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陆贾《新语》之“新”

丁 海 玲

(包头师范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陆贾《新语》的出现代表了汉朝初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走向，也是秦汉以来帝制时代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政治学著作。陆贾顺应历史时代的需求，在周代“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礼制基础之上细致全面地分析了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经验，并指出：“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的道理。此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陆贾的政治思想及其治国之道。陆贾《新语》不仅体现在内容上的“新”，还体现在政治思想层面之“新”以及其文辞之“新”。下面就之以浅论，以就方家。

一、《新语》命名之“新”

1.《新语》以“新”命名是顺应时代之需。由于刘邦是以庶民为首的武装集团在马上夺取天下而建立汉朝，特别在秦朝迅速灭亡之后，一个新的统治政权刚刚建立，为使汉朝统治政权得以稳固，急需有人为总结与吸取秦朝覆亡的经验教训，为汉朝的发展重新规划治国方针和执政策略。但由于当时的汉朝统治者刘邦思想贫瘠，重武轻文，而且瞧不起儒者，认为儒家学说都是迂腐之谈。他曾骂说客郦食其为“竖儒”，讨厌孙叔通穿着儒服。此时的汉朝充满着轻儒的氛围，但陆贾有着众人皆醉而独醒的意识，时不时地给高祖刘邦讲讲儒家治国经典，但其结果却是遭到一顿呵斥。陆贾认为汉朝初期正处于能否“逆取”而“顺守”的关键时期，如不改变过去的战争思维，有可能会重蹈秦时厄运之辙，于是他铤而走险向刘邦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并例举了商汤，武王逆取而顺守、夫差、尚武而亡，秦之赢政任用刑法而国之的事实。陆贾一番陈辞激醒了刘邦，而且还让其著书立说。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2]2691陆贾应时势所需，竭力为刘邦集团设计了一套治国策略。《新语》一书的问世，让刘邦对儒生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开始意识到儒学的重要性，首先，刘邦起用叔孙通制订朝廷礼仪，据记载：“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2]2693。其次，刘邦意识到《诗》《书》的重要性，并立叔孙通为太傅，让其教授太子习读《诗》《书》；第三，刘邦在晚年的《手敕太子》的召书中曾追悔他对儒学的轻视态度：“吾遭乱世，当秦禁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6]最后，在汉十二年，刘邦经过鲁国，以太牢之礼祀典孔子，是帝王祀孔子之始。

由此可见，陆贾《新语》一书的出现，是刘邦从轻儒到重儒的一个重要转变，也为这个新型王朝奠定了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对后世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2.《新语》以“新”命名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产生。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随着秦朝的统一与快速灭亡，随之而起的就是汉王朝的“大一统”时代。西汉初期的思想家们所关注的是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社会而制定治国之策。于是陆贾应刘邦之命而上奏治国之术十二篇，刘邦赐名为《新语》。陆贾《新语》之所以命名之“新”，并不是因为汉初以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思想匮乏而突显的，而是他早已意识到新建的汉朝要想长久稳固，仅凭诸子之说是行不通的，因为诸子之说的单一的思想理论是有其局限性。他认为治理一个国家也不一定要用某一家思想，一定要“因世而权行”。因此，他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综合各家学说，重新建构了一个以天道、人道、治道为中心思想的新的帝国政治理论体系——《新语》。也就是说《新语》与其他诸子之书的不同就是“杂”，“杂”是汉初文化思想的现状，“杂”也是汉朝“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实际特征。因为汉朝建立的前期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时代，由战国时期的混杂走向汉朝大统一的时代。儒家思想之所以到最后能够一统天下，也正是各家学术思想杂糅的结果。自陆贾《新语》启，经过贾谊《过秦论》、贾山《至言》、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他们所发表的言论都是对秦朝集权的法治制度的否定。因此各家学说都采用“因世而权行”、“杂糅”的方法，开启了汉帝国新的政治理论体系构建的时代即“杂”学时代。

西汉人喜言“新”，好说“更始”。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新序》、桓谭《新论》，四书皆以新为名。王莽以“新”为国号。刘圣公即位，其年号为“更始”。汉帝诏又常有“与民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等语。阴阳五行之天人感应说为西汉之显学，西汉天人感应说者，多持革命论，谓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乃下人之天下，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又有修改革命论而造“再受命”之说，谓应天遣而改作，以消灾异，得再受命。再受命者，更始也，再新也。“新”实西汉经学思想之中心。[3]

