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
——基于C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黄永亮

内容提要 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据一定比例。客观上，公众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现实基础。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数据，对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同时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个体客观收入水平的高低并不会直接对其社会公平感产生显著影响；(2)参照群体比较视角下的相对剥夺感会显著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其中“近位剥夺感”的影响效应要强于“远位剥夺感”；(3)性别歧视、户籍歧视以及家庭背景歧视均会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产生显著性影响。因此，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主客观两个层面协调推进，在客观经济层面，需要不断提升公众的收入水平，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主观认知层面，需要通过降低公众的相对剥夺感，减少各类社会歧视，增强其社会公平感，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公众的心理基础。

引 言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我国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迈入了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②

促进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持续扩大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有学者指出，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需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注重收入分配公平和机会公平。③因此，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既要强调经济建设，也要重视社会建设，要实现发展效率和分配公平的统一。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以单一资本逻辑为导向的发展路径，可能会产生片面追求功利性目的的各种异化的社会主体，令社会陷入资本主导一切的发展困境。这种发展导向无疑忽视了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难以解决社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中等收入群体“社会稳定器”功能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即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有积极的社会认知，有较高的社会公平感。④社会公平感是社会成员对当前社会权利、财富以及资源在不同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间的分配是否公正合理的感知与评价。共同富裕强调社会公平，追求公正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在我国致力于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一方面需要注重公众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促进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持续扩大；另一方面，也需要重视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公平分配，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因此，加强对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的数据，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现状，并通过构建OLS以及分位数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总结探究了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讨论社会公平感离不开对社会公平的研究，博尔丁(Boulding)提出社会公平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不差异化原则”(principle of disalienation)，所谓不差异化原则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或群体都不应该被剥夺对社会资源的索取权利，即社会应当是平等的。第二个标准是“应得原则”(principle of desert)，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应当根据其自身能力和对社会所做的贡献。⑤但同时，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判断社会是否公平的标准具有模糊性，因而，不同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公平感，他们在判断社会是否公平方面会存在分歧。⑥

关于社会公平感的定义，罗尔斯(Rawls)认为社会公平感是人类情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的一种基本态度和道德价值判断，表现为坚持抽象的公平原则，支持公平正义原则的社会制度。⑦事实上，个体社会公平感的形成需要考虑到他所属的群体，个体在集体层面对资源分配方式的认可程度会对其社会公平感以及不公平反应产生影响。⑧沃斯特(Walster)等人认为个体间的社会公平感会存在差异，造成社会公平感差异的原因在于个体是否直接参与其中，外部观察者与实际参与者的社会公平感评价并不相同，旁观者评价社会的公平状况取决于他所看到的参与者的付出和回报之间的关联。⑨沃斯特的这种个体付出和回报的观点获得了其他学者的支持，如韦恩(Wayne)也认为个体社会公平感的差异性并不只是因为分配的不一致性，而更多是由于个体付出与收益的不同。⑩

从国内学者对社会公平感的研究来看，多数研究聚焦于分析社会公平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在社会公平感的概念界定上，基于不同的划分标准，有学者将社会公平感分为司法政治公平、区域待遇公平、教育制度公平和资源分配公平；也有学者将其分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还有学者将其分为权利义务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分配公平。

就社会公平感的现状研究而言，李春玲认为各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公平感存在差异，处于社会上层或中上层的成员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公平和合理的，处于下层的人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李炜认为，中国公众对社会公平状况的总体评价基本处于好评区间，社会公平感的变迁走向呈现总体提升且趋同的趋势。许琪等人研究发现，从2005年至2015年，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民众的结果公平感有所提升，但机会公平感有所下降。综合以上学者对国内社会公平感现状的研究可以发现，总体而言，我国公众的社会公平感较好，但不同社会群体内部以及不同维度的社会公平感依然存在差距。

从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研究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别。

类别一是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及就业状况等人口学特征变量的影响。如李培林等研究发现，就业和生活压力会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安全感、公平感和满意度以及未来预期产生显著影响，就业和生活压越大，其社会公平感越低。有学者在研究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时也提出，教育程度和主观社会地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平感影响较大，而收入水平则对传统农民工的公平感影响更大。

