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闾大学之研究
——《围城》探秘之八

管冠生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方鸿渐从上海来到了三闾大学,在这个小社会里,上自校长、各院系主任,下至职员、员工家属、学生,都互相倾轧、勾心斗角,‘训导长’李梅亭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假洋博士韩学愈外形木讷、内心龌龊,校长高松年是个道貌岸然、老奸巨猾的伪君子,陆子潇与顾尔谦之流等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1)高远东、戴波《从钱钟书的〈围城〉看中西文化精神的融汇》，《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另如周水涛《〈围城〉的戏谑性初探》(《天津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亦写道：“三闾大学更是一团糟：高松年、汪处厚、韩学愈、李梅亭和顾尔谦等人卑鄙无耻灵魂肮脏，陆子潇和刘东方等人平庸无能，但在争名夺利、勾心斗角方面却都颇有造诣，就连那些还没成为知识分子的学生也刁滑顽劣”。,这应该是学界对三闾大学的普遍看法。在本文看来,它过于简单粗糙,忽略了太多有价值的细节与内容。三闾大学值得认真仔细地研究一下。

一

三闾大学是高松年奉命筹建的,除了视之为“伪君子”,另有研究者称其“接近于反面人物”[1],问题就来了:教育部怎么会叫这种人办大学呢?换一种问法:他凭什么能当大学校长呢?

实行导师制时,“鸿渐说:‘你从前常对我称赞你这位高老师头脑很好,我这次来了,看他所作所为,并不高明。’辛楣说:‘也许那时候我年纪轻,阅历浅,没看清人。不过我想这几年来高松年地位高了,一个人地位高了,会变得糊涂的’”[2]246。“不过”后面的话其实是赵辛楣为自己找脸面;高松年并不高明,不是地位高了之后才这样,而是本来如此。但,他有一块灿烂耀眼的招牌,即曾在外国研究昆虫学,有海外留学背景,这让“年纪轻,阅历浅”的赵辛楣心生崇敬——连中国文学这样的“国货土产”,都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2]19,可见这块招牌有“一俊遮百丑”之功效。况且,《围城》第六章一开始这样介绍高松年:

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将来国语文法发展完备,总有一天可以明白地分开“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或者说“科学老家”和“老科学家”。[2]215

有论者认为,这段话“近乎文字游戏,或绕口令。对塑造高松年的形象并无多大的作用”[3],没有存在的必要。这表明这段话完全未被读懂。的确,看起来从第二句话开始它在拿“老科学家”作游戏文章,但里面其实大有文章:高松年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只是混了个“科学家”的头衔。说他是“老科学家”,不是说他是愈老愈可贵的“老的科学家”,而是说他是“老科学的家”,因为他的科学成果(如果有的话)早就“老”了,意即不值钱了、过时了、被科学界淘汰了。(“科学老家”，按“科学的老家”理解，也是这个意思)换言之,高松年之所以被称为“老科学家”,只因为他是二十年前的“老留学生”。方鸿渐曾嘲笑曹元朗“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2]95,高松年的幌子没这么有名,却比曹元朗时间早、资格“老”。“老留学生”就是他最灿烂耀眼的招牌,或者说最大的资本,也是教育部选他办大学的主要考虑因素。(2)小说写得颇有讽刺意味:“他是二十年前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想来二十年前的昆虫都进化成为大学师生了,所以请他来表率多士”。有这样的教育部才真是教育的不幸!

另外,“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晋爵。在外国,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3)注意“;”后面的用词是“知道”,而非“研究”或“钻研”。可见高松年之流的学术水平是多么差,甚至根本不能称为“学术”,只是“知道”而已。。表面上比较中外学者、学术之差异,实际上是要告诉读者:在外国“知道”了昆虫的高松年,回国之后就放弃了科学研究,转而在“人情的学问”上下功夫,“老于世故”[2]221,炼就了一身“最能适应环境”的应酬本领,“对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2]275,凭着多年积累的人脉资源获得了办大学的权力——介绍伯父汪处厚来当中国文学系主任的教育部汪次长应该发挥了作用。

做学问的不是科学家,办大学的不是教育家,而是精通人情世故的老油子;“学而优则仕”显然只是书生理想,因为仕途通畅与否关键看人脉资源。如此看来,只要人情文化的土壤存在,三闾大学就会存在。