对于汉代以“新”著作命名的原因，廖伯源先生认为：

《新语》《新书》《新序》《新论》四书以新为名，《新语》或是以其发挥儒家之义，立新说而成一家之言，因以新名之。《新书》或是以其反对秦政，倡议弃秦之旧而立汉之新，因用新为名。《新序》则重新编辑之义；《新论》而仿《新语》而取名[3]。

因此，汉朝初期这些以“新”命名的书籍是作为朝代的发展需要，也是当时社会环境而形成的一种称谓习惯，这种习惯并被历代的学者所继承，以“新”命名的书籍所蕴含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潮具有传承意义。

二、《新语》内容之“新”

1.陆贾《新语》内容之“新”之一就是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新语》一书主要论述的是如何维护汉王朝治国的长治久安之术，即“仁义”之政。陆贾在劝谏高祖刘邦时就已经将儒家的行“仁义”作为汉朝志得天下的关键要素，而秦快速灭之的原因就是因“仁义不施”的结果。因此行“仁义”是政治举措的必要手段，也是《新语》的关键所在与内容宗旨。《新语》的第一篇《道基》就是讲述“三圣”是如何参天地而形成“仁义”的重要意义。戴彦升所言：“《道基》篇原本天地，历叙先圣，终论仁义。知伯杖威任力而亡，秦二世尚刑而亡，语在其中，盖即面折高帝语，退而奏之，故为第一篇也。”[1]1。

陆贾非常重视五经在汉朝的重要地位，他在《道基》篇充分地阐述了“仁义”的重要性：

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德仁为固，杖义而强，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乱，贤者以义相治。《谷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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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本身就是儒家圣贤之学，它影响一个人的各个层面，特别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要行“仁义”是他个人素质修养之根本，更是影响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作为一国之君就要不断地提高自身修养以其怀化下属，而且要以身作则来正确地怀化其下。故陆贾在《慎微》篇中着重阐述了修身问题，其主要为三层意思，第一层讲的是说每个人都要通过教化而修身：“盖力学而诵《诗》《书》，凡人所能为也；若欲移江、河，动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调心在己，背恶向善岂有难哉？”[1]102第二层意思是说修身是我们日常所做之事而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去践行就能做到。“故设道者易见晓，所以通凡人之心，而达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则无不能，故谓之道。”[1]103陆贾针对刘邦的具体情况而极力论述修身不难之说。第三层意思主要讲君子之修身：“是以君子居乱世，则合道德，采微善，绝纤恶，修父子之礼，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圣人之所不失也俯仰进退，与道为依。”[1]102陆贾认为君子在乱世时更要注意自身修养，其言行举止要与道依。总而言之，陆贾是以儒家经典《诗》《书》等六艺作为修身的教科书，要践行仁义之事作为修身之道，要怀化天下。陆贾又言：“故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也。王者尚武于朝，则农夫缮甲于田。”[1]102他以事例让高祖刘邦明了：从古至今统治者都要遵循以天地相参的天道、人道之规律，“仁义”治国是稳定和发展社会的根本。

2.陆贾《新语》内容之“新”之二就是提出以“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政治理论

陆贾为了给新建的汉朝制定切实可行的治政理论，他在《新语》一书中着重分析了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缘由，尤其是对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原因作了详细地分析总结。秦朝的统治者在“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乐以刑杀为威”[7]的极端法治统治下，对秦朝的百姓进行了残酷的政治镇压与经济剥削。严厉指责因秦朝统治者的暴政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如《道基》篇：“秦二世尚刑而亡，故道行则怨积。”[1]34。《辅政》篇又曰：“秦以刑罚为巢，故有复巢破卵之患。”[1]59来说明用刑罚来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所以，陆贾针对汉朝的历史条件，提出了以文治与武治相结合的举措作为治国的基本方针。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国家的长久之术。那么，“文武并用”的具体实施策略就是以“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儒法相兼，宽猛相济，即“霸王道杂之”，可见陆贾并不反对“法治”，而是反对“举措暴众用刑太极”的刑罚方法来治理国家。关于对秦朝在很短时间内灭亡的经验教训，他更多地强调了“文”，即强调了“德治”与“法治”并用。是因为他看到了以法治国对于当前的政局有很大的局限性，认为：“法令者所以诛暴，非所以和善，”说古代尧舜之贤君，“岂是死而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1]68陆贾认为“法治”是用来消除人们的邪恶的，并不是教人们向善的，而此时的汉朝只有通过“德治”的“教化”方式才能让百姓懂得仁义之道。主张“握道而治，(持)德而行”，使“百姓以德附”，“君臣以义序，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1]2，这样才能结洁民心，稳固社会，保障新建立的汉王朝长治久安。

