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位”视域下职业本科教育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策略探究

石宏武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9）

2019年初，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一历史性结论，从政策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是一个单独种类的教育形态，为多年以来中国教育界对于职业教育的“层次”与“类型”定位之争划上了句号。这有力终结了高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高职教育”）始终作为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低等层次教育”的旧时代，加速了中国构建和发展现代高职教育体系新时代的到来。

一、职业本科教育的化茧之路——高职教育的层次演变及其体系独立

在生态学领域，生态结构会朝着更复杂、功能更强大的方向变化发展，这一过程称之为“生态系统进化”。管理组织学领域的“结构—功能”理论也认为：完善的组织结构能够起到功能补正的作用，同时一个体系完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组织系统还能实现与其他系统的良好互动。[1,2]

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在经过多年探索与发展之后，体系逐渐完善、结构日趋合理，建立起了包含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3]这一结构体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适应社会发展水平且运行有效的。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专科教育尤其是其中的高职教育在这一结构体系中的“尴尬地位”逐渐凸显。一方面，高职教育在这一体系中始终“处于末流且低人一等”，在招生规模、生源质量、资源配置、政策支持、社会认知、发展空间等方面无一例外地处于窘迫地位，是名副其实的“二流教育”。另一方面，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从培养模式到培养目标都不尽相同，两者是不衔接的两个层次、两个类型，高职教育在这一体系中始终是“另类教育、断头教育”。[4]“二流教育、另类教育、断头教育”的现实困境，注定了高职教育在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必定游离在外、策驽砺钝。

借鉴生态学、管理组织学等相关理论，可以为破解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困境提供一个思路，那就是推动“系统进化”。即通过“结构优化”（加快完善高职教育层次结构与体系，条件成熟时将其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独立出来）实现“功能补正”（为高职教育构建定位明确、体系完备、层次清晰、衔接有序的发展空间），有效化解高职教育“外部生存环境约束”与“内部发展需求扩张”之间的突出矛盾。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历经了三阶段的几十年探索与实践。

（一）第一阶段：“专科层次高职教育”单一形态阶段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专家姜大源曾指出：“中国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最早以立法形式明确界定和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国家（1996年）。”[5]

回顾历史，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中国职业教育领域在历经多年探索与变迁之后，诞生了一种专科层次、学制三年的新型高等院校——高等职业院校；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将高职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从法律层面确立了高职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1998年，张广良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我们的对策》中曾指出:“我校（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创办职业本科教育的设想和尝试”，并对举办职业本科教育的意义和思路进行了探讨。[6]此后，天津大学刘春生教授（2002年）、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2005年）等也提出过“设置职业本科教育，完善高职层次结构以及建立高职教育独立体系”的建议。[7]可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就出现了关于职业本科教育的思想萌动、理论研究甚至实践冲动。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直到2008年都一直都处于“萌而不发”的状态。这期间，专科层次高职教育依旧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唯一的层次形态，并始终以“末流层级”的身份存在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当中。

（二）第二阶段：“职业本科教育”摸索尝试阶段

2008年，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高等职业本科开始面向全国招生，此后几年，云南、河北、辽宁、四川、天津、广东、贵州、江苏、山东、广西等地多所院校均开展了高等职业本科教育试点。然而从本质而言，这些改革实践均是由“本科院校独立或联合高职高专院校试办”，换句话说，都是由职业教育体系之外的办学力量主导，办学模式与育人体系偏重于层次上的“本科”而轻视类型上的“职业”，办学定位亦时常在“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之间依违两可。故有专家称之为职业教育改革进程中的“外生性”尝试措施。[8]

到了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并首次明确了我国构建多元层次高职教育体系的发展思路和技术路径。此后，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深刻变迁和职业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职业本科教育呼之欲出。2019年5月，教育部批准首批15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

可以说，2019年之前我国试点实践的多种形式的“高职本科教育”层次形态，很大程度上是高职教育“突破专科层次局限”的“外生性”实践和过渡性尝试。这一时期的高职教育（包括专科层次、外生性本科层次）仍是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尴尬的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高职教育体系尚未形成。

（三）第三阶段：“现代高职教育体系”生成阶段

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职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论断，为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高职教育体系开辟了政策空间。此时，高职教育的类型定位、目标职能、办学主体、层次结构等要素已经悉数明晰。2019年我国首批15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获批，中国构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高职教育体系的行动迎来历史性节点。

