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亨利·詹姆斯的跨大西洋创作
——以小说《专使》为例

谢镇宇

一、引言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以下简称詹姆斯)被认为是西方文坛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以心理现实主义和人物丰富的意识流所著称，体现了新旧时代交替的变化。詹姆斯的创作期横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记录了西方现代性自17世纪出现以来发展最快速的阶段，在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盛行之际，他的作品反映了西方社会传统权贵阶层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除此之外，詹姆斯尤其擅长于写作“国际题材”的作品，这种跨大西洋创作(1)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创作指一系列位于大西洋两岸国家的跨文化创作。其特指大西洋两岸间英语圈国家或与特定欧洲国家间的文化关系。展示当时新生国家美国与欧洲的一种微妙关系的创作特点与他的出身和童年经历息息相关。詹姆斯出生于1843年的新英格兰精英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的国际主义的教育方式培养了詹姆斯宏大的世界文学眼光和胸怀。他由此形成一种去中心的态度和立场，可以用一种更为客观的眼光透析时代发展与欧洲与美国间的社会文化差异。

《专使》创作于1903年，这一小说的“国际题材”和詹姆斯独特的现代主义叙述风格是学界的主要讨论热点，但少有学者从现代性角度进行解读。现代性概念最早由法国作家波德莱尔提出，经过演变，如今的现代性概念具体包括资本主义、工业化、各种现代的组织以及国家和民族主义四个基本的维度。而在当时现代性发展的张力影响下，詹姆斯的创作几乎不能避免地涉及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对人们心理状态、观念和认知的变化。而詹姆斯也被裹挟到现代性的洪流中，这些影响都体现在他的创作行为中。

二、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与詹姆斯的文学创作

《专使》讲述的是主人公斯特雷特奉命将纽瑟姆夫人的儿子查德从巴黎劝回美国结婚并继承产业，但查德却沉浸于巴黎的艺术氛围和自由气息，而且已经有了意中人德·维奥内夫人，没有回美国的打算。经过一番努力，斯特雷特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但是他在好友戈斯雷小姐的引导之下，渐渐明白了查德流连巴黎的原因，他慢慢领略到了欧洲大陆的风情和巴黎的魅力。在小说的最后，斯特雷特因为放弃了纽瑟姆夫人的使命，失去了原本应该拥有的名誉与财产，但是他却变得释然，重新理解自由的他不顾好友挽留最终回到美国。

通读小说，可以发现文中处处充满詹姆斯标志性的人物内心活动描写，已颇具意识流小说之雏形。詹姆斯以他标志性的第三人称全知的叙述方式，从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中跳脱出来，展示主人公斯特雷特的内心活动。他的这种心理现实主义手法旨在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动机和思考，重心从外部环境转向内心意识活动。詹姆斯创造性地开始关注作品中的人物意识，他并不满足于叙述当前发生的事件,而是进一步去解释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同时展现人物内心复杂多变的特质。这种由詹姆斯所引领的小说写作技法的革新并不是无本之木，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基础的，其中由现代性所引起的社会科学发展热潮是重要的原因。

自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知识飞速增长，同时启蒙思想家也不断在社会科学方面进行探索。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新兴学科开始集中出现，这些学科旨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对人类社会组织与活动进行描述和解释。1874年，心理学之父冯特将他的两本心理学教材出版，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美国也在心理学早期建设中占尽先机，在心理学诞生后的前20年，美国就在各地大学组建多座心理实验室，促进心理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当中不得不提詹姆斯的兄长威廉·詹姆斯，他是美国心理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而亨利·詹姆斯与兄长的亲密关系，使他也开始注重对人物心理问题的关照。

除此之外，人类逐渐从外部物质世界探索向内部精神世界的转移也促使了詹姆斯的创作革新。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生产力的提高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专使》中出现的越洋电报等电器的广泛应用都是工业革命的成果。与此同时，经济景气带来的物质繁荣却使得人们的精神显得匮乏，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让工人的劳动不断被压榨，人类自然的天性在巨大的机器背后被充分抑制。小说中虽然展示的是上层人的生活，并不涉及批判现实主义，但是小说却自始至终围绕着对人生终极目标的拷问与追寻，实际上通篇小说就是主人公斯特雷特寻找自己的过程。

