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视野下灵丘罗罗腔的文化价值

张安娜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2006年6月，山西省灵丘县罗罗腔被国家正式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罗罗腔是流行于山西省灵丘县及其周边地域的传统戏曲，其名称由来是因为罗罗腔的演唱特点：一人在前台演唱，众人在后台帮腔，和之以“罗罗哟哟”之声，演唱形式特别而又富于生活色彩。罗罗腔在发展中形成了四十多出传统剧目，如《描金柜》《小二姐做梦》《卷席筒》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形成了一批通俗明快、与现实生活接轨的现代小戏，如《王老西告状》《玉清的婚事》等。罗罗腔旋律优美，唱腔灵活，表演形式活泼，台词通俗易懂，生活气息浓郁，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为了解戏曲传统、认识戏曲发展变化的规律提供了活生生的材料，更为古老剧种的传承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积淀

（一）古老稀有剧种的历史文化传承 “作为最能体现文化多样性和民族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存在于人的世代相传的继承活动之中，内涵非常丰富，时间跨度非常长，与其民族共存。”[1](P7)罗罗腔作为一种古老的戏曲剧种，以非物质的形态出现并存在，经历岁月积淀而流传至今，是典型的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关于罗罗腔的起源，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从弋阳腔演变而来之说；出于北方弦索腔之说；罗罗腔即北曲中的[耍孩儿调]之说。但罗罗腔在清代中叶时已发展至成熟，是见诸记载的不可更改的事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代表性项目卷》上卷“灵丘罗罗腔”条：“罗罗腔是流行于山西省灵丘县及其周边地域的戏曲剧种，它由弋阳腔演变而来，兴盛于清代乾隆年间，清末至民国时间渐成衰颓之势。”[1](P378)认同的说法是罗罗腔由古弋阳腔演变来。清代康熙年间文人刘廷玑在他的《在园杂志》卷三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近今且变弋阳腔为四平腔、京腔、卫腔，甚且等而下之，为梆子腔、乱弹腔、巫娘腔、琐哪腔、啰啰腔矣。”[2](P89-90)也明确提出罗罗腔由弋阳腔演变而来。

由于罗罗腔的剧种古老而稀有，对于其起源学者多是根据其唱腔特色进行推测。其中就罗罗腔和弋阳腔的渊源而言，确实有迹可寻。而弋阳腔的诸多特点，亦能在罗罗腔的唱腔、表演形式和剧本内容中反映出来。弋阳腔在元末明初形成，与昆山腔、余姚腔、海盐腔并称四大声腔。诞生后，即以其“杜撰百端”的连台大戏与“错用乡语”，特别是其“错用乡语”的特点，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有专门解释：“弋阳腔在演出活动中随着流传地区的不同，常杂用各地的方言土语，这种情况尽管在上层社会的观众看来不免失之鄙俚，却为一般中下层观众所普遍欢迎。反之，正因为观众喜闻乐见，也就会继续促进这种特点的保持和发扬。艺人在演唱中‘错用乡语’，有利于它每到一地，很快就能与当地语言结合起来，而语言上的变化也就会促使音乐上的变化。”[3](P488)弋阳腔的艺术特色，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民间广为流传。戏曲本是产生于民间的产物，从落地生根就决定了它的民间性和通俗性，弋阳腔的产生和流布过程中，就是因为其合乎广大民众的欣赏趣味，才有条件在全国各地得以广泛传播。“五百多年来，弋阳腔就像一位辛劳的母亲孕育并直接影响的剧种多达47个，流传的范围包括安徽、河南、江苏、湖南、福建、广东、山东、山西等在内的十三个省份。”[4](P506)。在流传的过程中，“愈趋愈卑，新奇迭出”，[2](P90)愈加通俗化和民间化。罗罗腔流布的范围是在山西省北部的灵丘县及其周边的浑源县、应县、繁峙县和河北省阜平县的部分地区，罗罗腔流布范围广，生存时间久，就在于植根于民间这块土壤的通俗性。

