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探索

田广和 杨文波

（1.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2.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浙江 衢州 324003）

科技成果转化是高校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一直以来，我国高校成果转化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以专利成果的转化为例，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1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近五年来，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整体呈下降趋势，2020年度仅为3.0%，且专利转让费用不足5万元的超过80%。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学技术部发布的《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1号）提出，将专利转化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作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价以及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因此，大力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既是高校履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使命的需要，也是高校创新能力和办学水平的重要体现。

促进成果转化需要深刻把握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规律，探索由知识发展为技术、由供给侧转移到需求端的有效途径和措施。自1996年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立以来，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的新型研发机构纷纷涌现，已经成为产学研结合的典范。各高校地方研究院虽然功能定位略有差异，但基本都将促进成果转化、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作为功能定位和主要发展目标。凭借背靠高校创新资源、紧密结合地方产业、体制机制灵活等优势，高校地方研究院在促进高校成果转化方面具有较为独特的优势。本文基于地方研究院视角，在深入分析高校成果转化现实障碍的基础上，探讨地方研究院如何发挥新型研发机构平台优势，以及有效推动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的途径和措施。

1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实障碍分析

1.1 科技成果成熟度低，转化价值不高

科技成果成熟度能够综合反映科技成果的技术实用程度、在技术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实施该成果的工艺流程与所需配套资源的完善程度等，也反映某个具体系统或项目中的技术所处的发展状态，以及该技术对于达到或实现该系统或项目预期目标的满足程度[1]。“技术成熟度”概念最早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于1995年起草并发布了《TRL白皮书》，其根据成果发展不同阶段将技术成熟程度划分为9个等级。我国在该标准的基础上制定了《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国家标准GB/T 22900—2009），按照基础研究项目、应用研究项目、开发研究项目三种类别研究项目，将技术就绪水平分别划分了9个等级。技术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成果，分别以报告、论文、方案、专利、初样、正样等不同形式呈现。一般而言，1～2级是知识成果的概念验证阶段，3～4级是实验室功能验证阶段，5级以后的技术成果具备一定实用性，适合进一步开发应用和转化。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1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专利不能满足市场化需要”是制约高校发明专利转移转化最重要的因素。高校成果普遍成熟度不高，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方面，政府财政性经费是我国高校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编著的《2020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显示，2019年度全国高校科技经费共计2 458.20亿元，其中，政府经费1 590.23亿元，占比64.69%；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647.50亿元，占比26.34%；其他经费220.46亿元，占比8.97%。政府财政性经费资助项目多支持教师开展学术研究，鼓励开展学术探索和前沿技术研究，更加注重成果学术价值，离实际应用还有很远的距离；企业投入占比较少，也就意味着高校科研与产业结合不够紧密，应用技术研究项目较少。

另一方面，知识创新是高校核心价值，主导了高校的评价体系。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其目的是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积累新知识，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基础。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双轮驱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方面军，更是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唯一主体[2]。知识创新是高校科学研究的核心价值，成果的原创性、先进性是高校科技成果评价的核心关注点，而对其产业应用价值关注甚少，尤其是在高水平研究大学中更是如此。这就导致了教师在从事科学研究时，其研究兴趣来源于追踪学术前沿热点而非产业应用需求，而在成果产出上以追求高、精、尖等特征为目标，更倾向于以高水平研究论文作为成果表现形式。

1.2 中试研究风险大、资金匮乏

完成概念验证的成果在向应用转化过程中首先要经历中试熟化环节，研究表明，高校科技成果的中试熟化是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之一。科技成果的中试研究阶段需要研究人员持续的精力投入和稳定的资金支持，这一阶段具有周期漫长、结果不确定、失败风险高等特点。在研究经费方面，政府财政性研究经费一般支持技术的早期阶段，以基础研究为主，着重支持0到1的原始创新；而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在注重投入产出的前提下更加倾向于高度成熟的技术。因此，处于早期阶段的科技成果因其产业化价值不明显、投入风险高、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等原因，较难获得政府、企业等的各类研究资金支持，教师也不愿意投入精力继续研究，从而导致创新成果在向工程应用转化阶段因缺少支持而“胎死腹中”，形成了成果转化的“死亡谷”[3]。目前在我国科技创新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由于中试环节缺失或薄弱而导致的创新链条断裂，科技成果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产生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象。

