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视阈下汉字简化过程价值探究

程勇豪 张 啸

文化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的社会成果。人类作为社会种族，由族群发展而来的文化形式是与民族本身无法割离的[1]。这其中还有一个动态的环节：民族文化的传承，即文化与主体的有机结合。从文化传承视角下对汉字的简化过程进行评述，探寻汉字的生命力源泉，并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对其传承价值进行剖析，也是当前我国规范汉字标准，推动汉字发展所需要考察的主要关切。

一、抽象与具象：汉字简化过程回顾

汉字的简化过程，是从抽象和具象两个层面进行的。从抽象角度上看，汉字从甲骨文开始至今，始终都围绕一定的规律在进行简化。在此情况下，汉字保留了自身的文化属性，同时也保留了实用性；从具象的汉字字符来看，每一次的简化过程又是不同的。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汉字都会根据当时社会背景的经济、文化、政治形态而产生适应性的改变[2]。即便在很多时候，历朝历代都会制定一个所谓的汉字规范标准，但是普遍因为标准中的汉字难认、难写从而在民间出现与之对应的简体字，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一)从抽象角度看甲骨文到唐宋标准体：汉字标准体与俗字之争

如果从最早期开始考证，汉字的简化过程可追溯至甲骨文时期。从甲骨文开始，连同随后的金文、小篆、隶书、楷书中都曾出现过根据原本文字简化形体，精简笔画而产生的简体字。通过初步观察这些汉字简化的早期成果，不难发现当时的汉字简化过程是较为随意的，并且几乎都来自民间，并无一个统一标准来进行汉字简化工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第一，当时的统治者并无简化汉字，提高民智的认知，这一点从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可见一斑；第二，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认为繁体字作为文化根基，不可改动。在没有印刷术仅依靠人力书写来进行文字传播的时代，也是符合时代背景的。唐代以后，各地涌现出大量的民间书坊，这些书坊依托较为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技术层面上对推广一些由民间创造出的简体字产生了较强的推动作用。到了明清，伴随着部分少数民族政权在华夏大地上出现，由政府主导的汉字标准问题研究停滞。原有的楷书在群众的不断使用中，为了追求便捷性，涌现出很多简体字，并被社会广泛接纳。总结下来，就是简化字是具有生命力，并且具有生存和发展空间的。

(二)从抽象角度看建国初期的汉字到今日之简化字：政府主导汉字简化标准的回归与应用

1950年，吴玉章提出文字改革应要首先办“简体字”；同年9月，《常用汉字登记表》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著出版；1953年，毛泽东根据《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提出意见，认为这其中所拟定的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单，应多从草体入手，进行规律性的简化，同时缩减汉字的数量。随后的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才正式将“约定俗成，稳步推进”确定为简化汉字的方针政策[3]。

以上我们从宏观上大致了解了从古至今汉字简化流程中的一些标准、规则：一、汉字简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二、汉字的简化是必然的；三、汉字的简化过程是同当时政治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紧密联系的[4]。

(三)隶变前后两个阶段的具象化汉字简化方式分析

除了抽象角度上汉字简化所遵守的一些基础标准外，汉字是遵循什么样的具象化细则从原本繁复的字形符号，转变为更为简洁的简体字呢？从社会属性角度出发，应将该问题隔断成两个时间段进行考察。其一是，从汉字最初的起源，也就是甲骨文开始，一直到小篆前的这一段时间。其二则是从小篆开始至今的这一段时间。这种分割的原因在于，从甲骨文开始直至小篆前的时间里，华夏大地上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权，也相应地就不存在所谓的汉字规范。在第一阶段，通过观察马、眉、旦、元、为、书、煮等字从甲骨文到小篆的变化，可以发现一些规律。一是通常存在由象形文字向非象形符号转变的趋势；二是出现笔画系统，原本类似绘画的图画型文字逐渐产生了系统性；三是结构上产生了简化，通过对异体字的整合，文字意义同字形构成了紧密联系，汉字总量减少。

隶书是从具有象形文字特征的古文字转变为非象形今文字的转折点，因此在文字的特点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这一阶段开始，就要从各个时期的汉字规范和其所对应的俗字着手来进行对比阐述了。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要明确对汉字规范的定义。在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规定，政府是汉字规范的主导者[5]。这一法律虽然由当今政府颁布，但实际上是贯串古今，潜移默化的规矩，历朝历代对于文字规范都有一定的要求[6]。即：只有当时政府所颁布的文字规范，才可以作为汉字规范。那么此时考察的对象就明确了：一是作为当时朝代的汉字规范，二是在当时朝代被人们所广泛使用的，同时在字意上与之对应，在字形上显著简化，并减少笔画的字。通过考察这类字组在字体上的关系，可以初步观察一些文字简化的细则。而这些不同的字组在很多其他研究者所著的文献中可以找到，如王泉(华东师范大学，2013)就已经举出了很多的例子，在此就不做赘述。通过观察这些对照组，可以大致得出一些汉字简化的细则：

1.在保留原字轮廓的基础上对部分结构进行系统化、有序化的修改。例如贞[貞]、 则[則]、负[負]、贡[貢]、呗[唄]、渗[滲]、惨[慘]、掺[摻]、骖[驂]、伥[倀]、怅[悵]、帐[帳]、张[張]等。