二

朋友担心新办而尚未成名的学校,“请不到名教授”,高松年乃有所谓“至理名言”应对(带圈字符为引者所加):

①名教授当然很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的地位。②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的指挥。③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④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⑤找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出力为公家做事。⑥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决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分子。⑦所以找教授并非难事。[2]216-217

①②③的意思简言之便是:名教授难伺候。这确实是个问题。④听上去很好,⑤却走上了歪路:既然名教授难伺候,那么就找“没有名望的”,原来高松年的解决之道只是以无名取代有名,作一作表面文章而已。⑥更是暴露了他的独裁面目。⑦最终表明他不是要“造就”教授,而只是“找教授”。这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他找人当教授岂不就是“造就”了教授?

朋友对此倾倒不已,高松年“从此动不动发表这段议论,还加上个帽子道:‘我是研究生物学的。学校也是个有机体,教职员之于学校,应当像细胞之于有机体——’这至理名言更变而为科学定律了”[2]217。殊不知,“科学管理”的帽子底下只是个独裁的脑子;所谓“科学定律”本质是反科学、反教育、反人类的。

“我是研究生物学的”,这个“我”的自觉身份不是科学家,而是掌握人事大权的校长;“教职员之于学校”如细胞之于有机体,如是则“教职员”的根本角色就不是教育者,而是服从者。不找名教授,因为他们“不会绝对服从”;要找就找那些“没有名望的”,能听命于己“安心受支配的”。所谓“科学定律”实际考虑的只是如何让三闾大学成为高公馆、他高松年如何做高老太爷的问题。

基于这个“科学定律”,找教授当然并非难事。事实上,连找也不必找:李梅亭是老同事,招来当教授;赵辛楣是崇敬自己的学生,招来当教授,连他推荐的方鸿渐也给个教授当。李梅亭再怎么不堪,毕竟还有半箱子文学卡片,顾尔谦除了会做一只胁肩谄笑的狗之外(4)旅程结束时,赵辛楣说:“李梅亭不用说,顾尔谦胁肩谄笑的丑态,也真叫人吃不消”。刚到三闾大学,听说学生开会欢迎李梅亭,顾尔谦便立即送上奉承,“说完笑眯眯地望着李梅亭,这时候,上帝会懊悔没在人身上添一条能摇的狗尾巴,因此减低了不知多少表情的效果”,意思很明显:顾尔谦就是一只没尾巴的狗。,啥也没有,啥也不是,只因为是高松年的远亲,也被聘为历史系副教授(5)顾尔谦刚出场时,小说写他“好像没梦想到会被聘为历史系副教授的,快乐像沸水似的洋溢满桌”,被聘为副教授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见高松年真能“造就”教授!。有意思的是,到三闾大学露出狗的本相之后,顾尔谦就彻底销声匿迹了,然而他的“精神”则进一步发扬光大——历史系更大的一条狗、比副教授体面的“台柱教授”陆子潇上场了。

若说高松年招的全是李、顾这路货色,似乎并不符合事实,他在韩学愈身上就颇下了一番考察评判的工夫:韩学愈“未老先秃,可见脑子里的学问多得冒上来,把头发都挤掉了”[2]232;再看履历上写“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中”,令高松年刮目相看,因为“在外国刊物上发表作品,这非有真才实学不可”[2]232;最后,听说韩太太是美国人,高松年简直改容相敬了,因为“能娶外国老婆非精通西学不可”[2]232。韩学愈就这样从“脑子里的学问多”到“有真才实学”到“精通西学”而成了三闾大学等次最高的系主任。

高松年并未认识到自己的这番考评既是无效论证、又是不可靠论证。(6)无效论证和不可靠论证参考了斯蒂芬·霍曼的《逻辑学是什么》,杨武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9页。无效论证的本质特征是:当其前提都真时,结论不必然真。很明显,“未老先秃”与“脑子里的学问多”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同样的谬误亦存在于后面两个“非”字句中,无需多言。不可靠论证除了包含无效论证(即无效论证皆是不可靠的),还指另一种情况:至少有一个前提假。韩学愈所谓的“在外国刊物上发表作品”不过是在刊物的“通讯栏”或“人事广告栏”刊登了二三十个字的小广告;所谓美国籍的太太是在“中国娶的白俄”[2]232;至于“未老先秃”,我们虽然无法确定这是在理发店制造的表象,但无碍于得出结论:韩学愈是一个不学无术而善于逢场作戏的大骗子。