1.3 教师推动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

围绕破解成果转化现实障碍这一课题，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有效推动了相关法律法规及转化政策体系的完善。如在知识产权归属方面，推动了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实施；在转化收益分配方面，注重对发明人进行赋权，大多高校已经将转化收益中70%的部分奖励给发明人，以鼓励其积极参与成果转化。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些改革虽然起到一定激励作用，但却没有明显地提高创新成果的产业化率，教师在推动成果转化方面的积极性仍然不高。其主要原因除之前提到的中试研究阶段存在的问题外，还包括高校的评价体系不利于鼓励教师从事成果转化。基于知识创新是高校核心价值这一基本逻辑，当前高校科技评价体系中，普遍存在重学术、轻应用，重研究、轻转化的倾向，以高水平学术论文或纵向科研项目作为评价科研水平的主要指标，在人才项目、职称职级、评奖推优等教师考核评价以及科研成果评价中，较少涉及成果转化内容。教师在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产业化推进的过程中，面临着耗时长、投入大、支持少、风险高、回报不明确等问题，导致研究停留在技术验证阶段，难以向产业化实质性推进。

1.4 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

高校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是影响成果有效转化的重要障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科技与产业紧密相连，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四链”深度融合。目前，我国高校与产业之间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相较于欧美高校而言仍有很大差距，这种校企之间的距离感造成了科技与产业“两张皮”，严重影响着成果由高校向产业的转化。一方面，校企双方供需资源难以有效匹配。高校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持，教师在做研究时较少考虑应用问题，项目取得的成果应用前景也并不明确，即使有转化的意愿，往往也找不到合适的承接单位。同时，企业方对高校科研了解也很有限，不清楚高校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遇到技术问题时难以找到合适的资源匹配高校。另一方面，校企双方认知偏差导致合作不顺畅。高校教师具有学术逻辑，习惯针对单个技术难点进行研究并取得突破；企业则具有产品逻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这里的矛盾点在于，现实中企业的技术需求往往需要众多技术成果的集成，涉及多学科甚至多个机构的协同。部分企业对高校具有概念化的认知，认为高校人才聚集、创新成果丰硕，对高校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在校企对接或合作过程中，因为彼此观念、逻辑的差异，导致合作不顺畅，合作意向减弱。因此，国内外学者都提出了设立成果转化专业机构、培养技术成果转化经理人的建议，通过专业化平台和人才在校企之间架起一道沟通桥梁，弥补信息错位的问题。但本质上，专业化平台和人才只能在较为成熟的成果向产业转化阶段发挥作用，而技术研究的早期阶段还是需要校企的深度合作，只有来自产业的技术需求才能主导研究方向，产生的技术成果才具有更大的应用价值。

2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模式

新型研发机构伴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而快速兴起，现已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新生力量。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发〔2016〕43号），提出要培育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组织体系。2019年，科学技术部印发《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国科发政〔2019〕313号），从功能定位、体制机制、市场运作、政策措施等方面明确了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方向，进一步推动了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新型研发机构2 000余家，其中由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联合建立的新型研发机构占据主流[4]。

2.1 新型研发机构是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地理空间为载体、以知识产生机构为核心、以主导产业为依托、以制度安排和服务保障为支撑，集聚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的一个复杂的创新体系。区域创新系统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呈现更多的是有特色的地域性制度安排[5]。科技创新是各地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但是我国创新资源发展不充分、分布不均衡，制约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校及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三、四线城市创新资源匮乏。各地方政府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可以有效破解创新资源布局不均衡的困局，为地方引入创新资源，提升地方对产业科技供给，联合地方产业形成区域创新系统。

