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中的女性叙事视角
——阿列克谢耶维奇“情感创伤书写”研究

刘锦男

(广东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00)

一、引言

S.A.阿列克谢耶维奇于20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作品记录了俄罗斯在20世纪承受的种种苦难，也以“多声音”的形式创新了纪实性文学题材的写作模式。其作品内容不仅全面反映了普罗大众面临灾难与战争时的勇气和悲伤，也体现了不同阶层人民的声音。阿列克谢耶维奇善于记录历史，将笔触关注到战争、核爆和社会变革中的受难者，她的“乌托邦之声”系列作品记载了苏联时期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痛苦。与冰冷的档案式记录不同，她的作品更像是一部情感的编年史，通过对死亡、爱情、未来、生存、信念的记录，将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群体记忆、个人记忆完整保存下来，成为“情感的历史”[1]，也在苏联每个特殊时期树立了编年体式的纪念碑。Sara Danius认为，她的作品与历史本身无关，更像是普通人的情感历程[2]。她将文学与“红色时代”“红色乌托邦”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各行各业人群的口述访谈，将战争、灾难的黑暗与恐怖公之于众。她没有简单地记录历史，而是赋予这些事件崭新的哲学视角和理念。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纪实文学应该尽可能地展现每个人物的特点，应该用新的视角体现人物细枝末节的感受，并且使每个人物闪耀不同的色彩，她将这种文学表达形式称作“创建事件的新哲学”[3]。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是历史的镜子，也是思想的载体，她将普通人的经历隐于历史中，又透过字里行间烘托亲历者的真情实感，体现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不同群体流露出的同情、坚忍、恐惧、愤怒、勇气和爱。

二、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文学价值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作品属于口述史料调查，该类小说是将受访人作为创伤历史事件的真正主体，而作品的最终目的是记录亲历者的生命记忆，并作为特殊时期的历史档案加以保存[4]。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作品被称为“文学—文献小说”，不仅展现亲历者的过往经历，也帮助其走出阴影，建立崭新未来[5]。

纵观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会发现所有人都有个性化回忆。《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记录了181位女兵的记忆。相较于男人，女人对战争有着特殊的解读，多受制于情感支配，对战争的记忆多是出于自身的痛苦与情感张力。战争对于男人而言意味着权力争夺、利益驱使和理想冲突。女人则有着与男人不同的情感空间，女人直面历史与事实，其对战争的理解多伴随着对微观世界(色彩、气味等)的解读[6]。纪实文学呈现了意识深处的记忆，既是未来研究中可挖掘的底本，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对历史与真实事件的自我认知途径。区分人性通常要从普遍性和抽象性两方面考量，我们无法用某种特定的方法为他人分类，每个人心中都有对事物独特的理解，纪实小说便是将灾难亲历者的记忆整理固化，对人性的思考展现得细腻、鲜活[7]。纪实文学是人类心理世界的观察与展现，是普罗大众的内心独白，也是对一种人类心理工程的建构。阿列克谢耶维奇将“乔哈里视窗”(Johari Window)概念解释为“潜在的我”“盲目的我”“秘密的我”和“公开的我”四个心灵窗口，纪实文学把这四个心灵窗口依次打通，将人性善恶的层级打破，避免了人性好坏的二元对立。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她的纪实文学制造了一个情感宫殿，并表示她不是在书写战争或灾难历史，而是处于战争或灾难背景下的情感历史。她记录的人物都历经了不同程度的情感创伤，他们都亲历了特定的历史事件，发出的是灵魂的呐喊，而这些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和永远存在于亲历者心中的人，才是战争或灾难“永恒的颤音”[8]。

