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关于新型戏曲文献热点研究综述

冉 娟

中国戏曲历史悠久，且具有综合性。中国戏曲学分为戏曲文献、戏曲历史和戏曲理论[1]1。孙崇涛先生在《戏曲文献学》中提出了“文献”“文献学”的概念，认为“文献”是“具有一定历史和科学价值的用文字及其他相应载体记录下来的资料”，传统的文献学是“研究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分类、目录、版本、校勘、辨伪、注释、编纂、印刷源流、整理等的一门学科”。[1]7

何谓新型戏曲文献？随着科技进步，传统文献学范围下的记载文献的载体和媒介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例如：从传统的文字文献逐渐发展为图像、照片、音频、视频等传播媒介。谷曙光曾多次提出“梨园文献”这一概念。所谓“梨园文献”，是除传统文献外的新型文献，即剧本、报刊等在内的文字典籍以及包含图像、视听技术在内的戏单、唱片、录像等，甚至名伶遗物等[2]。谢柏梁也曾提出“活态文献”这一新型文献概念。“活态文献”主要为可读、可唱、可演、可传的文献[3]。

因此，本文所梳理的新型戏曲文献为除以传统文字为载体外记录的文献。结合戏曲发展阶段特点与近年来研究所关注的中国戏曲史时代后移现象，将研究对象的限定时间划分为元、明、清(主要为清代前期)时期、晚清到民国时期。元、明古典戏曲(清代以前)由于技术等原因，文献记录载体以传统的简帛、纸张为主，但近年来不少学者关注到碑刻、古戏台(或戏楼)，因此纳入本文新型文献梳理对象中。清代以后至民国时期的戏曲图像、唱片、口述等记录文献的载体，与传统戏曲文献有很大不同，因此可以算作新型戏曲文献。

一、古代戏曲文献研究

康保成教授多次强调戏曲研究应该走向田野，回归案头，并以田野考察的方式填补单纯案头调查的不足,并主张通过文献、文物、田野材料这三个证据,实现互相参证[4]。在近十年来关于清代以前的古代戏曲文献研究中，学者们通过田野调查与考察地方文物，主要集中研究碑刻、古戏台和古代剧场等地方文物。

(一)戏曲碑刻研究

车文明结合碑刻与古代戏剧剧场考察了晋南、晋东南神庙(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南鲍村汤王庙北宋舞楼碑刻)中的北宋舞楼的三座庙碑，丰富了宋、金时期的戏曲文献研究[5]。陈琪对徽州地区民间民俗碑刻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对其中涉及的戏曲碑刻进行了专门考证，将静态的戏曲碑刻进行了动态研究及历史还原描述[6]。李海安对豫西北戏曲碑刻中涉及的戏台、戏楼、舞楼的修建或重修，明、清地方戏剧及民俗等史料内容加以研究，补充已有资料中对地方明、清时期民俗戏剧所载信息的不足[7]。

段飞翔扎根于田野调查，考证民间戏曲碑刻，他认为，大量遗存于民间的戏曲碑刻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戏曲学传统的文献研究范畴，解读民间戏曲碑刻资料对中国古代剧场史及戏曲史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8]。近五年，段飞翔通过考察闽台地区戏曲碑刻记载的戏曲活动来理清两岸戏曲文化异同。他对遗存于台湾省中南部部分市县和台湾省北部、中部、南部市县的大量清代碑刻进行研究[9-10]，在泉州、台南两处刊存演出《临江会》戏剧的同题碑刻中，段飞翔分析了闽台历史文化、地缘关系、族群认同等因素，认为泉州、台南两地在戏剧文化、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等方面存有一定的趋同性[11]。

戏曲碑刻是古代生产力落后情况下人们在特定时地用来记录戏曲信息或记事的物质载体。从上述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来看，近十年来关于碑刻中的戏曲文献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呈多样性、地域化等特点，促进了中国古代地方戏曲的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

(二)戏台、剧场研究

近年来，车文明主要研究古代戏曲戏台、剧场，对“剧场”概念的流变做了清晰的梳理，剧场在中国古代主要指游戏场所、演出场所、剧情、场面、表演等，在20世纪上半叶受日本近代学术界影响，逐渐成为包含所有戏剧演出场所的现代性学术概念，即指观众观赏演出的场所[12]。康保成提出从三重证据(文献、文物、田野调查)视角进行戏曲文献研究。近年来，其研究方向也涉及了地方戏曲的考察，在对甘肃省庆阳市、平凉市灵台县等地进行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此地多座戏台建于清代，以前均未被任何文献记载，或许能够补充研究古戏台这一学术领域[13]。同时，庆阳古戏台反映出戏剧与民间信仰和宗教有较为密切的联系[14]。