2.保留原字的部分特征。通过将某些字中较为特殊的部分取出用以取代原字意。例如与[與]、云[雲]、声[聲]、广[廣]、产[産]、宁[寧]、龟[龜]等。

3.将形声字中的声符和形符省减。例如歼[殲]、剧[劇]、鸡[鷄]、家[傢]、价[價]、艰[艱]等。

4.草书楷化，将原字中复杂的书写部分转换为草书的写法，减少笔画。例如书[書]、长[長]等。

5.符号替代整体[7]。如头[頭]、了[瞭]、卜[蔔]、厂[廠]、个[個]、只[隻]等。

二、文化传承视阈下的汉字简化标准价值阐述

通过分析汉字简化过程所依据的一些标准可以发现，不论古今，汉字的简化规则发展是具有民族性的，它伴随着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不断前进，但始终依托于中华文化，传承于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汉字简化规则发展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的深刻反映。因此，了解汉字简化标准，也是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口，对于我们掌握民族文化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

(一)溯源——汉字简化标准具有历史传承价值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汉字的出现突破了语言在时空上的限制，那么汉字简化规则的出现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汉字在时空上的传播速度，为汉语文化圈的生产力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汉字简化规则历史悠久，汉字的简化过程自古有之，最早可追溯至甲骨文时期。无论是从远古时代来看亦或是从近现代来看，汉字的简化过程都一定程度上继承于前代的汉字简化规则，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发展。例如，钱玄同在1922年国语统一统筹委员会上就曾提到，当前的汉字减省笔画，也需要从已经通行于民间社会的简体字中进行考虑。他认为，自古以来，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说文解字》，每一个时期都曾出现笔画多的字被省减的情况。这种简化的趋势，自古至今从未间断，从汉字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繁字简化的过程是时刻都在发生的。也因此，从文化传承视阈角度来说，汉字的简化规则标准，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价值，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中华民族力量的重要一环。

(二)扎根——汉字简化标准具有社会传承价值

汉字的形成与其不断地简化发展，既需要文化的浇灌，更离不开人的使用。每一时期的汉字以及相应的简化字，都在具体的时间段内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并逐步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相交织，构成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史。殷商时期，社会处于神权与王权的紧密结合之中，此时的汉字系统自然也为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服务[9]。此时的文字主要被发现在用于占卜和祭祀的龟甲或兽骨上，承担着沟通上苍与人间的神学功能，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通过运用这种文字进行占卜时间的记载，也具备了一定的记录功能。到了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在社会性上产生一定的变化。这种刻在礼器上的文字，已经从特权阶级专属的占卜工具转向了展示氏族权利，通告部族讯息的介质。这时，文字较前朝而言，实质上已经发生了简化，并且破除了统治阶级的垄断，正式向各氏族下沉，成为了增强氏族凝聚力，强化集体价值的工具。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汉字的功用进一步扩大，在审美和实用角度取得增强。此时的文字被春秋百家取用，成为传播各家思想，百花齐放的重要介质。从这时开始，汉字才真真正正地扎根于中华文化，成为了传承百家经典，记载中华历史的不可替代品。这一阶段之后，再无任何一种信息介质能够挑战汉字的权威性，也因此，汉字发展至今时今日，只能采取简化的方式来进行改造，使其贴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能随便地进行汉字拼音化改革，亦或是从其他国家的传统语言文字中照搬照抄。可以说，汉字的简化规则是否具有社会传承价值，是由汉字本身是否具有文化价值决定的，而简化汉字也因此作为汉字的长久以来的发展趋势而被糅合进汉字的传承过程中，为之后的简化汉字工作指明了方向。

(三)发展——汉字简化标准为未来汉字简化发展提供参考价值

汉字简化作为汉字的必然发展趋势已经经过了千年岁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简化规则也被作为潜移默化的一部分而保留下来。无论是从最初的减省字形，还是随后的类推简化、符号代替、新造文字[10]，简化过程始终遵循汉字简化传统。这种简化模式既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又贴近群众的生活基础，使简化汉字能够更好地被人们所学习和使用。这种发展模式下，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汉字简化规则的发展过程不是大跃进式的，而是保留足迹，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来的。通过观察现今的简化过程以及简化结果，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一些养分，并借此对汉字未来的简化工作进行支撑。当前的汉字简化规则也不是完善的，从目前的简化成果来看，汉字简化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有一部分繁体偏旁在简化的过程中，只在一部分字中产生了简化，但是在剩余的字中却又保留了原本的字形。例如繁体的“腦、惱、瑙”等，只有前两个被简化为了“脑、恼”而“瑙”却被保留。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这种简化不彻底的情况多有存在。再者，在当前汉字简化的过程中，有一部分简化字的简化过程多有随意，并无理据[11]。简化的具体规则实在难觅，简化字表也并没有做出解释，缺乏规律可言。针对这些汉字简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保留那些较为规范且合乎逻辑的简化规则，并去除那些难以合乎逻辑，只追求“极简”的部分。这样也能够帮助汉字在未来的简化过程中实现汉字的优化。在之后的汉字简化工作中，应加强简化规则的普适性、逻辑性，不能为了简化而简化，也不能完全忽略汉字的表意性、系统性。现在对汉字简化规则进行一定的反思，才能在未来汉字简化发展的过程中提供新思路，不断推动汉字与当代社会相适应。

三、结语

汉字的简化现象是汉字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从汉字诞生之初，汉字的简化过程就与之如影随形，尽管汉字在各朝各代的简化过程中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阻力，但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汉字最终仍会以一种更加简便、更加易学、更加易用的状态实现自身的优化，并深深影响中华文化的发展。为此，从文化传承角度出发，对汉字简化规则进行研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汉字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同时明确简体字的地位，为推动未来汉字的发展做出贡献。