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派文学批评中的法兰西文学元素

文学武 周雅哲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进入近现代历史以后，法国文化曾经长时间处于世界文化的中心，巴黎更成为世界文化之都，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本雅明曾说：“资本主义文化的梦幻在1876年的世界博览会上显示了其最灿烂的光彩。法兰西第二帝国正处于权力的鼎盛时期。巴黎被举世公认为最豪华最时髦的大都市。”(1)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论波德莱尔[M].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86.巴黎都市的繁荣客观上也刺激着文学样式的丰富，因为“文学和城市的关系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城市政治空间、文化空间等诸多新鲜而充满想象力的元素第一次在文学面前释放出巨大的魔力，而作家们也在以异样的眼光和心情来感受城市、阅读城市，书写城市”。(2)文学武.论京派文学中文学和都市的关系[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4)： 63.单就文学而言，这里出现了印象主义、自然主义、帕纳斯派、象征主义、荒诞派戏剧、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而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福楼拜、波德莱尔、兰波、法朗士、瓦雷里(也译作瓦莱里)、克洛岱尔等文学大师更如耀眼的繁星，成为人们仰慕的偶像。哪怕是在遭到世界大战摧残的情况下，法国文学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正因为如此，法国文学很早进入到中国学者的视野，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法兰西文学的烙印。京派作家中的梁宗岱、李健吾、朱光潜等人都曾经有到法国留学的阅历，亲身感受到法兰西文化璀璨的光芒，他们的文学批评在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和纯诗这几个方面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最终形成了富有个性的批评格局和宏大气象。

一

印象主义最早出现于法国的绘画领域，后来延伸到音乐、文学等领域。《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印象主义做了如下定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主要形成于法国的一个重要运动……但印象主义最明显的特点则是，力图客观地描绘视觉现实中的瞬息片刻，主要是表现变化中的光与色的效果。”(3)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 第8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译.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335-336.作为艺术领域出现的印象主义，其哲学基础仍然是怀疑主义和相对论，认为宇宙万物无时无刻在变动之中，人们的认识只是个人一瞬间的感受和印象而已，没有绝对客观性可言。这种思潮延展到文学领域，却成为人们打破当时法国文坛自然主义文学一统天下的突破口，也为各种新生的文学形式带来合法性的辩护，有效释放了文学阐释的生命。至于印象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法国印象主义文学的诸多代表人物如雷梅托、法朗士、古尔蒙等都曾经做过阐释，其中最著名的如法朗士的名言：“优秀批评家讲述的是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客观艺术不存在，客观批评同样不存在。”雷姆托也说过，批评即“一个天地的再现，具有个人一面，相对一面，可谓虚空”。批评只能是“玩味作品，同时丰富和陶冶个人的作品印象的艺术”。(4)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 1750—1950： 第四卷 十九世纪后期[M].修订本.杨自伍,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35,32.古尔蒙认同叔本华的学说，认为我们从来不可能把握世界的本质，他对客观主义深恶痛绝：“艺术不下结论；凡是有结论的地方，就有批评。”(5)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 1750—1950： 第八卷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批评1900—1950[M].修订本.杨自伍,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5.印象主义的出现在法国文学艺术界当然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也引起过不同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它在自然主义和教条主义文学的中心位置中撕开了一道裂缝。它直接把批评视为一种创造性、个性化的创作活动，更加强调个人的感觉和瞬间印象，消解了批评绝对、永恒的标准，客观上也宣告了批评家的角色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京派批评家中的周作人、李健吾、沈从文、梁宗岱、李广田等人几乎都受到印象主义批评的影响。周作人在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文学上的宽容》就可以清楚看到印象主义文学批评的痕迹。周作人的文章呼吁批评家对种种文学现象的存在要能够有一种宽容的心态来看待，不能以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更不能把自己的批评、审美标准当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因为文学在永恒的变动之中，无法找到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周作人说：“他的批评是印象的鉴赏，不是法理的裁决，是诗人的而非学者的批评。文学固然可以成为科学的研究，但只是以往事实的综合与分析，不能作为未来的无限发展的规范。”“表示生命之颤动的文学，当然没有不变的科律；历代的文艺在他自己的时代都是一代的成就，在全体上只是一个过程。”(6)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更能表明周作人印象主义观点的是他的《文艺批评杂话》，在这篇文章中他多次引用和阐述了法国印象主义批评的观点，甚至直接在他的文章中大段引用了法朗士批评集《文艺与生活》中的序言，并就此发表了自己赞同的意见。周作人丝毫没有回避，他之所以欣赏法国印象主义批评，正是因为对当时流行的把批评视为如同法官判决那样决定作品命运的不满。而周作人为废名、俞平伯等人作品所写的评论也充分体现了印象主义的特点，充满了同情、理解和欣赏的态度。

