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永恒女性”
——评列米佐夫小说《钟表》和《教妹》中的女性形象

王璐瑶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州 510275)

一、引言

俄国白银时代小说家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列米佐夫(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Ремизов)是俄罗斯学术界公认的“复杂的作家”“卓越的文体家”[1]7，也是19—20世纪之交俄国新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其作品极具个人特色和时代印记，重现了19—20世纪之交俄国生活文化的巨幅图景，是传统与创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新现实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白银时代的一个非主流文学流派，该流派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思想艺术流派相融并存、相互影响的产物，具有杂糅性和综合性的特征，是世纪之交文艺学发展多值性和多变性的反映。新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现实主义关注外部生活现实，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而新现实主义更加关注人的精神、思想、意识方面的现实。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过渡时期，在俄国新民粹主义杂志《遗训》(Заветы)内部，列米佐夫领导了一个文学小组，小组成员既面向传统，又面向革新，想要更新古典现实主义，在文字艺术中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于是“新现实主义”思潮兴起。“对列米佐夫的天才推崇备至之日，正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之交象征派发生危机、‘新现实主义’浪潮兴起之时。列米佐夫是判定这一潮流在俄国散文中兴起的批评家们文章中最早提到的姓氏之一。”[2]受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列米佐夫关注世纪之交人的精神、心理和意识，尤其是女性。在列米佐夫的早期作品中，每一个女主人公都带有“永恒女性”的光芒。“永恒女性”自我牺牲、长久忍耐的精神是列米佐夫创作的典型特征之一。在他所塑造的充满爱、智慧、美丽的“颓废女性”“受难女性”“堕落女性”中体现了“永恒女性”的神圣本性。

“永恒女性”(вечная женственность)的概念最初源于“女性崇拜”。女性崇拜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核心。早在古罗斯时期，信奉多神教的古罗斯人便崇拜“大地母神”莫科什。公元988年，古罗斯人接受东正教后，多神教并没有消失，而是潜移默化影响着东正教，多神教与“大地母神崇拜”相关的仪式转化为东正教的“圣母崇拜”仪式。至19—20世纪之交，这种“女性崇拜”在索洛维约夫的“索菲亚学说”中得到系统的理论深化。索洛维约夫在长诗《三次约会》中描写自己在一生不同时期与“永恒女性”(即索菲亚)的三次会面。根据索洛维约夫的解释，永恒女性就是“至圣的神的索菲亚，是美的本质的形象和超存在的上帝的愉悦，是永恒的光辉实体，世界的灵魂，是所有领会的唯一女王”[3]。索洛维约夫还将永恒女性与圣母等同，称索菲亚为基督耶稣之母，她宽恕一切，牺牲自我，索洛维约夫祈求她“下到灵魂的牢狱，用自己的光明照亮我们的黑暗，用爱之火熔化我们精神的镣铐……”[3]由此，俄罗斯宗教哲学中把“永恒女性”“索菲亚”和“圣母”三个概念等同，索菲亚和圣母都是“永恒女性”的载体，是爱和美的化身，是一种拯救力量。在俄罗斯权威文学辞典《文学术语和概念百科全书》中，对“永恒女性”的诠释如下：“在赐予慈爱的宽容一切这一方面，永恒女性的原型是作为‘天庭女王’和罪人庇护者的圣母。”[4]因此，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永恒女性”概念与“圣母”概念具有一致性。