2.2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具备推动成果转化的优势

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传统的科研机构，遵循的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相分离的线性科研模型，这是基于学术视角的全球科研的基本范式。传统线性模型的不足导致科研机构普遍侧重于基础研究及少量应用研究，产出的科研成果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新型研发机构具有一体化科研机构的特征，多元共建的模式使其具备围绕成果转化链条凝聚创新要素的资源基础和能力条件，可以推动研究机构从知识技术的单向流动向双向互动转变、从松散式合作向稳定性合作转变、从契约式合作向一体化合作转变[6]，从本质上改变传统科研机构作为单一的创新成果供给者的角色，更好地发挥创新要素聚合平台作用，促进创新成果供给侧与需求端深度融合，以市场需求牵引创新发展。

2.3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模式及发展状态

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普遍采取的是地方政府提供场地、资金、政策支持，高校提供人才、成果和管理团队，注册成立民办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或企业等形式的独立法人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的管理运作模式，具有多元主体协同共建、市场需求驱动发展等特点[7-8]。地方政府承担了新型研究机构的运行成本和监管义务，也就决定了研究机构服务于地方产业发展的发展导向。因此，校地共建的新型研究机构在功能定位上普遍聚焦于产业应用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和产业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同时，新型研究机构兼具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企业的特点，但又与这些单位不完全等同，形成了特有的“四不像”模式[9]。

高校主导的校地新型研发机构构建了校、政、企合作交流平台，但是从各机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总体效果不甚理想，在产出高水平科技成果、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还未显示出显著优势。其主要原因包括：（1）多元主体共建体系中角色定位不明晰，支持力度不够；（2）产业融合不够深入，市场需求驱动发展能力弱；（3）机构自身定位不准确，管理运行机制不健全；（4）创新要素凝聚不够，成果转移转化不顺畅等。

3 促进成果转化对策建议

3.1 地方政府发挥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导作用

与产业深度融合是科技成果成功转移转化的基本前提，也是影响许多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机构与企业的有效合作是一个艰难且复杂的过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通过市场行为摸索耗时费力且效率低。尤其对于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企业普遍存在技术实力弱、自身资金单薄、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承接转移转化成果的可能性不大。案例表明，区域创新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主导模式，政府、市场以及高校创新在协同演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发生变化。一般来说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即政府主导模式、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的混合发展模式、市场牵引模式和创新驱动模式。在高校参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早期阶段，应选择政府主导模式，以政府提供的政策引导、制度保障和资源整合，促成校、地、企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整合到一起，这样可以有效降低院企合作的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信任成本。

在政策和制度层面，要着重建立和完善科技创新协同的法治保障体系。欠缺严密的科技创新法治保障机制，阻碍区域科技创新的进一步发展，是我国区域间开展科技创新协同面临的共性问题[10]。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法规，在协同创新主体的协同方式、分工与合作机制、资源共享机制、风险共担机制、利益共享分配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方面形成较为完备、规范的法制保障体系，以制度创新保障科技协同创新的长久持续发展。

在资源层面，地方政府可以采取调整科研资源投入方式的形式，主导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快速合作。一方面，针对企业技术需求设立联合研究基金。在地方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中设立联合研究基金资助研发机构与企业联合开展创新研究，采用企业提供技术需求、研发机构提供主要研发力量、政府提供研究经费的方式，将政府以往直接补贴到企业的资金转化为对企业的智力支持，针对企业自身技术难题鼓励企业与地方研究院合作研发，并且要求企业承担研究工作的最低比例。这样可以有效发挥研究院基础研究和企业应用开发的特长，由市场需求引导研究方向，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还可以提升企业研究能力。另一方面，聚焦行业共性关键技术设立产业创新基金。院企合作项目可以解决单一技术问题，却难以解决不同企业的共性问题，且受益面过于狭窄。现实中，同类企业会存在共性技术难题，由于竞争关系及知识壁垒的存在，难以有效破解。针对地方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可以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征集行业共性技术需求并设立产业创新基金，发挥研究院背靠高校、多学科集成的科研优势，组织多机构参与、跨学科协同的联合攻关项目，有助于快速、有效解决行业共性关键问题，以科技创新赋能行业发展，提升地区行业整体技术水平。

