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舆论引导工作机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肖云兰，徐东辉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第七部分“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中强调要“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1]，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对新闻舆论引导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指明了我们在实践中的工作方向。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维护国家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着重要意义。

一、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的重要意义

舆论是反映社会情况和民众心声的“晴雨表”，是影响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2]党的新闻舆论引导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舆论引导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加强党对舆论工作的领导，是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障。

(一)有助于改进舆论宣传方式，提升舆论“四力”

“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指的是舆论引导过程中内在的工作环节、工作方法和工作原理。当代信息技术让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遇到了极大挑战。现代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让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中的思想文化、舆论观点在短时间、宽领域中实现交互共享，与此同时也让受众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难以得出真实有效的判断。现在传统新闻媒体工作存在着受众规模缩小、舆论的引导力和影响力下降、宣传方式单一等问题，这要求我们要顺应变化着力改进传统传播手段、建设新传媒。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有利于我们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完善舆论引导的工作环节，完善舆论引导和宣传方式，创新新闻媒体宣传工作原理，提高舆论引导工作水平，不断提升党的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二)有助于掌握舆论工作主导权，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武器，是决定着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力量。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舆论与政权安全息息相关。只有掌握了新闻舆论工作的主导权，加强舆论引导，才能“得民心”“得天下”。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但思想舆论阵地上的激烈交锋仍然存在。一方面，西方政治思潮借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趋势，从外部冲击着我国意识形态阵地。另一方面，我国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又从内部带来了价值观的多元化，这些都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此外，世界上一些反华敌对势力把舆论引导视为“颜色革命”的重要手段，利用网络等进行舆论渗透，同我们争夺舆论阵地、争夺人心。新闻舆论引导作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抓手，能否打赢舆论主导权斗争，关乎到国家的政治及政权安全。因此，我们必须完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牢牢掌握舆论工作主导权，确保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挥好新闻舆论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三)有助于团结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就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国人民力量的积聚离不开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感召和引领。舆论引导工作的成功使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一步步向着民族复兴的目标前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干革命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并重的，只有左手拿“传单”(舆论、意识形态)、右手拿“枪杆”才能打倒敌人，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广大党员深入工农群众中间，运用各种媒介宣传马克思主义，唤醒人民大众的阶级觉悟，领导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并顺利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和社会思想舆论的引导，注意凝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3]；江泽民同志指出，新闻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4]；胡锦涛强调，提高新闻舆论引导能力要“增强把握正确导向的自觉性”[5]；习近平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始终要“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主要媒体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党的决策部署，唱响了主旋律，传播了正能量，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的的改革发展任务之艰、风险挑战之巨是空前未有的。在此形势下，只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完善好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发挥好新闻舆论工作的教育、引领、动员作用，才能鼓舞斗志、凝聚人心；只有坚守好主流思想舆论阵地，才能引导和动员群众，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共同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二、当前舆论引导机制面临的挑战

信息全球化加强了我国与世界的联系，但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也对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冲击，严重影响了我国传统媒体舆论引导的有效实施。

(一)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

传统媒体作为“党的喉舌”，根基稳固，历史悠久，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专业性。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快速崛起，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逐渐下滑，呈现出明显的劣势。首先，传统媒体对青年人的吸引力低。一方面，传统媒体的传播渠道对青年人的影响不大。青年人较少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了解时事新闻，他们更愿使用多元便捷的网络或手机自媒体平台获取信息。另一方面，新媒体的传播手段和方式更符合当代青年的需求。青年人更易接受“短、平、快”的内容，更易被华丽的标题所吸引，也更容易被耸人听闻的语言所打动。其次，传统媒体的投入成本高、收益低，经营遭遇困境。在传统媒体时代，传统媒体往往以实物为载体，它在审批、制作、发刊等流程中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除此之外，传统媒体的效能特点依赖于城市GDP和人群客流交汇力度，其盈利模式主要依靠发行量及广告经营。然而，受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辐射范围受限，其受众大量流失，企业主投放广告的意愿减弱，传统媒体广告经营的发行量和收视率呈现断崖式下滑。最后，传统媒体受众互动性弱，角色单一。可以说，传统媒体属于“主导受众型”，它与受众的互动少，受众在整个传播范式下只能处于被动接收信息状态。此外，受众通过传统媒体获取信息时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单一的，他们无法同时扮演观众、听众和读者等多重角色。