高松年被骗是因为高松年本人正是这样一个惯做文章的骗子,只是在骗的造诣上略逊一筹,他还有点“做”。且看他对老实人方鸿渐编造那封莫须有的信,“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2]222;而韩学愈则达到了完全自然的境界:“木讷朴实”是他的看家本领,因为天生有点口吃,讲话少、慢、着力,“诚恳安详,像个君子”;当高松年要看他的大作时,“坦然”说全搁在沦陷区老家,“高松年想不到一个说谎者会这样泰然无事”[2]232。由此观之,高松年考察韩学愈本质上是两个骗子的较量与表演。

著名学者兼教育家任鸿隽先生曾说:“学生不是学校的主人翁……校长、教员尤其不是了。那吗,学校的主人翁究竟是谁呢?我们以为学校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设立的多元组合体,不能任意偏重一部分而抹煞其余。若不得已而要指出一个东西来做学校的主体,我们以为只有‘学术’两个字可以当得。学术确是学校目的的所在”[4]。可是,在“科学老家”高松年的“科学定律”指导之下,不必提“学术”,连教职工和学生都算不得三闾大学的主人翁,它的“主体”只是人情和世故、只是谎言和算计、只是表面文章。

三

导师制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案例。

李广田在1938年9月23日日记中写道:“晚饭后,开训导会议,发给教部训令‘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及‘应注意之各点’,用意甚佳,唯视能否实行耳”(7)见《李广田文集》第五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导师制没了下文,多半因此时作者与分校师生居无定所,正在流亡途中。,可见,导师制并非一无是处,但李广田日记此后再没提导师制的事,故他那里的实行情况不得而知。

就《围城》所写来看,三闾大学实行的是部视学的改良版导师制。部视学认为牛津剑桥的导师制离“师生共同生活的理想”相去甚远,于是他把“学业导师”和“道德导师”合二为一,扩大导师责任,“随时随地要调查、矫正、向当局汇报学生的思想”[2]244,甚至“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如有犯罪行为,导师连带负责”[2]246;相比之下,“纳粹党教育制度”都要自愧谋划不周呢。

但,“学生的思想”以及将来的“犯罪行为”充其量是个不错的谈资,算不得“共同生活”的正题,老师们根本关心的乃是切身的生活感受——“世界上大事情像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借不了”[2]62,这是最真实的人性心理。部视学在酒席上说:“咱们当学生的面,绝对不许抽烟,最好压根儿戒烟”——这才是进入了正题——但他自己“并没有戒烟,菜馆里供给的烟,他一支一支抽个不亦乐乎,临走还带了一匣火柴”[2]244。如此言行不一似乎意在讽刺,其实人家说得清楚,禁烟的前提是“当着学生的面”,没有学生在场,那还装什么导师?——“用意最佳”的“师生共同生活的理想”又将是一篇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

部视学下来指导,训导长李梅亭负责具体实施。李梅亭进一步提出,“师生恋爱是有伤师道尊严的,万万要不得,为防患未然起见,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2]245——“为防患未然起见”之前的话是大道理,应该承认;之后的话是具体措施,却无法接受。为什么没毛病的大前提却带来了不可接受的后果?因为人为的设防违反了自然、悖离了人性。更重要的是,李梅亭没想到他这番议论的语境含义单单指向了赵辛楣,因为听众当中只有赵辛楣未婚。如此一来,就让赵辛楣觉得李梅亭故意跟他过不去。本来是教育事业的讨论与设计,终于又演变成了私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于是,赵辛楣便“质问”李梅亭,“结了婚而太太没带来的人做得做不得女学生的导师”,这戳中了李梅亭的痛点,他便支吾其词,请赵辛楣不要误会[2]245。究其根源,三闾大学用好色嫖娼的李梅亭作训导长而大谈男女之防本身就是个笑话,正如教育部用抽烟不停的视学来为师生设计“理想”生活一样。