其次，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是历史与国情的资料库。她对历史极为感兴趣，并想将其变成“文学”，她认为历史是由参与者和见证者将那些本没人记住的事件保存下来的[9]。个体情感反射整个社会，纪实文学中亲历者的经历都在历史的笼罩下，将意识形态、社会现状、经济关系、人文风俗、政治体制囊括其中，既体现民间性特点，弥补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在公共文献中的不足，又消除程式化的主流记忆或官方记忆。从个人的角度研究历史与国家，从人类情感层面研究国情，将现实与理论结合，产生独特的观测维度。众所周知，历史文牍不能全方位地纳入历史与社会的“全部内容”，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将历史文献中无法展现的细节和盘托出，弥补了传统史学的遗憾。苦难是社会深层矛盾的反映，它虽然来源于个人的主观思维，却体现了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权利与社会结构构成苦难的根源，重大灾难性历史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会深刻影响个体的思维和生活，亲历者将很难消化、理解灾难性事件的影响。人是社会性、心理性和生物性的统一体，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展现了不同时期苏联局势的动荡不安，也让读者了解普通民众的挣扎与痛苦，她的作品不是简单重复历史事件，而是情感宝库与国情资料库。

不仅如此，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更是文化资料库与教育资源库。纪实文学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内涵，促使其与教育教学的关系加深。读者可在阅读过程中受到触动和感染，甚至影响其行为。人类记录历史事件，同时是收藏记忆的过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将历史作为国家发展的镜鉴，也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10]。对于创伤历史，人类的悲哀多是选择释然、遗忘、缄默，抑或是劝诱蛊惑、遮人耳目、颠倒黑白。Margaret Mead认为，历史事件与人类经历的结合是人类价值观、他者尊严与社会横断面的展现，可使读者从中受益，得到教益和启迪。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将历史大背景与人类微经历结合，将历史的真正价值“外化”，体现普罗大众本不该有的“落魄人生”。她认为“战争中没有‘伟人’，凡是拿起武器的人皆是罪恶的人，我们都是苦难的见证者”。Sigmund Freud将“创伤”定义为“在一段特殊经历后心灵受到的高强度刺激”，从哲学层次上可理解为人类的终极关怀，抽象层次上可理解为国家与历史的沉重反馈，具体层面上可理解为对个体思想和身体的摧残[11]。人类的历史是整体的，不是片面的；人类的经历是连贯的、可共情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纪实文学是人类对未来的馈赠，用过去唤醒未来，是每一位作家的责任。”Benedetto Croce将纪实文学定义为“可照进灰暗人生的哲学”，这种文学形式“虽不能说话”，却“将人类生活点亮，使生活闪耀历史的光辉”[12]。个人遭际是时间、空间与存在关系的重新建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审视过去，眺望未来，而过去与未来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Alvin Toffler所说：“过去的未来在未来，未来的未来是过去。”[13]这也是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纪实文学的解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是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的体现，从侧面展现了苏阿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核爆事件等历史灾难，从政治、文化、科技等视角解读历史事件对人类精神世界和价值观的影响，并在纪实文学中体现历史文化遗产的色彩。

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伤叙事

(一)创伤事件的多维视角记录方式

“创伤”一词本意是指身体的外部伤口，后由弗洛伊德引入精神分析领域，从“身体创伤”延伸至“心理创伤”。20世纪充斥人类历史上最频繁的灾难事件——地区冲突、屠杀、核爆、两次世界大战等。创伤记忆从少数人的病理特征转变为社会症候群，为人类记忆带来难以磨灭的创伤、痛苦和压力。随后，“创伤体验”从医学领域扩展到文学、心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成为当下人文学科日益关注的跨领域研究方向。对于人类而言，走出战争和灾难阴影的必经之路便是反思与面对。在文学领域，作家们越发频繁地将目光关注于人道主义灾难事件，将创伤后的精神重生写进纪实文学、传记文学、见证文学中。Roger Luckhurst将该类文学形式称为“回忆录繁荣”的“文学景观”[14]。Cathy Caruth将“创伤事件”解释为经历者对某一特殊、意外发生的事件的应对体验，该类体验通常伴随着情感上的难以接受和对事件延迟性的回应，并伴有某些破坏性症状和难以控制的幻觉[15]。同时，他还指出创伤事件的意外性和突发性会超出亲历者的认知范围，使之在漫长的后灾难时期中主体思维仍然会重复出现破坏性的意识。也就是说，当亲历者对于创伤事件表现出难以接受的情绪，自身便会产生选择性遗忘或压抑的防御策略，导致亲历者将创伤记忆转化为“断裂化”或“缺乏逻辑”的叙事方式[16]，此种叙事方式也呈现在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内容与书写风格中。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记录了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件，以多元主体“我”展开独白，记录亲历该事件的相关人员与幸存者。在重述苏联人民苦难经历的同时，追忆特殊时期的悲惨遭遇。作品将“过去”与“现在”整合，将叙事者与历史中著名的“科技灾难”相连，通过“我”的认知，展开对时空与情感的追忆[17]。Jean-Paul Sartre认为小说家应将时间选定为现在，并通过理性与情感融合，以“过去”映射“现在”[18]。作家记录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是把20世纪80年代的事件以“现在”的视角、以当下的时间段记录，历史中的某个时刻更像是“过去的现在”。作品中多位亲历者回忆：“核爆毁灭了485个村庄……我们不知道它长什么样，是怎么传染的？是空气还是尘土？……它是最骇人的战争，你无处可躲。”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能以“正义”定义，而应该在意其带给亲历者何种记忆。我们可以看到苏阿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却看不到核爆炸给我们带来的后果，“人们完好无损地回到家，而辐射却在回家后将你杀死”。同时，亲历者通过自我视角阐述了苏阿战争为其带来的思想转变，认为“去过阿富汗后，人们远离了幻想，重获了自由”，亲历者将苏联政府发动的此次“正义之战”暗示为“人性的扭曲”，指出无论在何时何地，战争都是“丑恶、残忍、摧残人性的”[19]。

