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颂扬与抵抗之间
——论老舍、丁玲抗战时期的“节烈”叙事

李向南，符杰祥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1938年夏，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公演了老舍的新京剧剧本《烈妇殉国》和《忠烈图》，两部戏剧的主旨是颂扬为抗战牺牲的女性。回到延安后，丁玲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新的信念》等抵抗节烈的小说。颂扬节烈与批判节烈两种原本相互对立的话语在抗战时期重新激活、交错出现，并共同以民族救亡为旨，这一看似合理而又矛盾的现象值得深思。需要追问的是，老舍与丁玲的节烈叙事体现出怎样的变奏与困惑？传统节烈观与现代启蒙/救亡思潮产生怎样的碰撞与融合？探寻抗战语境下老舍与丁玲的节烈书写，追索古代节烈观在现代中国的流变与扭曲，具有一种特殊意义。

一、老舍与丁玲的节烈叙事

“节烈”作为衡量女德的儒家文化规范，在漫长的封建文化时期曾长期主宰着中国女性的自我认同与生命进程。在“五四”时期的《我之节烈观》一文中，鲁迅对于女性节烈及其文化政治曾有过深入分析，认为“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①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30页。事实上，从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开始，书写节烈女性的生命故事便“一直主导着中国有关女子的著述与思考。”②游鉴明，胡缨，季家珍主编：《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有意味的是，在全面抗战的危机时代，“节烈”叙事在一些作家的笔下被重新激活，并表现出新的形式。面对重新浮现的节烈问题，老舍和丁玲的文学创作展现出不同的姿态与面向，形成了两种迥异的叙事模式。倡导或者拒斥节烈观，源自不同的思考与诉求，也对作家们的节烈书写和女性想象形成了深刻的制约。

《薛二娘》又名《烈妇殉国》，是老舍1938年创作的四个抗战京剧剧本之一。作家赋予薛二娘深明大义、有勇有谋的人格精神。薛二娘的丈夫刘璃球甘做汉奸，谋财害命，出卖兄长。薛二娘将丈夫的阴谋告知兄嫂，建议他们逃出去联络救兵，而且建议兄长杀了自己的汉奸丈夫：“岂不知大义灭亲，有国就要无私？”兄长刘忠义感慨万千，弯腰下拜：“我乃是为国家敬拜烈妇！”①老舍：《三四一·薛二娘》，《老舍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2页。在“国”与“私”的天平上，薛二娘倾向国家大义，完全倾覆了以夫权为中心的传统女性形象。薛二娘被捕后坚贞不屈，惨遭汉奸杀害。剧本在极端对立的戏剧冲突中，塑造了薛二娘为国牺牲的英烈形象，赞美了中国女性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崇高精神。

不同于封建时代的为夫殉节，薛二娘则是为国殉难。薛二娘痛责丈夫没有廉耻，粉碎了汉奸的阴谋，甚至要求兄长在战场上杀了丈夫。从传统女德来看，薛二娘远远够不上节烈，还会被认为“不忠贞”“不节烈”，因为她反抗夫权，违背了“妇者服也”的儒家伦理规范。剧中的节烈女性由封建礼教上升为民族大义，是老舍服务于抗战宣传需求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在同时期创作的另一部新京剧《忠烈图》中，也显示出老舍对封建节烈观的反拨。剧中陈寡妇为了激励土匪赵虎抗日，不顾家族名誉，不惜以身相许。陈寡妇没有选择为丈夫守节，而是选择为国家“失节”。“国家事大贞节忘”②老舍：《三四一·忠烈图》，《老舍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5页，第596页。，成为寡妇再嫁的理由。以“国家”名义“贞节忘”的立场只是“忘”贞节而非反贞节，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封建节烈观，也没有赋予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现代愿景，这种不彻底暴露出作家在新旧道德之间无法调和的妥协与平庸一面。生硬的转化在创作上并不成功，连老舍自己也承认是“最冒险的一点”③老舍：《三四一·忠烈图》，《老舍全集》（第1 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3年版，第6 0 5页，第5 9 6页。。