“师生共同生活的理想”重头戏是师生一日三餐同桌吃饭,这在导师制讨论会上引起了“一致抗议”。此事可以载入史册,因为“一切会议上对于提案的赞成和反对极少是就事论事的。有人反对这提议是跟提议的人闹意见。有人赞成这提议是跟反对这提议的人过不去。有人因为反对或赞成的人和自己有交情,所以随声附和。今天的讨论可与平常不同,甚至刘东方也不因韩学愈反对而赞成”[2]248。这种反常表明所谓“共同生活的理想”是如此乖离人情人性,以致于只要是个无毛两足动物,就难以接受它。当然,“一致抗议”并不意味着这一刻三闾大学真地成了一个“有机体”,仍然是各有各的理由、各打各的算盘:物理系主任没带家眷,所以若不用导师出饭费,还可以考虑师生同餐;自家饭菜好,所以汪处厚说即使学校出钱,家里也不省柴米;韩学愈声称有胃病,只能吃面食,“跟学生同吃米饭,学校是不是担保他生命的安全”[2]248;数学系主任出了一道数学难题,怎样把导师向各桌分配;赵辛楣则认为“学生吃饭也应当自由,导师制这东西应当联合旁的大学向教育部抗议”[2]249。

与前几位的反对不同,赵辛楣要从根本上取消导师制,跟老师高松年大唱反调。因为各大学对导师制并无积极反应,唯高松年“最热心奉行”[2]244,因为这跟自己的“科学定律”合拍,“细胞和有机体的关系”再次借机阐明;他并且“严肃地说:‘我觉得在坐下吃饭以前,由训导长领导学生静默一分钟,想想国家抗战时期民生问题的艰难,我们吃饱了肚子应当怎样报效国家社会,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举动”[2]249-250,可他自己“吃饱了肚子”就到汪家去骚扰汪太太。若实行师生同餐,机会岂不更多?(8)见《汪太太是个“人物”——〈围城〉探秘之三》,载《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高松年“因公事应酬繁忙”,不必同餐。——赵辛楣后来成为高松年的“情敌”原来早有预兆(伏笔),《围城》之匠心令人叹服!

李广田说导师制“用意甚佳”,只是担心“能否实行”;而在三闾大学,导师制披上了“师生共同生活的理想”的新衣,上演了一幕幕闹剧,这样的情景并不仅仅存在于三闾大学吧。

四

《围城》第六章一开始大谈高松年的“科学定律”与“有机体”,接着便是汪处厚安排茶会戏耍李梅亭:“当系主任和结婚一样,‘先进门三日就是大’。这开会不是欢迎,倒像新姨太太的见礼”[2]219,他握着李梅亭的手,“好半天搓摩不放,仿佛捉搦了情妇的手”[2]219-220。后来他告诉方鸿渐:“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2]294。汪处厚带来了有趣的类比:大家庭不同身份与地位的女人的心计与斗争扎根于大学场域。大学老师的醋劲、心思与手段与大家庭妇女并无二致。所谓“有机体”,实质是一个派系林立、明争暗斗、私利至上、吃与被吃的小型官场——方鸿渐感慨:“怎么学校里还有这许多政治暗斗?倒不如官场爽气”[2]227-228。

汪处厚这样开导方鸿渐:你在本校升不到教授,便放出风声别的学校以教授相聘,以此自抬身价[2]294。可惜方鸿渐没有机会施展这一手,韩学愈有。

韩学愈让外国语文系聘自己的太太当教授,刘东方以“她没有资格,英文都不会讲”而拒绝,韩学愈便大骂刘东方“不会讲英文,编了几本中学教科书,在外国暑期学校里混了张证书,算什么东西”[2]227。后来丁组的学生气走孙柔嘉,方鸿渐填了缺,韩学愈便来见高松年,声明他太太绝不想在这儿教英文,还请刘东方的妹妹到他的系当助教(表面以德报怨、慷慨好意只是要暗施离间计)。高松年很高兴,顺嘴说下学年一定聘韩太太帮忙,“韩学愈高傲地说:‘下学年我留不留,还成问题呢。统一大学来了五六次信要我和我内人去。’高松年忙劝他不要走,他夫人的事下学年总有办法”[2]248。当方鸿渐被解聘之后,韩学愈“拉了白俄太太在家里跳跃得像青蛙和虼蚤,从此他的隐事不会被个中人揭破了”[2]305,显然他毫无离开三闾大学的意思。