当然，比起周作人的批评来，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的印象主义气息更为浓厚。他的评论集《咀华集》《咀华二集》成为中国印象主义批评的典范。与周作人不同的是，李健吾曾亲赴法国留学，主要的精力用于法国文学翻译研究，这些对他理解和接受法国印象主义批评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在对印象主义批评的阐释中，李健吾是比较系统和到位的一位批评家。李健吾的文学评论不少地方都涉及印象主义批评的实质，例如他认为，“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7)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M].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1.这里面他把“自我发现”作为批评最本质的功能，这和印象主义所主张的批评家不承担任何外加的任务，只是自我完善的观点一脉相承。李健吾还多次发表意见，排斥把文学批评作为裁判艺术水准的工具，坚持文学批评应该是鉴赏的、印象的，要独具慧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灵魂的深处”。他甚至反问道：“在文学上，在性灵的开花结实，谁给我们一种绝对的权威，掌握无上的生死？”(8)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M].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50.除了这些在具体的评论中所涉及的印象主义的特征之外，李健吾在《自我和风格》这篇文章中对法国印象主义的缘起、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核心观点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介绍、阐发，从中可以看出李健吾渊博的学识以及理论素养，也可以看到他和法国印象主义批评的不解之缘。李健吾在文章的开头就列举了法国印象主义的两个大师： 雷姆托、法朗士。此外，李健吾还常常提及蒙田、古尔蒙等与印象主义密切相关的人物，这里面如蒙田更是李健吾十分心仪和崇拜的作家，李健吾“赞扬他游刃有余、挥洒自如的文体”。(9)文学武.貌似而神离： 李健吾、沈从文文学批评比较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0(3)： 86-93,102.人们从李健吾批评的文体、语言中不难发现有蒙田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李健吾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几乎完美展现了印象主义文学批评的生命，这在他评论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芦焚、陆蠡等人的作品中尤为明显，从而奠定了印象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基石。

在人们的印象中，朱光潜好像与印象主义并无关联，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朱光潜谈美》等中都曾经推崇过印象主义批评。朱光潜在介绍法国批评家圣伯夫(Sainte Beuve)时，提到圣伯夫文学思想后来对法朗士等的影响：“圣伯夫推翻持议法为判别好丑的标准的批评。这个消极态度后来衍为印象派批评(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法朗士就是这个批评学派的领袖。”(10)朱光潜.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一)： 圣伯夫(Sainte Beuve)[M]//朱光潜.朱光潜全集： 第8卷.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 213.他在《“创造的批评”》一文中还把法朗士、雷姆托为代表的印象主义与克罗齐美学做了比较；朱光潜在《朱光潜谈美》的第六章标题就用了法朗士的名言：“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他把批评分为四大类，对于其中“自居导师”“自居法官”“自居舌人”这三种他明确表示反对。而对于第四类法国印象主义批评，虽然朱光潜指出其有把快感当美感的缺点，但却说：“印象派的批评可以说是‘欣赏’的批评。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倾向这一派的。”(11)朱光潜.朱光潜谈美[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3.至于梁宗岱、沈从文、李广田等批评家，虽然他们不曾对印象主义批评的理论有所阐释，但在批评的活动中却时时渗透着印象主义批评的精神。梁宗岱的评论集《诗与真》同样是印象主义批评的杰作，其亲切、平等的批评态度，鉴赏、感悟式的批评方法，鲜活、华丽的语言，活泼、洒脱的批评文体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不可多得的精品。沈从文的《沫沫集》、李广田的《诗的艺术》、废名的《谈新诗》也不同程度地带有印象主义批评的痕迹。在京派批评家的努力下，一条跨文化交流的彩虹被架起，法兰西印象主义批评在遥远的东方觅到了知音。