陆贾主张用采用“德治”的治国策略的同时，并没有摒弃“法治”这个治国纲领，“德治”与“法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样才能够达到汉朝的“同一治而明一统”目的，从而使“权行于海内，化流于诸夏”[1]144的施“德治”而有“法治”的圣人政治。而保持和维护大一统的汉王朝，他还提出了“以大制小，以重填轻”[1]58，“抬外必调内，平远必正近”的理论。在汉初时期，同姓王虽然没有发展到吴楚之乱的地步，但异姓王的分裂也使陆贾意识到要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防止尾大不掉，外重内轻，这对维护西汉的统一是非常可贵的治国理论。

3.陆贾《新语》内容之“新”之三就是“儒体道用”的“无为”治国策略

汉朝建立初期由于秦时战乱而导致民不聊生，田地荒芜。在此情况下，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治国举措是许多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共识。此时的陆贾也劝谏高祖刘邦要采用“无为”之策，但他的“无为”思想有其独特之处，也就是他以儒家“仁义”为体，以道家“无为”为用，将儒道思想相融合，把儒家的“仁义”思想赋予道家“无为”以新的内涵。

陆贾在《新语》中主要论述的政治思想纲领是儒家的仁义道德，但在治国方案的具体实施上他则主张采用无为之治。为此著《无为》篇以彰其说，他认为：“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裦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远，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民不罚而畏，不赏而劝，渐渍于道德，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1]74这段话的核心是君主要“秉仁而行”，也就是一国之君更要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要起到一个典范的作用。陆贾的《无为》曰：“故孔子曰：‘移风俗。’岂家令人视之哉？亦取之于身而已矣。”[1]67孔子强调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4]1041二者都认为君主更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做臣民的楷模；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4]866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4]901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移风易俗”，而最终达到陆贾的无为思想的主旨，也就是以“仁义为本”、“无为为用”。

陆贾主张的“无为”的治国理想就是儒家的大同社会，他的目标是用道家的“无为”而治，而达到儒家的“有为”之政。对此他描述道：“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1]58这正是他所向往的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大同社会。但陆贾的治政主张并不仅限于此，他的目标不仅百姓安居乐业，而还主张“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1]67，最终目标是“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不言而信，不怒而威”[1]67的社会上下等级间秩序坦然，而不能相互逾越，并且在他们行之以仁的同时，要以道家“清静无为”治事、以儒家“仁义有为”对人们进行教化才能使社会达到一个“中和”的状态。“中和”一词是出自《礼记·中庸》篇：“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9]儒家对“中和”的诠释，即是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在人与“道”之间的关系中，人要主动去认识和把握道的规律。天道所呈现的现象实际上是约束统治者要减少对物质追求的欲望，要清心寡欲，要推行仁义，要“无为”而治。陆贾认为“中和”是君子立身之根本，人道是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主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是试图以儒家思想的范畴来转换为道家“无为”思想的内涵，从而用以“性与天道”合一的原则来解释“天道”无为而致有为的本质，这种“儒体道用”的“无为”举措即符合当时汉朝实际情况的需要，也符合历史的发展的趋势。

三、《新语》文辞之“新”

陆贾一生经历了战国、秦、汉三个朝代，汉朝建立初期，因其能言善辩而经常出使诸侯。《新语》是在陆贾劝谏高祖因“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汉朝实际境况下而作。在《新语》中，陆贾根据刘邦是以庶民出身而组成的政治集团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特点，为了迎合他们的文化水准，着意在语言表达技巧与语言风格和文章结构等方面的运用上与其他著作有所不同。《新语》虽是政论著作，但在文辞的方面运用却铿锵有力，章法有序，极具特色。