在俄罗斯精神文化史上，圣母扮演了人类和世界庇护者的角色。列米佐夫作品中的许多女性形象都与圣母形象有关。列米佐夫尤其关注伪经故事《圣母历难记》。根据伪经故事研究者В.萨哈罗夫(В.Сахаров)的观点，“该伪经的主要主题是描写圣母为罪恶的人类向上帝祈祷。……在古罗斯，类似圣母历难记的伪经故事广泛传播，并吸引了许多读者……圣母历难记的故事文本内容篇幅微小；但是这个故事为古罗斯崇高的民族诗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5]。列米佐夫借鉴这一古代文本的中心思想——圣母在地狱为受难者祈祷时说的一句话：“我想和罪人们一起受折磨。”在源语文本中，圣母最后离开地狱回到天堂。而列米佐夫笔下的圣母采取了很多行动，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上帝没有原谅那些被他遗忘的或遗忘了他的人，列米佐夫的圣母拒绝回到天堂，而是留在地狱般的人间——“和罪人们一起受折磨”。在列米佐夫的神学理论中，圣母是第一股神力，她积极干预人类的命运，成为上帝面前人类的庇护者。如果无力挽救人类免受苦难，她就把这些苦难扛在自己肩上。

白银时代的俄国弥漫着世纪末的危机感，知识分子们纷纷从“永恒女性”中寻找救赎的力量。在象征主义诗学中，“永恒女性”是永恒的、神秘的、充满爱的形象，她不等同于任何一个尘世面孔，只存在于预感和希望之中，如勃洛克《美妇人诗集》(Стихи о Прекрасной Даме)中的“永恒女性”形象。而列米佐夫的女性形象既借鉴了传统的“永恒女性”说，又发展了这一概念，将“永恒女性”引入尘世中。这不是神秘的爱人，不是勃洛克的陌生女郎，她不存在于幻想、希望之中，而存在于现实之中。这是坠入尘世与人类一同受罪的圣母，是有血有肉的女性，而正是在她们身上，作者看到了世界的所有智慧、纯洁、思想美和心灵美。因此，在列米佐夫的女性形象创作体系中，这也体现了其作为新现实主义作家的过渡性的特点。

二、小说《钟表》中的颓废受难女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颓废主义思潮盛行于社会转型中的俄国，对文学特别是象征主义诗歌产生重要影响。受其影响，部分象征主义诗歌中弥漫着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它反映了19世纪末知识分子不满于现状，想从社会纷争中抽身而退，向虚无彼岸寻求精神寄托的心理状态。

列米佐夫的早期作品《池塘》《钟表》都带有浓厚的颓废主义色彩，小说中作家多次强调宇宙中人的孤独、迷失以及无望的逃离。“在列米佐夫早期的作品中存在着生命的两种自然力的对立。第一种是邪恶、死气沉沉、毫无意义的俄罗斯日常生活的力量，以及它的‘令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它在小说《钟表》和《池塘》中以非凡而震撼的力量被记录。……《钟表》就像《池塘》一样，充满了灰暗的色彩，以至于开始觉得，世界似乎正在获得某种可怕的、‘最后的’特征，超越这一特征，要么是死亡，要么是神秘内涵和出路。……列米佐夫传达的第二种生命自然力是多神教的、芬芳而神秘的、狂野而梦幻的——‘魔幻的罗斯’。”(1)这里的“第二种生命自然力”存在于他早期的童话故事集《循着太阳运行的方向》中。[6]

小说《钟表》中，列米佐夫试图引起读者和公众对人类悲剧性生存问题的关注，解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试图找到解决的途径。小说中的所有人物角色都在受苦，尤其是女性角色。她们承受了世间的各种苦难，有身体上的，有心灵上的，她们忍受男性的抛弃，为男性的错误赎罪，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了男性的牺牲品，在她们身上体现了“永恒女性”受难、牺牲的“神圣”价值。

小说的女主人公名叫赫里斯京娜(Христина)，这个名字可以和基督(Христос)的名字联系起来。在小说中，她的形象被十字架、救赎和仁爱的象征意义所包围。小说介绍了赫里斯京娜和涅利多夫的故事，其中的爱情、同情主题，与万物终结、死亡主题交织在一起。