二

近现代法国不仅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之一，更是各种现代、新潮、带有叛逆性艺术形式的发源地，其中在19世纪后半叶出现象征主义无疑就是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特别是在《费加罗报》上发表象征主义宣言的让·莫雷亚紧随这篇宣言之后出版了这个文艺流派的定期刊物《颓废派》与《象征主义》。另外一个时代来临了。”(12)让·皮埃尔·里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法国文化史(卷四)大众时代： 二十世纪[M].吴模信，潘丽珍，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73.象征主义的诞生如同一声巨雷轰鸣，打破了既有的文学秩序，震动了世界文坛。不少学者都曾经谈到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力，如韦勒克认为象征主义“已经主宰了20世纪的诗歌观念”。“文学中‘象征’的普遍概念，却仅仅通过那种法国的公式化阐述，倾倒了广泛的西方观众。”(13)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 1750—1950： 第四卷 十九世纪后期[M].修订本.杨自伍,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589.柳鸣九则说：“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美都名副其实地可算是现代派文学的真正开端。它直接培养了瓦莱里、克洛岱尔这样出色的继承者，使象征主义诗歌在20世纪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大放异彩……”(14)柳鸣九.法国文学史： 下卷[M]//柳鸣九.柳鸣九文集： 第6卷.深圳： 海天出版社,2015： 45.象征主义浪潮乃是席卷全球的现代文艺思潮，其法国重要文学元素的符号价值被世人公认。

当象征主义翻译介绍到中国时，它独特的艺术传达方式、强烈叛逆的艺术精神自然为不少敏感的诗人、批评家所注意，并产生了共鸣。五四时代的一批作家、艺术家对于法国象征主义都曾不遗余力地推介，这方面周作人的贡献颇多。如周作人在1920年的《新青年》上发表了翻译魏尔伦的两首诗歌《秋歌》《我的心中在哭泣》，后来又发表了翻译波德莱尔的诗作《窗子》《异乡人》以及翻译古尔蒙的《西蒙娜》等作品。“这一翻译受到高度重视，被认为是法国象征主义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标志之一，被认为是法国象征派在中国诞生的前兆。”(15)董强.梁宗岱 穿越象征主义[M].北京： 文津出版社,2005： 45.等到了京派批评家梁宗岱、朱光潜、李健吾、叶公超等那里，经过他们不懈的阐释，象征主义的概念、原则等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这其中的梁宗岱、李健吾、朱光潜都和法国象征主义文学有着直接的渊源。

梁宗岱早年在法国留学，其对法兰西文学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兰波、瓦雷里这些象征主义大师的作品更经常出现在他的文章中。当时的法国文坛，虽然前期象征主义的余波刚刚沉寂，但后期象征主义却处在鼎盛时期，尤其以瓦雷里、克洛岱尔等风头最盛。瓦雷里长期担任法兰西院士，其创作和批评的影响在当时都很大。他的诗歌数量虽然不多，却非常精致，曾受到马拉美的深刻影响，在当时的法兰西文坛有非常高的声誉。瓦雷里的诗大量运用了象征手法，注重内心世界的挖掘，特别是其作品蕴含的哲理意义更具有穿越时空的经典性。这一切对于刚到法国的梁宗岱来说都是新奇的，他为瓦雷里精湛的艺术所倾倒，“我，一个异国青年，得常常追随左右，瞻其风采，聆其清音……使我对于艺术底(的)前途增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16)梁宗岱.保罗·梵乐希先生[M]//梁宗岱.梁宗岱文集： 第2卷.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18.梁宗岱在法国期间与瓦雷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28年，梁宗岱写作了《保罗·梵乐希先生》，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位后象征主义的大师。这篇文章对瓦雷里诗作的艺术渊源、特征以及象征主义的流变等都作了交代，重点阐释了瓦雷里诗作的音乐性、哲理性对现代诗歌所造成的冲击。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梁宗岱已经注意到以瓦雷里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学所具有的一系列元素，从而恰当地把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帕纳斯派作了切割。到了20世纪30年代梁宗岱回国后，他开始有系统地以法国象征主义为参照系，建构起一套完整的象征主义体系，这在他的《象征主义》一文中得到很好的验证。与不少人把象征的手法与象征主义混淆的做法不同，梁宗岱坚持把象征主义看作一种最高的诗学原则和精神，认为它是一种与以往传统完全不同的带有很强现代性的创作方法，属于最有前途、最有生命的艺术形式。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所受瓦雷里观点的影响，瓦雷里曾说：“我注意到‘象征主义’从此成为一种名义上的象征，它所代表的精神状态以及有关精神的一切，与今天所盛行的、甚至占统治地位的东西完全对立。”(17)瓦莱里.文艺杂谈[M].段映虹,译.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229.梁宗岱还引用了波德莱尔的诗歌《契合》来阐释象征主义，以此作为创造象征意境的关键词。梁宗岱这篇文章对法国象征主义文化内涵以及精神脉络的梳理相当清晰透彻，特别是他把波德莱尔的“契合”全文译出并作为理解象征主义诗学的核心范畴更显示出其非凡的学识，因为波德莱尔曾说：“普遍的契合与象征主义，乃是一切隐喻的巨大资源库。”(18)董强.梁宗岱 穿越象征主义[M].北京： 文津出版社,2005： 101.梁宗岱在推崇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向波德莱尔、兰波、魏尔伦、内瓦尔这样的早期象征派诗人表达敬意。梁宗岱亲自翻译了波德莱尔的几首诗作，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到波德莱尔，称他“带来了近代美学的福音”，“几乎没有一首不同时达到一种最内在的亲切与不朽的伟大”。(19)梁宗岱.象征主义[M]//梁宗岱.梁宗岱文集： 第2卷.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70，79.此外，梁宗岱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到马拉美、魏尔伦、兰波。可以说，在当时众多的中国学者之中，梁宗岱对象征主义文学的介绍、阐释是比较完整和科学的，也比较接近法国象征主义精神的精髓。