类别二是个体遭遇社会歧视经历的影响。笔者分析了不同收入群体的社会歧视经历与其社会公平感评价之间的关系，发现个体所遭遇的社会歧视经历会对其社会公平感产生负向影响。郑功成也认为制度性歧视以及公众权益的失衡是导致社会公平感弱化的原因。

类别三是参照群体比较视角下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如周兵等认为影响青年人群不公平感的因素是青年人群之间的横向相对剥夺和个人前后经济地位的纵向比较。田北海等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不会对城乡困难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产生显著影响，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救助对其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不同人群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人口学特征变量以及社会歧视经历和相对剥夺感均可能对个体的社会公平感产生影响。故而，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1：个体的收入水平越高，其社会公平感也越高；

假设2：个体的社会歧视经历会降低其社会公平感；

假设3：个体的相对剥夺感程度越高，其社会公平感越低。

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的全国性大型调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在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和操作化上，本研究借鉴了收入统计值(中位值、百分位值等)作为参照标准的方法，以受访者的家庭平均收入的中位数为标准，将收入高于中位值的0.75倍但是低于中位值的2倍(包括2倍)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

(二)变量说明

1.自变量

本文采用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及收入。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歧视经历和相对剥夺感。其中社会歧视经历包括：年龄歧视、户籍歧视、教育歧视、职业歧视和家庭背景歧视。在CSS2021的问卷中，相对剥夺感指的是与亲戚、教育程度相同的同学、同事、邻居/村里人、本县/市的人、本省的人、全国的人相比，自身的生活状况如何。题目采用5点量表计分。1分表示“好很多”，2分表示“好一些”，3分表示“差不多”，4分表示“差一些”，5分表示“差很多”。从1分到5分表示相对剥夺感逐步提高。问卷中涉及的所有参照对象可以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的相对剥夺感，即“近位剥夺感”和“远位剥夺感”。具体而言，通过因子分析，采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对上述参照对象进行旋转投影，一共产生了两个主成分，总共解释了68.32%的方差，因子分析计算得到的KMO球形检验值为0.84。将“近位剥夺感”和“远位剥夺感”的因子分值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分值越高表示相对剥夺感越强。“近位剥夺感”指与“亲戚”“教育程度相同的同学”“同事”“邻居/村里人”相比较的剥夺感,是基于对自己周围人群生活状况的评价和感知。“远位剥夺感”指与“本县/市的人”“本省的人”“全国的人”相比较的剥夺感，是基于对更远范围社会整体成员生活状况的评价和感知。

2.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公众对当前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CSS2021问卷中通过受访者回答“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现在社会总体公平公正情况的评价，1分表示非常不公平，10分表示非常公平”这一问题进行测量，测量变量为连续型变量，测量尺度从1分到10分。

(三)分析模型

本研究使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采用分位数回归进行分析的原因在于，分位数回归可以作为OLS回归的补充分析模型，它采用特殊的非对称形式的绝对值残差估计法，对于离群值和误差项也没有正态要求。此外，在分位数回归模型中可以基于不同的分位点获取更为全面的信息，分位数回归系数的估计量也更加稳健。

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本频数分析

从不同收入群体对当前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来看，基于调查数据分析结果，公众对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评价得分均值为6.997分，并且随着自身所处收入层级的降低，其社会公平感得分也降低(见图1)。具体而言，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得分均值为7.034分，高收入群体的平均得分为7.062分，低收入群体的平均得分则为6.930分。

图1 不同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

从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来看，整体而言，当前我国中等收入者的社会公平感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财富及收入分配以及工作与就业机会在受访者心中的公平感相对偏低。具体而言，受访者认为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不公平的人数占比最高，为41.9%，其中有11.4%的人认为当前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非常不公平；从财富及收入分配来看，有39.6%的受访者认为不公平，认为非常不公平的占比为10.0%；从工作与就业机会来看，有30.1%的受访者认为工作与就业机会不公平，其中有4.7%的受访者认为非常不公平。此外，调查结果也显示，受访者在高考制度、司法与执法等方面的社会公平感相对较高。

(二)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回归模型分析

本文首先基于OLS回归模型分析各类因素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期望值的影响，然后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不同因素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程度分位数的影响。在分位数回归的具体设置中，本文分别将0.2、0.4、0.5、0.6和0.8作为回归考察点。