2020年9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进一步明确了我国高职教育体系的层次构成（专科层次、本科层次、专业学位硕士和博士层次）及其发展重点。可以说，至少从政策层面来看，我国已经构建起涵盖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相对完整、自主独立的现代高职教育体系。

至此，中国高职教育完成了“三大历史性转变”：一是身份上从“低人一等”到“同等重要”的转变；二是层次上从“单一专科”到“专本硕博贯通”的转变；三是体系上从“尴尬寄生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到“自成独立体系”的转变。中国特色高职教育体系从此踏上了历史舞台，而职业本科教育的“化茧而出”无疑是其间最具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二、职业本科教育的生存空间——中国高职教育的“生态位分化”及其生成机制

在生态学、地理学领域，生态位是指一个种群在生态系统中，在时间空间上所占据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与作用。广义上来讲，在人类社会或是自然界，“生态位”无处不在，各个类群都占据着属于自己一定的独特的“生态位”。在资源受限或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系统中的种群会在空间、时间或其他方面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从而降低竞争紧张度以求实现平衡共存，这一过程可称为“生态位分化”。

我国高职教育从单一层次向多元层次分化的过程，亦可视之为“生态位分化”的过程。其本质是功能定位、资源配置、生存空间、层次分布的“异化”，总的趋势是“办学层次的高移”。[9]在这一进程中，建设和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冲破单一专科格局”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关系高职教育改革的进程和体系的成熟，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和现实价值。

综合教育规律、改革路线、发展逻辑、政策导向、实践成效、市场反应等要素来看，职业本科教育当前在我国高职教育体系中占据了适合且独特的“生态位”。可以肯定，职业本科教育是我国高职教育领域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关键环节与热点领域，未来发展拥有广阔空间和良好前景。因为，其背后有着强大、持久且不可逆的推动力。

（一）市场诱导力——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刚性需求

职业教育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力、竞争能力和现实生产力。[10]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原理事长张榕明曾指出“职业教育本身就是生产力，它既直接应用于生产并产生经济效益，更是‘职业人’塑造的最佳途径。”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形成了紧密且敏感的“互动强化循环”关系。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经济变革、市场升级、产业迭代的进程不断加快，市场对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进入新时代，“转方式、调结构、创新驱动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更是层出不穷，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空前旺盛和迫切。然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并没有跟上市场变革的步伐，或者说高职教育在适应市场需求方面出现了迟滞。问题的症结在于，一直以来我国高职教育只有三年制专科层次，办学层次单一、教育生态单一、育人规格单一，其在培养和输出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方面受到了“先天性”的空间局限和体系限制。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供不应求”在所难免。

如何破局？唯有牢牢坚持市场导向，果断打破单一层次布局、推动办学层次高移、构建完整成熟的高职教育体系，积极满足市场的多元需求和“高”要求，有效解决我国技能人才市场“供需不平衡、结构不合理、高级人才短缺”的问题，助力我国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资源强国”的转变。这是市场的刚性需求，也是国家的战略需要。

（二）政策驱动力——高职教育发展变革的必然要求

回顾过往，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多年以来始终受到“定位摇摆、层次单一、基础薄弱、重视不足、社会歧视”等问题的困扰，一步步沦为了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另类”和“短板”。好在有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和引导调节，高职教育才避免了一蹶不振，并逐渐夯实了“稳”的基础、积蓄了“进”的动能、拓展了“新”的空间。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支持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密集出台实施。2006年，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工程；2010年，启动“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工程；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及“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5年，启动“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工程；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不同类型、同等重要”；2019年3月，国家决定“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大规模扩招100万人”；2019年4月，启动实施“双高计划”；2020年9月，启动“提质培优行动计划”，明确高职教育体系构成，提出“稳步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2021年初，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2021年10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以及“推进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2021年11月，出台《关于做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的意见》，职业本科教育再迎政策新突破……。

这些政策当中，既有推动“规模增长、质量提升”的普惠性政策，又有促进“培优培强、分层发展”的引导性政策，这为高职教育实现层次高移与形态多元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些政策的支持和引领下，截至2021年底，我国职业本科院校已有32所，在校生12.9万人，2021年招生4.1万人。[11]