从以上研究内容看，在关于古代(晚清以前)的新型戏曲文献研究中，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跳脱开传统的目录、校勘、编纂等戏曲文献范畴，站在地方文物的视角上，打通了文献与文物的壁垒，立足于田野调查，深耕细作，促进了古代戏曲的文献研究。

二、清代至近代的新型戏曲文献研究

四大徽班进京，加上技术的发展，记载文献的载体与媒介有了较大变化，从传统的文字域走向视听域，图像、图片、戏单、唱片等新型文献记录载体兴起并发展。梳理近十年来关于清代以来的新型戏曲文献，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图像

姚小鸥教授认为应该从发生学和形态学两个角度来研究戏剧的发生、演变、成熟的过程[15]。所谓形态学，与图像研究密不可分。因此，研究戏曲应该关注到相关图像信息资料。

从戏曲图像的研究类型来看，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涉及考古文物中的戏曲图像、戏曲文本以及戏曲相关的民间艺术产物。在近十年来关于新型戏曲图像的文献研究中，民国以来的包含戏单、剧照在内的戏曲画报刊物这类戏曲文本文献以及包括年画、版画在内的这类民间艺术产物新型戏曲文献。这类文献形式新颖，资料保存全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戏单

谷曙光先生从戏单、节目册这类当前学界鲜有人关注的冷门文献史料考证民国时期戏曲的发展，并挑选与梅兰芳舞台生活有关的戏单解读分析其演剧生活细节[16]；近两年来，又借助海外戏曲文本文献资料，例如：借助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的“滨文库”中的史料，通过老戏单来管窥当时的梨园生态，将这批收藏于异域的中国戏曲文献介绍给国人[17]。傅谨认为，新世纪以来，学者逐渐发掘并开始关注大量非书籍类文献中的重要历史文化信息[18]。

2.剧照

王馗根据戏曲剧照连环画的文本形态，展示并分析文本图、文互释的特点,以说明剧照连环画与传统身段谱著录的承续关系，并列举部分“戏曲画册”，认为戏曲剧照连环画在记录戏曲表演艺术方面具有较高价值[19]。

3.年画、版画

近年来，关于戏曲年画的研究角度多集中在图画的叙事形态、描写方法上，研究视角带有地域特色。程亮等学者从图像叙事手法(白描)考证戏曲版画插图中的艺术欣赏、辅助阅读、书籍装饰、促进传播等功能[20]。李翔从图像学研究视角出发，结合不同话语模式来分析戏曲木版年画中的图像叙事，认为这种通过空间关系重述戏曲故事的、带有娱乐性的图像叙事方法是受到中国叙事传统的影响[21]。康保成对清末在广州出版的《时事画报》《赏奇画报》中的戏剧演出图画进行分析，认为清末祭祀演出占有很高比例，从戏剧演出图画可管窥晚清广府城乡戏剧演戏肇祸等戏剧现场、戏剧生存状态及改良[22]。

由此观之，在以上新型戏曲文献研究中，研究所关注的时代后移，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研究对象多与京剧有关。但因为目前这类新型文献研究关注者不多，且有些文献需要从海外考证，存在研究难度大等问题。

(二)唱片与唱腔

谷曙光认为，唱片属于与甲骨文、简帛、纸张等传统文献载体不同的现代技术文献载体[23]。在关于戏曲或唱腔的新型戏曲文献研究中，主要呈现对伶人的个案研究趋势。曾对法商百代公司灌制的《北京唱盘》进行考证[24]，《北京唱盘》作为新型文献资料，对研讨灌片者身分、剧目、肖像，对研究清末北京剧坛状况都有极高的价值与意义。谷曙光在吴小如先生生前的老唱片版本学、校勘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补正了唱片的目录学、考据学和辨伪学；根据杨宝森派代表作《文昭关》“一轮明月照窗前”的现存版本唱片，校勘其异同，研究其唱腔艺术[25]，除此之外，还对民国时期政客褚民谊的相关戏曲活动来总结彼时的戏曲发展情况[26]。