只是他忘乎所以,不知道方鸿渐早把假文凭的事全盘告诉了刘东方,后者“又惊又喜,一连声说‘哦’”(9)刘东方似乎反应过度,但想到韩学愈曾揭他老底(“在外国暑期学校里混了张证书”),他无力反驳,如今终于抓住了韩学愈的把柄(他的证书还不如自己的呢,自己毕竟还在学校里混过,他是直接买的),焉能不兴奋激动?还要说明的是:方鸿渐这次泄密与下文所说的“爱搬嘴”不同。首先,韩学愈买假文凭的秘密不是方鸿渐故意打听别人隐私而得来的;其次,此事刘东方牵涉其中(他的妹妹在历史系常听见学生对韩学愈说方鸿渐在课堂上骂刘东方),方鸿渐只对他谈及,并未对其他人或在公开场合说起。这其实是方鸿渐对韩学愈卑劣诡计的报复:韩拉拢自己系的三个学生吃饭,叫他们上刘东方的甲组英文而到方鸿渐的丁组旁听,专门挑错,暗使一石二鸟之计。方鸿渐发现后,“愈想愈恨”,“一向还以为他要结交自己,替他守秘密呢!”[2]253下面关于方鸿渐解聘之事亦可参考该文。。虽然刘东方叮嘱方鸿渐别把韩学愈的秘密讲出去,并且后来刘、韩二家关系升温,似已结成利益同盟,但韩学愈的隐事早晚会尽人皆知。

为什么呢?这涉及三闾大学最有趣的一个特色:陆子潇“讲话时喜欢窃窃私语,仿佛句句是军国机密”[2]228,把孙柔嘉被学生欺负的事告诉方鸿渐之前,先叮嘱方鸿渐“严守秘密”[2]239;汪处厚把自己“下学期也许负责文学院”的消息告诉方鸿渐、赵辛楣时,叮嘱“这话别说出去”[2]263;韩学愈沉默寡言,“仿佛每个字都有他全部人格作担保”[2]231;高松年的口头禅除了“有机体”,就是“严守秘密”,如在汪家饭局上,他最后提醒:“今天所讲的话,希望各位严守秘密”[2]281。“严守秘密”堪称三闾大学教职工必备之道德素养与职业要求。

但另一方面,汪处厚讥刺陆子潇是个“爱搬嘴”的“小人”,而他自己就搬了不少嘴,如在饭局上说李梅亭“在镇上嫖土娼”[2]279——这事是怎么传出去的呢?因李梅亭说什么未婚的先生不得做女生的导师,赵辛楣很生气,对方鸿渐说:“这瞎子真浑蛋,有一天我把同路来什么苏州寡妇、王美玉的笑话替他宣传出去”[2]245,既有这句话,那就表明这事不是赵辛楣传出去的。(《围城》字里行间的障眼法或烟雾弹实在不少)方鸿渐和孙柔嘉也不会说这种事,唯一的“作案人”就是顾尔谦。本文前已谈及,虽然顾尔谦到三闾大学后销声匿迹,但其精神与灵魂由陆子潇进一步发扬光大:他把李梅亭一路上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同系的陆子潇,“严守秘密”的陆子潇“然后把这事讲出来”了。孙柔嘉到校三四天就看明白了:“这学校像个大家庭,除非你住在校外,什么秘密都保不住,并且口舌多得很”[2]227。正因为刘东方叮嘱方鸿渐别把韩学愈的秘密告诉别人,所以韩学愈的秘密将来正是由他告诉了别人。上下异口同声“严守秘密”的三闾大学其实守不住任何秘密,任何事情在三闾大学都是有名无实。

五

于是,方鸿渐的特立独行与可贵之处就显现出来了。

方鸿渐履历上没开学位,在高松年看来,“只是个各国游荡的‘游学生’”[2]217。这个评价被某些研究者拿来作为对方鸿渐的定评,实在是太轻信了高松年而冤枉了方鸿渐。(10)例如,杨义便说方鸿渐“在伦敦、巴黎、柏林‘游学’四年,全无心得”。参考《方鸿渐留学生活之细考——〈围城〉探秘之一》(载《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对此之解释。赵辛楣称李梅亭是“瞎子”是因为后者高度近视;高松年虽不近视,却也是个“瞎子”,大骗子韩学愈竟被他视为难得的人才,“瞎”得岂不更厉害吗?他对方鸿渐不中听的评价同样是不识货。