斯特雷特早年亡妻丧子，孑然一身的他结识了富太太纽瑟姆夫人，显然纽瑟姆夫人吸引他的并不是爱情，而是金钱和地位的诱惑。然而作为“专使”的欧洲之行中，斯特雷特除了重新认识了欧洲大陆，也重新认识了自己。最后他在乡村旅馆与查德和德·维奥内夫人谈话之后，认同了他们的价值观并决定走自己的道路。而这时的斯特雷特彻底自由了，他不仅拒绝了纽瑟姆夫人的任务，还拒绝了戈斯雷小姐的示爱，他决定重新找寻属于自己生活的目标。正如小说中斯特雷特最后的决定：“我知道，我知道。可我还是要走。”他终于想起该怎样说了，“做个正人君子。”[1]可见詹姆斯将其“人生选择权应当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信条贯彻于小说当中，小说表达了作者内心对自由的追寻与呼唤，对人生价值的探索。在《专使》中，斯特雷特从巴黎的生活中重新感受到自己的灵魂，更唤起他对自由的追求，他对绝对尊严和人性的渴望，正是詹姆斯提醒现代迷惘的人类应注意的关键。

三、国家民族主义的出现与詹姆斯的民族文化构想

民族国家的集中出现同样是现代性社会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早在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中世纪，民族国家的形成势头就已经出现，欧洲印刷资本主义为民族语言的整合与形成提供了条件，使民族主义出现成为可能。”[2]3他提出第一波大规模的民族主义形成是北美殖民地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他认为：这一民族主义综合殖民地各阶层的诉求，反抗宗主国的压迫和不平等待遇，但在价值上同时汲取了欧洲启蒙思想。这种民族主义的典型就是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不同于其他典型的民族主义国家，基于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形成的美国民族主义概念较为淡漠。因此，美国在建国后开始不断塑造本国的民族精神，而早期美利坚民族精神的形成则由一众美国作家群担纲。

美国建国初期由梭罗的超验主义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奠定美利坚民族文化的基础。超验主义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实用主义则主张忠于事实和实际经验，重视实践。此外，加上美国浓厚的清教文化背景，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独特文化。早期的美国作家如霍桑、梅尔维尔等人都在作品中致力于宣扬这种美利坚民族文化。而擅于跨大西洋写作的詹姆斯同样如此，但在他的作品里，詹姆斯表达出他对欧洲文化的推崇，美国在建国初期对欧洲的向往，促使詹姆斯在文学创作中也将欧洲作为最重要的主题表达。

这对于出生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言，是一种典型的克里奥尔人心态，他们努力从母国文化中汲取营养，同时形成和强化自己的民族心性。为此，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到：“信奉新教的、说英语的欧裔海外移民处于一个远为有利于实现‘美洲’这个理念的处境……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清楚地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在完成这项特殊任务的过程中，朝圣的欧裔海外移民官员与地方上的欧裔海外移民印刷业者，扮演了决定性的历史性角色。”[2]61无论是官员还是印刷业者，他们都属于民族精英知识分子，而詹姆斯以欧美文化对比作为题材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树立美国民族文化、构建民族身份的手段。

《专使》被认为反映了美国人在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抉择，作品同样传达出詹姆斯本人的心境。詹姆斯自童年始就经常往来美国与欧洲，不断在欧洲各个城市旅行，并深深钟情于欧洲文化，他后来长年旅居伦敦，很少回到美国。作者在小说中也展示出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虽然斯特雷特处处被欧洲文化所打动，但最后却选择回到美国，他表现的是一种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并且还是选择回归民族性。虽然当时美国在经济方面迅速发展，跻身资本主义强国之列，但是文化底蕴仍显不足，詹姆斯对此颇具微词，他在1879年的文章《论霍桑》中有这样一段言论：“美国到底有些什么。我们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国家……没有贵族，没有教士……没有伟大的大学和英国式的公学,没有文学，没有小说，没有博物馆，没有绘画，真可说是一无所有!”[3]在小说中也有同样类似的表述，斯特雷特在欧洲时，多次不自觉地将巴黎与伍勒特相比较，并暗暗地被巴黎的文化软实力所折服，为此他颠覆了对巴黎的认知，并衷心理解查德留在巴黎的选择。而在詹姆斯看来，欧美之间的最大差异就是文化差距。

