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何以有用

吉见俊哉

东京大学在全球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中世纪的大学中，只有“有用之学”（神学、法学、医学），和“自由之学”（博雅）的不同，并没有“文科”与“理科”的区别。直到17世纪左右，“哲学”还是既包含文科也包含数学等理科的学问。“文科”和“理科”的区分，在近代产业革命之前并不清晰，是在产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体制之中逐渐形成并最终确立的。

在近代产业化的进程中，与逐渐形成的新体制的关系决定了各个学问领域的地位。总体而言，理学、工学、农学、医学、药学等构成“理科”核心的各个领域，伴随着近代产业社会的大潮，扩大了其在大学中的存在基础。

工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世纪中期以前，历史较为悠久的土木工程学占据着工学领域的中心地位，而19世纪末机械工程学获得长足发展，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进入20世纪后，电气工程学的力量大大增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化学工程学的作用变得突出，在二战末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核工程学，在二战结束后也一直保持着工学领域中最强的预算获取能力。

与此相对，19世纪以后的“文科”，可以说是在与迅猛发展的“理科”的彼此区别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当然，这里的“文科”，也包含法学这样历史悠久，其传统能够与医学相提并论、上溯到古代的学问，无法简单一概而论。

以提出世界体系论闻名的沃勒斯坦，曾经精辟地总结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这四个社会科学领域是如何在19世纪以后近代产业化的进程中，被相互补充地创造、构建出来，并形成固定规范的。

沃勒斯坦论述的是“社会科学”是如何确立的，同样的讨论也适用于包括在人文学（Humanities）之中的历史学、文学研究、思想史、美术史等领域。总而言之，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这些“人文社会学科”作为各个独立学问领域的集合体，于19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到20世纪中叶，学问的分化基本完成。

之后，即20世纪中叶以降产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新领域，要么在后面加上“研究”（Studies），如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电影研究（Film Studies）、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等，要么附加“后”（post）或“新”（new）这样的前缀，如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等，以表示与之前领域的区别。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讨论的“文科”，大致上是19世纪到20世纪出现的历史产物。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主要人文社会学科的共同问题是什么？答案就是“价值”。“何为价值”这一问题，正是19世纪后半以降形成的“文科”最为关心的根本问题。某种意义上，“价值”也是经济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对于形成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而言都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就社会而言，“神”是价值的绝对来源这一信仰崩塌，相对性成为一种自明原理。因此“何为价值”也成为以这样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文科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换言之，“价值”的相对化，正是“文科”得以形成的前提。如果某个绝对的价值尺度永远存在，那么批评这一价值、创造新的价值，就只能被视为异端。如果为神服务、为国王服务、为绝对的神圣性服务是永恒不变的价值，那么人的生存就只需要追求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即可。至少在理念上，人们曾经对古罗马帝国的皇帝，或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上帝深信不疑，把他们当作万物的绝对和永恒的价值标准。但这些曾被相信是绝对且永恒的价值尺度，都在世俗化的进程中一一崩塌，近代社会在数量更多且始终流动不定的价值尺度之间漂移。

人文社会科学多种多樣的知识活动，究其本质，正是作为追问、观察、分析、批评、创造这些多数且流动的“价值”的视角及方法，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逐渐成型的。明确显示出这一事实的，是同一时期新康德学派在从哲学、历史学到社会学诸多领域的巨大影响。除了追问“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新康德学派是对“文科”的确立影响最大的知识范式。

新康德学派，特别是其中被称为“西南德意志学派”的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不懈探究的问题，是在同时代自然科学式的合理性与近代产业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能有怎样的存在意义。文德尔班主张“科学”分为两种，“自然科学”是确立法则的科学，而“历史科学”是个性记述式的科学。“个性记述”，是指对历史上只发生一次的事象进行记述。当时“科学”概念往往被认为只限定于自然科学，而文德尔班则认为“科学”中含有“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这两种互不相同的概念。

与之不同，李凯尔特更为重视“文化”概念，用“文化科学”而不是“历史科学”来定义人文社会学科，他认为“价值即文化”的追问是人文社会学科的根本，“文科”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对“价值”的探究。而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中将这一认识发扬光大的是马克斯·韦伯。

再没有比文科或者说人文社会学科在“价值”如何确立这一问题上花费如此多的精力进行探讨的知识领域了。终极理由，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就是我们自身。追问自身，带有反思已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之事这一动机。自然科学的对象，基本处于我们的外侧。例如人文社会学科思考语言、身体及心性、风景，而自然科学则讨论信息、人体与大脑、环境。即使实质上是同一个现象，也有着将其视为我们自身内部的问题，还是视为我们外侧的问题这一角度上的差别。当视为我们自身的问题时，价值与意义便成为问题的核心。对此一直坚持不懈展开思索的学问，正是人文社会学科。从其观点出发进行考察之所以“有用”，正因为我们自身也在历史中不断变化。

人类不但会发生变化，而且变化不可阻挡。这就是历史。我们会变，意味着价值和意義会在历史中发生多元变化。所谓价值，原本就具有多元性、复数性。人文社会学科在这一点上有着深入的思考，而这一思考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不仅仅能够丰富个人见识，而且就长远而言，对人类社会也大有益处。

这一“有用性”，不是5年、10年的“短期有用性”。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经过30年、50年，就会发生改变。因此只要看得足够长远，便不难证明人文社会学科的有用。对谁有用？对人类、对全球社会有用。大学的历史比国民国家更为悠久，中世纪以来，大学献身于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普世性。今后，大学也应该服务于人类的未来及全球的普世性。这会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旅程。大学走到今天花费了800多年的时间，而只要人类的历史还在延续，即使改变组织形态，大学也还会存在下去。6年的周期无法证明大学的存在价值。但如果放眼60年，其价值一定能够得到证明。

本章论述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七点：

（一）“有用”有工具性和价值创造性两个不同的维度。

（二）是否“有用”，应该在长时段中进行衡量，其中包含确定目的的价值尺度本身的转换在内。价值尺度在较长时间中一定会发生变化。“文科”的知识生产，是包含预测或是主导价值尺度的变化这一价值创造维度的，文科的知识生产“其用长久”，与理科擅长的“迅速有效”的知识生产维度不同。

（三）“博雅”（Liberal Arts）包含语言之学（文科）和数字之学（理科）两方面，这一文理跨界性由近代的“哲学”所继承。

（四）“教养”是在与国民国家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创造出来的概念，难以跨越国界。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这一概念需要被彻底解构。

（五）战后，由美国导入的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被称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大学课程设置，在20世纪60年代变得面貌模糊，到90年代则名存实亡。

（六）今天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多数，都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作为“国家”与“市场”之间或是边缘的领域而形成的学科。它们在与自然科学的对立中找寻自身的存在价值，以对“价值”的追问为共同的根本问题。

（七）大学应该服务于人类普世性，即使是国立大学也并非为国献身的机构。

综上所述，本文反驳了“文科无用但有价值”这一立论。文科的知识生产，是明确现有价值及目的的局限性，通过批评、反思创造新价值的知识活动。其中含有价值创造的维度，因此长远来看是“有用”的。但二战中及战后日本的大学一贯重视理科，文科被边缘化。在“废除文科学部”以前，日本的国立大学就实质而言都是理工科大学。与这样的状况相对抗，在国立大学中寻找“其用长久”的文科的发展空间，是当下的课题。

（责编：栗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