（二）“由弋阳腔演变” 就审美本性而言，弋阳腔“向无曲谱”“只沿土俗”“改调歌之”“错用乡语”的特点，决定了其就是下层民众的戏曲。没有固定的曲谱，适应当地的风俗，随行随止中便会采用当地的方言演唱，灵活生动。这就使它从审美本性上更与民众相贴近，更能适应各地的条件，赢得各地观众的喜爱并在各地很快发展起来。弋阳腔的艺术风格是质朴而富有激情的，在锣鼓铿锵中，不受约束地自由发挥，它超越了方言土语和地域文化的局限，亲和包容。于是，弋阳腔以易于接受的姿态在各地的土壤中扎下根来，由此派生而来的地方戏曲也逐渐繁盛起来，弋阳腔也就成了许多地方戏曲的源头之一。罗罗腔退守到雁北地区，尤其是灵丘一带，更是以灵活的形式快速融入到这片土壤之中，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地方戏曲剧种。弋阳腔的“错用乡语”，在灵丘罗罗腔的语言特色中体现也很明显，唱腔念白中糅合了灵丘的方言，并采用了很多的方言俗语。表演形式质朴，贴近大众生活，是响彻在灵丘百姓心中的乡音乡韵。

就唱腔而言，弋阳腔“一唱众和”的人声帮腔形式，独具特色。在戏曲艺术形式形成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是唐代的歌舞戏“踏谣娘”。唐朝崔令钦《教坊记》“曲调本事”中记载：“北齐有人姓苏，鼻。实不仕，而自号为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欧其妻。妻衔怨，诉于邻里。时人弄之：丈夫著妇人衣，徐行入场行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和之云：‘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5](P173《)踏谣娘》“和来”的戏曲表演形式中，已经有了有歌有和的特征。弋阳腔的“一唱众和”的演唱方式适合广场草台演出，合乎广大民众的欣赏趣味，因而它可以到处生根，显示出强大的传播力量。罗罗腔也是一人前台演唱，众人后台和唱罗罗之声，后来逐渐发展，去掉众人后台帮唱，这一点与古弋阳腔的演唱特点相符。此外，弋阳腔的声调高亢，高腔的演唱方式，和罗罗腔的“背宫音”唱法，即在一段唱词的尾句，用一种高出本调八度的假嗓来耍腔，如出一辙。

就剧目内容而言，“‘忠、孝、节、义’是弋阳腔的传统剧目不变的内涵，一直都用洗涤和教化人的内心作为自己的艺术审美宗旨。”[4](P507)固然，中国的戏曲都有着对是非、忠奸、善恶的宣扬，但在与弋阳腔有着渊源关系的灵丘罗罗腔的剧目中，这种传承很明显，在灵丘罗罗腔的约四十出传统剧目中，有反映民间朴素的善恶观念的如公案戏《描金柜》，包公戏《龙宝寺》和《黑驴告状》，江湖绿林故事《金银树》《八马岭》等，表达老百姓对义气的推崇。在现代戏中，灵丘罗罗腔《乡村法官》，以灵丘县的“全国模范法官”何云霞事迹为蓝本，以廉洁文化为主题，传递出了正能量，独具地方特色，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不难看出，罗罗腔在满足民众精神食粮的同时，也使民众接受到传统的美学思想的教育。

二、生机盎然的传承新姿

非遗，都有着浓厚的文以化人的礼乐作用，大部分是先辈在劳动、生活中产生的对忧乐、生死、婚配、祖先、自然、天地的敬畏与态度的表达，是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活态文化。”戏曲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样式，借助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来塑造人物形象，反应现实生活，体现民众情感。罗罗腔一直秉持通俗化、民间化的特点发展、兴盛、改革、创新，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是灵丘乃至晋北诸多地区民众生命形态的体现，具有文化身份认同的意义，是维系区域乡情的感情纽带。然而，灵丘罗罗腔这一古老稀有的剧种，在求生存和发展的当下，仍存在着诸多困境。如此，在对这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和保护的过程中，灵丘罗罗腔立足于本土文化，并努力以全新的形式体现本土文化，使其呈现出生机盎然的传承新姿。