由此看来，在关于唱片与唱腔的新型文献近十年的研究中，呈现时代领域后移的特点，研究对象以清末京剧为主，主要研究京剧及相关伶人的唱片，通过个案进行深入研究。

(三)口述

近年来，戏剧口述资料研究也进入学界研究范畴，成为新型文献资料，学者们认为戏剧口述资料是一种包括现存古老剧种、各地戏曲民俗、各种口头传说、老艺人回忆等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7]。其后，康保成在其著作中进一步限定近代以来中国口述戏剧史料分为口述剧本、著名演员的回忆录，以及停留在老艺人脑中、口中尚需调查采访的史料这三类[28]。

郑劭荣曾对20世纪以来口述戏剧史料做了整理。集中整理了20世纪口述剧本、剧种史料及艺人口述的回忆录，其中戏曲志、剧种史及仪式剧研究是口述史料付诸学术实践的成功范例[29]。结合梅兰芳口述、许姬传记录整理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口述资料做了重点研究，促进了梅兰芳的生命史、演剧史以及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领域的发展[30]。还对中国戏剧口述的起源、形态及发展做了考察，认为口述戏剧史最初应该是巫的口传活动，傩戏由于延续了巫文化传统，因而呈现出独特的口传文化特征。

由上观之，中国戏剧的口述传统由来已久，但口述史及口述研究在20世纪才逐渐为学界重点关注，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也开始做口述史收集工作。因此，中国戏剧的口述研究相对来说，研究时间出现得晚，研究成果也在不断丰富完善。

(四)戏曲档案

档案原是历史学研究范畴，近十年的相关研究成果逐步丰富，多为宫廷戏曲研究，并结合现在电子资源进行数据化整理、综合分析。

杨连启认为戏曲史研究应建立在一手档案基础之上，[31]并对20世纪中国文献档案研究、文献档案基础上的史志研究、宫廷戏曲研究者做了梳理。在其新著《近代宫廷戏曲档案文献研究》中结合近年考证挖掘的文献，以近代宫廷不同时期所出现的重要活动与重要事件始末为章节进行了重点研究[32]。翟菲主要从事戏曲档案研究工作，认为新时期我国戏剧发展面临着保护不及时、资源保护开发不当等系列问题[33]。因此，近年来，围绕数字媒体、大数据、信息技术等方面对我国戏曲档案及其管理研究做了一系列扎实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近十年来关于戏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研究成果中，从研究对象来看，以宫廷戏曲为主；从研究手段及方向看，紧密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力求寻找完备的方法进行戏曲保护工作。但是，从文献成果角度分析，这一阶段综述性文章较多，专论性成果有较大发展空间。

三、总结

综上，近十年有关新型戏曲文献的热点研究，总体来看，与新世纪前十年相比，研究成果数量较多，内容丰富，且涵盖面较广，涉及多个学科领域，打通了戏曲本体、文献类型与学科之间的关系。

在近十年关于清代以前的新型戏曲文献热点研究中，多立足于文物研究、田野调查，考察地方特色戏曲，具有地域性特征。中山大学康保成教授从文献、文物、田野材料这三重证据考证中国古代戏曲资料，近年来主要研究甘肃、粤北等地的戏曲古戏台、戏楼；山西师范大学的车文明、段飞翔两位学者在与古代戏曲文献的文物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

近十年，关于清代以后的新型戏曲文献资料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多样性，图像资料丰富，新型记录载体例如唱片也进入研究视野，主要研究学者有中国人民大学的谷曙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馗、中国戏曲学院的傅谨等。同时，具有跨学科特征，王馗、郑劭荣、杨连启等学者结合图像学、口述史和档案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多角度深入研究，促进了中国戏曲文献研究的发展。

苗怀明曾谈到，新戏曲文献的搜集难度也在不断增加，需要我们拓展渠道，打破学科壁垒，放眼海内外，用更为宽广的视野在更大的范围内搜求[34]。姚小鸥教授也曾呼吁我们研究戏剧史要注意国内现存文献与域外文献结合[35]。因此，未来新型戏曲文献研究在对现有文献资料进行深耕细作梳理、整理和研究时，也要利用域外文献进行同步研究，这部分内容目前已有学者有所关注，例如谷曙光用从日本“滨文库”中收藏的中国老戏单来考察民国时期戏曲发展情况，董捷从日本藏晚明戏曲版画文献中考证出继志斋三种、《琵琶记》二题等文献资料[36]。这部分的研究内容，相对来说，研究成果不够丰富，是未来可以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