全面抗战爆发后，丁玲投身于时代大潮中，除了拿起笔宣传抗战，还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前线慰问演出，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一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丁玲发现，即使在抗日根据地，一些边远乡村仍然残存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尤其是女性所遭遇的“封建奴役的创伤”依然严峻。因此，和老舍在国统区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宣传抗战不同的是，丁玲在积极投身抗战的同时，并未放弃对封建观念与节烈陋俗的批判。

抗战时期，相当一部分中国女性惨遭日寇摧残，身心遭受巨大创伤。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一个受辱女性控诉日寇暴行的典型文本。不过，这篇小说的特殊与深刻之处在于，并没有像草明的《受辱者》那样停留在控诉的层次上，而是在此背景下讲述了受辱者归来的故事。通过讲述受辱女性在文化观念相对落后的农村遭遇“二次伤害”的悲剧与抗争，引入了关注女性命运与批判封建节烈的启蒙视角。小说没有正面描写主人公贞贞在日本军队所遭受的苦难，而是重点讲述了贞贞回村后的遭遇。在封建意识主宰的霞村，对于为我军送情报而满身伤痕归来的贞贞，许多同村人没有同情，没有理解，更没有尊重。村人们嘲笑、议论、鄙夷，冷漠与麻木的神情，犹如鲁迅笔下老中国的“看客”。

丁玲抗拒封建意识操纵下的节烈话语，她赋予贞贞坚强不屈的思想与言行。面对众人的冷嘲热讽，贞贞没有像传统女性那样屈服或妥协，也没有躲在家中羞于见人，而是主动与延安来的女干部“我”交谈。不回避过往，也不自怨自艾，坦然诉说不堪回首的遭遇。“我”被这“丝毫没有想到要博得别人的同情”的坚强态度所感染，“受害女性”的想象由此颠覆，一幅全新的形象跃然纸上：“一点有病的样子也没有，她的脸色红润，声音清晰，不显得拘束，也不觉得粗野。她并不含一点夸张，也使人感觉不到她有什么牢骚，或是悲凉的意味。”①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载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225页。贞贞的坚强性格是作家赋予其反抗封建思想的有力武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霞村人眼中“破铜烂铁”的贞贞竟然拒绝了夏大宝的求婚。面对昔日恋人的盛情，她拒绝怜悯，保留尊严，决定到延安治病与学习，去开启新的人生。丁玲在贞贞身上倾注了其鲜明的启蒙意识与女性意识，“贞贞”命名的隐喻，即是对“贞操”“节烈”等封建女德的反写与抗拒，是“一种意味复杂的反讽”②邵宁宁：《古典忠贞观的现代变奏——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中心》，《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贞贞面对压力和挫折时的强悍，也折射出作家对受辱女性的赋能与期待。

小说《新的信念》与《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同一主旨，只是采取了不同的书写方式。相比于生活在霞村的贞贞，西柳村的老太婆则要幸运得多。遭日寇蹂躏后，老太婆也痛苦过，羞愧过，但很快走出伤痛，在心灵创伤的积极转化中迸发出了揭露日寇暴行的空前热情。女主人公的幸运之处在于，当她诉说受辱情形时，既未像贞贞一样遭受“二次伤害”，也未如祥林嫂一般被“咀嚼鉴赏”，甚至在“敬老会”里为日本人做事也没有受到质疑。不同于霞村人的“喧哗”，西柳村的群众是温和的，也是失语的。作者为老太婆搭建了独语的舞台，她的言行被大众无条件接受，并且成功激发了大众的民族仇恨与抗战意识。在文本空间中，老太婆无疑是宰制大众的女神。日本学者江上幸子（Egami Sachiko）指出了这个现象：“在这个‘机制’中‘老太婆’公然讲述，我们可以质疑其是否属实。”③［日］江上幸子：《“讲述”战争中性受害的“耻辱”：从对丁玲〈新的信念〉之误译和删改说起》，载秋山洋子等：《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台北：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页。实际上，“属实”与否是文本之外的问题，文本的重心在于“公然讲述”。显然，老太婆的“幸运”源自作家的叙事策略与“浪漫想象”，节烈与否完全由叙事者来决定，老太婆的呐喊才得以笼罩众人的声音。颜海平认为这是“丁玲故事的真实主题”：“老太婆体现和喻示了那些在社会上被认定是‘弱者’的人们——包括她自己在内——是如何赢得重要的权力，这是一种‘弱者’们在深刻变革中获得生命自我赋权的动态力量。”④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季剑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页。丁玲作为叙事者，赋予“老太婆”自我拯救的权力。文本也遮蔽了其他话语，“西柳村”的民众没有获得同“霞村人”一样的诉说机会。相比于《我在霞村的时候》对贞贞处境的现实刻画，《新的信念》则开启另一种叙事方式：以“有声”的独语抵抗“无声”的大众，以“无声”的想象抵抗“有声”的现实。两部小说都倾注了作家的抵抗意识，两位女性都被赋予了一种敢于蔑视传统道德的勇气。不同的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批判，一种基于现实的虚化。