赫里斯京娜的丈夫谢尔盖破产后逃走，抛下她和小女儿叶莲娜相依为命。她独自一人苦苦支撑，努力不让丈夫家族的钟表店倒闭，努力照顾小女儿和生病的公公以及丈夫生病的小妹妹卡佳，并努力驯服丈夫发疯的弟弟科斯佳。的确，她遭受了很多苦难，但她并没有从苦难中找到出路。丈夫出走后，丈夫的朋友涅利多夫出现了，他成为赫里斯京娜唯一的指望。她希望通过新的恋情来挽救一切，但同样被失望笼罩着的涅利多夫已经无力再去支撑另一个人。知识分子涅利多夫曾经在自己的内心创造了一座坚不可摧的神殿，但是随着未婚妻的死亡他陷入绝望，他的神殿被摧毁，最后他选择自杀。小说第四章中赫里斯京娜关于火车和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们的梦境具有象征意义。

她梦见她正在火车站。她在等火车。火车站到处都是人。有人说：这是为一些年轻人送行。突然一扇门打开了，一群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彼此手挽着手，站成圆圈把她围在中间。

这时铃声响了：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于是一种预感——她赶不上车了，火车就要开走了——让她清醒过来。她冲出活泼的女孩们围成的圆圈，把她们推开，但是，她来到站台上以后，并没有看到火车，她看到：在从未见过的一些反光镜的光线中，就像幻象一样，出现一个队列——还是那些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她们中间是一个新娘，只是她的脸无法看清，脸上蒙着面纱。又响起了铃声：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有人明确而清晰地喊着她的名字[1]76。

离开的火车象征着赫里斯京娜不被接受的感情和无法圆满的爱情结局。“站台”“为一些年轻人送行”预示着涅利多夫的死亡(2)在小说结尾涅利多夫卧轨自杀。。“被小女孩站成圆圈围在中间”象征着被生活所困的赫里斯京娜无助且无望的逃离。E.戈尔内(Е.Горный)在文章《列米佐夫诗学简评：〈钟表〉》中谈到赫里斯京娜和涅利多夫的命运。“涅利多夫思想中爱情的形而上学通过一些警句体现出来：‘爱一个人然后不想占有爱人是不可能的。而占有他和毁灭他——是一回事’；‘如果你爱上了别人，而别人不爱你，你将会死亡’。”[7]在这里，列米佐夫提出关于爱的存在主义悖论问题，爱情是可怕的，爱情变成厄运，不管是相恋还是单恋，它都会导致恋爱的一方死亡。涅利多夫试图让自己相信对赫里斯京娜的爱，但他又害怕这份爱带来的责任和压力，所以他无法帮助赫里斯京娜。

“我也没有钱，我无法帮助她。”“帮助？！难道问题就只在于钱吗？这个家庭和这些债务都让她操碎了心，她想要卸下所有的压力……”[1]80

最后，涅利多夫选择自杀，他无法用自己脆弱的肩膀承受生存的重担，他的生命在卧轨的那一刻得以解脱。爱情是致命的，小说中高尚的感情要么以恐怖、扭曲的形式存在，要么变成死亡。得知涅利多夫自杀后，“十字架”的苦难象征意义在赫里斯京娜身上达到顶峰。

在冷却的茶炊旁边，赫里斯京娜·费奥多罗夫娜坐在平常的位置上，好像从十字架上抱下来的一样，自从她几乎没命了一般从火车站被带回来以后，她就一直这样坐着。持续不断的令人苦恼的思绪，让她的额头皱起深深的皱纹，就像老太婆一样[1]118。

涅利多夫的死让赫里斯京娜对生活彻底失去希望，像“从十字架上抱下来的一样”“没命了一般”，而她的人生只剩下“持续不断的令人苦恼的思绪”。在她的命运中，任何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生存变得毫无意义。生活没有希望，这样的苦难让她仿佛走到时间的尽头，“像老太婆一样”。