李健吾在法国期间，也恰逢现代主义浪潮包括象征派的盛行，他也敏锐地关注这一文学现象并热情地向中国现代诗人进行推荐。如李健吾曾经为他的学生翻译波德莱尔《恶之花》写序言，认为《恶之花》拉开了现代诗歌的序幕，“它的成就没有国界可以限制”。(20)李健吾.鲍德莱尔[J].宇宙风,1939(84).他还写文章介绍瓦雷里，认为“梵乐希不仅是现代法国最大的诗人，而且象征法国诗运一个高潮的顶点”。(21)李健吾.梵乐希文存[J].暨南学报,1936,1(2).李健吾在其写的评论现代诗人的文章中提到，部分诗人因为不满徐志摩等诗人对诗歌形式的追求而走向了破坏形式的方面，这其中一派就是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认为李金发的诗作“纤丽”“晦涩”“涵蓄”，“有过分浓厚的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气息”，“他有一点可贵，就是意象的创造”。(22)李健吾.《鱼目集》： 卞之琳先生作[M]//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83，84.这基本上概括出了象征派的一些特征。难能可贵的是，当一些现代派诗人被误解，被冠以“晦涩”的批评时，李健吾则以波德莱尔所受的批评举例为他们辩护。李健吾认为波德莱尔的诗歌并不晦涩，托尔斯泰对波德莱尔的指责不符合实际。与“契合”一样，“晦涩”也是理解象征主义的关键，人们一般都把其视为象征主义的重要特征。马拉美认为，“在诗歌中应该永远存在着难解之谜，文学的目的在于召唤事物，而不能有其他目的”。(23)马拉美.谈文学运动[M]//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象征主义·意象派.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40.当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伴随着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曹葆华等一批“前线诗人”出现时，不少人的反应是不理解和指责，其中一个“罪名”便是晦涩。对此，李健吾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以莫罗瓦讲述瓦雷里诗作“晦涩”的典故告诉人们，“晦涩是相对的，这个人以为晦涩的，另一个人也许以为美好”。正是这种“晦涩”造就了象征主义的多义性、暗示性，也造成人们想象的丰富性。不仅如此，李健吾还把象征主义与它之前的帕纳斯派文学进行了比较，明确其中的联系和差别。他认为象征主义的生命就在于大量运用暗示、隐喻等手法唤起人们多重的经验，形成对世界多维的理解，“诗人挡不住读者，这正是这首诗美丽的地方，也正是象征主义高妙的地方”。(24)李健吾.答《鱼目集》作者[M]//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109-112.