1.OLS回归分析

基于表1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个体收入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发挥显著作用。因此，假设1“个体的收入水平越高，其社会公平感也越高”并未得到验证。而个体遭遇的社会歧视经历以及相对剥夺感则会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产生显著影响。

表1 OLS及分位数回归模型结果

具体而言，在个体所遭遇的各类社会歧视方面，性别歧视、户籍歧视以及家庭背景歧视均会显著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就性别歧视而言，与未遭遇性别歧视的受访者相比，遭遇过性别歧视的受访者的社会公平感会显著降低(β=-0.316，p<0.01)；同样，与未遭遇户籍歧视和家庭背景歧视的受访者相比，遭遇过这两类歧视的受访者的社会公平感也会显著降低(β=-0.297，p<0.01；β=-0.526，p<0.001)。假设2“个体的社会歧视经历会降低其社会公平感”得到验证。这一结论与以往学者的研究一致，即社会上的各类社会歧视会显著降低公众的社会公平感，社会歧视程度越深，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就会越低。有学者指出，社会歧视不仅会影响个体各种社会机会的获得，同时还会影响其社会认同。

在相对剥夺感方面，无论是“近位剥夺感”还是“远位剥夺感”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都具有显著影响，并且“近位剥夺感”的影响效应要强于“远位剥夺感”。从“近位剥夺感”来看，受访者与“亲戚”“教育程度相同的同学”“同事”“邻居/村里人”相比较的剥夺感越强，其社会公平感越低(β=-0.226，p<0.001)。从“远位剥夺感”来看，受访者与“本县/市的人”“本省的人”“全国的人”相比较的剥夺感越强，其社会公平感也会越低(β=-0.156，p<0.01)。假设3“个体的相对剥夺感程度越高，其社会公平感越低”得到了验证。基于参照群体比较理论，当对自身生活状况进行评价时，人们往往会选择其他人群作为参照群体(包括近位参照群体和远位参照群体)，而参照群体对其评价的影响往往会超过其自身生活实际情况的影响。可以说，个体社会公平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自身与其他参照群体的比较。无论是与周围近位群体的比较还是与更广范围远位群体的比较，参照群体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等都会对个体的社会公平感产生影响。当感知到自己的生活状况弱于参照群体时，个体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导致其社会公平感的降低。

2.分位数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自抽样法(bootstrap)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进行分位数回归分析。此外，为了更完整地解释不同自变量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作用，图2进一步列出了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分位数回归的部分系数变化情况，从而分析自变量对不同位置因变量的差异化影响。

结合表1和图2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不同自变量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不同分位数的影响系数有着显著的差异。

图2 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分位数回归的系数变化情况结论与讨论

在社会歧视方面，年龄歧视和职业歧视在不同分位点上的作用都不显著。教育歧视的作用在OLS模型中并不显著，在分位数回归中，仅在0.5和0.8的位置具有显著影响(β=-0.309，p<0.05；β=-0.355，p<0.05)。性别歧视、户籍歧视和家庭背景歧视在分位数回归中均呈现负向影响，与OLS回归结果一致。

从性别歧视来看，在社会公平感第20个分位点到第50个分位点之间，随着分位点的提高，性别歧视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程度先上升后降低；而从第50个分位点到第80个分位点之间，性别歧视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程度同样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而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这表明，性别歧视会对社会公平感靠近中间位置的中等收入群体产生较大影响。

在户籍歧视方面，除第20个分位点外，户籍歧视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随着分位点的升高先增后减，在第60个分位点达到最高。因此，可以看出，户籍歧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公平感处于中高水平的中等收入群体中。此外，总体而言，分位数回归得到的户籍歧视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程度要大于OLS回归。

从家庭背景歧视来看，家庭背景歧视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在低分位点回归系数上的绝对值最大，其次是高分位点，中间分位点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较小，不同分位点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整体上呈现明显的降低趋势。这一结果表明，与社会公平感较高的人群相比，家庭背景歧视对社会公平感较低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强。在社会公平感不同分位点上，家庭背景歧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逐渐降低，且降幅较为明显，表明家庭背景歧视对中等收入群体不同分位点上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差异较大。