（一）晋北与灵丘风土人情的展现 晋北泛指山西省北部地区，包括大同、朔州、忻州三市地。地处恒山、太行、吕梁三山地，雁门关以北亦称雁北地区。晋北位于山西省最北端区域，又以大同为代表。山西境内地理、地貌复杂，古代征战频繁，而大同被雁门关阻隔在塞外，古代时是胡人聚集的区域，后来逐渐被汉族取代，形成了现在独特的晋北风土人情。而灵丘，位于大同市东南角，燕云扼要，钟灵毓秀。灵丘人“终岁劳苦，恒存蟋蟀之风。”[6](P46)《诗经·唐风》中有《蟋蟀》一诗，蒋立甫《诗经选注》定此篇为“劝人勤勉的诗”。[7](P123)灵丘山多水少，此地的老百姓承受着环境的艰苦和生活的艰辛，但灵丘人仍以勤勉向上的姿态努力生存。灵丘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文荟萃，各级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层出不穷。春秋赵武灵王墓、北魏御射碑、觉山寺、明代内长城、平型关等物质文化灿烂辉煌，古朴厚重。特别是以独特唱腔而显胜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罗罗腔，号称“天下独一团”，用经过地方性处理的具有本土特色的语言和唱腔，演唱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审美情感紧密结合，是灵丘地方文化的延续，是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的戏曲艺术孕育于民间，灵动于舞台，并且在艺术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戏曲形成后，一条途径是在民间发展，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以岁时活动为契机，以寺院广场和庙台为活动天地，进行演出。另一条途径是以上层统治者、官僚和富商等为服务对象，在宫廷、官府和厅堂进行演出。就民间戏曲而言，岁时活动是戏曲演出最频繁的场合，灵丘罗罗腔也不例外。《灵丘县志·方舆志》“岁时”记载了灵丘岁时活动的频繁和丰富：“迎春日打春日、正月元旦元夕、二月二日、三月清明节、四月八日、五月五日端阳节、六月六日及初伏日、七月七夕及十五日中元节、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九月九日重阳节、十月初一日、十一月冬至日长至节、十二月腊八日及除夕日，凡一切迎新辞旧庆贺宴祀等一如他处。”[6](P48)除节令性的民俗活动要演戏外，还有众多的庙会场合，也为戏曲提供了重要的演出场所。从各地方志的记载可知，关帝庙、城隍庙、财神庙、龙王庙、药王庙、奶奶庙、后土庙等是与演戏相关的最多的庙会场合。《灵丘县志·方舆志》所记载的庙宇就有文庙、城隍庙、关帝庙、元帝庙、马神庙、三观庙、八蜡庙、龙王庙、三皇庙、三元庙、元君庙等。[6](P56)“集市和庙会既是传统农村的交易市场，也是农民的一个大型娱乐场所，在集市或庙会上拥有雄厚实力的店铺及社团性质的商会都在大型庙会之前，出资或集资邀请一些剧团进行助兴演出，以招徕顾客，一些剧团和江湖艺人也都乘机赶来，献艺演出，挣钱糊口。所以，戏曲演出是庙会的主要娱乐内容之一。”[8](P22)众多的庙会给戏曲的演出提供了众多的场合。灵丘的六月六庙会，源于灵丘县城西关的府君庙庙会，为南岳府君庆贺圣诞。已经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2007年改名为平型关文化旅游节至今，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县乃至全晋北的大庙会。《灵丘县志·方舆志》“祀典”中记载：“府君庙，城西北……每岁六月三日，土人飨赛，商贾骈集。”[6](P56)清《灵丘补志·补遗志》“市集庙会”又载：“西关府君庙六月初一日起，十日而罢。”[9](P174)六月六庙会必请罗罗腔戏班唱戏。庙会的活动形式也与时俱进，从单一的市集交易转变为贸易交流、文化交流的多元化形式，如开展书画摄影展、篝火晚会、农特产品展销、骑行比赛、健步走、马拉松、旗袍文化沙龙展示、武术展演、毽球展演、草根文艺展演、非物质文化展演、旅游观光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都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庙会活动中，罗罗腔有赖于民间传统的演出习俗，一直都有习惯性的演出。在传统表演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中，罗罗腔更彰显其艺术魅力。

（二）深厚地域文化底蕴的缩影 “灵丘罗罗腔有着本土文化特征：独具特色的台步，原汁原味的乡音，亦庄亦谐的剧情。既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崇尚道德观念和兼容并包观念，也蕴含着灵丘本土文化的坚强不屈和锐意进取的精神。罗罗腔沉淀了灵丘地域的整体文化精神，是灵丘乃至晋北人民生存状态的体现，也始终会成为优秀传统道德、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的重要载体。”[10](P47)在灵丘罗罗腔的传统剧目和现代新戏中，全方位地展示着灵丘的区域文化。

1.文化遗存。历史悠久的灵丘，所处地势险要，历代政治、军事、商贸的活动频繁，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化遗址。传统历史剧目中的《杨家将》是灵丘罗罗腔剧团演出次数最多的剧目，主要原因在于杨家将的故事发生在雁北地区，雁北地区的观众对家乡的英雄极尽认可、崇拜和缅怀之情。雁门关是长城上的重要关口，也是北宋初期宋与辽展开的长达半个世纪的争夺的战场。爱国将领杨业及其他杨家将士将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杨业之子杨延昭，亦称杨六郎，率兵所抵辽境就在广灵、灵丘一带。《灵丘县志·方舆志》“古迹”：“杨六郎”城,距萧家坡二里，亦屯兵时所筑。”[6](P46）从这些文化遗存中可见，杨家将抗辽的足迹也曾踏足灵丘，灵丘老百姓也在罗罗腔《杨家将》的铿锵声韵中，感受杨门一家英勇忠烈、不屈不挠、抵御外侮的优秀品质，契合了灵丘人民渴望安定、追求和平美好生活的愿望。