小说中，列米佐夫还描写了一只“电车下的狗”的形象，这一形象具有隐喻意义。

正在穿过马路的电车刹住了。从车轮下面爬出来一只残废了的小狗。

小狗尖叫着，露出来的血淋淋的舌头，挂在破碎的颌骨上左右晃动。小狗来回挥动着一条压断了的腿，就像在摇动尾巴似的，朝着陶醉自信的人群迎面奔过去。

……

可是，当所有人都各自回家以后——庆祝活动结束了，小狗却在某个地方的围墙下死了，它的尖叫声却并没有停止[1]39。

受难动物是列米佐夫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他常常将受折磨的动物引入叙事中，以表达人类灵魂被压迫、垂死的状态。赫里斯京娜就像这只小狗，处于被挤压、令人窒息的苦难之中，无处逃离。因此，赫里斯京娜属于受难女性形象，并且带有颓废主义色彩。女主人公到最后都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是陷入无意义的灰色生活。她饱经苦难，但并没有被苦难洗净，而是沉入苦难中惶惶不可终日。她努力为幸福奋斗，但最后她的所有幻想都化为泡影，她的奋斗以失败告终。

小说中还有另一位颓废受难女性形象——男主人公谢尔盖和科斯佳的小妹妹卡佳。卡佳一生下来就注定要遭受苦难。她是个患病的小女孩，在小说中没有直接指明她患的病，但在注释中提道：“年轻的时候她的父亲因为轻浮，大概是不小心染上了梅毒，而梅毒应该是遗传给了小女孩。”[8]小说第五章的一段话也隐晦地证实了这一点。

你的父亲爱你的母亲，他不想让你死，而这一切都是如此偶然……难道他知道吗？难道他想到过吗？……你当时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1]82

卡佳一直被一个黑色小钟所困扰，这个黑色小钟象征着即将到来的死亡。

在床边的小柜上，一只黑色小钟正在嘀嗒嘀嗒地走着。

……

卡佳倾听着小钟的嘀嗒声，她一直觉得，借助这些能分辨清楚的声音，借助这些勉强听到的声音，她可以进入一个极深之处，在那里能看见所有的一切。

它们会接受她的。

它们会带上她的。

它们会引领她的[1]27。

小女孩期待死神的到来，希望死神把她从恐怖和悲伤的世界中解救出来，而死神正在向她靠近。卡佳梦见一个包着头巾的陌生女人(她把这个女人认作是护理员)，这就是死神。死神向卡佳保证“在那里”不会有时间，并且摔碎卡佳的黑色小钟，夺走一个还未长大的沮丧的生命。

这时门轻轻地打开了。一个戴着头巾的陌生女人环顾了一下四周，走进了儿童房。

……

女人不急不慌地坐在了对面。

“该走了，小姐，”她说，“该上路了，那里很暖和，很漂亮，漂亮得难以想象。这里没有那样的美景，这里连呼吸的空气都没有。”

……

“那里是春天，那里永远是春天，上帝保佑，你回来的时候，你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你会非常幸福的，”护理员的声音停了下来，“那里没有这个！”她把手伸到床头柜上，准确地一把抓起小钟，握在拳头里，她站起身来，个子高高的，一副傲慢的样子，她抡起手来，把小钟扔到了地上……[1]84

卡佳的小钟象征着她的屈服、忍耐和厄运。当小钟停下来时，那一刻成为卡佳生命的临界点：小女孩虽然还活着，但是已经放弃这个世界，处于时间和存在的另一端。按照А.И.库普林(А.И.Куприн)的说法，“只有赫里斯京娜·费奥多罗夫娜，她不安的内心和最后的爱情，以及濒死的小女孩卡佳是列米佐夫长篇小说黑暗肮脏的背景下的两个温柔而干净的小点”[9]。

如此一来，在早期的长篇小说《钟表》中，列米佐夫描写了生活在疯狂与绝望世界中的女性形象。她们的人格本性被压制，常常因为男主人公而遭受苦难。她们是现实、社会、男主人公的牺牲品，是集柔弱与刚强、爱与恨、生与死于一身的颓废受难女性。