二、节烈变奏的现代困惑

在近现代中国，节烈是新旧文化冲突中的焦点问题。对节烈的态度，实乃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的一个突出表征。主要有三：一种是承接封建社会的旧式节烈观，一种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下的新式节烈观，一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节烈观。

旧式节烈观一度在官方与民间得到大力倡导。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并没有禁止封建陋习，反而积极倡导，多次发文褒奖节烈。1918年7月的大总统令褒奖了安徽烈妇郑王氏，赐予“心坚匪石”的匾额⑤段祺瑞，钱能训：《大总统指令第一千一百四十九号》，《政府公报》，1918年第880号。。之后北洋政府又多次使用大总统令的高规格仪式褒奖节烈。相较于政府表彰，民间风气更为浓厚，报刊上频频登载的节烈故事也意在为女性树立效法的典范。1914年，《妇女鉴》刊登了一篇题为《高行寡妇》的文章⑥雅村：《高行寡妇》，《妇女鉴》，1914年第3期。。这篇用白话文讲述的故事，材料源自《列女传》中的《梁寡高行》。虽然书写形式发生变化，但鼓吹节烈的思想却一以贯之。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人类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精神却停留在前现代时期。尽管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有激烈的批判，旧节烈观并没有因此式微，反而以更加隐秘的方式活跃于民间。

在晚清的危机时代，形成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礼教的新式节烈观。维新人士在西方世界中发现了为国牺牲的“新女性”，并动员“二万万女同胞”向贞德、罗兰夫人、苏菲亚等西方女杰学习。这些女杰不同于中国的节妇烈女，她们意志坚定，甘愿为国献身。这样的人设显然符合风雨飘摇时代中国士人的理想，他们感叹中国女性“无一人有此学识，有此心事，有此魄力”①岭南羽衣女士著，谈虎客批：《东欧女豪杰》，《新小说》，1902年第1期。。晚清女性是在鼓吹强国保种的议程上被重新规划与命名、定义与定位的，“显然，现代女性解放的驱动力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式的国族主义而非西方式的女权主义。”②符杰祥：《女性、牺牲与现代中国的烈士文章：从秋瑾到丁玲》，《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由此，为夫守节的封建道德被逐渐摒弃，为国殉节的国民道德被转而颂扬。有别于以“夫”为中心的封建节烈，新式节烈观以“国”为中心，民族伦理取代家族伦理。从封建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变迁过程中，女性殉节的对象经历了由“夫”到“国”的重大转变。这种节烈观在危机时代具有历史合理性，也为创造新女性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然而，新式节烈的登场，并不意味着旧式节烈观的真正根除，有时新式还可能是旧式的改头换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个性解放与“人的发现”，节烈问题是女性解放与启蒙议程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新青年》上，周氏兄弟、胡适等人都参与了节烈问题的讨论。周作人译介了日本诗人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直指贞操作为道德的虚妄性，“无论什么时地，要把贞操道德一律的实践起来，便生出许多矛盾。”③［日］与谢野晶子：《贞操论》，周作人译，《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号。作为回应，胡适发表了《贞操问题》，认为寡妇不嫁、烈妇殉夫、贞女烈女“这三种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④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1号。。鲁迅则从道德意义上质疑封建节烈观的“无益”与“无意义”，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⑤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30页。。