在相对剥夺感方面，“近位剥夺感”与“远位剥夺感”在分位数回归中也都呈现负向影响，且“近位剥夺感”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影响效应均要强于“远位剥夺感”。就“近位剥夺感”而言，在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第20个分位点到第40个分位点之间，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近位剥夺感”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且在第40个分位点时，分位数回归所得到的“近位剥夺感”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程度要大于OLS回归所得出的结果；当社会公平感高于第50个分位点时，“近位剥夺感”的回归系数变动并不明显，基本在-0.01上下波动。可以发现，“近位剥夺感”对社会公平感较低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效应更强。

从“远位剥夺感”来看，在中等收入群体中，随着社会公平感的提高，“远位剥夺感”对其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基本呈现降低的趋势。这一结果表明，与社会公平感较高的中等收入人群相比，“远位剥夺感”对社会公平感较低人群的影响更大。在社会公平感不同分位点上，“远位剥夺感”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逐渐降低，但降低幅度并不明显，说明“远位剥夺感”对中等收入群体不同分位点上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差异不大。

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公众的社会公平感是衡量社会公平正义状况以及社会是否良性运行的重要标准。在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背景下，伴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日益扩大，人们对当前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对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认可程度。本文基于CSS2021的调查数据，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综合全文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中等收入群体在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财富及收入分配、工作与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此外，个体客观收入水平的高低并不会直接对其社会公平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性别、户籍、家庭等社会歧视经历以及相对剥夺感均会显著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并且在相对剥夺感上，“近位剥夺感”的影响效应要强于“远位剥夺感”。

在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公平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导致城乡之间的权利和待遇存在一定差异。尽管最近几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尝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农业和城市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但原有的城乡间不同户籍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及权利享有上的差距依然存在。因此，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应当进一步剥离制度的群体划分功能与社会福利保障和权利享有之间的关联，让户籍制度真正回归社会人口的登记、统计和管理功能。在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上，需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综合运用三次分配手段合理调整和优化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在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方面，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各种新业态和新职业不断涌现，需要在支持灵活就业的政策引导下，完善就业和劳动权益保护机制，加强对新职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保障，积极推动“互联网+”新职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给公众创造更多平等就业的机会。

在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方面，社会歧视经历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有着显著影响。因此，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运用多种社会治理手段，从制度层面限制社会歧视发生的可能性，将社会歧视的发生率控制在较低水平。通过降低社会歧视发生率，提升社会整体包容水平，进而促进公众整体社会公平感的提升。

另外，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也在本文中得到了进一步验证。无论是“近位剥夺感”还是“远位剥夺感”都会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产生影响。并且，基于对自身周围人群生活现状评价和感知的“近位剥夺感”发挥着更强的影响效应。个体由于处于一种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之中，对近位人群生活现状的信息获取更为全面，信息感知也更为深刻，而对远位群体仅存在一种信息模糊的抽象感知。因此，“近位剥夺感”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效应要强于“远位剥夺感”。

当前我国正处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坚持循序渐进，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综合本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主客观两个层面协调推进：在客观经济层面，需要不断提升公众的收入水平，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主观认知层面，需要通过降低公众的相对剥夺感，减少各类社会歧视，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发生，增强其社会公平感，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公众的心理基础。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③李培林、崔岩：《从乡村入手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路径》，《学海》2022年第1期。

④黄永亮：《转型时期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认知变迁：趋势和影响》，《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⑤Kenneth Ewart Boulding, “Social Justice in Social Dynamics”, in Brandt Richard B.(ed.),SocialJustic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2， pp.73-92.

⑥⑩Wayne M. Alves, Peter H. Rossi,“Who Should Get What? Fairness Judgment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84, No.3(1978), pp.541-564.

⑦John Rawls, “The Sense of Justice”,ThePhilosophicalReview, Vol.72, No.3(1963), pp.281-305.

⑧Karen A.Hegtvedt, Cathryn Johnson, “Justice Beyond the Individual:A Future with Legitimation”,SocialPsychologyQuarterly, Vol.63,No.4(2000),pp.298-311.

⑨E. Walster, B. Ellen, G. William Walster, “New Direction in Equity Research”, in Leonard Berkowitz and Elaine Walster(eds.),EquityTheory:TowardaGeneralTheoryofSocialInteraction, New York: Academic,1976, p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