（三）系统内生力——高职教育自立自强的现实诉求

多年以来，我国高职教育在主动探索与创新发展中成长蜕变，虽历经诸多波折与磨砺，却从未放弃自我革命。特别是在国家明确“不同类型、同等重要”战略定位，高职教育整体办学实力取得显著进步以及一大批高职院校具备了向更高层次拓展发展空间的坚强实力和迫切需求的大背景下，中国高职教育内部“自我救赎”的呼声越来越强。高职教育必须牢牢把握历史机遇深化全面改革，只有构建了“多层次形态平衡共存，真正意义上完整、成熟、独立的体系”，才有可能摆脱“次等教育、差生教育”的尴尬标签和身份困局，才有机会平等享受国家发展和市场进步带来的巨大红利和历史机遇，才有条件创造出适应国家发展和时代需要的独特价值和社会财富，这是中国高职教育历经数十年求索找寻到的自立自强之路。

另一方面，对于高职院校广大学生而言，长期以来无法选择甚至没有条件接受到体系化的高等职业教育（仅有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本身是“断头教育”，唯一的上升通道“专升本”本质上也并非是职业教育的延续，而是教育类型的转换）。这剥夺了广大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和发展权，影响到了受教育者的职业追求、发展动力和上升空间。因此，高职院校的广大学生同样有着选择和享受多层次高职教育的强烈愿望和现实需求。

综上所述，从“单一专科层次”向“多元层次、更高层次”的分化是高职教育的规律使然、发展应然和历史必然。在成功完成“生态位分化”之后，我国各层次高职教育的功能定位、办学方向、育人目标、发展空间、历史方位等逐渐明晰。作为构建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职业本科教育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迎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

三、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策略——高职教育办学层次高移的准入与调控

生态系统中，环境资源都是有限度的，这决定了每一个生态系统都有相应的“生态承载力”。生态承载力是指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指生存空间、营养物质、阳光等生态因子的组合），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一旦个体数量超过生态承载力，系统自我调节功能及个体生存状况就会恶化。

对于职业本科教育而言，其发展速度和规模同样受到高职教育体系“生态承载力”的限制，这决定了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的调控机制、竞争紧张度以及可持续发展状况。

（一）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空间分析

当前，全球经济已步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中国经济也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层出不穷，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广泛运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布局以及市场运行形态都迎来了根本性变革，这一历史进程不可逆转且只会加快推进，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必定持续扩张。

为了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和国家发展需要，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这为我国高职教育“增强适应性、推进层次高移”提出了新要求，也提供了新机遇。2021年9月出台了《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提出“巩固专科主体地位，把握本科关键环节，适时适度推进研究生培养”的指导意见，可见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具备长期稳定发展的政策基础、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

从政策和数据方面来看，《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对照我国高职1459.55万在校生规模（截至2020年底）预估，今后几年我国职业本科院校还会增加100余所。未来，伴随着高职教育体系、政策、条件的不断成熟，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步伐会逐渐加快、规模占比会逐步提高、发展空间会进一步释放。

（二）职业本科教育的准入与调控机制

职业本科教育是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新生事物，发展仍处在边摸索边发展的阶段，要想真正办出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构建科学完善的引导、准入和调控机制尤其关键。要保持战略定力，立足教育发展规律和现有实际情况，引导调动有条件有能力的办学主体积极创办职业本科教育，切忌贪大求快、刮风搞运动、盲目追求数字增长，防止出现“一哄而上、草木皆兵”的情况。要坚持质量标准，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作为基本条件和准入门槛，严格落实“能者上、优者上、强者上”原则，确保职业本科教育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

从《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的“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的目标来看，这一目标的设定就充分考虑到了“需求”与“基础”以及“快”与“稳”之间的平衡。因而，当前我国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基本原则可以总结为“需求导向、稳中求进，总量控制、培优扶强，质量第一、内涵取胜”。[11]

（三）职业本科教育的竞争态势与策略

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创办呈现出“主体多元、路径多样”的特点：一是普通本科院校的高职学院独立成为职业本科院校；二是地方应用本科院校改制为职业本科院校；三是独立学院单独或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为职业本科院校；四是符合条件的高职院校（含民办）升格成为职业本科院校；五是上述办学主体试办职业本科教育专业。[12,13]这些潜在的各类办学主体（截至2020年底，我国仅高职院校就有1468所）构成了争创职业本科教育的庞大基数，并且很多院校将创办职业本科教育纳入了重大发展规划和战略；与之相对的，是现阶段职业本科教育有限的发展空间与指标资源。因此，创办职业本科教育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激烈的角逐和残酷的竞争。