节烈观的三种言说相互冲突而相互纠葛，既证实了封建文化的历史幽灵在近现代中国无所不在的困扰与纠缠，也证实了启蒙/救亡话语突破封建文化禁锢的困境与艰难。因为这种无形的文化制约，在新文学创作的节烈叙事中，呈现出了各种现代性的困惑与复杂。

老舍与丁玲的节烈叙事，作为重新阐释节烈道德的文学实践，都发生在抗战救亡的历史语境中。老舍基于抗战宣传的需要，在通俗文本中颂扬摒弃夫权、为国殉节的英烈女性。丁玲则是承接“五四”启蒙思潮，讲述乡村女性抵抗封建节烈的故事。两位作家都是在启蒙/救亡等现代理念下重新审视传统社会的节烈问题，创作意图也是旨在重塑/抵制传统节烈观。然而，在颂扬与抵抗之间，同一时空的两种文本也暴露出不同程度的尴尬。

老舍通过对传统节烈的“故事新编”，完成弘扬民族不屈意志的牺牲叙事。颂扬为国殉身的女性英烈有助于激励国民的爱国精神，然而，老舍本人对传统女德缺乏辨析的思想局限，致使富有现代理念的爱国故事发生了偏至走向，也拉低了文本的思想与艺术层次。在《忠烈图》里，老舍甚至偏激地认为：“为了救国，男女都须卖命，肉体简直算不了什么”；“就事实上看，日本人到处奸杀妇女，妇女们怎么不可以献身给自家的战士呢？”⑥老舍：《三四一·忠烈图·小引》，《老舍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6-597页。这暴露出老舍思想深处旧式道德根深蒂固的一面，也暴露出其节烈叙事所潜藏的危险与危害。在血与火的时代，通过民族主义思想形塑中国妇女，号召女性肩负救亡图存的责任，是合乎历史需要的。然而，老舍所借用的传统道德资源，却是不加批判与谨慎辨析的，这暴露出老舍隐藏在骨子里一种父权思维。老舍虽然声称“要打破传统的节操主义”①老舍：《三四一·忠烈图·小引》，《老舍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6页。，但并未克服新旧调和的内在矛盾，他所塑造的戏剧形象，实际上仍未摆脱晚清以来将女性视为一种救亡工具的思路，并没有真正“打破传统的节操主义”。

不难发现，老舍的初心是号召女性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鼓舞为国牺牲的勇气，这是历史合理性的一面。然而，节烈问题毕竟孕育于封建社会的伦理文化中，作家如果缺乏一种批判性继承的自觉精神，在处理上稍有不慎，就很容易陷入麻烦和尴尬，在移植过程中只能过多依赖而非借鉴传统文化。从“旧瓶装新酒”的文体选择上即可看出，“旧瓶”与“新酒”这对矛盾老舍未能处理好，不是新带动了旧，而是旧拖累了新。节烈叙事从形式上虽有所改造，但实质上未获得真正转化。

丁玲的节烈叙事也陷入了另一种困境与麻烦。作家虽然赋予贞贞坚强的抵抗意识，但霞村的保守文化与封建意识并没有因为贞贞的抵抗而获得任何改变。贞贞最终只能离开霞村，去延安治病与学习。这样的结局显现出封建意识的强大与个人的无奈。而老太婆获得新生的途径，是在献身抗战宣传中获得革命政治的集体认同，乡村大众的沉默暗示了一种同样沉重的现实。两位女性的故事都预示着丁玲的启蒙立场的难以坚持。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丁玲也给伤痕累累的女性设计出改变命运的道路，奔赴大时代的怀抱，实现新的自我认同，这是贞贞与老太婆获得新生的动力所在。

三、节烈叙事的新旧难题

在抗战时期，女性群体作为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老舍与丁玲以女性为主人公的节烈叙事，同样寄寓着启蒙的远大理想或救亡的现实抱负。然而，节烈道德孕育于传统社会，在现代社会被重新召唤，新与旧之间相互依存，却也相互冲突。老舍与丁玲以现代理念重新阐释或改造传统女德，自然呈现出“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症候。继承与转化的界限时有模糊，改造与抵抗的维度也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制。