此外，阿列克谢耶维奇善于使用多元主体叙事方式。《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体现了不同的主体“我”，不同身份的人们讲述自己亲历“核爆”时的“认知”与“觉知”，不管是消防员的妻子，抑或被迫撤离的儿童，还是亲临现场的医生、教师、摄影师、科学家等，话语就是他们的武器，在历史长河里凭借独白展现叙事主体的情感与内心。核电站着火当晚，一批消防员参与了救火，消防员的妻子怀有身孕，却目睹本已归来的丈夫参与救火后在短短十四天死去，她的孩子也因为吸入过多的辐射气体夭折。她说道：“我的孩子像一个避雷针……我爱他们(丈夫和孩子)，但是他们都死了。”叙事者像是一个“群众演员”，事件整体似乎是一本长篇小说，亲历者的情感也是群众意识的反应，能更加立体地体现灾难对人们的伤害。

(二)创伤事件的情感力量

人类历史是遥相呼应的，现在有过去的影子，过去也昭示着未来。文学作品应体现不同时代的情感张力，如何唤起情境、感情和系列事件，是文学家的职责[20]。文学界从18世纪的“以理性压制情感”，到后来恢复“人之为人”的天性，文学界逐渐开始走出理性，转变为对感性的抒发与描写。

诉说故事是一种叙事方式，叙事时不仅体现空间场所与故事情境，也包含认知和意识层面的表述，并通过表达方式和写作手法再现因果关系、时间逻辑、情感维度上的系列事件。情感与叙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赫尔曼认为叙事过程可渗透情感因素，人类在特定文化中会有“共同的情感标准”，情感联系故事结构，也左右与情感相关联的行为[21]。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灾难事件给人强烈的情感冲击，亲历者的经历被创伤占据，使他们脱离日常生活的轨迹，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同时见证历史事件的内涵与本质。历史事件反映社会、历史与政治问题。Jacques Rousseau认为，相比于理性，情感往往不会出错[22]。一旦悲伤上升至国家、社会或全人类角度，便是对哲学思想的情感冲击[23]。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学展现出对情感的哲学思考和道德高度。作家笔下描绘的意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生与死的思考，对生命与死亡的敬畏，这种情感超越国恨家仇，是对人生价值的灵魂拷问。第二，人民呼唤正义，他们渴望真理，拒绝虚伪与欺骗。第三，人民希望将故事“写给神看”，渴望神性尊严[24]。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战争是人们对荒诞的现实感受，他们目睹亲人被子弹击穿脑部，“他们用手收集了白花花的脑浆”。孩子们丧失父母，他们将战争定义为“一场失去爸爸的战争”，拒绝将父母埋进土里，这是最能触动人心的真实呼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后，那些“绿色机器人”(由于辐射强度过高，机器全部失灵，必须由穿绿色军装的军人代替工作)奄奄一息，“他们是可靠的‘机器人’，如果没有他们，情况会更糟糕”[25]。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学作品不仅表达了情感力量，还将人民的呼声渗透到社会与历史事件中。她记录了普通人的情感记忆，以及士兵的无知无畏，这些都显示人性的善良和人的尊严，也反射官方的虚伪和丑陋。而这仅仅是记录下来的灾难中的一小部分，现实往往比这更加荒诞离奇。人们不得不接受现实扭曲带来的离奇遭遇，作家平淡地记录着事实经过，却给读者带来难以忘怀的恐惧与惊愕。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残忍的、离奇的，它会像辐射一样，在每一个幸福者心里留下痕迹[26]13。