初来的方鸿渐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系,后来他也没有什么派系。汪处厚在饭局上说学校已有了“从龙派”“粤派”“少壮派”“留日派”,而他自己也正在搞一个“汪派”。所谓“从龙派”就是高松年的亲戚或门生故交,方鸿渐因为赵辛楣的关系,“算‘从龙派’的外围或者龙身上的蜻蜓”[2]274;坦白地说,方鸿渐无足轻重、可有可无。

方鸿渐从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如果愿意,他完全可以跟刘东方的妹妹成婚——刘东方以为,方鸿渐“是自己保全的人,应当感恩识抬举,跟自己结这一门亲事,他的地位也可以巩固了;这样好机会要错过;除非这人是个标准傻瓜”(11)见《围城 人兽鬼》第265页。“这样好机会要错过;除非这人是个标准傻瓜”中的“;”似应为“,”。这或者是出版社排校错误,或者是《围城》本身的一个小失误。——可方鸿渐就是这样一个不按人情世故出牌的“标准傻瓜”。做媒失败后,汪处厚仍然关心、拉拢方鸿渐,方鸿渐有意与之保持距离:“汪处厚说:‘今天天气很好,咱们到田野里走一圈,好不好?或者跟我到舍间去谈谈,就吃便饭,何如?’鸿渐当然说,愿意陪他走走”[2]293-294,“当然”这个词用得好,不可或缺。

除了放不下孙柔嘉,方鸿渐把全副心思都用在教学上。孙柔嘉第一次来找,“鸿渐正在预备讲义”(12)比较赵辛楣:因为是“校长的红人”[2]225,忙于接客之类事务。小说另一处写道:尽管对论理学不感兴趣,方鸿渐仍然“努力准备”[2]236。。他教论理学,文法学院学生大半选修了这门课,因为它最容易。学生且有偏见:“论理学是‘废话’,教论理学的人当然是‘废物’”;又有谣言:这个“废物”连“副教授”都是表哥赵辛楣在校长那里争来的[2]237。在此种偏见与谣言支配下,学生根本不把方鸿渐放在眼里,不拿听讲当回事。

而方鸿渐讲课似乎确也出了些丑:“自以为预备的材料很充分,到上课才发现自己讲得收缩不住地快……心慌意乱中找出话来支扯,说不上几句又完了,偷眼看手表,只拖了几分钟。这时候,身上发热,脸上微红,讲话开始口吃,觉得学生都在暗笑。有一次,简直像挨饿几天的人服了泻药,话要挤也挤不出,只好早退课一刻钟”[2]238。不能由此而认为方鸿渐“腹内空空,上课时没有内容可讲授”[5]。实事求是地讲,这是初登讲台者较为普遍的体验(13)笔者在某乡镇初级中学初登讲台的时候,亦有此种遭遇与感受。这绝不是不想认真讲课,相反,真是一股子热劲很想用课堂教学的魅力来抓住学生。备课时,方鸿渐“自以为这话说出去准动听,又高兴得坐不定,预想着学生的反应”[2]225;愈是如此想入非非,愈将遭到现实的迎头痛击。此外,他还模仿大学者风度上课不点名:“你们要听就来听,我可不在乎”[2]237,其实是要依靠自身水平来吸引学生而非(用点名的方式)强迫学生来听课。可惜理想(想像)与现实的差距太远,“此事古难全”。,至少方鸿渐要比沈从文第一次上课的表现好些。隔壁李梅亭班上“学生笑声不绝”,叫方鸿渐着实不服:“自己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也不算坏学生,何以教书这样不出色”[2]239,发狠暑假多看书,下学年比得过李梅亭。