从“国家至上”出发，老舍重新制定了女性审美标准，颂扬薛二娘等传统女性，批判都市摩登女郎。“想想看，五分之一的国土已被敌人占去，百万的军民已被敌人杀戮，你美，给谁看呢？娇美的小姐，在这时候，是最丑陋的！”②老舍：《致女友××函（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老舍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页，第519页。犀利的言辞传达出对摩登女性的不满与不齿，以及将女性纳入救亡计划的紧迫感，甚至流露出厌女症的倾向。在反摩登的书写中，老舍重新定义摩登的准则：“中华的儿女，在今日，都当把救国与服务作为摩登的标帜，正像你平日以染红指甲，露出半臂，引为漂亮入时那样。”③老舍：《致女友××函（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老舍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页，第519页。作家极力呼唤“救国与服务”的女豪杰、女英雄，认为这才是时代的“新摩登”。

老舍重新定义摩登女性，也建构新的女性规范。为了宣传抗战，老舍创作了唱本《女儿经》，这是对明代民间开始流传的《女儿经》的重写，以供“今日”女性学习。全文如下：

太平年 贵温贤 在乱世 重健全

身为女 心似男 知爱国 不苟安

多作事 不偷闲 不擦粉 省下钱

献政府 救国捐 织毛袜 送营盘

前线上 士兵寒 到医院 救伤残

到乡下 去宣传 手不懒 口会言

为国事 身当先 甘吃苦 不畏难

有胆量 把枪肩 女中杰 花木兰

跳舞场 影戏园 全不去 志气坚

不挑吃 不讲穿 慢恋爱 快自全

贪快乐 国难安 国不保 家也完

莫胆小 莫心酸 胆要壮 心要宽

新女子 手托天 女豪杰 美名传①老舍：《女儿经（新“三字经”）》，《老舍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6页。

和传统版相比，老舍的同名唱本同样是三字经形式，但内容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是“遵三从，行四德”，而是“为国事，身当先”。作家从抗战需要出发，事无巨细，从诸多方面规训女性的思想和行为。抗战版《女儿经》投射出老舍的“新女性”想象，不是以“五四”时期流行的“娜拉”为模板，而是以“知爱国”为底线。有学者指出：抗战时期的“老舍正是从国家至上的外在要求与战时个人人格的内在要求两方面入手来规范身处大时代的作家和所有中国人的”②孙洁：《老舍和他的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00页。。实际上，在老舍的思维模式里，“国家至上”与“战时个人人格”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个层面，而是交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思维模式也表现在“新女性”的人格建构方面，《女儿经》的诞生，表征了形塑英雄女性的强烈愿景。耐人寻味的是，老舍想象“新女性”的方式并没有突破传统文化的范式，“身为女，心似男”的语调仍是以父权文化为主导，古老传说中的女英雄花木兰也再度成为现代中国女性效仿的榜样。老舍建构“战时新女性”的资源完全从传统文化取法，摒弃了新文化运动所建构的现代文化方向，眼光是面向现实的，思路则是向传统倒退的，因而陷入了新旧交织的状态中。这种矛盾也深刻制约了作家对节烈问题的思考，在颂扬殉国女性的主观意愿中，落入了传统道德的窠臼。