与传统媒体比较而言，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态，它以网络技术为支撑，传播速度快，成本低，它在整个传播范式中属于“受众主导型”，受众角色具有更多的选择性。但同时，新媒体也存在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内容纷繁复杂、信息来源不可查证等问题。

(二)网络舆论监督力度不足

舆论监督是我国监督机制中的重要组成形式，是医治社会问题的良方，也是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随着移动媒体的出现，网络舆论监督在我国舆论监督体系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了解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情况，并对其中的丑恶现象进行揭露。

目前，网络舆论监督给人民群众实施舆论监督权提供了便捷通道，但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网络发布的信息真伪难辨。一些公司和媒体在没有掌握信息来源真伪性的前提下，为谋取自身利益，盲目将这些信息发布到网络，甚至为了赚取点击量与网络水军联手炒作，引起巨大的舆论纷争。这些具有较强煽动性和偏向性的信息和言论，往往会给不识真相的网民造成干扰，使他们不经意间成为舆论的“传谣者”。此外，监督举报制度存在缺陷，举报人信息容易泄露。举报人在举报时往往要提供本人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和身份证号码等信息；举报人领取奖励时，也要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到相关部门领取。倘若受理举报的单位将这些举报人信息泄露给违法者，就如同将举报人置于完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使他们陷入违法者的打击报复之中。其次，网民是网络舆论监督的主体，但网络准入门槛低，网民的网络素养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数据显示，网络准入门槛低，10岁以下的网民占据3.9%。另外，从职业和学历角度来看，学生在我国网民群体中占比最多，为26.9%，其中初中学历群体占比最多，为41.1%[7]。低龄化的网民群体难以辨别网络信息真假、无法进行独立思考，缺乏理性，容易跟风。最后，对网络舆论造谣者、传谣者的法律约束力不足，网络信息发布存在“匿名制”漏洞。如今，网络实行实名制，但部分网络软件仍允许用户通过匿名形式发表不当言论，给他人带来网络“暴力”。这种身披“马甲”的匿名制使网民能够更加随意地造谣、传谣而免受法律制裁。甚至，一些不法分子打着进行网络舆论监督的口号对政府和国家进行言论攻击。

(三)突发舆情的引导难度大

当前，我国发展改革进入关键期，大大小小的突发事件频发。与此同时，一些网民在复杂的网络信息和舆论环境下，难以短时间内辨别舆论信息的真伪，容易受网络推手的“挑拨”和猎奇心理的影响，误入不良舆论漩涡之中，从而加大社会舆论引导的难度，引发重大网络舆情。以2020年1月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这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严重影响了当地医疗秩序，威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给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此次突发事件说明我们网络舆情引导面临着新的挑战，政府舆情监测预警工作的专业化有待加强。

观察新冠疫情舆情演化的过程，我们看到在新媒体和自媒体不断发展的今天，正向引导社会舆论的难度在加大。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讲政治、遵循新闻媒体的传播规律，还要注意对舆论焦点的专业化说明。政府相关部门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需要针对事件本身进行专业化的分类，并请相关专家参与到新闻法发布会上，如钟南山、李兰娟两位院士和其他多位专家在中央电视台对新冠疫情防护的科学阐释对稳定人心、形成全社会积极的防治机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网络综合治理实效有待巩固

舆论是宣传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而传播意识形态需要一个阵地。如今，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阵地，只有占领网络舆论阵地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经过数十年的实践，网络信息技术逐渐变革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实现了“网络民主”。一些敌对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点搞“颜色革命”“网络殖民”，潜移默化地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和新自由主义等思潮，蛊惑民心，甚至借网络监督之名丑化、攻击我们民族和国家。这些恶劣行径严重威胁了我国国家安全，因此，我们要强化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阵地建设。

目前，我国网络领域的法律法规尚需完善，网络治理人才方面存在明显弊端，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网络综合治理的实效性。一方面，我国在网络安全和信息服务等方面的立法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对网络舆论监督、网络预警等治网、管网领域的法律法规还需进一步完善。此外，现行法律中对网络治理责任划分还未有明确的规范。另一方面，缺乏政治素质高、本领过硬的网络综合治理人才。由于网信事业的发展，青年网信工作者的数量逐渐上升，在整个网络治理结构中占据着重大比例，因此，需要提高他们对新闻舆论的把关力和引导力，进一步提升网络综合治理水平。与此同时，网信行业的整个大环境不利于网信人才的成长，其人事管理体制难以留住优秀网信人才。人才的缺失造成了网络治理效率低、舆论引导无法实现有效控制等问题。

