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伦理探析

赵铭依，甘 霖

大数据时代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伦理探析

赵铭依1，甘 霖2

(1.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2.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为更好地利用大数据技术更新高校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目前高校将大数据的“4V”特征及其核心的预测性革新于原本滞后的心理危机干预系统，从而能够精准定位心理危机对象。但是在应用的过程中，带来了数据暴露、数据歧视、数据异化和数据痕迹等诸多伦理问题，如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会影响大数据技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力求通过探讨大数据时代的心理危机干预的诸多伦理问题，建立心理健康档案、搭建专业数据平台、增强自我保护、提升智能分析系统来予以规避。

大数据技术；伦理问题；心理危机干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坚持不懈促进高校和谐稳定，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1]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出的八项战疫部署中强调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流行病学和溯源调查，同时要高度重视心理健康，动员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上强调了“全面做好社会安全稳定工作……加强群众心理疏导和干预”[2]。这充分体现出国家层面对于心理危机干预意义的肯定。而大学生群体是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心理危机干预一直是各个高校日常教育管理的重中之重。如今，大数据时代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在拥抱新的机遇的同时又充斥着伦理危机，而解决这伦理危机的关键就在于分析其产生原因，从而改善高校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一、大数据时代高校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一）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

心理学家塞尔蒙首次提出了由战争导致的急性悲哀反应的应付问题。20世纪初“现代危机之父”卡普兰首次提出心理危机干预相关理论，是指由于突然遭受严重灾难、重大生活事件或精神压力，使生活状况发生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出现了现有的生活条件和经验难以克服的困难，以致使当事人陷于痛苦、不安状态，常伴有绝望、麻木不仁、焦虑以及植物神经症状和行为障碍[3]。这种危机意味着当事人已经无法独自应对当前事件及自我状态，心理危机如果得不到缓解，长此以往就会诱发心理疾病导致恶劣后果，如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平衡失调而引发混乱，具有危害性、风险性及时间紧迫性特点。大学生群体心理相对更加脆弱，一旦产生心理危机，就会在情绪上紧张焦虑引发失控，认知上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思维混乱，在行为上引起社交障碍甚至是恐惧，同时食欲等习惯发生不正常转变。比如，以往非常安静内向但是突然过度活跃等等，会产生自责、责骂他人、信任危机等等，同时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正常生活与学习，严重危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成为高校安全稳定的隐患。社会层面上，大学生不仅要承担对自身道路选择发展的压力，也极易受到社会变革“阵痛”的影响，受到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需求、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改变影响。如在疫情来临的过程中，毕业生承担着巨大的心理负担急需心理疏导。这种社会环境会使大学生心理压力骤增，同时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替代的。大学期间和居家期间的境况对比、在大学期间所遇到的挫折而产生的挫败感、原生家庭带来的感情长期缺失等这些状况，会让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宣泄的出口，进而引发心理危机。最为关键的是大学生自身原因，如学业压力、精神疾病、情绪问题、自卑问题、生理心理缺陷等等，都会极大增加大学生心理危机发生概率。

（二）大数据时代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采取紧急应对的方法帮助危机者从心理上解除迫在眉睫的危机，使其症状得到立刻缓解和持久消失，心理功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并获得新的应对技能，以预防将来心理危机的发生。