老舍怀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塑造战时女性，书写节烈故事，源自抗战建国的现实需要。老舍父亲死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火中，构成其一生抹不掉的“个人-国家记忆”。“五四”时期，老舍没有直接参与运动，但蓬勃的爱国热潮感染了他：“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③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7页。执教英国时期，目睹华人遭受歧视，激起强烈的民族情感。回国后赴济南任教，着手创作反映“五·三”惨案的小说《大明湖》，可惜书稿在“一·二八”事变时被毁。之后，老舍以幻想的形式创作了小说《猫城记》，讲述了猫国人自相残杀、萎靡堕落、最后被矮人国所灭的故事，其中包含着老舍的国民性隐喻与隐忧。老舍还尖锐地讽刺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战政策：“天长地久，胡涂的是永生的，这是咱们。得了满洲，再灭了中国，春满乾坤，这是日本。揖让进退是古训，无抵抗主义是新名词，中华民国万岁！”④老舍：《新年的梦想·梦想的中国》，《老舍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到了全面抗战时期，不甘做亡国奴的老舍抛妻舍家，辗转流离，后来一直主持“文协”工作，为抗战文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七八年里，老舍牺牲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放弃了最擅长的题材和体裁，投身于时代大潮中去，努力创作一些鼓词、唱本、戏曲等具有宣传性的通俗文本。他给友人的信中诉说了自己真实的想法：“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⑤老舍：《致陶亢德·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老舍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页。老舍不惜以牺牲艺术生命为代价，大量创作鼓动抗战的宣传品，皆源于其“国家至上”的理念，这一信仰“几乎成了老舍在抗战期间写下的各类文艺作品中最突出和最普遍的思想主题”⑥关纪新：《老舍评传》（增补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年版，第323页。。从作家的个人经历审视，老舍心中的民族国家情感是真挚的。“民族总是被想设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使人们感受到“‘有机的共同体之美’（the beauty of gemeinschaft）”①［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本），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第138页。，产生天然的信服力和凝聚力。不难理解，节烈戏剧的偏至倾向与极端表述，与作家的民族情结具有直接联系。

基于“全面的抗战必须动员全体民众”的认知，老舍积极倡导“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准备将“精神的食粮”“普遍的送到战壕内与乡村中”②老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314页。。在此之前，作家已经着手编写了多种通俗文本，供给民众与士兵阅读。《薛二娘》《忠烈图》等系列新京剧剧本即是在这种情势下完成的。编撰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必定要取材民间，也符合民众的思维模式与阅读期待。老舍深知民间道德的“陈旧”，但更重视民间道德的“力量”：

思想是生命的支持者。思想越简单，便越有力量。民众的思想简单，可是相信一事或一理，就坚定不移；唯其坚定不移，故能支持生命。视女子当贞为天经地义，大家便真去守节；寡妇再嫁，便损失了人格……

再说，他们所信的那一套，并不都是要不得的。虽然许多知识分子以为中华民族事事落后，急当改造；可是自抗战以来，烈女杀敌，义士捐躯，倒都出自民间，而知识分子中反有去作大汉奸的。义烈之风尚在民间，虽无教育却有文化。谁也不能否认这文化深厚的力量，而一脚把它踢开；谁也不应当把这些美德与恶德一齐铲除，毫无选择。该保留的东西并不能因为它陈旧了一些就扔掉。③老舍：《编写民众读物的困难》，《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作为一名新文学作家，老舍知道民间文化含有“当贞”“守节”等“恶德”，是需要反对和批判的。但同时也认为，在救亡时代，“谁也不能否认这文化深厚的力量”，这便是“烈女杀敌，义士捐躯”。传统道德是否可以“支持生命”？老舍是肯定的，而继承传统文化核心便是不能将“美德与恶德一齐铲除”。老舍的辩解是理论和理想意义的，坚定认为，“该保留的东西并不能因为它陈旧了一些就扔掉”。但事实上，老舍的节烈叙事仍然是传统思维的延续，并没有真正摆脱封建道德的困扰。在许多老舍式的“旧瓶装新酒”的节烈叙事中，我们一方面感动于为国牺牲的女性形象，一方面又感受到一种陈旧腐朽的气息。为抗战牺牲的女性是纯洁的，英雄是可敬的，但“旧瓶装新酒”的文学创作以抗战名义所混杂的女德规训也是需要警惕的。抗战初期，胡风就注意引导通俗文艺创作的方向：“以现代的思维方法做基础，而且是要把对象向现代的思维方法推进。”④胡风：《要普及也要提高——“论持久战中的文化运动”之三》，《国民公论》，1938年第3号。胡风提出颇具前瞻性的建议，无疑是更富有现代性的理论思维，为矫正“旧瓶新酒”的流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有学者指出，老舍创作中残存着“男权意识”，“很少看到女性生命意识的流动与飞扬”，“很难感到她们发自内心深处的颤栗与呐喊”⑤荆云波：《老舍小说创作的女性观》，《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这的确戳中了老舍女性叙事的要害。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男权意识，确实不易消泯。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老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在寡母抚养下长大成人，终身守节的母亲秉承的正是节烈道德。如果说传统文化养成老舍的节烈观念，那么母亲的守节则是践行节烈道德的现实典范。母亲身上所体现的传统女性美德深深刻印在作家心灵深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⑥老舍：《我的母亲》，《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页。老舍的身世非常特别，父亲的死为其带来解不开的民族悲愤，守节的母亲在老舍心灵深处建构了恒久不变的女性观。当老舍将母亲的身影投射到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时，传统女性成为老舍赞美、哀怜的对象，接受现代思想的新女性则成为老舍批判、挞伐的目标。老舍在体谅传统女性的苦难时，无形中暴露出隐藏在思想深处的男权意识。因此，老舍的节烈观虽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也摒弃了封建节操禁忌，但传统节烈的道德根柢无法根除。陈寡妇将贞操作为砝码，薛二娘被冠以“烈妇”称号，都是传统节烈观的现代呈现。节烈观限制了老舍的女性想象，他无法深入英雄女性的生命体验，人物塑造单调刻板，也缺乏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因为缺乏辨析，老舍将节烈叙事与救亡话语简单嫁接，其实验性的创作从总体上看是失败的，远不如后来的《茶馆》成功与成熟。