虽然同样都对欧洲文化着迷，但斯特雷特并没有像詹姆斯在1916年那样背离自己的祖国，而是在小说的最后毅然回到美国，这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美利坚精神，就是对使命负责的态度复命。詹姆斯通过结尾的设置，巧妙地实现了对美利坚优秀民族精神的颂扬，但正如他在1872年的一封信中说道：“作为一个美国人，他的命运是很复杂的。他的其中一个责任就是要以反对盲目崇拜欧洲为己任。”[4]由此可见，一方面，他虽然钟情于欧洲文化，希望以欧洲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扭转美国粗俗和物质化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他又不想美国人成为欧洲文化的附庸，而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

四、小说中的现代旅行与文化活动

《专使》讲述的本质上是一个旅行的故事，小说的开头就是描述斯特雷特穿越大西洋抵达港口利物浦的情景，而最后也是以他离开欧洲作为结尾，整部小说叙述的是他在欧洲多地位移、停留发生的故事。在当时，旅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行为，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科技的进步使得现代性与“时间—空间”转换之间拥有密切联系。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前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总是一致的状况，而实现了现代社会的时空分离，即脱域的出现。所谓脱域，就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无限穿越而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5]而跨国旅行这一行为就是脱域的具体表现。

詹姆斯的成长得益于旅行的迅速普及，而且他的创作也深受此启发，《专使》中的旅欧叙事就是典型的艺术表征。詹姆斯通过这种旅行题材写作，将社会的现代化变迁融汇于作品中，展现出现代社会特有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现象，也反映了美国人在现代旅行中遭受的文化冲击，使作品更具时代特征和符合世界文学的审美。除此之外，小说中出现的沙龙等文化组织同样具备现代特征。斯特雷特在巴黎期间经常出入剧院、沙龙等文化场所，这也是巴黎最打动他的地方。詹姆斯在小说中还原了当时在巴黎繁盛的沙龙情景，沙龙诞生于欧洲启蒙运动，这种去中心、多样化的思维模式，为沙龙平等交流想法的活动提供了生长土壤。沙龙作为具备现代性特征的文化活动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开始流行，到19世纪达到鼎盛，这正体现了现代性发展对公共领域等各个方面的改变。

而詹姆斯本人就从沙龙中获益良多，在欧洲旅居期间他就频繁出入各种社交沙龙，结识了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等人，詹姆斯在与这些前辈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同时他又在沙龙中与马修·阿诺德、斯蒂芬结成挚友，被时任《大西洋月刊》主编的恩师诺顿所赏识。他们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地区形成一个知识分子团体，以《大西洋月刊》和《北美评论》为主要基地，将欧洲文化传播至北美，提高和塑造美利坚民族的文化修养。詹姆斯常为这些刊物撰写文章，在这些评论文章中，我们能看到他所秉持的“文化世界主义”原则。他重视小说的形式和审美效果，推重法国小说家的杰出成就，但也不讳言英国作家在小说形式上的缺陷。[6]在他多年的努力下，成就了《小说的艺术》这样的小说理论与批评巨著。

伴随着现代性出现的活动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同时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观念和认知，交通的便利使得旅行变得简单而频繁，知识下沉和传播手段的进步让思想传播更加便捷。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詹姆斯，也体现在詹姆斯的作品中，他通过多年旅行在欧洲的文化朝圣以及参加跨越大西洋的文化团体、刊物和沙龙，实现了他“文化世界主义”的设想，也为短暂飞逝的现代性留下了时代的注脚。

五、结语

《专使》作为詹姆斯创作生涯晚期的作品，高度浓缩了詹姆斯后期成熟的观念和思考。小说创新性地以心理现实主义手法写作，实现了小说艺术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飞跃，表现了现代社会人们关注向内转的现象。作者通过描写美国人斯特雷特在欧洲的遭遇，表达了他对欧美文化之间的差距和冲突的认识，而对斯特雷特毅然回国这一结局的设计，传达出他对国家民族主义的抱负和追求。詹姆斯以现代社会中新兴的活动和组织揭示现代性对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同时将现代性作为关键线索统构整部作品，站在欧美两种文化立场上思考具有现代特征的问题，因此，从现代性角度解读这部作品，有助于重新理解詹姆斯的跨大西洋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