原地区。《左传》鲁庄公十八年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使阎敖尹之。”[7]208—209其次，春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青铜制造业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考古人员在1974年开始对湖北大冶县铜绿山矿炼铜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大量残存的炼铜炉炉壁、粗铜块、矿石、木炭、炼渣、耐火材料、石砧、石球和一些残破的陶器、铜器。……铜绿山春秋炼铜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初步认识到：（一）我国春秋时期已采用鼓风竖炉炼铜。（二）竖炉结构合理。（三）当时的匠师已经能够识别和使用适应高温熔炼的不同耐火材料。（四）当时已具备了较高的冶炼工艺水平。（五）矿业规模较大，采矿、炼铜已有一套完整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分工协作秩序”[22]。这显示出春秋时期蛮夷之地青铜业发展水平之高。再次，楚国的水利灌溉技术已处于领先水平。《淮南子·人间训》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23]有学者指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性大型筑陂蓄水工程。”[24]综合来看，春秋时期的戎狄蛮夷虽然在某些领域不如中原地区，但也有其它领域发展得较好。

这种多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戎狄蛮夷向中原地区学习。如吴国不仅学习了周王室的组织架构，还通过由楚逃到吴的申公巫臣学习到了从晋国带来的车战等适合在陆地作战的技能。《左传》鲁成公七年所载：“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7]834—835这种原本就存在的差异，不仅促使戎狄蛮夷主动寻找机会向中原地区学习，而且中原地区为了在竞争中占得主动，又必须提高自身实力。这样，双方的实力就在互相的竞争中得到了提升。其次，正是这种学习以及以交战、人口往来、盟会、联姻、经济往来等形式出现的融合，使得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界限不断地被打破，扩大了文明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多样化发展。

其三，戎狄蛮夷在与中原地区进行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地产生了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这在春秋文献中有记载：

《左传》鲁僖公二十一年载：“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7]392

鲁襄公十二年载：“吴子寿梦卒，临于周朝，礼也。”[7]996

鲁襄公十三年载：“楚共王卒。子囊谋谥。大夫曰：‘君有命也。’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于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清谥之共。’”[7]1002

鲁襄公十四年载：“将执戎子驹支，……（戎子驹支）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赋《清蝇》而退。”[7]1005—1007

鲁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7]1386—1389

《国语·楚语下》载：“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10]512

春秋时期的戎狄蛮夷已经逐渐地掌握了华夏族的礼仪制度、官学等，并将之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戎狄蛮夷在与华夏族不断的融合中增进彼此了解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华夏族深厚文化对戎狄蛮夷产生了足够的吸引力。冯国盛先生指出：“（华夷）经济虽然南北不同，但是没有本质的差异，都属于农业的范畴，区别在于旱作农业和水作农业的差异，但是生产的周期性、生产场地固定性和相对稳定的收获就是共同点，这样的分析是我们把农业生产放到与游牧社会进行比较的背景上考虑的。这种共同性为文化上认同与融合提供了基础。”[25]经济条件是华夷能够往来不绝的重要基础，而多种不同的往来方式是双方融合不断加深的媒介和途径。如果说交战、联姻、人口、盟会和经济等是不同民族在交往的初级阶段的往来形式，那么文化上的融合和吸引是民族融合的高级阶段。所以，戎狄蛮夷在春秋时期逐渐地对华夏文化产生认同感，是彼此不断融合的结果，也为之后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李严冬先生通过对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分析，指出：“华夏文明（国家）的率先形成是华夷之辩的历史起点，而文明的发展又推动着各个族属之间文化的趋同与心理的认同，并最终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与戎、狄、蛮、夷等民族集团的民族大融合。”[26]华夷之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之间存在着发展上的不平衡，但真正推动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之间在文化上、心理上的认同和民族大融合的，除了各自的发展，还有不同形式的交往。林甘泉先生从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历史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凝聚力的不断加强，当然有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原因，就文化方面的原因来说，‘天下一家’观念支配下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27]此说正确。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之间“天下一家”的观念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在以不同形式的融合的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随后更长时间的融合，则促进了这种观念的日益巩固。

三、结 语

在这些不同形式的往来中，春秋时期的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的融合越来越密切。《左传》鲁定公十年载，孔子相鲁时对如何处理华夷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7]1578从长时间段来看，华夷之交最初以军事对抗为主，而随着彼此往来的不断深入，融合的方式也不断增多，并最终上升到戎狄蛮夷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春秋时期华夷之间的区别依旧存在，只是当彼此通过不同的融合方式而出现的利益交织越来越多时，军事对抗所占的比重则会下降，并逐渐地转变为以互惠互利为主，即“夷不乱华、兵不偪好”。张正明先生指出：“华夏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28]从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关系的发展来看，彼此经历了从排斥、冲击到最后融合的阶段。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来看，戎狄蛮夷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越来越频繁的往来中产生的，也推动了秦汉之际民族大融合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