相较于熟悉传统女性的老舍，深受“五四”影响的丁玲初登文坛便塑造出梦珂、莎菲等个性鲜明、大胆叛逆的新女性。到了抗战时期，时空已发生很大变化，丁玲的创作也早已左转，但思想深处仍然闪耀着“五四”所带来的独立不羁的启蒙精神。“五四”运动爆发时，丁玲还是一名学生，更易接受新思想，言行也更为激进，她“积极参加了游行、讲演、剪辫子等学生运动”，“接触了冰心、周作人、胡适、俞平伯、康白情、陈独秀以及都德等人的一些作品”，“还曾写文举发其舅父之劣绅行径”①袁良骏：《丁玲生平年表（1904—1986）》，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五四”运动培养了丁玲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意识，直到晚年，丁玲回忆周南女校的老师陈启明时，仍然非常兴奋：“他讲新思想，讲新文学。我为他所讲的那些反封建，把现存的封建伦理道德翻个个的言论所鼓动。我喜欢寻找那些‘造反有理’的言论。”②丁玲：《鲁迅先生于我》，载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少女时代的叛逆记忆在丁玲心中一直存留，这是“五四”运动带给作家最大的精神遗产。对照反应激烈的女学生丁玲，老舍此时已做了小学校长，思想和性格已基本定型，二人对“五四”运动自然会有不同的思考，对启蒙与爱国两种基本理念的接受也有不同的侧重。这对两位作家的人生道路和创作取向产生重要影响。

在1940代初的延安，丁玲和罗烽、艾青、萧军等一批新来的作家发扬“五四”精神，形成了新的启蒙高潮。时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的丁玲刊发了一批颇有锋芒的文章，宣称“不是为着荣誉，只是为着真理。”丁玲明确指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③丁玲：《我们需要杂文》，载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从大城市来到边区农村的丁玲，经历了“作为革命者的都市文化人与愚昧闭塞的乡村大众之间历史的、文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冲突”④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0页。。怀着一种自觉的使命意识，丁玲创作了《在医院中》等一系列批判封建意识、宣扬现代理念的优秀小说，为女性发声，为革命发声，这与老舍对旧文化的保守、迷恋形成了鲜明区别。

结语

在两位作家的节烈叙事中，出于救亡热情，老舍颂扬节烈；源自启蒙理想，丁玲抵抗节烈。节烈在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无论从何种立场出发，都遭到传统力量的深刻制约。老舍的困惑根源于自身，丁玲的难题则来自外部。节烈观在启蒙、革命、救亡时代的现代变奏，背后拖曳着传统与现代相互纠葛、相互冲突的漫长身影。由此而论，“历史的制约与思想的革命同样是无形而漫长的”⑤符杰祥：《“忠贞”的悖论：丁玲的烈女/烈士认同与革命时代的性别政治》，《学术月刊》，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