1.《新语》的文辞之“新”主要表现劝谏的语势。陆贾《新语》在语言表达中虽然有着纵横家的铺张扬厉之气，但在劝谏高祖刘邦时所带有纵横家的功利游说与严肃陈辞的同时，又多了一份从容大气。从《新语》的语言表述来看，他从来不用如《谏逐客书》《过秦论》等政论文中所出现的类似于“臣”、“陛下”等词。这说明陆贾并不是以君臣关系来劝谏君主，而是以一个历史学家身份向刘邦分析历史事件以介绍历代朝代存亡兴败的经验教训。陆贾不是强行让高祖刘邦去接受他的观点，而是让其自然而然地明了客观事实就是这样的道理。《新语》在整个著作没有显现陆贾的主观看法，而是不露痕迹地用先秦诸子举例说理的方法成功的把他的创作意图呈现出来。如在《新语·辨惑》篇：“众口毁誉，浮石沉木。群邪相抑，以直为曲。视之不察，以白为黑。”[1]75陆贾劝谏刘邦要有明辨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如果有识别善与恶的能力，就能辨别忠与奸之慧眼，否则就会被奸佞邪曲误导。陆贾还以赵高的指鹿为马为例，说明如果皇帝本身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像秦二世一样“秦王不能自信其直目，而从邪臣之言”[1]86。《新语》中主要的论述是以理性说理为主，其中很少有陆贾的本人的言论，这种语言的运用与先秦时期的说理散文相类似，这样理性的论述更让人有信服感。

2.《新语》文辞之“新”的表现是言辞的运用。陆贾为了刘邦统治集团易于接受与理解《新语》，他非常注重《新语》用词方面的精炼，很少用怪僻拗口之语言。胡维新在《两京遗编序》对陆贾《新语》的评价为：“气轮屯而不流，词莽郁而不眩”。[5]认为陆贾《新语》词语的运用虽丰富多采的，但又不显其华丽。如《辅政》篇：“故于圣王者诛，遏贤君者刑，遭凡王者贵，触乱世者荣。”[1]75其中“干”、“遏”、“遭”、“触”这的几个动词意思各有不同，却能非常形象精确地显示出各有区别，而语辞的运用并没有汉大赋的华美辞藻。他能利用动词的变换，准确表达文章主旨且又富有文采。又如《慎微》篇：“是以君子居乱世，则合道德，采微善，绝纤恶，惰父子之札，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圣人之所不失也。……”[1]111这一段话虽用词多样，但没有偏怪之词和难懂之词。这种语言的应用更能使文章朴素清新，浅显易懂，易打动人。

3.《新语》文辞之“新”的主要表现在奏议体的书面化。从《新语》的文辞艺术特点来看，它属于先秦时期的奏议体。奏议属于文，王充在《论衡》中认为：“将上书奏记与五经六艺，诸子传书，造论著说，以及文德之操并举，列为‘五文’”[10]867，他认为文人就应该遵从此“五文”，只有这才能称之为贤者。由此可见，它属于古代奏议文体类的一种——奏议。奏议主要的形式就是古代的臣子向君主进谏的一种公用文体。“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11]262这种文体常常用来议论政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也算是中国封建君主统治国家的一种产物。《新语》是陆贾在上奏刘邦怎样治理国家的方法策略的过程中，由口头谏言经由史官书于简策，最后形成于书面文章，而一篇一篇编辑而成。正所谓“时人出言，史官入记”[12]391。作为奏议体的《新语》，其具有很强的社会实用性。陆贾为了调和汉朝时期的社会矛盾，针对汉王朝初建时的社会状况，应当时社会所需，他综合儒道法三家思想，甚至也汲取墨家以及其他学派的优秀治国之术，在《新语》中提出了实用性较强的“因世而权行”的治国纲领。其主旨就是为了巩固和繁荣汉朝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之道。因此，他的进谏之文——《新语》用辞规范，没有口语般的浅俗之感，而颇富文采，奏议中彰显着文辞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