三、小说《教妹》中的堕落受难女性

20世纪初俄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呈现是多义的，即使在同一流派框架之内也是如此。对于象征主义者来说，女性既是美丽的化身，又是不洁和黑暗的载体。Е.В.特蕾什金娜(Е.В.Тырышкина)认为：“象征主义诗学中对女性态度的双重性，一方面可以解释为永恒的肉体诱惑，另一方面——天堂的纯洁和‘永恒女性’理想的无法接近。”[10]66于是，“永恒女性”形象中出现了纯洁与堕落的矛盾共存，列米佐夫的女性形象也具有这一双重性。

19世纪在俄国文学关于“女性问题”的激烈讨论中首次提出“堕落女性”(падшая женщина)。女性解放是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开始的，彼得大帝的改革虽废除了一些禁锢女性的陋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放女性，“自古以来形成的旨在压制妇女的许多传统思想观念仍然广泛盛行，妇女的地位一如从前”[11]，并且在父权制下，女性依然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或找到体面的工作，因此许多女性只能沦为妓女。关于“堕落女性”的定义，在Р.П.罗戈日尼科娃(Р.П.Рогожникова)和Т.С.卡尔斯卡娅(Т.С.Карская)编纂的《俄语旧词词典》中定义为，“堕落女性是指由于不道德行为而丧失名誉的女性”[12]。

对于19世纪30—60年代的俄国文学作品而言，妓女是主要的同情对象，她们需要男人的救助。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堕落女性自己开始扮演女救助者的角色。如Н.梅利尼科娃(Н.Мельникова)所言，“19—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创造了‘自己的’女性形象：她们是永恒女性、母亲、新娘形象，是妓女、诱惑的女人，作家们试图为妓女辩护，以恢复其妻子和母亲的形象”[13]。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多次谈到“圣洁女人理想”和“荒淫女人理想”的结合，并且肯定社会认为可耻的、堕落的女人也有天真和纯贞的本性。《罪与罚》的女主人公索尼娅形象“包含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置入的一对矛盾体，即‘神圣’与‘堕落’，受难与博爱，卑贱与崇高。……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索尼娅这一形象的矛盾组合在当时具有超前勇气和创新意义”[14]。对于这一类女主人公可以用一个逆饰的定义——“堕落受难女性”(падшая мученица)来描述。这类女性经历了从妓女到修女或从修女到妓女的道路。列米佐夫在小说《教妹》中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堕落受难女性形象。

《教妹》是列米佐夫1910年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是作家最负盛名的作品。这是一部以女性形象为核心的作品，创作灵感与作家的妻子有关，《教妹》的献词中就出现了列米佐夫的妻子谢拉菲玛·巴甫洛芙娜(Серафима Павловна)的名字。1909年，列米佐夫的民间故事改写作品被指抄袭，他遭受排挤与迫害，从而陷入精神焦虑。他回忆起这段痛苦的经历时写道：“我妥协了，这不像我，但我屈服了……她(3)指作家的妻子谢拉菲玛·巴甫洛芙娜。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别处，突然，她的整张脸仿佛被大火淹没，她的双眼像大火一样——充满了愤怒。我十分佩服她。我一直因为她的痛苦而感觉到某种原罪，这种原罪注定伴随我而来，并经由我散播出去，而现在——她因为我而痛苦——因为我的痛苦而感到痛苦……在那个晚上，我开始创作《教妹》……”[15]

小说《教妹》中出现许多女性形象，她们既是分散的，又是统一的。这些女主人公因精神上的接近而联系在一起，她们像作家的妻子一样，都是背着苦难十字架的姐妹。

通常，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亲近关系——血缘关系的亲人和意气相投的亲人。而教妹是十字架姐妹，是互相交换十字架的姐妹(4)东正教主张教徒间应团结友爱，常用“教兄”(крестовые братья)、“教妹”(крестовые сестры)来表述教会成员，强调这是一种通过交换十字架而缔结的情谊。。