方鸿渐还曾被人抓住了错误:丁组学生给刘东方写了公呈,“从头到底说鸿渐没资格教英文,把他改卷子的笔误和忽略罗列在上面,证明他英文不通。鸿渐看得面红耳赤”[2]254。此处“证明”需要辨析。只“编了几本中学教科书”的刘东方都认为“丁组的学生程度糟得还不够辨别好坏”[2]247,又何以能发现“改卷子的笔误和忽略”呢?小说还写道:“苦事是改造句卷子,好比洗脏衣服,一批洗干净了,下一批来还是那样脏。大多数学生瞧一下批的分数,就把卷子扔了,老师白改得头痛”[2]252,这些学生本无兴趣去收集老师“改卷子的笔误和忽略”。刘东方说所谓公呈“保不定有韩学愈的手笔”[2]255,其实它就是韩学愈吹毛求疵、专门找茬挑错搞的,目的就是抓住方鸿渐的一朝之错让他老婆取而代之。百密一疏,人孰能无过,况且又是“白改得头痛”时的“笔误和忽略”。一批一批地洗干净,设身处地考虑一下,方鸿渐已经很认真了;并且,他还有自惭自省的意识(“那张呈文牢牢地贴在他意识里,像张粘苍蝇的胶纸”[2]255),这在韩学愈等人身上从未表现出来。

正因为能知耻,所以方鸿渐在努力,在进步:不用到下学年,下学期上课,自觉“驾轻就熟,渐渐得法。学生对他的印象也像好了些”[2]292。听到汪处厚要设法升自己做教授,小说写道:“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弃物了。所以鸿渐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既然格外卖力,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2]295。——《围城》写方鸿渐好的时候,用词要么模棱两可(“像好了些”),要么故意贬损(“妄想”);略有差池或言行有亏,则是毫不客气地批评、毫不留情地讽刺。按高松年所说,“名教授”有架子有脾气,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指挥,可是方鸿渐的作为完全相反,他不但服从指挥,叫教什么课就教什么课,而且全副精神为教学服务,想着靠自己的本事与努力而升职(14)汪家饭局上,汪太太说:“……我常说:有本领来当教授,没有本领就滚蛋,别教家里的丑婆娘做学生和同事的女招待”,方鸿渐“忍不住叫‘痛快’!”方鸿渐是个实在人,靠本领吃饭,不靠搞人际关系、拉帮结派等旁门左道。此君之“标劲”一直不改。。如此求名得利不但没有错(不是“妄想”,除非他是圣人),而且比高松年、韩学愈之流不学无术却又名利双收的骗子强得太多,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方鸿渐跟学生之间是纯粹而纯洁的师生关系。“照例导师跟所导学生每星期谈一次话,有几位先生就借此请喝茶吃饭,像汪处厚、韩学愈等等”[2]250,借此培植私人势力,完全扭曲了师生关系。方鸿渐不干这一套,而是跟学生聊天,知道学生其实厌恶李梅亭,“甚至韩学愈也并非真正得到他们的爱戴”[2]292。李梅亭教“先秦小说史”,此题目在当时学界似乎还不成立;即便目前学界认为先秦已经出现了小说,但要为它写史则困难得多。那么,在此题目下,如何能让学生“笑声不绝”呢?除了讲台上的人扮丑搞怪、讲些风话之外,似乎别无他法;而韩学愈再怎么木讷朴实,日久见人心,老底也会被揭穿。在韩、李、汪那里大概只有应酬词令,而在方鸿渐这儿,学生可以实话实说、坦诚相见,并且他离开时,“他训导的几个学生,因为当天考试完了,晚上有工夫到他房里来话别”[2]312——只要能跟方鸿渐实际接触并交流了解,而不是停留于捕风捉影的谣言或表面现象,他的才华与魅力就会展现出来。

按高松年所说,大学应该造就教授,三闾大学唯一一个值得造就的教授就是方鸿渐(15)赵辛楣是一个好人,也可以称为一个好老师,但跟方鸿渐相比还是有所不同:首先,他的自觉身份是政治家,来大学教书的目的并不纯粹,而想着把握青年心理、训练自己的干部人才[2]150;其次,在导师制问题上对老师高松年颇为失望,加之重庆朋友来信相邀,早打了退堂鼓,“下学年一定不干”[2]250。;然而,这样一个真正的好老师却被三闾大学解聘了。理由看上去冠冕堂皇,“思想有问题”[2]305,其实不过是高松年借机打击报复、排斥异己。最终,高松年的“科学定律”取得了胜利,三闾大学“有机体”的幽灵仍然还在人间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