至于朱光潜，虽然主要的精力用于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但由于他较多地借助西方文学理论来阐释文艺理论现象，因而必然涉及象征主义的知识谱系。朱光潜在专著《诗论》《文艺心理学》等中都曾经提到和评述过象征主义，如他在《诗论》中提及诗与乐的关系时，就比较多地涉及象征主义对音乐及通感的重视。朱光潜还在另外的文章中反复提到象征派和帕纳斯派的差异，说象征派诗人“想抓住不能用理智捉摸的飘忽渺茫的意境和情调，要求不甚固定明显而富于暗示性的意象”。(25)朱光潜.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M]//朱光潜.朱光潜全集： 第8卷.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467.对于象征主义的另外一个核心范畴“晦涩”，朱光潜也曾有所论及。在法国象征主义全球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同样功不可没，人们不应该忘记梁宗岱、李健吾、朱光潜等在其中所扮演的不可忽视的角色。

三

京派批评家不仅与法国象征主义关系密切，而且和法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另外一个关键词“纯诗”理论结下不解之缘。借助于法国的纯诗理论，他们力图改变中国诗风平庸、拘泥现实不能自拔的弊端，进而赋予新诗更纯粹的艺术世界，使之成为人类心灵永恒的栖息地和精神绿洲。

学术界多半认为“纯诗”作为诗学的概念是瓦雷里1920年在为柳西恩·法布尔的诗集《认识女神》所写的前言中第一次提出。不过正如瓦雷里本人所说，他首先使用了这个词，但一开始并没有赋予这个词特别的意义。后来瓦雷里在一系列的讲演中，对纯诗的概念进行了阐释。中国学者董强近些年则对此提出异议，他进而联系法国的宗教文化背景，提出真正使用“纯诗”的是布雷蒙。布雷蒙说：“所有的诗歌的纯诗性特点都是由于一种神秘的现实的存在，这一神秘的现实，我们称之为纯诗，它不仅存在，而且闪耀，具有变化、统一的力量。”(26)董强.梁宗岱 穿越象征主义[M].北京： 文津出版社,2005： 55.后来布雷蒙围绕“纯诗”还和他人进行论战，并在《祈祷与诗歌》一文中有所补充。不用说，布雷蒙的这番话带有神秘主义倾向。由于瓦雷里在法国诗坛的崇高声望，他关于纯诗理论的影响力当然远超布雷蒙，也理所当然地更为中国诗坛所关注。

瓦雷里的“纯诗”理论并非完全属于突发奇想的个人创造，它实际上深深植根于法国象征主义土壤之中。波德莱尔曾提出“美与道德无涉”的观念，埋下了纯诗的种子。马拉美对诗歌音乐性竭力追求，在诗歌语言的具体形式上都精心构思，倡导“纯粹的作品”，同样对“纯诗理论”有不小的贡献。作为才情出众的诗人，瓦雷里的诗歌理论和批评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他对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等象征主义诗人的评价显示出自己对他们诗歌理想的认同，瓦雷里对诗歌艺术形式的探讨更是到了十分精微的地步。“必须承认《海滨墓园》的作者是其所处时代唯一的(至少在法国如此)试图在文本语言本质上建立一种文学理论的批评家。”(27)冯寿农.法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 282.在评论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等时，瓦雷里有些地方的论述实际也涉及纯诗的某些方面，如诗的完美和纯粹性。瓦雷里在有关纯诗的演讲中把纯诗视为一种诗歌的最理想的境界，甚至认为用“绝对的诗”概念比“纯诗”更为科学，它排斥了一切非诗情的东西，带人进入一个纯粹的世界，让人产生兴奋和迷醉的心情。瓦雷里说：“简言之，我们所谓的叙事长诗实际上是由已变成有某种含意的材料的纯诗片段构成的。一行最美的诗是纯诗的一个因子。人们常常把一行美妙的诗比作一颗钻石，这说明这种纯洁性是大家都公认的。”(28)瓦雷里.纯诗[M]//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象征主义·意象派.王忠琪,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64-71.