十字架是一个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物品，对于某些人来说，它象征着死亡，对于某些人来说，它象征着生命。它被立放在墓地里，也被用来嘉奖功勋。而在列米佐夫的创作中，十字架的象征常常具有受难和屈从的色彩。这与基督教十字架崇拜的观念有关：一方面，在基督教徒眼中，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以一己之身背负全人类的苦难与罪孽，十字架便是沉重苦难的象征；另一方面，背负十字架体现教徒的顺服和忍耐，“假如信徒不经历忧患，就不能从背十字架上学会忍耐”[16]。因此，在列米佐夫的作品中，十字架是主人公苦难命运及其隐忍人格的客观隐喻表达。

作家以日常生活资料为基础构建小说，展示了困境中女性的戏剧性故事。她们背负苦难的十字架，承担他人的罪恶。如特蕾什金娜所说：“主人公是无家可归的人，是‘没有落脚处’的教妹，没有他人的信任，没有支持。难怪小说中说‘人与人是木头橛子’。尘世情欲的魔鬼学起源在列米佐夫的创作中被诠释为遭受暴力侵害的女性的悲剧，这在小说《教妹》中有所体现。”[10]68

《教妹》的整个故事贯穿着堕落、被强暴的灵魂和肉体的叙事主题，包括为了名誉卖身的薇拉·伊万诺芙娜·威霍列娃，被男人折磨的受难女性叶甫根尼娅，以及被诅咒、被强暴的厨娘阿库莫芙娜。

薇拉·威霍列娃充满了仇恨，想为自己被践踏的感情复仇。她曾经是有钱的工厂主瓦库耶夫的情人，与瓦库耶夫同居一段时间，但很快瓦库耶夫就厌倦了她，把她送去了彼得堡戏剧学院学习。薇拉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她将成为一名伟大的女演员，同时为了报复瓦库耶夫对她的无情抛弃。她渴望变得富有，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来挣钱。复仇的愿望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好处，反而给她带来更多苦难。小说中不断重复的句子——“心里特别难受的时候，欲哭无泪！”是薇拉·威霍列娃内心痛苦的映照。

男主人公马拉库林一直喜爱着薇拉·威霍列娃，“对于他来说好像是全部异乎寻常的快乐——他的生活源泉就在她身上”[17]79，但薇拉却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卖身以后，薇拉·威霍列娃身边总是出现“黄色”；“处处都是金丝鸟羽毛的颜色：黄色的靠垫、黄色的屏风，一切都是黄色的”。“马拉库林终于找到薇罗奇卡，在过道里还在想，薇罗奇卡住在这里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别人安排她住到这套配备家具的黄色住宅里。”[17]61

在当时的俄国文化传统中，黄色具有多种含义：“黄色是‘东方威胁’的标志，是黄色沙漠侵袭肥沃的田野和森林的标志，被解释为东方威胁的预兆之一”[18]，在薇拉·威霍列娃的形象中列米佐夫暗示了世纪之交俄国面临的外来文化入侵危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含义，黄色会让人联想到“妓女身份证”(желтый билет)，旧俄时期妓女持有的身份证是黄色的。

在薇拉·威霍列娃身旁还有成堆的衣服，这些都是她当时的包养者——著名富商瓦里亚根斯基老头送给她的，她彻底地成为男人的附属品。越来越堕落的薇拉最终走向死亡。小说的结尾充满神秘色彩——薇拉·威霍列娃变成了幽灵，男主人公马拉库林在幽灵薇拉的“引领”下从窗台上掉了下来，离开了困囿他的苦难世界。

他已经看不见什么东西了，他只是看见了小白桦树，顺着小白桦树走着薇拉——薇鲁什卡——薇罗奇卡，她也跟小白桦树一样……她的双手跟树叶粘在一起了——她在树叶中间向着马车棚走去，仿佛是在空中行走，大地在她走过之后仿佛是塌陷了。他的心像小鸟一样飞了起来，但变得很沉重，拖着他，他全身都被拖了出去，他松开双手——松开了双手，他跟靠垫一起从窗台上掉了下去……[17]138-139