三、在实践中完善舆论引导机制、提升舆论引导水平的重要举措

学习贯彻《决定》精神，在实践中改进舆论引导机制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交融中找到平衡点，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加快舆情的应急处理和舆论引导，完善好网络综合治理方案，不断提升新闻舆论的引导水平。

(一)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

传统媒体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信息来源可靠，但其传播渠道和传播手段对青年人的影响较小，投入成本较高，受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互动性差且角色单一。新媒体在即时性、移动性和互动性上具有很大优势，但也存在内容碎片化、信息鱼龙混杂等问题。因此，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正向联动，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共同发展，就需要推动媒体融合，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首先要统筹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8]媒体融合不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简单相加，两者要优势互补，既要维护和促进传统媒体的发展，又要大力发展新媒体，促进两者向纵深发展。传统媒体应顺应互联网信息发展趋势，运用自身品牌和信息渠道，继续发挥在专业性、权威性和公信力等方面的优势。要借助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打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催化融合质变，构建好全媒体传播体系；要加强对信息资源的挖掘，不断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又符合受众需求的内容；要破除阻碍媒体发展的思想观念，时刻保持思想的敏锐性，不断创新新闻工作理念，构建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机制。

此外，深入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还需要构建好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决定》中指出：要“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1]。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就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确保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同时也要精准定位受众、深入挖掘优质内容，从受众不同的需求和偏好出发，制作、生产出符合受众群体差异的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高质量内容。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就是要运用5G、大数据、物联网等科学技术，建设移动传播平台，在网络构建、新闻采集、内容生产、信息传播及反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引领媒体占据新闻传播的制高点，全面提升舆论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以创新管理为保障，就是要整合媒体的技术、内容、组织结构、从业人员等多重要素，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管理体制的创新，不断激发新闻舆论工作者活力，增强新闻媒体创造力。通过内容的建设、先进技术的支撑和管理机制的创新，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传播样式，加快打造一批内容丰富、传播方法先进、具有鲜明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新型媒体。

(二)完善网络與论监督

由于受网络水军炒作的影响，网络上充斥着大量网络暴力、造谣传谣等违法现象。网民素质参差不齐，难以分辨网络信息的真伪，且在“匿名制”和法律制度约束力不强的情况下，更易受网络推手的蛊惑。因此，如何确保信息来源的真实，如何提高网络舆论监督主体的网络素养，如何强化网络舆论监督的约束力等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探索。

首先，主流媒体面对纷繁的网络信息必须要承担新闻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明辨是非，坚守政治原则，敢于发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受众形成正确的认知。同时，要建立起科学的信息发布和纠错制度，对网络中发布的不当言论予以修正或删除。此外，举报案件受理单位在案件的受理、查实、反馈的过程中要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要建立起举报人保护机制，让敢于揭发检举、勇于指认作证的群众无后顾之忧。

其次，提高网络舆论监督主体的网络素养，需要个人、政府和新闻媒体三者形成合力。网民网络素养低，主体意识弱，容易受舆论蛊惑，因此要着力增强对网民守法意识的培养，让网民能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秩序。只有加强对网民守法意识的培养，才能增强其明辨是非的能力，改善网络不良风气。政府部门要提高网络的准入门槛，筛除低龄网络用户，要研究网络信息传播规律，重视对网络舆论事件的处理，提高对网络舆论的监测和管理能力，与此同时也要加大对网络舆论监督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让广大网民知法、守法。新闻记者要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服务大局，确保新闻报道真实、客观，不能把自己当做“审判官”；新闻媒体领导者要坚持党性原则，不断强化“四个意识”；新闻媒体编辑和运营者要在网民言论经调查属实的情况下再进行发布，并对网民所述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将舆论监督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最后，要健全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堵塞“匿名制”漏洞，不断加强网络舆论监督的约束力。要强化对网络舆论监督主体信息传播的行为规范，在保护个人隐私和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同时规范其网络行为。另外，还需明确规定政府对网络舆论的治理责任和治理行为，对网络媒体经营者在信息管理、内容发布以及监测到侵害他人权益时的处理方式作详细规范，推动落实主体责任、主管责任和监管责任，对造谣、传谣等危害网络安全的个体或群体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三)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应对机制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加强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建立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应对机制。