(三)创伤事件的艺术加工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纪实小说的典型代表。她的纪实小说通过亲历者的讲述而构成历史事件本身。她的作品没有主人公，是通过记录多个微观的个人经历而体现历史宏大。作品在继承传统纪实文学写作方式的同时，采用完全客观真实的“历史材料与口述资料”，采用简短的语言表达微观情感。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作品中“隐去身份”，将文献与文字结合，隐秘表达亲历者的主体情感。她认为作者要做的是如实记录所见所闻，作品中没有主人公，体现的是受害者的多重声音，也使历史事件从宏观中体现微观，走入大众的真实生活。《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阿列克谢耶维奇记述了“活人的世界”，包括医生、教师、议员、记者、清理人员等，他们是核爆的间接受害者；“死人的世界”则包括消防员、撤离区居民、父母亲、心理医生等，他们直接见证了核爆灾难；后文中提到的专家学者，如环境检测员、化学家、前核能研究所主任、核工程师、科学家以及政府高官们，则是在国家层面上对核爆事件展开宏观思考，并侧面反映苏联政府对该历史事件的态度。这次事故不单单是一次灾难事件，更是一场人祸，是战争之上的战争。作者始终没有正面评价任何人与事，这便是纪实文学的呈现方式。阿列克谢耶维奇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全程默不作声，把话语权交给亲历者与历史资料。因此，这种“非虚构”的方式达到令人惊奇的艺术效果。使用亲历者的原语言创作，融合虚构性与真实性的创作方式，其纪实文学作品达到资料与文献处理上的创新。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关注的是言语不能表达的东西。《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揭示了人、自然、思想的异化。撤离区的生物都死了，自然异化了；深爱的人死去，出生的孩子也是畸形儿，人异化了。而环境对人的伤害可随着时间减轻或消逝，灾难对思想和心灵带来的伤害却永远存在。核爆让人们麻木，如同行尸走肉，对生命变得漠视。亲历者说道：“什么都变了，只有苦难没变。”这样的想法不仅摧毁人的意识，也危害国家、民族的未来发展。作家并没有直接描写异化的存在，而是通过亲历者的讲述进行记录，在字里行间引发读者对灾难的认识与思考。阿列克谢耶维奇希望通过新的感知方式体现对历史事件哲学观的探索，从微观视角感受亲历者的坚持与隐忍，从多种角度审视生命与灵魂，探寻生命、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灾难中吸取教训，并反思人类的永恒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虽然由短小精悍的故事组成，却给人完整的艺术呈现效果。这种“复调书写”方式将作家的创作思维融入字里行间，使文学作品中的主客观表达方式有效统一。