变成幽灵的薇拉“仿佛在空中行走”，这与小说开头作家对薇拉的外貌描写相呼应——“她苗条而灵巧，轻盈得如同羽毛，……仿佛是用翅膀飞翔”[17]54。正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写：“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飞翔”“上升”是永恒女性的特征，永恒女性具有一种超验的力量，这种超验力量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在小说结尾，薇拉幻化成“幽灵”，展示了“永恒女性”的超验力量，她的死也解脱了马拉库林。因此，薇拉·威霍列娃破碎的爱情和仇恨成为她背上的十字架。面对羞辱和抛弃她无法妥协释怀，但是她的反抗给她带来更大的苦难——堕落和死亡，她成了仇恨的牺牲者。她的堕落不是本意为之，而是现实所迫。

不同于薇拉·威霍列娃，面对羞辱，叶甫根尼娅(小说男主人公马拉库林的母亲)选择接受。热尼娅(叶甫根尼娅的小名)多次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责怪任何人。

他们对她为所欲为，并非因为心术不正，他们如此作为，是因为他们瞎了双眼。

热尼娅本人是这样解释的，她不怪罪任何人，只怪罪她自己[17]91。

她的悲剧在于女性对暴力的指控在当时的社会中被视为诽谤，因为大家都认为施暴者茨冈诺夫是个好人。更可怕的是，热尼娅信任他，信任这个玷污、侮辱她的男人。热尼娅只怪罪自己，愿意为了他人的罪恶而处决自己，“她怀着恐惧、羞耻、痛苦的心情进行自责，进行祈祷，祈求上帝给她指出一种处死自己的方法”[17]92。

她的形象让人联想到抹大拉的玛利亚(5)抹大拉的玛利亚是被耶稣拯救的妓女，她祈求耶稣宽恕，耶稣从他身上赶走七鬼，使之得救。形象。和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热尼娅也向上帝忏悔罪恶，祈求上帝处决和惩罚，而在获得宽恕后仍然向往幸福的生活。她“在前额上，在两肩上，在手上，在胸部上都切成十字形的伤口”[17]93，这些十字形伤口赐予她新生，不久后她遇到真正的爱人——马拉库林的父亲，并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子女。如E.B.特蕾什金娜所说：“叶甫根尼娅——经历了净化灵魂的苦难，是自我牺牲的理想形象。”[10]85

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个女性形象是厨娘阿库莫芙娜。她是个典型的堕落受难女性，她的形象与苦难、屈辱、牺牲的主题有关。

当阿库莫芙娜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差点没命。“诚然，她非常小的时候差一点儿死了：她躺在摇篮里睡觉，几个孩子摇晃，绳子断了，她在摇篮里摔到地上，叫唤了一天一夜，怎么也止不住哭，给奶吃也不行，后来好了，又过些时候完全好了。”[17]36她的父亲在临死前没有给她祝福，而是诅咒她四处漂泊——“在大千世界里四处游荡”。后来嫂子也不让她好好生活。“她在家里没有过上六个星期，她住在菜园里。父亲在世的时候好也罢坏也罢，都得忍耐，可是父亲一死，嫂子就变得比野兽还凶，迫害她，折磨她。”[17]38

阿库莫芙娜最美好的日子是在弯角村度过的，那里像伊甸园一样，她陪着布亚诺娃太太一起生活。列米佐夫用半神教—半基督教仪式的风格描写她们的生活和友谊，她们互相给对方戴花环，成为姐妹。“太太总是孤单单的，只好跟阿库莫芙娜在一起，把她当成小妹妹。随时随地都离不开她，带着她到田地里去，到树林子里去——到柳条林子里去采集蘑菇，到松树林子里去采集浆果。……阿库莫芙娜拿着花回来了，带来许多各种各样的花——有蓝色的，编一个花环，而她躺在松树底下哭。阿库莫芙娜用各种各样的——蓝色的花把她装饰起来……”[17]40