简而言之，心理危机干预就是指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干预因突发性事件而引发的心理失衡的一种方法。这种干预同时包含心理危机出现之前的筛查、出现过程中的疏导以及出现后的预防。目前，各大高校针对心理危机学生采取的有效措施就是建立一种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通过建构高校心理危机干预机制，保证大学生的生命安全，加强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处理的能力，调试心理危机学生的心理状态，积极面对高校学习生活。然而，心理危机诱因众多，心理危机的产生又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同时，由于目前大学生主体为“千禧一代”的“零零后”，是网络的原住民，对网络的依赖使心理危机的波动性更大，同时也更加隐蔽。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可以说冲击了以往的危机干预模式。大数据因其所具有的“4V”特征（即规模性、多样性、高速性和价值性）极大程度上增强了心理危机干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又以其核心的“预测性”使得心理危机干预的外延延伸到心理危机产生之前，变被动为主动。精准、真实、及时而有效的大数据样本信息，会给大学生心理危机筛查、预警、干预带来全新的改变。大数据技术因其所具有的强大的信息收集、管理、分析、挖掘、重组与预测功能促进了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重大变革。各高校意识到，通过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识别大学生心理危机状态，并可以将这种状态信息化。大数据技术一方面可以将信息重构、整合、分析，进而全面并及时地反映大学生心理状况；另一方面，可以进行数据资源挖掘和识别，整合对比分析大学生个体差异和总体特征，建立大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库，给予大学生个性化的心理档案及心理危机干预方案。这种危机干预机制包括危机前的教育机制、危机临发时的预警机制、危机发生中的应急机制和危机后的保障机制[4]。

二、大数据时代心理危机干预伦理探析

大数据技术为高校建构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快速且有效地达成干预目标。但是，大数据技术是一项革命性的新型高技术，在技术准入之前需要讨论其伦理合理性，降低应用过程中的伦理风险。就目前的应用情况可以看到，大数据技术对人的隐私权、被“遗忘”权、对正义理论、对人的主动性和主体地位都带来挑战。

（一）模糊收集边界打破隐私空间

大数据技术主要是通过深度挖掘大学生的基本信息、家庭情况与在校表现，甚至是网络遗留的“痕迹”数据，全方位地掌握学生的心理状况。通过挖掘、深入分析大学生的心理行为特征来进行针对性的解决，提出科学客观的研究报告和应对方案。大数据技术将所有学生的个人信息的细节掌握清楚，可以说，在大数据之下已经没有了个人的隐私可言，每个人的每一项数据都会被动地传递给应用的主体方，进行分析与解读。大数据技术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私域”迈向了“公共域”。隐私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保护人的不愿被公开的信息例如身份及人格等信息。小数据时代人们可以通过授权行为来决定是否进行信息公开，但是大数据时代信息采集是通过技术手段完成的，往往数据是片面、零碎且无法授权的，主要是通过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数据挖掘，进而暴露我们个人的信息与隐私。高校在进行数据收集的过程中所存储的信息库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数据泄露，提升了数据风险，可能会造成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分析，数据存储档案也要承担数据泄露的风险。“在大数据时代，不管是告知与许可、模糊化还是匿名化，这三大隐私保护策略都失效了。”[5]

（二）分析预测功能引发数据歧视

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是建立在海量数据基础上的预测。这种预测最为强大也最受伦理质疑的就是人们将不因为其“所做”而受到惩罚，可能会因为其“将做”甚至受到逮捕，就像是电影《少数派报告》开篇的场景描述那样[6]200。这却是不限制使用大数据技术而带来的后果。大数据的预测功能是基于对以往的因果性的否定，是建立在相关性上的。这种相关性基于海量数据大规模的分析所得出。在高校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建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使用大数据技术之中的数据预测来帮助教育者精确掌握学生思想行为、预见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心理危机风险，就像是保险公司可以利用投保人的个人数据分析其健康状况来提高保价。高校也可以通过获取学生的心理测评数据、网页浏览数据、医疗就医数据以及数据档案来判断学生是否存在心理疾病史、判断学生原生家庭状态与学生心理状态，来预测学生是否容易产生“心理危机”，进而进行预防。这固然可以降低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风险，有效遏制悲剧的发生，但是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数据的歧视，是否有可能演变为一种高门槛的“准入”呢？高校通过前期招生的心理摸排，为了规避风险，拒绝某些学生入学成为一种可能。这将违背正义原则，即否定了人所能拥有的能动性与超越性，并且违背了罗尔斯所提出的平等原则，不论其先天缺陷都应享有公平的准入权利。