首先，要加强对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的网络监测，准确判断舆情的性质和特点，及时把握舆情演变动向，完善好舆情预警机制，运用大数据和智能化手段对舆情进行科学研判，以指导各部门行动。其次，遇到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时，涉事地区和单位不得推卸责任，要加强地区间、部门间的协调联动，明确好各地区、各部门舆情应对的责任划分，同时也要培育出一支能够快速处理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的工作队伍。最后，要建立好“双线联动”机制，处理好线上和线下的关系，提高舆论处理效率。线下部门要对舆情问题的真实性进行核查，要及时公开，澄清谣言，第一时间呈现事件原貌，避免其他不实信息对政府权威的削弱，减少公众对事件的猜疑；线上部门要在掌握好舆论动向的基础上，适时开展舆论引导；线上、线下也要加强沟通，保持信息的一致性，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其他问题。

(四)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面对西方国家文化扩张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提高网络综合治理的实效性，需要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不断加强我国意识形态的教育引导、完善好网络领域的法律法规、加强网信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一批工作能力卓越的网信工作者。

首先，要加强教育引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人民血脉之中，不断完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一是全社会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活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人民、武装头脑，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广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用自己的行为感召群众；学校要做到主流意识形态“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9]；知识分子是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要着力引导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二是要营造舆论强势，把国家意识形态贯穿到媒体传播之中。传统媒体要继续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保持一致，将党的政策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做到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要继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承担新闻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不给错误言论提供“发言场”，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坚守政治原则和是非观念，引导人民形成正确的认识；要继续坚持正面宣传，及时、准确地传播党的声音，为人民群众释疑解惑，确保新闻舆论报道的真实性、全面性、平衡性和主动性。网络新媒体也要积极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出的文艺、综艺、选秀等节目要符合和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三是要坚持以文化人，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深入贯彻到文化产品的制作与生产之中。要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出体现中国风貌、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化产品，不能只让美国的“超人”和日漫的各种“手办”充斥我国文化产品市场。

其次，要健全和完善网络领域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管网、治网能力。从形式上来讲，网络领域的法律法规应该包括作为网络信息发展纲领性的网络基本法、规范各类网络行为的网络一般法以及相配套的网络专门法。网络基本法是以宪法为依据的，必须要明确网络信息发展的目标，确立好信息发展的基本原则。网络一般法是在符合宪法和网络基本法的规定下，对网络信息发展全过程中的各项行为进行制度规范，如网络信息的发布、网络安全预警、网络舆论的监督等。以网络安全预警为例，以往的网络安全预警方案已经不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要求，要不断改进网络安全预警机制，重新界定好网络安全预警的范围。网络安全预警机制的范围不能只局限在网络，而应扩展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在各个方面都要设下防线，防止外来势力侵蚀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同时，网络安全预警要在“明确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和预报警度”[10]这四个运行阶段中，重新构建好安全警情的指标，以便更准确地反映警情变化。此外，安全预警的数据必须要和国家信息安全的专有系统相衔接、共享信息，避免信息交叉重复。网络的有效治理需要多个主体共同协调，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11]。而网络专门法，就是专门针对这些网络综合治理主体设立的制度。总之，健全和完善网络领域的法律法规，必须要加强对现有法律的修改，填补法律空白，实现基本法、一般法和专门法的有机结合，为“规范网络行为、惩治网络犯罪、净化网络空间提供法律保障”[12]。另外，网络领域的法律法规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要符合网络社会的客观情况，把握好网络治理各主体的特点和发展趋势[13]。

最后，舆论主导权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要提高舆论引导力和网络治理实效性就要加强网信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网信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从网信工作者自身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携手改进。一方面，从网信工作者自身角度而言，网信工作者必须要夯实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基础，不断坚定党性原则，增强自身舆论免疫，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把关能力，提升网络综合治理水平。只有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把握网络信息发展趋势和舆论导向，才能在舆论纷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有效地用网、管网、治网。网信工作者必须要有大局意识，要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保持一致，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不断提高政治素养。网信工作者必须要与时俱进，进行自我提升、自我完善，不断提高自己的网络治理业务水平，争做网信行业治理方面的专家型人才。另一方面，从网信工作者所处的外在环境而言，网信行业的领导干部必须要树立爱才、惜才意识，把复合型、专家型的网信人才聚集到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当中，为网信工作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此外，网信行业还需要构建好高效的人事管理体制，统筹好岗位配置资源，完善好网信工作者的薪酬制度和激励、考核机制，不断激发网信人才队伍活力，增强网信工作者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四、结 语

宣传思想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当代中国，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加强党对舆论工作的领导，是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在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新时代，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需要把握舆论引导工作的规律性，从全面推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完善舆论监督制度、规范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四方面着手，不断提升党的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