3.2 引入技术经理人，构建技术转移专业平台

教育链与产业链长久以来的独自发展造成了高校与企业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高校的学术逻辑和企业的产品逻辑导致双方天然的距离感，两者的有机衔接需要畅通的信息通道，还需要有效的转换渠道。新型研发机构作为连接高校与产业的桥梁、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通道，应当着力构建专业化技术转移平台，引进和培养技术经理人。技术经理人需具备良好的技术背景，既要懂市场语言，也要懂技术语言和政府语言。他们是科技成果的“伯乐”，能够在研发机构、政府和企业之间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他们可以充分挖掘研发机构技术资源、评估商业价值、梳理产业需求、弥补信息鸿沟、架好对接桥梁，发挥好技术创新到商业化、产品化的通道作用。

3.3 设立成果熟化资金，支持成果中试研究

针对高校或地方研究院具有产业应用价值但是成熟度较低的现有成果，有效支持开展成果的“二次开发”，促进成果熟化，是推动成果快速走向市场的关键环节。校地新型研发机构可以借助与地方政府和产业紧密结合的优势，建立成果遴选、评估机制和利益共享、分配机制，对符合产业需求、具有市场价值的成果，可以通过争取政府性基金、社会风险投资基金、教师科研项目结余资金等多种渠道设立的专项研发资金，采用多方投入、风险共担的形式，支持成果熟化研究。

3.4 强化与产业深度融合，以市场需求驱动发展

项目需求来源于产业，创新成果才能真正服务于产业。与企业建立稳定而深入的合作关系，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有助于研究机构更加直接地了解产业的技术需求，更加直接地服务于产业。如电子科技大学电磁辐射与散射科研团队与中海油合作开展电测井技术研究二十余年，在国内率先突破了电测井模型的精确高效建模这一关键技术，并成功研发出了非均匀地层电测井仪器系统，不仅打破了20世纪西方石油公司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产品禁运，提升了我国电法测井仪器设计能力和测井解释的成效，更为社会和企业带来了显著效益；光纤传感与器件科研团队与全球最大油气勘探企业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东方物探”）联合研制的uDAS分布式光纤传感地震仪，并以技术成果作价入股的方式成立了高新技术企业，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新型研发机构应该充分发挥高端人才聚集、技术基础雄厚、产教协同育人等综合优势，通过与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与产业建立创新联盟等形式，与企业建立稳定的研究合作伙伴关系。企业提出持续的技术需求并提供稳定的研究经费，研发机构则按照市场需求方向开展创新研究，持续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快速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3.5 改革科研成果评价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

科研评价机制是科研工作的指挥棒，决定了科研工作的走向。当前高校专利成果多，但普遍存在转化价值低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科研评价机制不健全导致的。为促进成果向应用转化，需要深化改革当前科研评价机制，将成果的转化应用纳入科研成果评价、科研人员考核评价等评价体系之中。2020年以来，科学技术部、教育部等多部委先后印发了《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等办法，但是破立并举并没有同步推进，如何评价需要各单位自行探索。新型研究机构作为以推动成果转化、促进产业发展为目标的研究机构，相较于高校来讲，评价导向应该更加清晰。可以借鉴美国《技术转移和商业化法》中的做法，要求受资助人将成果使用和转化情况作为项目结题的重要考察内容。同时，在考核奖励、职称职级晋升等过程中提高对成果转化创造的经济效益和实际贡献的重视程度，相应地弱化论文、专利数量的考核，从而引导科研人员将科研方向转为实际应用。

4 结论

高校与地方共建新型研发机构是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创新资源重新配置的体现，该类机构具有的多方共建、市场驱动特征，使其具备推动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优势。但是，理论优势能否转化为现实还有诸多实际困难需要克服。其核心是建立与产业深度融合机制，遵循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客观规律，贯通产学研用，完善创新链条，真正建立以市场需求驱动发展的模式。研发机构与产业合作是一个市场行为，合作过程也是供给端、需求端、服务端等多方协同的过程，同时还受到成果质量、转化方式、市场成熟度、资源配置、政策支持等要素的制约。本文仅从新型研发机构自身视角，讨论如何推动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研究视角还具有较大局限性。但是，新型研发机构作为科技创新的新生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其潜在价值值得深入研究，充分发挥其创新研究和成果转化平台作用，将能够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