（三）听凭技术决断带来数据异化

我们人是具有主体性的，并且能够进行相应的道德判断。技术作为人本质力量的显现，能够反映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同样，因技术自身特性、轨道和惯性一定程度上会脱离人的掌控而带来反主体性的效应，这也就带来了技术异化。人本是享受技术所带来的服务的，但在应用的过程中，人脱离了目的性反过来变为一种工具，丧失了主体性，这也就丧失了人自身。大数据技术是人发明创造出来的，但是往往我们发现，最会分析的科学家也在它面前相形见绌。人被技术产品所超越而显得力不从心，被技术所边缘化与支配，甚至演变为一种抛弃，这就会带来技术的异化。“我们相信上帝，除了上帝，其他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6]202在高校应用大数据技术的过程中，在进行心理危机程度识别、成因识别以及发展趋势识别的过程中往往会过分依赖大数据技术所进行的分析与决断，忽略自身的主体性地位。由于目前各高校能灵活运用大数据技术的相关技术人才缺失，大数据技术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方面的专业人才很难将这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同时，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人员也不太了解如何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在工作时往往“唯数据论”，被数据所“操控”，不太了解心理健康信息在大数据技术中的采集分析与处理的工作方法。

（四）数据痕迹遗留否定超越价值

随着大数据的出现，数据的价值正在发生变化，数据使得价值发现成为可能，并且不断地被重新发掘和再利用。数据的重复使用成为大数据的特点，并且数据的潜在价值通过挖掘总是被创造性地再提出。但与之相对的，这些数据不会因为一次分析而消失。由于大数据技术的数据碎片化等特殊性，这些数据痕迹变得难以删除，甚至根本无法从海量的数据中提取个人数据。也就是说，大数据技术不会“遗忘”。长久记忆成为大数据时代的标志。但是，高校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时期，思想、心理波动最为剧烈，往往会尝试一些事情、有一些失败也有一些遗憾，这样的一些波动将会在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无限放大，“改过自新”“重新面对人生”将会变得渺茫，放大人的有限性，否定人的超越性。大学生处于时刻“超越”的发展时期，面临种种挑战与压力，尽可能地尝试并超越自我以期获得更好的未来是每个大学生都想做到的。但是，一旦高校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到心理危机干预系统中，虽然能够制止将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行为，但同样每一次心理危机干预过程的记录也将永久留存，同样也生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与对学生未来的钳制。学生可能会思考如何避免“犯错”与“被记录”，这也就不能给学生提供相对宽容的发展环境。

三、大数据技术防御心理危机干预的伦理风险路径建议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并已在教育、医疗、服务等多方面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目前该技术仍然属于新兴技术，带来一系列应用、监管方面的变革。可见，大数据技术在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仍然会有许多技术之外的伦理问题存在。如若忽视这些问题，可能会在侵犯学生诸多权利的同时，引发不可预见的后果。因此，需要根据大数据技术特性，规范大数据技术在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中的合理使用。

（一）规范心理健康档案，重视隐私权的保护

大数据时代，传统的隐私规范已经不再适用，学生无法自主决定是否、如何以及经由谁来处理他们的信息，相当于需要将自己的控制权外移到高校方，也就是信息的使用者身上。“告知与许可”已经不能再起到作用，这就需要设定规章，规定高校如何评估风险、规避并减轻潜在伤害，保障学生的数据安全。这样，一方面高校无需取得个人明确同意就可以进行心理危机预防机制方面的应用；另一方面，高校也要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规范使用数据并保证信息不泄露，并且高校要对各项数据统计、分析、利用的行为负责任。如果是这样，将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不必删除个人信息，允许较长时间保存数据但是不能永远保存。学生一经毕业，应对该生心理健康档案中的数据删除，防止二次利用。如此，可以平衡二次运用优势与过度披露所带来的风险。同时，校方也应决定心理健康档案数据为更科学管理的目的所进行的不同途径的应用，决定其他系统利用该系统的数据必须删除的时间，根据不同应用的实际情况规定不同的时间框架，限制个人信息存储和处理的时间，更为谨慎地使用数据。