但是清闲安逸的生活很短暂，布亚诺娃太太的哥哥(少爷)强暴了阿库莫芙娜，伊甸园变成了地狱。她只能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少爷同居，这给她带来痛苦，她甚至出现自杀的念头。阿库莫芙娜最大的幸福就是她的孩子和太太的孩子几乎同时出生，她们可以一起养育两个孩子。但是，由于她的罪恶(虽然是无辜的)，她不得不付出代价——后来她的儿子和太太都死了。阿库莫芙娜最后被赶出布亚诺夫家的庄园，她父亲的诅咒应验——她没有了栖身之地。

来到布尔科夫大院后，阿库莫芙娜展现了她神圣的一面。这个大院里的所有人都觉得阿库莫芙娜是“虔诚的”“像癫僧一样的”，因为她常常做预言梦。在她的梦境中，她跌入地狱，经历了苦难的历程，这让人联想到广为流传的《圣母历难记》，这使她更接近圣母的形象。在对她的外貌描写中，她“癫僧似的”目光和温顺的个性也体现了神圣性：“阿库莫芙娜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脸非常黑——一只金龟子，笑起来和看人的时候有些像癫僧，不是直视，而是斜睨，头略略地歪向一侧，她很温顺——从来不生任何人的气。”[17]33

此外，按照特蕾什金娜的说法，“阿库莫芙娜结合了看似不兼容的两种特征——夏娃和圣母”[10]76。她关于“浑身长着疙瘩的爬虫”(暗指蛇)和“吃浆果”(暗指偷吃禁果)的梦还使人联想到世界第一女人的形象——夏娃。因此，在阿库莫芙娜的形象中结合了夏娃与圣母、罪恶与神圣的特征。

薇拉·威霍列娃、叶甫根尼娅和阿库莫芙娜都是无辜的“堕落受难女性”。她们不想堕落，但是现实逼迫她们走上罪恶之路，她们本身带有圣母本性，这一本性在阿库莫芙娜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列米佐夫作品中女性的命运极富戏剧性，对心灵和身体的暴力侵害事件是她们命运的转折点。通常，男性、社会或者现实迫使女主人公走向堕落。尽管她们堕落了，却依然圣洁。“对于作家(6)② 指列米佐夫。而言，牺牲和受难是最高智慧的标志，女性苦难带有神圣的光辉。”[10]68她们是“背着十字架的姐妹”，经历的苦难和作出的牺牲就是她们交换的“十字架”。如П.弗拉基米罗娃(П.Владимирова)所说：“总的来说，除了极少数个例外，他笔下的所有女性都带有神圣的光环，她们都接近‘天上的永恒者’。”[19]只是这“天上的永恒者”来到人间历难，受压迫、被施暴、受折磨，为人类的罪恶赎罪。

四、结语

本文分析列米佐夫早期作品中的两类女性形象：颓废受难女性(赫里斯京娜、卡佳)和堕落受难女性(薇拉·威霍列娃、叶甫根尼娅、阿库莫芙娜)。她们都具有受难、牺牲的品质。在长篇小说《钟表》中，赫里斯京娜和小女孩卡佳是带有颓废主义色彩的受难女性，这类女性形象的人格本性常常被压制，作家将这归咎于男性和社会。而在中篇小说《教妹》中，列米佐夫的女性形象具有双重性——永恒的肉体诱惑和纯洁的“永恒女性”。作家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堕落受难女性形象，突显集罪恶与神圣于一体的女性形象的双重性和强化的象征意义。然而，无论是“颓废受难女性”还是“堕落受难女性”，她们身上都闪耀着“永恒女性”受难、牺牲的神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