2.风云人物。灵丘这片土地也因历代名人而著名，有帝王，有将相，也有官宦。帝王有赵武灵王、北魏文成帝、孝文帝、辽代萧太后；有曾经担任过县令的宋起凤、汤贻汾等。其中有一位是唐末著名将领李存孝，据清《灵丘县志·人物志》“忠义”记载：“后唐李存孝，邑人，初名安景思。……童时牧羊大涧前，值晋王李克用围猎得虎，争相逐射，过景思侧。景思恐噬羊，乃徒手搏杀，隔涧掷还，一军皆惊，晋王异，而收为养子，赐姓李名存孝，出入军中多立奇功。今掷虎涧遗址犹存。”[6]（P99）李存孝童时的隔涧掷虎，就已经显示出了过人的勇力。民间流传着“将不过李”的说法，这个李，一般认为是晚唐的名将李存孝。灵丘县城东魁见村建有存孝庙，并供奉于县城乡贤祠中。县衙后院有存孝府，明代灵丘城乡绅刻立“沁州王护国勇南宫太保大将军李存孝故里”碑一通，立于魁见村西街。灵丘罗罗腔的剧目中，除演唱传统英雄外，也演绎自己的名人故事。在2012年灵丘春节晚会上，罗罗腔剧团就演出了一场气势恢宏的罗罗腔小戏《打虎英雄李存孝》，讲述李克用在率兵出征前在众太保中以比射艺选取先锋官的小故事。锣鼓铿锵，纯是男腔，声音高亢，再配以独具特色的“背宫音”，唱出了一代“草野英雄，飞虎将军”的风采，让观众起伏跌宕的剧情中情感亦为之振奋不已，并为家乡有这样一名骁勇善战的将领而自豪。

3.自然景观。一首活泼欢快但又不失罗罗腔风味的现代小戏《唐河韵》，唱词简约通俗，“唐河流淌千古情，武灵大地百花香。巍山珍藏千古曲，世界遗产罗罗腔。”只短短几句，便把灵丘具有地标性的山和河写在了其中。巍山，是灵丘群峰之冠，山势巍峨，层峦叠嶂，西侧山巅形貌酷似一尊仰卧安详的“睡美人”，是灵丘第一大景观。四季的巍山都呈现出迷人的风采，春夏秋冬各尽风姿。唐河，被誉为灵丘的母亲河，据《灵丘县志·方舆志》“山川”记载:“隘门山距县东南二十里，壁立直上极为险。隘下有溏河经行，潆洄喷射，昼夜时作鼙鼓声。冬春两季水涨至山足，梯路俱绝，行人却步。”[6]（P34）这条河从西向东，横贯灵丘五十多公里；她春温秋宁，夏秀冬洁，绵延不断的河水滋润两岸肥沃土地的同时，也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生机和活力。一座山，一条河，孕育了灵丘悠久的文化，记载着灵丘人千百年来进步的印记和探寻的足迹，也在润色着灵丘现代的文明进程。这场现代小戏，在表演形式和唱腔上都对传统的罗罗腔表演形式进行了新的突破和创新，表演形式更加灵动活泼，在传统的唱腔中兼蓄歌剧的音乐成份。舞台设计较传统剧目简单，演员妆容也相对要淡，夹以现代的说唱形式，婉转动听，令人耳目一新。

罗罗腔小戏《灵丘是个好地方》更是直白地唱出了对家乡的热爱。“灵丘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好风光。人杰地灵历史久，物华天宝美名扬。灵丘艺术有一宝，人人爱唱罗罗腔。”四男两女的团队，在舞台表演上更是独具匠心，一改传统剧目表演时的“唱念做打”形式，采用坐唱的形式，配合以简单的竹板配乐，仍辅以独特的“背宫音”，直抒胸臆地唱出了灵丘的风采和魅力。

综上，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丘罗罗腔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具有区域性的灵丘民间的活态艺术，灵丘罗罗腔蕴含着鲜明的区域性和时代性特征。她努力表现灵丘乃至晋北人民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价值，有着深刻的艺术表现力，以及独特的文化价值。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传承灵丘罗罗腔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无论采用哪些解决途径，都要在紧跟时代步伐的前提下，坚守历史传承中保留的审美精神和文化品格，坚守对本土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此，方能体现出灵丘罗罗腔作为非物质文化的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