（二）搭建专业数据平台，避免歧视发生

消除“永久记忆”，就是要在搭建专业的数据平台的同时，避免各类的数据记录的永久存在。尤其涉及到心理危机干预的相关数据与个人隐私密切相关，一旦学生到达需要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程度，那么一定是一段刺痛不已的记忆，急需告别过去才能开启新的生活。这就更加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挖掘学生个人信息、保障学生生命、心理健康安全的同时，也要删除学生的所有数据，使其不再留存。同时，校方要明确不应因该学生的任何信息而拒绝甚至是开除任何一名学生。同时，为了研究和管理的数据收集也应当模糊化，也就是说不应为显示最为精确的结果而广泛地进行相近调查，不暴露学生的个人身份。这种模糊的近似结果将不能直接定位到某一学生。例如，一旦调查出一名学生具有某种心理问题或具备容易陷入到心理危机的潜质之中后，定位仅仅能到达某个年级、某个班级甚至是某间寝室，而非某个人。教师通过这种模糊查找重点并关注，避免先入为主的分析。但是，一旦心理危机显示已经开始发生，就需要精准定位到某个学生进行干预。

（三）增强自我保护，彰显人的自由发展

技术研发的目的是为了人们更好生活而服务，是人类理性的延伸，是自由人性的彰显。大数据技术应用不应当成为限制或者异化人的工具。人应当是目的而非工具，合理使用大数据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大数据时代人成为了“数据人”，数据使人透明且赤裸。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高校大学生往往数据保护意识淡薄，在数据保护方面也是弱势群体，在进行各类网络活动的过程中也容易将自身的信息泄露，加大数据压力进而诱发各类心理危机。在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大学生网络技术和网络安全的知识积累，同时也养成良好的网络习惯，学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高校也应该积极组建应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人才团队，不断通过宣传普及大数据相关知识、专业培训以及创新进行心理健康数据采集与处理等方面提升大数据技术的科学化水平[7]。

（四）智能分析系统可发挥人决断的主体性

“往往越是用干预、降低风险的方式取代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越会导致个人责任的贬值。”[6]225如何通过构建高校的智能分析系统来发挥学校决断的主体性，是必须要思考的。通过建立智能分析系统，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得到目标数据集，同时进行数据挖掘，最终得到挖掘结果，将结果与预警指标做出一个关联分析。比如，将大学生日常相关的数据与学业指标、人际指标、情绪指标等相关指标关联，看各指标的波动情况，可以及时保障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有效性，但同时也要肯定大学生群体的超越性。另外，可以通过智能分析系统进行自我分析，搭建日常教学和网络互动的教学平台，进行心理课程定制，帮助学生由被动接受干预转变为主动自我探索与自我解决，及早发现自己所面临的心理健康危机，早发现并且及早自我干预，从源头上遏制住心理危机，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

可以看到，技术越向前发展，在应用过程中越应抱有谨慎的态度。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历史的车轮无法倒退，高校相关工作者更应当顺应时代发展，合理并有效运用大数据技术，让其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系统中发挥其巨大价值。在建立心理危机干预平台的同时，及时、动态、有效地掌握学生心理状况。但同时也要冷静思考大数据所带来的诸多伦理风险，并做出积极有效应对，避免恶性事件发生，为高校大学生提供一个良好、健康、稳定、有序的生活环境。

[1] 习近平.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2-09(01).

[2] 习近平.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N].人民日报, 2020-02-24(01).

[3] 唐志红. 大数据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干预[J]. 西部素质教育, 2019, 5(24): 87-88.

[4] 于福志. 大数据时代[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7: 4.

[5] 周志琳. 大数据视域下的大学生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机制构建研究[J]. 法制与社会, 2019(24): 137-138.

[6]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 周涛,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7] 陈卫, 陆宽宽. 高校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伦理反思[J].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19, 31(3): 119-123.

：10.15916/j.issn1674-327x.2022.0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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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327X (2022)04-0097-04

2021-10-29

赵铭依(1994-)，女，辽宁沈阳人，助教，硕士。

(责任编辑：付春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