法国文学的“纯诗”理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伴随着西方文学的大量输入也开始被介绍到中国。由于中国早期的象征派诗人大多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他们对纯诗的理论几乎都抱着热烈的期待。而到了京派批评家这里，由于当时中国新诗的生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诗歌的平庸化日趋明显，功利性的追求对诗歌构成致命的威胁，于是乎，立志把一切非诗情成分驱赶出诗歌王国的纯诗自然成为他们膜拜的目标。他们积极引入法国的纯诗理论，并结合中国具体的文化语境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再阐释，这其中梁宗岱、李健吾、朱光潜、曹葆华等都有程度不同的贡献，尤其以梁宗岱贡献最大。“梁宗岱引入瓦雷里的纯诗理论，被认为是他对中国新诗最重要的贡献之一。”(29)董强.梁宗岱 穿越象征主义[M].北京： 文津出版社,2005： 50.梁宗岱很早的那篇介绍瓦雷里生平的文章中，不少地方其实已经提及马拉美、瓦雷里等诗中的纯诗因素，在后来的《谈诗》中，他更是明确表达出对于纯诗理论的见解。梁宗岱把纯诗视为一个绝对独立的世界，它摒除了外在的一切非诗因素，强调诗歌要融合音乐、色彩等元素，重视诗的暗示性，最终使人的灵魂纯净化，与宇宙合一。“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 它本身的音韵和色彩的混合便是它固有的存在理由。”(30)梁宗岱.谈诗[M]//梁宗岱.梁宗岱文集： 第2卷.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87.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宗岱对纯诗所下的定义与瓦雷里的纯诗理论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他对纯诗所抱有的信心却是瓦雷里所不曾有过的。

对于法国现代的纯诗理论，李健吾和朱光潜等在他们的著述中都曾提到，这一点并不奇怪，不仅和他们本身敏感的艺术嗅觉有关，也因为纯诗的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坛颇有影响力。李健吾在介绍波德莱尔、瓦雷里等的文章中，对纯诗的特征曾经有所涉及。他眼中纯诗和象征主义事实上并无明显的分野，纯诗所具有的完整的纯粹艺术世界同样是象征主义追求的境界。李健吾在有关卞之琳《鱼目集》的评论中正式提到了“纯诗”的名词，他认为以卞之琳为代表的一群年轻诗人为中国新诗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使中国新诗跃进到全新的境地，对此李健吾认为他们受到了纯诗的影响。他说：“因为，他们寻找的是纯诗(Pure poetry)，歌唱的是灵魂，不是人口。”(31)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M].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85.他以卞之琳的名篇《断章》分析，“这里的文字那样单纯，情感那样凝练，诗面呈浮的是不在意，暗地里却埋着说不尽的悲哀，我们唯有赞美诗人表现的经济或者精致”。(32)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M].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94.李健吾评论何其芳，认为他“气质上，却更其纯粹，更是诗的”。(33)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M].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127.在评论李广田时，李健吾曾提到瓦雷里重要的观点，“我要说的，其实只是梵乐希的一句老话： 诗不能具有散文的可毁灭性”，(34)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M].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117.以此来强调诗和散文的严格分界。朱光潜在专著《诗论》中花费大量精力谈诗与散文的分别，把诗定义为“有音律的纯文学”，还对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深入研究，特别提到法国布雷蒙的“纯诗”理论，“象征运动在理论上演为伯列蒙(Abbé Bérmond)的‘纯诗’说。诗是直接打动感情的，不应假道于理智。它应该像音乐一样，全以声音感人，意义是无关紧要的成分”，(35)朱光潜.诗论[M]//朱光潜.朱光潜全集： 第3卷.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 123.肯定了纯诗对于形式主义美学的意义。京派批评家孜孜追求的纯诗理想，在当时的现实世界固然有些曲高和寡，宛似美丽的彩虹缥缈而遥远，但这种对形式美学的特殊关注却为中国新诗打开了直接连接世界先锋文学的通途。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用多样性来形容法兰西特性。正是这种民族特性使得法兰西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呈现出大放异彩、魅力无限的情形，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文学模仿、追寻的目标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让中国思想和理论成为现代世界知识与思想体系中重要的一翼，如何超越一百多年来‘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是中国知识界苦苦思索的重要问题。”(36)刘康.中国遭遇西方理论： 一个元批评角度的思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6)： 97-108.从京派文学批评家对法兰西文学中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和纯诗的接受中，人们不难看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上述理论问题的思考，而这些接受与思考，又验证了近现代以来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文化互动的频繁、密切给文学所带来的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