(四)叙事话语的张力呈现

阿列克谢耶维奇纪实文学中的叙事话语具有传情达意的能力，由于作品背景的历史特殊性，其包含的叙事话语和叙事思想具有区域性、民族性的特点。她的作品不仅呈现灾难文学的叙事要素，还在传统叙事策略基础上构成独具一格的话题体系，并构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图景。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叙事话语展现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希冀与愿望，也是人们对现实社会和所处困境的批判性彩排，同时呈现关于解决社会与现实困境的指示性描述。赫尔曼认为认知叙事学中的叙事话语(不论是文学叙事还是口头叙事)都存在故事逻辑。故事逻辑是故事本身的逻辑，而逻辑则助力形成故事脉络[26]17。该逻辑体现叙事原则，叙事原则存在于故事整体与局部层面。赫尔曼将“故事世界”定义为一个讲述情景、事件的心智模型，情景、事件、人物则通过叙事文本与叙事话语直接呈现，再现阐释者的心理活动与情绪体验[27]。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以苏联时期的战争与灾难为背景，建构以亲历者为主导的世界。伴随故事事件的发展，亲历者们凭借自身的坚忍、善良、宽容与友爱，逐渐实现观念与身份的转变，也逐步与现实世界和解。Roger Fowler认为凡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力量，或存在某些意义和冲动的情景，都存在“张力”[28]。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学作品中，那些相互作用并对峙的言辞、情感、意义和原则都会产生张力。故事所记录的受困于灾难事件的亲历者们，在逐渐与苦难经历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妥协与和解的过程中，与传统“乌托邦式”的文学作品产生故事层面的张力；作品中作家声音的失语与传统文学作品中作家声音的浮现产生话语张力。因此，不论是从故事层面还是语言层面，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作品都不同于传统纪实文学表现形式，其表现的创伤体验均来自亲历者对创伤事件的感知。这一题材具有社会现实效应和独特的叙事策略，可为读者带来丰富的想象空间。

作品《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核爆亲历者处在灾难来袭和社会分崩离析的背景下，内心的不安与焦虑渗透作品的字里行间，人们迫切希望逃离现实，将情感寄托于心灵的乌托邦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将故事世界建构在特定的、有限的地理空间内，以一种读者既陌生又熟悉的方式再现社会形态与社会关系。她将文本内容(静态)转向现实社会(动态)，其纪实文学中展现的叙事模式超越了经典叙事学的叙事分析模式，更注重社会历史语境在文本作品中的呈现，作品中渗透创伤情感与意识形态，故事世界不仅表现亲历者身心与情感的创伤，更上升为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集体症候，进而成为剖析人性的现实写照。

四、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叙事艺术

(一)历史与苦难的见证

丘吉尔的纪实文学《二战回忆录》获诺贝尔文学奖的62年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又一次凭借纪实文学获得该奖项。她放弃讲述内容的权利，并把权利给予事件参与者[29]。在她的“乌托邦系列”作品中，包含创伤者饱含深情的叙述，他们在绝望中呐喊、挣扎。苏格拉底认为作品中的“讲述话语”是用自己的语言转述人物语言，“摹仿话语”则是直接引用人物话语。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采用英雄传记的写作方式，而是类似小人物立传的写作手法，使小人物成为故事的主角。在《我还是想你，妈妈》中，儿童是作品的主人公，这些孩子来自不同国家、民族，最小的孩子甚至只有两岁。面对战争，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有的善良坚强，有的对战争怀有恐惧，但是他们却无一例外的个性鲜活。阿列克谢耶维奇纪实作品展现了一座情感宫殿，小人物的悲喜占据文章的主要篇幅。在这部作品中，她以儿童视角表现战争的残酷，故事分为三个主题，虽没有集合统一，却通篇展现了普罗大众的心理及情感状态。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女兵们担任炮手、狙击手、飞行员、通信兵、卫生员、步兵、护士、侦察员、炊事员、游击队员等，书写了属于女性的战争史诗。女兵们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想回到那个时候”，许多女兵的情绪都是从平静逐渐过渡到激动，她们无法忘记死去的人的面孔，并流着泪说“我说不下去了”“我的心脏受不了了”，读者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她们的痛苦。《锌皮娃娃兵》中，年纪轻轻就奔赴战场的娃娃兵、死去的娃娃兵的父母等，每个人的立场不同，但大家对战争的看法却不约而同是否定的。许多叙述者讲述对战争的看法时说：“我什么都不怕”，“我的真理是用塑料袋装的一条胳膊、一个头颅”。有的士兵充满绝望与疯狂，他们说自己“付出了全部代价”，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她的孩子是娃娃兵)说：“我要拿起枪，所有人都要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学作品同时关注讲述人的意识空间形态，从“人”最终走向“人”，在文字中体现人物形象。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采用口述实录文体，作家与亲历者之间产生个体对应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作家会在纪实文学作品中隐去自己的声音，但阿列克谢耶维奇却同时再现自己与受访者的话语，文本中前期时而出现作家话语，后期逐渐隐藏，体现她希望为亲历者发声的创作意愿。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中，阿列克谢耶维奇通过陈述性话语表达自身强烈的情感，这些话语出现在文章过渡段、开头、结尾等，与亲历者话语呼应。在每节开头表达采访理由，通过问题试图增加故事的广度与深度，并反思女性与战争的关系问题。“她们来自何方？”“她们为何如此有勇气面对战争？”“她们为何大开杀戒？”这些问题将读者的思维与作家的思想性表述相连，作家话语并没有缺席，反而与亲历者话语呼应，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阿列克谢耶维奇通过确定话题、确立话语走向、精确素材使用、设计谈话内容等方式构思行文逻辑，并通过剪辑、筛选亲历者话语再现作家创作思想与意图，她的隐退是表面的，却达到与读者思想上的共鸣。