争相入局胜负难料，如何才能冲出群围？最有效的竞争策略无外乎“凭实力说话、靠实力取胜”。一要有显著的“职业性”，全面落实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和“融合企业、链接产业、突出技能”的独特办学要求，工厂化校园、项目化课程、情景化教学、岗位式课堂、工匠型教师、实操式考核……，处处彰显着异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特质和个性。二要有真正的“高等性”，在深化产教融合、提升育人质量、增强服务供给、拓展国际空间、引领职教改革等方面，有先进理念、敢先行先试、有硬核成果、有创新模式，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超越高职专科水平的实力。三要有鲜明的“特色性”，坚持对接区域办职教、融入行业建专业、瞄准市场育人才、紧贴需求供服务，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办学特色和“区域离不开、市场都认可”的行业特色，拥有高层次高职教育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

总之一句话，只有具备“异于普通教育、高于专科教育、优于同质院校”的独特内涵，才能在争办职业本科教育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对于已经入围职业本科教育的主体来说，同样需要在发展中谋求行稳致远，而这一竞争策略同样适用。

四、小结与建议

我国高职教育办学层次的分化、体系的独立以及职业本科教育的化茧而出，是遵循教育事业发展规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补齐教育体系短板的必然选择，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改革进程中的大变革、大事件。当前，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和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呈现出强大动能和良好态势，成效已经初步显现。然而，这只是突破现实困局实现历史跨越的“万里长征第一步”。接下来，如何有效保障职业本科教育办出高质量和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各方面必须面对的课题。

一要加快打造公平良好的外部环境。公平良好的外部环境是职业本科教育的生存之基。多年以来，不友好的外部环境始终是限制和掣肘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推动高职教育崛起和职业本科发展的关键时期，全面重构外部发展环境迫在眉睫。这需要政府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深化机制改革、突破制度藩篱，全面解决依然在困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歧视性、区别化、模糊性、断头类”政策问题，主要领域包括：高职教育特别是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地位、经费保障、招生制度、学业贯通、学历学位、升学就业、招考入职等，更为重要的是，要以这些领域的机制改革与政策创新为依托，引导全社会坚决破除轻视歧视职业教育的陈腐观念和顽固偏见，合力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创造健康环境、注入源头活水。

二要全面构建和谐共生的内部关系。和谐共生的内部生态是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之源。一方面，要加快完善高职教育体系，明确各层次高职教育的职能与定位，坚持“不同层次同等重要、不以层次定地位”的导向，保证各层次高职教育在政策、经费、编制、发展等方面享有平等机会和待遇，坚决避免高职教育体系内部出现“区别对待和鄙视链”；引导各层次高职教育聚焦核心主业、产出核心成果，在不同“生态位”实现各自办学职能与价值。另一方面，要尽快完善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的准入与调控机制，坚持“不以升格论英雄”的导向，把好总开关、控制好节奏、落实高标准、不搞大运动，鼓励支持各类型符合条件的办学主体进入职业本科教育领域。但要特别注意，要引导高职院校保持客观理性、抑制升本冲动，决不能陷入“升本旋涡”并由此造成高职专科教育质量内耗和效益内卷。

三要着重培育高人一筹的核心实力。高人一筹的核心实力是职业本科教育的立身之本。职业本科教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关键精髓在于“高”。要精准把握职业本科教育“高层次”的核心内涵与现实要求，重点攻坚以下“四个高”：一是聚合高水平办学主体和资源，落实职业本科教育办学定位和目标，确保“高起点”；二是推动职业本科教育在治理创新、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服务供给、国际合作等领域全方位提档升级，确保“高标准”；三是瞄准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建专业，紧扣“复合性、精深性、创新性”人才特质育人才，确保“高质量”；[14]四是对接乡村振兴、“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模式和育人体系，加强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产出高质量服务行业、支撑产业的硬核成果，确保“高贡献”。这样，职业本科教育才能实现“三个适应”，即适应其在高职教育体系中的“生态位”；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适应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新要求。真正成为高质量、有价值的高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