(二)创伤的复现与救赎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无时无刻不在聆听与见证世界。她的作品充满对个体、群体以及创伤事件的反思。她认为只有规避、复现和克服方能助人走出创伤[30]。也只有勇敢面对、努力重现历史真实后才有助于亲历者修复创伤，并最终体现对创伤的救赎。阿列克谢耶维奇将历史的真相作为文学创作的切入点，并采用复调记录手法，作品由不同声音与意识组合而成，通过多种有价值的声音组成其文学表达形式。她试图倾听苦难者的话语，认为作品理应关注生命与存在的意义，注重普通人的讲述，在鲜活的生命片段与命运中编撰文字[31]，并通过倾听与复现历史，还原创伤的真相，通过书写来自亲历者的创伤经历，进一步探究其对社会与国家的影响。

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苏联历史视为碎片化的历史，是反映苏联人民内心的历史，是常常被人忽略的“小历史”。此外，她更在意的是呈现历史的同时，为读者呈现关于历史的反思。在《锌皮娃娃兵》中，苏阿战争亲历者表达了自身对政治的困惑，他们不愿为政治错误付出代价，他们认为自己遭受了政治欺骗，并要为此斗争。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渴望和平，不愿被所谓“保家卫国”掀起的所谓正义的战争洗脑，他们渴求正义，反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对自身的戕害。在《二手时间》中，阿列克谢耶维奇表达了对消逝的红色帝国的思考，“一个国家怎能因为买不到牛仔裤和橙子而消失”，体现人们对苏联解体的悲痛惋惜，对红色人类未来的迷惘。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借亲历者之口讽刺当时的统治者“只在乎自己的地位”。亲历者讲述灾难发生后，苏联政府并没有第一时间展开救援，相反，僵化的体制导致其脱离人民群众，也为苏联解体埋下伏笔。创伤事件的产生意味着其将长时间存在于亲历者意识中，导致现实与自我失衡。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方面通过亲历者讲述，帮助其舒缓并释放压力，一方面将倾诉对象的话语加以编辑，使之呈现个性化文字形式。文学是历史创伤经历复现的重要形式之一，人们需要通过揭开心灵的伤口，最终通过清理伤口而重建道德共同体，达到对创伤经历反思的效果[32]。

修复创伤最好的方式便是真善美，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虽探究了恶的生成机制，却不忘描写人性之善。如《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女卫生员看到饥寒交迫的德军士兵，将自己手推车上的面包与他分享，此为无私之大爱。人性的真善美超越敌我对立，超越国籍，超越国仇家恨。一个平民可以在短短几天由一个普通人变为厮杀的士兵，但心底仍然向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探究恶时，也不忘描写善的伟大力量。她的作品充满人道主义诉求，体现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守候。

五、结语

文学作品能够洞见历史，在见证历史图景时建构文化符号，达到道德思想的高度与深度。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她的作品是一种疗伤手段，借助创伤叙事的力量完成心灵伤口的愈合。苦难的尽头是救赎，创伤叙事的意义是避免再现创伤，并寄语未来和平、幸福的蓝图，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人道主义书写更是俄式知识分子对自身理想的守候。综上所述，战争、灾难将人类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阿列克谢耶维奇针对创伤亲历者的纪实文学对社会与人类具有现实意义。对创伤的反思有助于人民脱离麻木的思维框架与意识状态，呼唤人民反思历史，以真挚的情感唤醒人内心深处的理性。只有反思罪恶与灾难，才能警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